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主义和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二
这样做是错误的，同时又是正常的。为什么说它是正常的呢?欲回答此问题，我们必须对命令说作更详尽的分析。“法律是命令”的著名理论是更为宏大且更有雄心的宣言的一部分。奥斯丁认为，“命令观念”是“法律和道德科学的关键”27。当今人们用“强制性”及“规定性”的措辞去阐明道德判断的努力，正是对该雄心勃勃的主张的回应。但是，命令理论，作为说明法律本质的一种努力，在法律解释的过程中不够简明而且很不充分，更不要说对道德本质的说明了。如果将法律看作命令，将会有很多现象被歪曲，即使我们面对的是最简单的法律体系。然而，功利主义者认为，如果用“习惯服从说”去补充命令说，我们便能够掌握法律体系的实质。这里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即什么是命令?命令只是一个人强制或禁止他人做某种行为的愿望的表达，与该愿望表达所伴随的是威胁，即不服从者将受到惩罚。命令只有在符合下面两个条件下才是法律：其一，它们必须是一般的;其二，命令必须出自某个人或某集团，——他/她们接受社会上大多数人之习惯服从，自己却不服从他人。(正如边沁和奥斯丁所说)这些个人或集团存在于任何政治社会之中(不论其政治体系如何不同)，它们即主权者。因而，法律是任何社会中命令者的命令，是完全处于法律之外的主权者不受法律限制的意志的创制。
对法律体系的这种描述显然没什么意义。人们也可看出：其缺陷在于，它忽略了法律和道德之间的某些实质的联系。如果你完全准确理解了命令、制裁和主权之简单的三部曲所隐含的意义，便会发现，它们描述的很像是一个强盗情境。强盗说：“把钱交出来，否则，老子杀了你。”唯一的差别是，在法律体系中，“强盗”的对象是大量的习惯于被勒索和服从的民众。当然，很明显，法律并不是强盗的命令，法律秩序也不可能简单地认为是强迫。
尽管成文法律和单个命令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法律命令说忽略了法律作为法律所具备的一些重要特征。例如，它将一个工作成员经常变动的民选立法机关看成是被习惯服从的一群人，这是错误的。这个想法只适用于长命君主以致“服从习惯”能够养成的情形。退一步讲，即使我们承认此想法成立，但是，如果立法者不遵守公认的立法程序的基本规则，他们所制定的仍不能叫做法律。即使在某拥有单一宪法的体制下，比如英国，道理也是一样。公认的基本规则规定了什么是立法机关必须做的，它们既不是被习惯服从的命令，也不可看成是对他人服从的习惯。它们是法律体系的根基。对于一个社会团体或官员而言，
接受这些规则意味着什么呢?功利主义完全忽略了对此问题的分析。然而，正是此问题本身以及对它的回答而不是奥斯丁所声称的命令，才是法理科学的关键，或者说，至少是关键之一。
再者，在民主制下，奥斯丁将立法者背后的选民看作是主权者(在英国，他们是主权的一部分)。他认为，在美国，州及联邦立法机关的选民是主权者，他们的命令经由立法机关中的“代理人”宣布，构成了法律。然而，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在法律之外存在被人民习惯服从的主权者的整套观念必须抛弃：因为如果这样，便是人民服从人民，即自己服从自己。很明显，如果将大众对在法律之外的某些人的习惯服从作为分析的根据，那么，人们不顾操纵立法的如走马灯般变换的具体个人而只是普遍地接受立法程序本身的权威的这种事实必将受到歪曲。这种说法与一更为简单的现象类似，即，社会普遍地接受了进教堂要脱帽的规则，但是，如果说这是大众对某具体个人的习惯服从，无疑是对这种现象的歪曲。
另外一些批评者隐约觉察到了命令理论更深刻更重要的缺陷，但是，由于他们将它归咎于功利主义者没能坚持法律与道德间存在重要联系，从而使得自己的批评软弱无力。该缺陷是，在“命令理论”者看来，人们在法律之下的生活被描绘成命令者与服从者、上级与下级、高层与低层间的一种简单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垂直的，它存在于高于法律的立法者、命令者和接受命令、遵守法律的服从者之间。这里人们对事实上极为不同的法律规则的区分视而不见，或者认为它们仅仅是偶然的或次要的。一些法律要求人们以某种方式去行为或禁止某人行为而不考虑人们愿意与否。刑法中包含了大量的规则：它们只能是要么“遵守”，要么“违反”，
