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官改”
——王东京“经济政治学”思想简介
伍宜人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经济与政治从来都是一对双胞胎。一个是经济基础，一个是上层建筑，彼此千丝万缕，血脉相通。一个不关心经济学的政治家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一个不关心政治学的经济学家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王东京也是如此，他是近年来活跃于理论界的一位经济学家，长期从事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但是他从来不孤立地从经济学来看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对我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大多数人都是从政治道德的角度来论述，而王东京教授则把经济学的原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王教授本人并没有把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叫做“经济政治学”，这个名称完全是我个人杜撰的，不知道王教授同不同意我的看法。
王教授的“经济政治学”涉及的面很广，这里只给大家重点介绍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官改”。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改革与前苏联的改革是不同的。我们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是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改革。这种改革有一个好处，就是造成的社会震荡比较小。但是它也有一个缺陷，就是改革进程相对比较慢一些。而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步一步深入，政治体制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就越来越突出。回望我国改革的历程，我们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大一统的国有经济转向多种所有制并存；从单一的按劳分配转向按生产要素分配；从闭关锁国转向对外开放。以上诸多变化，都是体制的变化，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叫“制度变迁”。谈中国的体制变迁，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政治体制，一个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是一个大题目，内容十分繁杂，它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国体的问题、政体的问题、党派的问题、民主的问题、干部制度问题、选举的问题等等。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已迫在眉睫，政治体制中所固有的弊端已经开始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比如“跑官要官”的问题、“数字出官”和“官出数字”的问题；又比如“班子不和”的问题、“论资排辈”的问题、“贪
污腐败”的问题等等，这些已经严重障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许多专家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方案。但大多数都只是就政治问题谈政治问题。那么，为什么“跑官要官”屡禁不止？为什么会出现“数字出官”和“官出数字”的现象？为什么“班子不和”久治不愈？为什么“贪污腐败”愈反愈烈？王东京教授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确实给我们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已是学派林立，复杂纷繁。对非专业人士来说，确有老虎吃天，无处下口的感觉。但这绝不是说，经济学是屠龙术。如果我们善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它最本原的东西梳理出来，你就会发现，基本的、管用的理论其实并不多。现代经济学里，真正基本的、管用的理论，就是三个假定、三个原理、三个方法。三个假定是：经济人假定、资源稀缺假定和保护个人财产假定；与此大致对应的是三个原理：利润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等价交换原理。这六条，简单得令人吃惊，但却是经济学智慧的结晶，用个时髦的词语，是精髓。一般人和经济学大师的差别，说到底就在于会不会使用这些假定和原理？熟练程度如何？推断功力怎样？经济生活千变万化，而经济理论万变不离其宗。
为什么说这三个假定和三个原理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呢？因为200多年来，它反复经过实践检验，颠扑不破。比如经济人假定，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说人是自私的。为什么要这样假定呢？因为事实便是如此。人如果不自私，就不会有劳动的积极性，政府也无法通过政策调节经济。举个例子，前几年我们银行接连降息，目的是为了减少居民存款，扩大内需，但如果中国的老百姓都不自私，任你银行利率怎么降，人们也会无动于衷；国债利率如何高，大家也不稀罕，那么政府刺激消费与投资，不就落空了吗？事实上，我们这几年降息对扩大内需，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效果，这正好说明，人是理性自私的。再说，我们为什么要提倡无私奉献？因为人们客观上都是自私的，能做到无私不容易，所以对能做到无私的先进人物，理所当然要予以鼓励。但鼓励是一回事，客观存在又是一回事，假如我们把要鼓励的东西当作已经存在的东西，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最典型的就是把政府官员都当作无私奉献的圣人，所以长期
