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华民国史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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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华民国史研究综述
殷昭鲁*①
2015年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从宏观上来看,井喷与平流错落相间,新
史料与新视野互为奥援,呈现出一体推进、两翼雄展的局面。本年度适逢
抗战胜利70周年和《新青年》创刊100周年两大历史节点,这为抗战史
和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契机,新资料的不断发掘,新视角不断涌现,
研究的精细化程度更为提高;社会史的研究蓬勃发展势头依然,社会生活
的细致入微处也为研究者所关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战时中日、中美关系
仍旧成为关注焦点,成果丰富并且也有所创新;此外,经济史、教育史等
领域的研究视野也不断拓展。
一政治史研究
民国政治史一直是民国史研究关注的重点。随着民国政治人物的日记
与档案资料的开放,以及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民国政治史的研究更
为细致、立体,新意频出。
(一)政府管理与地方关系
在政府管理方面,徐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与立法院在不
同阶段的关系进行了梳理,认为在二者的博弈中,对立法权的运作及整个
国民党政权都产生了重要影响。①
房列曙考察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公务员的聘用、派用与内外调任制
①①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徐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与立法院关系的变迁》,《安徽史学》2015年第4期。度,指出,这些举措主要是为了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但是由于公务员任
用制度本身存在缺点,在执行的过程中“事前审查”变成“事后追认”,
以及专制制度的危害,孙中山关于考试权独立的理想没有完全实现。①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刘文楠梳理了从1931年阎锡山在中原大战败
后避居大连到1934年秋蒋介石走访晋绥这段时间中,蒋介石与阎锡山、徐
永昌的互动博弈关系,并将其置于当时“攘外安内”的大背景下,分析了
中央与地方如何从各自利益和诉求出发,寻求一种理想的中央—地方关
系。②政治区域化是民国政局的一个重要内容,西南军阀即是政治区域化
的产物。段金生从民初、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等几
个时期探讨了西南军阀地域范围的流变情形。③
(二)政治实态
在政治实态研究方面,严泉研究了靳云鹏与皖系北京政府时期的院会
关系,认为靳云鹏和安福系之间的院会之争,因“军绅政权”的制约,无
法长期停留在宪政轨道上解决,最后还是演变为直皖战争。④杨天宏通过
对民初国会存废之争的考察,认为“由于政治家面临‘法统’与‘革命’
的两难选择,结果在未明确否定国会制度的前提下取消了现存国会。随之
各界提出了体现直接民主的‘国民会议’主张”。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之初的政制设计与实践证明,直接民主在实际运作中难免因‘僭代’而发
生畸变,结果走向民主政治的反面”。⑤桑兵研究了辛亥南北议和与国民会
议问题,该文主要对涉及各方的立场责任进行了详细的梳理。⑥而汪朝光
则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从酝酿、召开到讨论、决策的过程进行了
探讨。⑦
对于杨度、汪精卫等人成立的国事共济会,学界一直认为其不得人
心,因而短命,但对其组织、人员都语焉不详。桑兵通过对新旧各类相关
资料仔细梳理比勘,对国事共济会成员的身份以及该会与辛亥政局鼎革的5322015年中华民国史研究综述
①②
③④⑤⑥⑦房列曙:《抗战时期中国公务员任用制度》,《安徽史学》2015年第6期。刘文楠:《寻找理想的中央—地方关系———蒋介石与晋绥地方实力派的博弈(1931~1334)》,《史林》2015年第5期。段金生:《试论西南军阀地域范围流变(1916~1927)》,《史林》2015年第4期。严泉:《靳云鹏与皖系北京政府时期的院会关系》,《史林》2015年第5期。杨天宏:《民初国会存废之争与民国政治走向》,《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桑兵:《辛亥南北议和与国民会议》,《史学月刊》2015年第4期。汪朝光:《抗战与建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3期。复杂关系进行了考证,并探究了国民会议发生演化的脉络及其对近代中国
政制建构的长远作用。他进而得出结论:“国事共济会虽然为时短暂,所
提出的国体政体主题,却牵动南北各方的敏感神经。而其主张的以国民会
议(大会)公决形式解决重大国事纷争,不仅成为南北和谈纠结不已的一
大关键,而且对民初以来中国政制架构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①
(三)政治人物
近年来随着蒋介石日记、档案文献的公布,蒋介石研究也是成果频
出。在分析蒋介石外交战略方面,尤淑君对蒋介石放弃外蒙古的战略考
虑、决策经过及自我辩解以及随之衍生的外交冲突等方面进行了考察。②
陈伟分析了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学生请愿中的应对情形,认为由于蒋
介石对青年运动的认识与应对存在制约与偏差,使南京政府对青年学生运
动陷于失控状态,同时这也使得蒋介石充分认识到处理民运问题的复杂
性,从而逐步转变了其应对类似事件的思路和方法。③段智峰则对1936年
蒋介石与胡汉民之间的政治博弈问题进行了探讨。④
宋子文档案文献的公开也为研究其个人及与其他政治人物的关系提供
了契机。通过对哈佛大学所藏宋子文档案、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档
案及斯坦福大学所藏蒋介石日记等一手档案的分析考订,吴景平探讨了国
民革命时期宋子文与孙中山、蒋介石的关系。其研究表明,从20世纪20
年代初供职于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起,宋子文就得到孙中山的信任和重
用,他也完全服膺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孙中山去世后,宋子文一度与蒋介
石有过合作,但随着国民革命的深入,特别是北伐的迅速进展,国民党各
派之间、党权与军权之间、集体与个人之间等各种矛盾逐渐凸显,并与国
共关系的演变相交织,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的分歧冲突公开化,并在宁汉
对峙之际分道扬镳。⑤在另一篇论文中,他又考察了战时蒋宋之间的关系,
指出蒋介石经常起用宋子文承担重要财政军需任务,由于体制和人事的原