除此之外，再无第三种选择。但是，社会上其他法律规则却表现为完全不同的形式，具有完全不同的功能。它们为个人提供某种程度的便利，从而便利人们能够在法律的强制结构内为自己的行为创制“某权利义务”关系(structure)。人们依据这些规则定立合同、遗嘱和信托，与他人形成法律关系。与刑法不同，这些规则不是用来阻止人们“反社会”(antisocial)的愿望及选择的。相反，它们为愿望及选择的实现提供便利，它们不是象命令那样，说：“无论你愿意与否，你都必须这样做”，而是说：“如果你想做，你可以这样做”。依照这些规则，我们行使权力，提出请求，主张权利，这些词汇体现了授予权利和权力的法律的重要特点。可以这样讲：它们是由个人以某种不同于刑法的方式予以运用的法律。有许多天才的学者曾努力将第二种法律化约为第一种法律的复杂变体(variant)。有人极力主张，授予权力和权利的法律，实际上只是负有最终法律义务之人所作出的制裁的条件性规定。这颇类似于凯尔森所做的大量的工作28。
然而，这是种极为教条的做法，为了维护“制裁之条件带表了法律的本质”的理论(比如奥斯丁的理论)，它压制了法律体系的其它方面。法律与棒球(游戏)规则不同。人们可以认为，棒球规则“事实上”只是得分手复杂的条件性指引，它表明了规则真正的或“根本的”性质。
英国的一位背弃奥斯丁法学传统的法学家萨尔蒙(Salmond)批评说，命令说的分析无视法学中的权利观念29。但是，他混淆了问题的关键。他第一次认为，如果法律只是命令，“依法律授权的或产生的权利和权力”这种常见的说法便无法得到解释。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是，接着他却得出错误的结论，认为法律体系的规则必然与道德规则和正义原则相联系，只有如此，法律权利的现象才能够得到解释。他认为，我们必须承认纯粹“语词的巧合”与法律和道德的权利概念是有关联的。与此相同，功利主义在欧洲大陆的批评者对主观权利观念的复杂性总很敏感，认为命令说无视它的存在。哈日斯通(Hagerstrom)认为，如果法律仅仅是命令，个人权利的观念无法得到真正的解释，因为命令是某种要么遵守要么违反的东西，它们并不授予权利30。但是，他也总结道，分析授予权利的复杂的法律结构的必定涉及到道德或他所谓的“常识(commonsense)”和正义观念31。
然而，这些争论确实混淆了问题。授予权利的规则虽然区别于命令，但也不必然就是道德规则或符合道德规则。毕竟，权利同样存在于如仪式、游戏等诸多与正义或“应该是之法”等毫不相关的规则所控制的领域。授予权利的规则未必是善的或是正义的，奴隶主对奴隶的权利便是最好的说明。它们的善与恶(如奥斯丁所说)取决于权利在社会中怎样进行分配、分配给谁和它们具有什么内容。这些批评确实揭示出简单的命令说和习惯说在对法律进行分析时暴露的缺陷。很明显社会对权威规则或标准的接受(即使是出于恐惧、迷信或基于惯性)不可以笼统地归结为这两个简单的术语，这里有许多问题值得分析。但是，这丝毫不能说明功利主义者区分法律“存在”与法律“价值”(merits)的做法是错误的。
三
现在我来分析美国学者对“实际是之法”与“应该是之法”之区分所提出的独特批评。在美国，对司法程序的批判研究从整体上支配并有力地促进了法理学的发展。对“实际是之法”与“应该是之法”之区分的批评正产生于此批判研究的过程之中。这些批评者中，最富有怀疑精神的人(即笼统称为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极为天真地用自然科学的概念结构去分析法律的特征以及受规则指引的人类行为(这类行为至少部分地属于现存法律体系调整)。不过，它让人们看清了法院事实上是怎样裁决案件的，而且它
在个案的裁决的具体事实和将此事实描述成纯粹逻辑过程的传统术语间所做的区分也常具有启发意义;尽管其有点夸张，但是，它让我们明确意识到了人类语言和思维的一个基本特征，为我们提供了不仅对理解法律而且对理解法律学之外的哲学都至关重要的基本思路。我可以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学派的识见。有一个法律规则禁止将车辆开进公园。很显然，它禁止机动车辆，但是，它禁止自行车、带轮溜冰鞋和玩具汽车吗?还有，如果是飞机，又该怎么办呢?依据规则的目的，这些可不可以被称作“车辆”?如果纯粹是彼此间的交流，或者我们是在表达某种类型的行为应受规则约束的意图(就象在法律最基本的形式中一样)，那么，针对我们通常用的词汇(就象上例中的车辆)，必须存在某种该用语之适用不应导致怀疑的标准情形(standardinstance)。它必须有一个确定的意义中心，同时它又有可争议的阴影地带(penumbra)，在这里，词语既不是确定无疑地适用，也不是绝对地不予适用，这些情形与标准情形都有某种相同点;但同时它们又缺乏标准情形所具备的某些特征，或者它们具备某些标准情形所不具备的特征。这种变种(variants)随着人类之发明和自然之演化将会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试图说，某些事实符合或不符合既定的规则，那么我们所做的决定会背叛我们的目的，因为，我们词语和规则所要描述和适用的事实和现象是不会说话的哑巴。玩具汽车不会为自己提供证明，说“根据这个法律规则的目的，我是一个机动车辆”;带轮溜冰鞋也不会齐声喊道“不，我们不是车辆”。现实的具体情境不会等待我们去进行有条理的标签、裁剪和折叠;关于它们的法律分类，法官也不可能简单地辩明识别。因此，在适用法律规则时，我们必须为自己做出的“某词语是否适用于手边的案件”的决定以及决定可能产生的实际后果负责。