实行低工资制度。结果如何呢？一是政府效率低；二是腐败屡禁不止。各国经验表明，高薪未必一定养廉，但低薪肯定导致腐败。
关于资源稀缺假定和保护个人产权的假定，这个争议不大。市场经济所以强调要合理配置资源，就是因为资源稀缺，资源如果不稀缺，能敞开供应，需要多少有多少，那还要我们研究资源配置做什么？至少现在可以肯定地说，目前地球上的每一种资源都是有限的，科技再发达，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保护个人产权的假定，主要是基于效率的原因。假如我所有的财产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你可以随便拿，那我也不是傻瓜，也不会努力工作，更不会积累财富，需要时到别人家里去拿好了。可是大家都这么想，谁会积攒财富呢？那社会怎么进步？经济怎么发展？所以保护个人财产，实在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须的。
有了上面的三个假定，再作进一步的推理，就有了三个原理：第一个原理，利益最大化原理。既然人是自私的，必然就会谋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中国老百姓有一句俗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别看这只是一句俗话，却是千百年来人们对自身经济行为的深刻总结，揭示的是一个浅白而又深刻的经济学道理。资本主义生产为什么会过剩？马克思的解释是，资本家有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倾向，故而生产有扩大化的趋势；而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日益缩小，所以产品就会卖不出去。我们现在为什么也出现了生产过剩？因为市场经济下我们的企业也是经济人，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生产规模也要不断扩大，人们的收入跟不上这种增长，所以就形成了今天的买方市场。
第二个原理即供求原理，这是由经济人假定和资源稀缺假定导出的，既然资源有限，人们又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就出现了供求问题。当某种资源一定时，需求越大，价格就越高，反之，供给大于需求，价格就会下降。这其实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价值规律。
第三个原理，等价交换原理。自从产生了社会分工，人们就难以自给自足了。我生产粮食，你生产布匹。可我需要穿衣服，你也需要吃粮食。粮食和布匹的产权又受到法律的保护，就是说我不能去你们家随便拿布匹，你也不能上我们家随便取粮食，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交换。并且这种交换还必须是等价的，交换双方都要感到合算才行。否则，有一方觉得吃亏，交易就达不成。所以，是社会分工和
个人产权的保护导致了等价交换。
运用上述假定和原理分析经济问题，还需要三个方法：即成本收益分析法、均衡分析法和帕累托标准。前两个方法，大家都很熟悉，而帕累托标准需要略作解释。1897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在研究资源配置时，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标准，人们简称为帕累托标准。意思是说：在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的状态变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状态变坏。否则，就是帕累托改进，而不是帕累托标准。举个例子，现在有20个人要过河，但只有一只小船且只能载19人，假如我们已经让19人上了船，船已满载，此时，我们就称之为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因为如果再多让一人上船，就会因为超载而给另外19人带来危险，损害别人的福利。反之，如果本可以载19人的船，我们只让上18人，也不符合帕累托标准，因为还可以增加一个人的福利，而不会损害到他人。
上面这三个方法，是作经济分析最常规的方法。现代经济学的体系，其实就是根据三个假定，三个原理，三个方法构造起来的。比如，从经济人假定出发，根据利益最大化原理，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就形成了厂商（生产规模）理论；从资源有限的假定出发，根据供求原理，运用均衡分析方法，就形成了市场价格理论；从保护个人财产权出发，根据等价交换原理，运用帕累托标准，就形成了按要素分配理论。这些假定、原理、方法，不仅适应宏观经济分析，而且适应微观经济分析。宏观经济不过是微观经济的放大，它也得服从基本的经济规律。现在经济学界，尽管流派纷呈，学说五花八门，其实只是经济学家在运用这些假定、原理、方法时，加进了一些新的约束条件，或者是作逻辑推理时，各人的功力不一样，而基本的理论却万变不离其宗。
这讲的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基本方法。我们下面再来看王东京教授是怎样运用这些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来解释我们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一些现象的。
一是对“跑官要官”现象的解释
王教授的观点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学不反对跑官。
国人崇尚做官，素有传统。新中国成立后，中央虽反复强调：干
部是人民的公仆，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可人们还是要削尖脑袋进机关、当干部。即使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择业观念已有大变，可是在很多地方，从政仍然是许多人的首选。常言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可人们为何对做官情有独钟，一定要往“官道”上挤呢？