因,却未给予宋子文任何实际职衔,这些也导致了战时国民政府财经决策632民国研究(2016年秋季号总第30辑)
①②③
④
⑤桑兵:《辛亥国事共济会与国民会议》,《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尤淑君:《蒋介石与1945~1952年的外蒙古独立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陈伟:《尝试与困境: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请愿中的应对》,《民国档案》2015年第1期。段智峰:《国民党团结再造的困境与限界:1936年蒋介石与胡汉民的博弈》,《民国档案》2015年第2期。吴景平:《国民革命时期宋子文与孙中山、蒋介石关系之比较研究》,《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和高层人际关系的复杂性。①另外,李吉奎则通过对民国中央银行成立的
过程,央行设立之初究竟有无保证金,为何任命宋子文为行长,宋子文长
央行后最初的班底如何等几个方面考察了宋子文与民国中央银行的关系。②
在孙中山研究方面,彦德如对孙中山革命受挫原因的反省进行了分
析;王鹏辉对孙中山的边疆革命和国家建国方略进行了探讨;王建伟则研
究了建党初期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彼此观察和认知。③胡波对孙中
山、廖仲恺的财政思想与实践的异同进行了探究。④
在其他政治人物的研究方面,任天豪考察了巴黎和会时期胡惟德的外
交活动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问题。⑤沈成飞通过对吴稚晖在李济深被拘
汤山这一事件的角色分析,指出吴稚晖在此事件的活动透视出“近代中国
政局之波谲云诡,以及中国传统政治现代转型的困境与多歧”。⑥在汪精卫
亲日、反苏问题上,李志毓从汪精卫思想演变的脉络,国际、国内环境等
因素分析了其对抗战从悲观失望发展为公开主和的心路历程。⑦刘大禹以1940~1944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改组为研究个案,透视出抗战
时期国民党省市党部建设受到了派系冲突的严重制约,人事难以保持稳
定。⑧孙宅巍从指挥战事、主持省政及与蒋关系3个方面,论述了陈诚在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主要活动及其贡献。⑨
(四)政治文化
随着近年来新文化史引入政治史研究,它不仅弥补了传统政治史研究
方法上的不足,而且也为政治史研究拓宽了视野。
在民众动员方面,宫炳成分析了国民党改组前后对民众动员的不同政
策,从执政前激进的政治动员到执政后的控制监督,此种变化改变了国民7322015年中华民国史研究综述
①②③
④⑤
⑥⑦⑧
⑨吴景平:《抗战初期蒋介石与宋子文关系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3期。李吉奎:《宋子文与中央银行的设立》,《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彦德如《孙中山对革命建国受挫原因之反省》、王鹏辉《孙中山的边疆革命与国家建设方略辨析》、王建伟《建党初期中共与孙中山的彼此观察与认知》,《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2期。胡波:《孙中山廖仲恺的财政思想与实践》,《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任天豪:《巴黎和会(1919)中的胡惟德与中国外交———两种既有权力位阶的体现者》,《民国档案》2015年第2期。沈成飞:《吴稚晖在李济深被囚汤山案中的角色》,《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李志毓:《汪精卫对日求和的政治环境及其思想脉络》,《安徽史学》2015年第3期。刘大禹:《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改组(1940~1944)》,《民国档案》2015年第2期。孙宅巍:《论抗日战争时期的陈诚》,《民国档案》2015年第4期。党改组初期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现代动员型政党的性质,也导致了国民党
专制体制下“民众疏离”和“民心流失”结果的出现。①
在国家纪念日和政治节日的研究方面,郭辉对国家纪念日对抗战时期
“革命”话语的建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正是通过抗战时期国家纪
念日构建出革命话语,强化抗日战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凸显出革命理
念和话语本身的延续性。②周游则考察了抗战时期政治节日与民众动员的
关系。③
二经济史研究
2015年民国经济史研究热度不减,金融财政、三农问题、企业制度、
对外经济等方面都有不少成果问世。
(一)金融财政
金融财政研究一直以来是民国经济史研究关注的焦点与热点。抗战时
期国民政府的金融货币情况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学者的
关注。1942年前后,国统区金融面临着新困境。国民政府出台了四行专业
化决策,以统一发钞权为关键举措,明确各国有银行的专业范围,提升中
央银行的地位和职权,意图应对金融困境。尤云弟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他指出:“四行专业化在金融制度建设层面上的调整是成功的,然而囿于
战局发展、金融领域的人事沟通不畅、监督制度不足和5亿美援错失良机
等,解决困境的实际成效不如预期。”④省地方银行肩负着本地区金融的调
度和融通,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鼓励支持下,省地方银行得到空前发
展。刘志英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省地方银行的监管为研究对象,探讨具
体的监管举措和影响。她认为,国民政府此一举措,“既有利于促进经济
发展、社会秩序稳定,也增强了国民政府对金融的控制,并最终确立对银
行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垄断”。⑤此外,朱荫贵对1939~1944年间国统区832民国研究(2016年秋季号总第30辑)
①②③
④
⑤宫炳成:《动员与控制:国民党执政前后民众政策的转型》,《民国档案》2015年第4期。郭辉:《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革命”话语之建构》,《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周游:《政治节日与民众动员: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国庆纪念日为中心》,《民国档案》2015年第2期。尤云弟:《战时金融的困境与应对:1942年“四行专业化”述论》,《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刘志英:《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省地方银行的监管》,《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