我们可以将产生于标准情形或确定意义(settledmeanings)以外的问题称作“阴影问题”。这个问题总伴随着我们，无论是在处理公园运用管理的琐碎小事，抑或是面对有多种意义可能的宪法规则的等一般抽象问题。如果所有的法律规则都存在不确定的阴影地带，那么，在此阴影地带的具体案件中，规则的适用就不是一个逻辑过程，因而不再是演绎推理。多少年来，演绎推理一直被视为人类理性最完美的体现，然而，当法官或普通百姓将一般的规则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它却是不可取的。这里，人们不能仅仅依靠推理。这意味着，如果关于“阴影问题”的法律辩论及法律判决是理性的，那么，它的理性一定不是仅仅源自它与法律前提的逻辑关系。因此，如果“根据规则之目的，飞机不是车辆”这一主张或决定是理性的或正当的，那么，其之所以是理性和正当决不是因为其符合逻辑规则。那么，究竟什么使得这些决定是正当的，或说至少是优于其它决定呢?或许我们要再次说，使此种决定正当的标准是“法律应当是什么”的法律概念;由此，人们很容易滑向这样一种认识，即关于“法律应当是什么”一定是道德判断，于是，我们再
次触及到了“法律和道德必然存在交叉”的话题，这证明了功利主义着重强调法律和道德的分离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具有误导性。确实，边沁和奥斯丁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他们误解或忽略了司法程序的方面，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阴影地带”的存在及它所而带来的问题。
对司法程序的误解常被诬蔑为“形式主义”或“本本主义”(literalism)的谬误，它无视阴影问题的存在，将程序看作是绝对一致的演绎推理。我的问题是：这种错误是怎样而且在多大程度上证明了功利主义的区分是不正确的或是误导的?这里，有许多问题被混淆了，但我只能就一些方面略做分析。形式主义的指责既针对“实证主义”的法学家，也针对法院。当然：两者是互不相同的指责。就法学家而言，这意味着它在法律判决的性质上犯了理论错误。他认为推理存在于由前提出发的演绎之中，而法官的实际选择及决定在此不起任何作用。显而易见，这表明奥斯丁并没有犯这个错误。人们之所以认为他以及其他的分析法学家主张法律是法官由前提推导结论的封闭的逻辑体系，只是因为人们完全误解了分析法学，误解了奥斯丁认为分析法学之所以重要的原因32。相反，奥斯丁极为敏锐地意识到语言的特征，意识到了它的模糊性及开放性33。他认为，在阴影情境下，法官造法是不可避免的34，而且，他严厉批评普通法法官在立法上软弱无力和胆小如鼠的表现，批评他们判案过程中对和过去案件的某种真实的或想象的类同的盲目依赖，批评他们不是使其决定适应功利道德标准所揭示的持续变动的社会需要35。当他批评时，其语调常会让人回想起Jerome
Frank法官。谁是应当为“法官是机器”的概念负责的坏蛋呢?不是功利主义的思想家!真正应为此承担责任的是，象布莱克斯通一类的思想家，更早一些的话，这笔帐可以算到孟德斯鸠的头上。这种谬误的根源是，对孟德斯鸠权力分立思想的偏信，对布莱克斯通的法官只能够“发现”、而绝不能制定法律的“幼稚幻想”(奥斯丁语)的盲从。
但是，我们在此之所以关注“形式主义”，不是因为其是法学家学说上的谬误，而是因为其构成了法官行为的缺陷。法官成为形式主义者、机械装置或自动售货机，对法官自身而言，这种角色的错误究竟意味着什么?奇怪的是，对此种缺陷进行大规模的集中批评的著作从未具体讲清楚这个问题;相反，我们所做的仅是一些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描述：什么法官犯了形式主义者的错误、过分地依赖于逻辑、从而走了极端36;或者什么法官过分地依赖于分析方法等等诸如此类的无聊话语。但是，法官是怎样作为一个形式主义者，又是怎样的过分依赖于逻辑呢?显然，错误的实质在于法官对于一般条款所做的解释无视社会价值