从经济学角度看就不难理解。人们乐于在政界摸爬滚打，主要受三样东西驱使：赢得尊重、获得收入和权力。其中，权力最为关键。有了它，不仅前两样东西唾手可得，不费吹灰之力，有时权力甚至有通天的本事，能呼风唤雨，点石成金，所以古往今来，无数英雄拜倒在权力的魔杖之下。站在经济学的角度看，掌握权力就意味着控制了公共资源。对封建帝王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都是他的，所以皇权至高无上。封疆大吏到七品县令，官印在手，管天管地管空气，说一不二，因此，百姓称他们为“父母官”。当然，共产党的干部绝不是封建官吏，但人民给予的权力，同样是对公共资源的控制。计划经济时期，官员大笔一挥，可调拨物资，分配指标，下达任务，可谓字字千金。时至今日，越是市场经济欠发达、国有经济比重高的地方，人们的从政热情越高。在这些地方，机构精简难，公务员考试火，千军万马挤官道，大多是冲着官员手中的权力来的。
要想当官，就得“跑官”。从经济学上讲，市场有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比如到商场购物，你一定会先弄清楚该物品的有关信息后，才肯付账。官场也是如此。握有选票的人，假如不了解你，或者根本就不认识你，你不跑，不向他们传递你的信息，他们如何选你做官呢？所以，跑官本身并没有错。无论哪朝哪代，中国外国，做官都是需要“跑”的。不过体制不同，跑官的路径也就有所不同。有的往上跑，有的则往下跑。时下人们口诛笔伐的，就是那种只往上跑，不往下跑的跑官现象。
王东京教授认为，跑官是往上跑还是往下跑，就看官帽子握在谁的手里。如果是上级任命下级，一言九鼎，老百姓人微言轻，说了不算，那么当官的人若往下跑，岂不是冒傻气。“官位”本来就是稀缺资源，求者若鹜，如此供应不足，你不往上跑，不进入上级领导的视野，领导又没有长千里眼，哪知你是何方神圣？一旦调兵遣将起来，
自然就没你的事。经济学家说，制度高于一切。李瑞环同志也曾经讲过：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向上跑官，之所以屡禁不止，肯定是现行的选官制度有毛病。设想一下，倘若某人能不能升官，不是由上面一锤定音，而主要是靠老百姓投票，规矩一变，你说他会往哪儿跑？多年来，我们总是埋怨某些官员宗旨观念不强，理想信念出了总问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了偏差，这其实是一个天大的冤枉，说到底是由于这种至上而下的选官体制造成的。
如果对这种“往上跑”的现象作进一步的经济学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另一个奥秘。经济学分析，一个常规的方法就是成本收益分析。向上跑官所以在中国盛行，千古不易，还因其符合收益最大化原则。因为跑官投入少，产出多，经济上很划算。以县级为例，干部提拔一般要过三关：组织部、书记办公会、常委会。起关键作用的主要是县委书记、分管党群的副书记、组织部长。如果把常委会成员、列席的人大主任、政协主席算在里面，总共不过10多人。只要盯住这几个人，经常跑一跑，如果有半数以上被“摆平”，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这事就算大功告成了。而一旦官位到手，日后自然会有人往他那儿跑。屈指一算，跑官的诸多投资成本，与提升后的无期收益相比，只怕是九牛一毛，当事人即使不懂经济学，也能算得过这笔账的。
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做官也得跑。小布什当年竞选总统时，还不是跑断了腿。不过人家市场经济搞了几百年，跑官的路径与我们大不一样。按公共选择理论的说法，官场也是一种市场。政府就好比垄断经营的企业，官员好比经理，组织政府运行，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公民类似消费者，用“投票”选择政府的“经理”，并由此决定自己将来享受什么样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如此一来，西方人跑官，得按市场规则办事。那么，市场是如何配置“官位”的呢？市场经济学崇拜的是自由竞争，对稀缺资源，谁出价高，谁就有权使用。这里的出价，当然不是让你掏腰包，而是要看你为民造福的本领，这有点象工程招标，要看你的资质，看你的韬略，看你过去的政绩。可是老百姓对我素昧平生，怎知道你有多大能耐？于是，从政者要四处游说，要搞竞
选演说。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跑官，与计划经济体制正好相反，不是往上跑，而是往下跑，要争取让公众多投票。
西方社会的选举制度，自有它的毛病，我们不必照搬。但公众多数人选人与少数人选人两种选官方式，我们一眼就可以分出优劣。解决往上跑官的问题，就是要改变我们当前的这种选官规则，让多数人选官，由老百姓选官，那么，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宗旨观念不强的问题等等就不难解决了。唯有如此，我们的干部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护。
二是对“数字出官”与“官出数字”现象的解释。
“数字出官”与“官出数字”也是当前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中央曾经三令五申要对统计数据进行打假，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是收效甚微。王东京教授从经济学的角度，却把其中的奥秘给我们点了出来。他认为，我们现行的干部任用体制是一种典型的金字塔结构。握有干部升迁大权的人处在金字塔的上层，干部要想进步，必须取悦上级，惟上是从。上面任用干部当然要看政绩。政绩怎么看？其实数字最有说服力。如果有人搞出一套考评标准，大而化之，笼统抽象而不能量化，让人不仅看不出纵向的变化，也难作横向比较，这样的考评标准，即使有也等于无。因此，考察干部听汇报、看数字，在现行体制下，有一定的合理性，它至少是一种成本较低的制度安排。
