实用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实用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实用主义是从希腊词πραγμα（行动）派生出来的。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现代哲学派别，在20世纪的美国成为一种主流思潮。对法律、政治、教育、社会、宗教和艺术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

实用主义的特点在于，把实证主义功利化，强调“生活”、“行动”和“效果”，它把“经验”和“实在”归结为“行动的效果”，把“知识”归结为“行动的工具”，把“真理”归结为“有用”、“效用”、或“行动的成功”。实用主义的要义体现在皮尔士所表述的这一观点中：认识的任务，不是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而是认识行动的效果，从而为行动提供信念。实用主义哲学家大都反对将心物、主客、思有等二元分立作为哲学的出发点，拒绝对关于世界的基础、本质等传统哲学的问题作出回答，要求抛弃各种声称具有普遍和绝对意义的哲学体系。他们大都把哲学的主要任务归结为制定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把哲学和科学研究的对象限定于人的现实生活和经验所及的范围，也就是由自在世界转向人化（经验）世界。一般说来，实用主义哲学兼容了很多其他哲学派别的观点，它区别于它们的地方主要在于它更强调哲学应立足于现实生活，主张把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做主要手段，把获得效果当做最高目的。行动概念占主导地位。尽管实用主义常被当做市

侩哲学，但皮尔士、杜威等主要实用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主旨并非如此。相反，他们都强调要超越传统意义、特别是利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和人的实践和行动的社会性。

实用主义是在美国土壤上生长的一个哲学流派，它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露头。1871－1874年间在哈佛大学进行活动的“形而上学俱乐部”被认为是美国第一个实用主义组织。俱乐部的主持人是后来被认为是实用主义创始人的皮尔士，参加者有哲学家、心理学家赖特律师霍尔姆斯、历史学家费斯克以及后来成为实用主义最大代表之一的詹姆士等人。他们各在自己专攻的领域表述了实用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通过詹姆士以及美国实用主义另一位代表人物杜威等人的活动，实用主义发展成为在美国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实用主义在美国哲学中一直占有主导地位，甚至被视为美国的半官方哲学。在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用主义也有流传。1920年前后，杜威曾亲自到中国讲学，宣扬其实用主义理论。他的学生胡适等人则进一步把实用主义运用于中国的思想、文化研究的各个方面。

1919年4月30日，杜威应中国五所学术机构的联合邀请，由日本乘船抵达上海，开始了在中国的访问和讲学活动。随后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得杜威十分震惊。在中国期间，杜威不仅应聘在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而且还去各地进行了大量的演讲，演讲

内容也十分广泛，涉及社会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伦理学、美国民主发展以及实验逻辑等等，对当时中国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杜威的学生胡适回国之后亦热衷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应用与探索，1917年，胡适回国之初便发表著名的《归国杂感》，对当时中国脱离实际生活需要的办学模式进行无情地抨击，斥之为“亡国的教育”。他说：“几十年来的教育改良，只注重数量的增加（教育普及——原注），却不曾注意根本上的方法改革。”这里所谓“根本上的方法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求以实用主义的生活教育哲学为指针。胡适不仅推崇杜威的改良主义发展观，而且对其教育哲学的另一理论基础——“经验论”亦颇为关注。杜威反对探讨远离人生的“哲学家问题”——本体论问题，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与人生行为密不可分的“经验”。在他看来，这种“经验”并非已死的过去知识，而是活生生的生活本身，是人与环境的交互行为。同时，哲学又与教育不可分割，“哲学甚至可以解释为教育的一般理论”，“教育乃是使哲学上的分歧具体化并受到检验的实验室。”因此，哲学的根本问题——“经验”事实上也就是教育理论的基石和核心。在治学方法上，胡适也深受杜威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杜威哲学的最大目的，只是怎样能使人类养成那种…创造的智慧‟，使人应付种种环境充分满意。换句话说，杜威的哲学的最大目的是怎样能使人有创造的思想力。”强调这种“创造的思想力”的养成离不开其思维五步法，即：出现疑难情境——确定疑

难问题之所在——提出解决问题之种种假设——比较判定最佳假设方案——实地证验或证明。简单地说就是大胆地假设，然后小心地求证。

中国传统实用实利思想自古就有，但这种思想存在着很大的弊端，杜威胡适带来的实用主义给中国传统思想带来巨大的冲击，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后世的社会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