及实践效果(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愚蠢的，或者可能只是让某些批评者感到讨厌的)。但是，逻辑本身并不对条文规定解释：它不对任何措辞做出或是愚蠢或是机智的说明。逻辑只是告诉你：在给定的前提下，如果你对某条款做出某种解释，那么将会得到某种结论。至于如何对具体情形进行分类，逻辑则保持沉默。然而这正是司法裁决的核心。因此，所谓的依照逻辑或逻辑的极端情形只是一个不当的措辞，它掩盖了事情的真正本质。法官必须将规则适用于具体案件(案件中，一方面，规则是：不得跨州转移盗窃的车辆的。而另一方面，事实却是：该案中转移的是“飞机”)37。规则的一般条款允许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并且依据语言惯例，法官对此拥有自主的选择权。对该事实(即法官依语言惯例对条款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解释可能的选择权)，他要么看不到，要么装作看不到。法官也会忽略或无视下述事实：他处理的案子不是标准情形，而是面临着意义上的阴影地带。而且法官在确定规则的含义时，并不是依据社会目的，而是采取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他或者采取词语在非法律语境中对普通老百姓而言的含义，或者采取词语在其他法律语境中被赋予的含义;比较糟糕的是，他会想出一个标准情形，然后随意地确定标准情形的某些特征，例如，车辆是(1)一般在陆地上使用(2)能够载人(3)能自我推动的，他们只是将这三个特征看作使用“车辆”这个词汇的充分必要条件，而根本不考虑该解释的社会效果。法官依据该选择(不是逻辑的)，可能会把玩具汽车(如果是电力推动的)看作是车辆，而将自行车和飞机排除在外。这可能是一种极奇愚蠢的作法，而且，它和从某确定的社会目的出发去决定一般法律条款的解释及普遍规则在个案中的适用的做法一样地不合逻辑。
以如此盲目的方式做出的判决实际不配享有判决之名。与其如此，倒不如用掷钱币来决定规则的使用。但是，司法判决(甚至在英国)是否曾经如此机械呢?答案是否定的，至少是可以怀疑的。恰恰相反：一方面，这种解释虽被诬蔑为“机械呆板”，它实际上来自人们的一种确信，在刑事法律中，采用一种普通人所理解的意义是种较为公正的做法，即使这样的可能是以忽略其他价值为代价，这本身就是社会政策(尽管可能是坏的政策);另一方面，这种已决的选择确实是依据社会目的做出的，只不过其作为依据的是一个保守的社会目的。确实，最高法院在世纪之交的许多横遭诬蔑的裁决38对阴影地带的意义的明晰选择都产生了强化保守政策的社会效果。此点在Peckham法官关于警察权的界限和正当程序的论述中表达得最为明确。
你好哦啊，
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一个开放的社会首先应是理性有序的社会;一个文明的社会首先应是婚姻道德严谨的社会。婚姻道德是人类最早产生的道德情感,其稳定了家庭、稳定了社会,爱情与责任的统一正是婚姻道德的要求与表达。 在文明社会,为了更好地实现这种婚姻道德,法律给予了婚姻更多强有力的保障。婚姻既是一种伦理关系,又是一种法律制度,不管从婚姻的起源还是从其属性来看,婚姻都应当是既合乎法律也合乎道德的。 然而,当法律给婚姻注入自由因素,并使其逐渐从家族、社会中脱离出来而成为个人的私事时,社会中便出现了许多不合乎立法原旨的不道德婚姻,发生在浙江萧山的某些入赘婚即是其中之一。舍弃了责任、情感、平等与幸福,婚姻成了手段、人成了工具、法律成了借口,即法律给予了婚姻一个隐藏其不道德内在的合法躯壳。 “一切法律在根本上都不可能与伦理道德无涉;理论上如此,实践上同样如此。历史证明,法律有效性的大小程度取决于它所获道德支持的广泛程度。 ”法律从婚姻家庭道德出发,给婚姻规定了许多保障原则,法律赋予婚姻自由,却似乎又破坏了婚姻自主权;法律让婚姻重视人轻视财产,人却似乎重视财产轻视人;法律意图保障婚姻幸福,“幸福”却似乎成了手段,原来法律并不审查“幸福”。由此,在法律与道德的双重缺失下,法律原初的目的被利用也就理所当然了。 法律的内在道德意欲让人类的婚姻既是合法又是道德的,这样才符合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愿望,然而“法律并不可能强迫一个人做到他的才智所能允许的最好程度。要寻找可行的裁断标准,法律必须转向它的‘表亲’,即义务的道德。 ”“法律之于道德当然要有所贡献,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法律不仅应当成为