基层干部工作在下面，上面的大领导不能天天跟着，对真实的数字信息了解不充分，于是，这就使基层干部总是处在有利的一方，虚报数字，易如反掌。同时，数字报得高，对上面的领导也有好处，两相权衡，上级领导也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放一马是一马。所以，就“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
所以，王东京教授认为，如果不对现行的干部考核办法进行彻底改革，“数字出官”与“官出数字”的游戏还会一直做下去的。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就不能看数字了呢？王东京认为当然不是。只要数字没有水分，真正反映政绩，出官就无可非议。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数字由谁来出？如果由官来出，官员为了升迁，很难保证他不掺水分。如果改由民出数字，这样出来的数字就比较真实了。
让老百姓出数字，说白了就是要用“民意”测度政绩。并且政绩
的测度，既要看届中的表现，又要听一听“卸任回声”，如对任内的干部，定期进行民意测验，对新任的干部，到原来的单位“追评”一下，这些做法，都可以一试。也许有人会担心，那些工作泼辣，敢于得罪人的好干部，会不会因此吃亏呢？王东京认为，不会。他说，做好事得罪坏人，做坏事得罪好人，不做事的什么人也不得罪。经济学并不回避这种民主失灵的问题。但只要仔细分析，得罪坏人其实无关大雅，因为坏人毕竟是少数；再有，假如让选民明白，选举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又怎么会选那些无所作为的庸人呢？
三是对贪污腐败现象的解释。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干部队伍就象大浪淘沙，有的干部挺立潮头，引领风骚；有的则经不起考验，腐化堕落。对于后者，我们一般都是从其思想上去找原因。但做经济学分析，则更应该从体制上去找原因。王东京认为，存在决定意志，思想的根源，归根到底还是在体制。
俗话说，制度好，坏人变好人；制度不好，好人变坏人。那么，如何才能有一个好制度呢？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说，制度的设计关键在于假定。从“好人”的假定出发，必定设计出坏的制度，导出坏的结果；从“坏人”的假定出发，则能设计出好制度，得到好的结果。所以，经济学里必须把人假定为“经济人”，把人都看作是自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假定，经济学就无从建立，经济政策也一无用处。在这方面，西方人是比较务实的，他们认为，官员也是自私的，小到科员，大到部长，都想吃饱穿暖，都有七情六欲，都希望能在不损害别人的前提下，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所以他们在设计激励机制时，会充分考虑物质利益的作用。比如对政府，实行高薪养廉；对企业，实行年薪制等。可我们的体制却是假定官员们都是大公无私的，毫不利己的公仆，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所以长期以来，我们搞的就是低工资，大锅饭这一套。对干部的激励也是重精神，轻物质。王东京认为，物质激励不到位，是目前官员经济犯罪的重要体制性原因。
王东京认为，一个人做不做官，自私的本性都不会改变。即使当上部长，也是如此。如果他的合理需求得不到满足，便极有可能以权谋私。从总体上看，古今中外，政府官员都是社会的精英，按照马克
思的劳动价值论，他们付出的劳动等于自乘的或是倍加的简单劳动。忽视物质激励，不仅不能使他们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反而会诱使乃至逼迫他们犯经济错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官员铁面无私，他处理腐败分子曾经用过“剥皮实草”之刑，但腐败却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官员的俸禄不足以养家糊口，难以支撑用度，官员大权在握，却处境贫寒，怎能不催生腐败？近几年来，干部中出现的“59现象”，也值得我们反省，“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其中折射出的是激励机制的缺失。从这一点来看，对精兵简政和高薪养廉问题，应该合二为一，认真作些研究。
西方政治学里也有一个很有名的假定：政治家无赖假定。即是说官员若无监督，必定变成无赖。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所以西方国家搞的是“三权分立”，哪怕是官至总统，也要照样受监督。西方的“三权分立”我们没有必要照搬，但对权力制衡这一套我们还是应该好好学学的。
这些年，我们对官员的监督，确实做了不少事，抓了不少人，也判了不少刑。但是如果对现行的监督体制作一考察，就会发现我们的体制有不少的硬伤：一是错位。一是缺位。由于我们把官员认定为是好人，并把职务和觉悟划等号，以为职务越高觉悟就越高，就越正确。所以我们的监督体制是自上而下的，上级监督下级，干部监督群众。群众什么权力也没有，却是被监督的对象；而那些权力大的相反却少有监督，这就是监督的错位。事实上，大官之中，贪污腐败的不乏其人，胡长清官位不可谓不高，可他腐败起来，比一般人还要厉害。目前，我们的各级一把手至今仍处在监督的真空和断层，公检法都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之下，怎么监督？对一把手的监督我们是缺位的。
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改变对“官员无私”的假定，实行高激励、严约束。前几年，朱总理就提出过要看住国企的班子，有人对此议论纷纷，说朱总理不信任国企的干部。其实监督制度的设计是必须从“坏人”的假定出发的。如果我们把干部都当成好人，那还需要监督机制做什么？改变了对官员的假定，接下来监督机制就得跟着变。要变上级监督下级为下级监督上级；变领导监督群众为群众监督领导；变少数监督多数人为多数监督少数人。这样一来，老百姓有了
监督权，腰杆子也就硬了，说话有人听了，我们的干部才能真正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反腐倡廉才能有健全的制度保障。
（作者单位：夷陵区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