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意义
论孔子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意义
论孔子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意义
论孔子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意义
摘要:儒家的权变伦理思想在孔子那里并未做出详尽的阐释,但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奠基人,孔子的思想意蕴、处世原则和方式,是对经与权生动鲜活的诠释。本文从个体的人伦道德
层面、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方法论层面对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阐发。
关键词:权变;个体;社会;方法论
孔子的一生处事为人则处处体现”权”。但在《论语》中仅三处提到”权”,如:”子罕”篇”未可与权”;”微子”篇”废中权”;”尧曰”篇”谨权量”。《(论语集注·微子第
十八》)在《论语·子罕》(以下只注篇名)中提出:”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
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思是说,可以同他一道学习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种成就;可以一道同他取得某种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礼而行;可以一道同他
事事依礼而行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权达变。”权者称也,所以别轻重。(“《春秋公
羊传·桓公十一年》)后来被引申为灵活变通,借指在面对具体境遇中的道德冲突时,行为
主体在选择道德行为时的权衡变通。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重礼,推崇仁政,”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孔子的权变思想突出一个”变”字,不是毫无章法、随心所欲地乱变,而是以礼为前提的。我们可以说,权变是实现礼的手段,是具体的措施方法,礼是根本原则,二者相比较,权变则是围绕礼而进行的。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道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灵活性,在表面上看,似乎是违反原则,但实质上正是与
原则性相合。”可以说”权变”是一种度时势,审轻重,而不失其节的为人处世的方式,它
也是一种更高智慧的彰显。
孔子承继了以”周礼”为核心的旧传统,以宗法血缘为切人点,发掘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的根据-仁,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仁”、”礼”结合的仁学思想。在孔子看来,正是
以伦理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性才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据—仁。孔子思想中的”权”的概念,是”仁礼”结合的理想人格实现途径。具体说来,孔子的权变思想主要可从个体对人伦关系的把握来认识。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孝亲是个人实现”仁”的根本。
在孔子看来,”孝”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今之孝者,皆谓能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人区别于动物在于”孝”,而”孝”不仅是”养”,更在于”敬”,”敬”就
要求”礼”的规范。”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
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子路》)孔子看来,孝道和恕道有所冲突或矛盾时,应以孝为上。
父子相包庇隐瞒真情,虽不诚实但符合亲亲原则,这即是”权”的意思。
在君臣关系上,孔子的原则是尊君,”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但孔子反对愚忠,如:”人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他主张君臣关系的处理根据客观条件,权衡利弊做出不同的选择,反对无谓的牺牲。
《(八佾》)孟子曾评价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任而任,孔子也。”《(孟子·万章下》)在孔子看来,君上若不是明君,是不能侍奉的。这都无一例外地反映了孔子在审时度势时的弹性。
朋友关系是儒家人伦关系中较为平等的一种伦理关系。”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主张朋友关系的处理要遵守信用原则,但守信并非不分曲直,而是以”义”为基础。如机械地遵循”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在孔子看来,不过是”硁硁然小人哉”。
(同上)以我们今天看来,能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可孔子为什么还说这样的人是小人之类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只管一味践行自己诺言,并不能够真正懂得明辨非。”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好心的规劝也要适度,否则将会招致反感而自取其辱。这既是一个度的问题,也是一个权的问题,如何把握确定这个度,也必须由权变来解决。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也就是说,在处理各种人伦关系的过程中,孔子杜绝四种毛病:不凭空猜度,不毫无变通,不拘泥固执,不主观武断。孔子把权变作为通向个人品德之最高境界—中庸的必经途径,对于现代人们的个体修养与发展无不令人深省。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维护传统并不把传统凝固化。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根据本国的现实基础对传统进行损益革新,以期通权达变而形成新兴的统一的文化和政治格局。孔子的权变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及一系列的治国方针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例子。例如: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无疑是权变思想在现代的精彩运用。
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人才。在人才任用方面,孔子认为应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即是说,一个人在人性与大的德行方面保持着善,不逾越道德界限,日常生活中小的方面有些问题便没什么大碍。在对人才的功过评价方面,孔子对管仲,曾有过批评,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八佾》)但在管仲是否仁德的问题上,孔子认为应主要
看他辅佐齐桓公建立丰功伟绩的而不是求全责备。孔子为我们提供了合乎逻辑顺乎人性的用人准则与评价标准,其中”权”的运用达到极致。
我国着名学者孙绵涛先生曾提出用人标准是”德重主流,才重一技”,这实质上是孔子的用人标准的现代版。
孔子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相传门徒有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子曰:”有教无类。(“《卫灵公》孔子对弟子没有门第、职业以及地域的区分,人人他都教育。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孟伯武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对于四个人的提问,孔子分别给予不同的回答。在孔子看来,教育对象不同,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方式都要避免遵循一个固定模式,做到因材施教,灵活权变。孔子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对我国现代的教育改革仍不失为最好的典范。
孔子的”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周礼,根据不同的情况而作出相应的变化。”权”实际就是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而矛盾的特殊性又包括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两种情况。因此”权”本身还意味着判断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这一点从前面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可以体现出来。可以说,”权”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现了在两难与多难价值冲突中根据仁义标准来进行价值优先判断,权衡其善恶、福祸、利害、轻重、缓急与得失,从而决定是否行权。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出与实际相符合的原则、方法、策略,而不是用原则来生搬硬套现实生活。由是可知,儒家的经权问题既是一个关注普遍性与针对特殊性的问题,又是一个遵守道德原则性与掌握灵活性的问题。因此,现代的我们只有解放思想,在与时俱进中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与原则,才能在求变、创新中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健康和谐的发展。
参考文献: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