道德的守护神,而且应当是培育新道德的契机。假如法律不能恰当地形式化,则不仅法律之为法律不复存在,而且道德之本性也将被违犯,最终,将既损害道德,也损害它本身。 ”而在本文所论述的这类婚姻中,法律正是本着更好地维护社会道德伦理出发来保障婚姻,然而最后被愚弄的不仅是道德,也是法律本身。“法律既不能远离伦理习俗,也不能落后太多。 因为法律不会自动地得到实施。必须由单个人来启动、维持、指导法律装置的运转;必须用比法律规范的抽象内容更全面的事物,来激励这些人采取行动,并确定自己的行动方向”。 因而,在法律与道德结合得最紧密、冲突也最多的婚姻领域,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和标尺,让法律与道德携手合作,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笔者认为,重视法律目的亦即平衡法律与道德,即不仅应注重法律的运行实效,也应重视法律理想的作用。 “过去强调了法和伦理的分离,但是现在两者的关联性的主张成为我们关心的对象。法和伦理这样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再次在新的聚光灯下的亮相,要求我们加以新的反思”。 穷根溯源,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之所以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乃是因为任何制度的存在,都必须从人的内心情感中寻找根据;而任何制度要得以维持,也必须从人的情感中得到解释。即法律与道德都是起源于对人性的满足或遏制,由人发明又运用于人。 缺失了情感、责任、尊严与幸福,婚姻又回归到了原始社会最初的“自然规律”。而为满足人的社会性出现的法律与道德也最终被这种人性的两面性及不确
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摘要】法律与道德都是人类社会特定经济关系的产物，法律与道德关系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法律与道德虽然属于不同范畴，调整着不同领域的社会关系，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互相支持、互相转化、相辅相成。法律与道德的有机结合、协同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不能把二者划分开来，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道德与法律更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通过历史演进的客观规律不难发现，从法律的产生，再到实现法治就是一个道德和法律相互演进的过程。而在漫长的历史进化过程中，儒家的伦理道德对各个阶段各个时期中国的法制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倡导意义。 【关键词】：法律，道德，关系分析 法律与道德都是人类社会特定经济关系的产物，法律属于社会制度范畴，道德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两者都是调控社会关系和人们行为的重要机制。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道德是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思想教育调整行为的规范。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互相支持、互相转化、相辅相成。法律与道德的有机结合、协同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一、道德和法律的概念： （一）道德的概念： 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依靠内心信念，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来维持的，借以评判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关于善与恶，好与坏，优与劣，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邪恶，公正与偏见，诚实与虚伪，野蛮与文明等观念、原则以及规范的综合体系。可分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以及婚姻家庭道德。① （二）法律的概念：
法是有国家制定的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 着统治阶级意志的规范系统，这一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 生活条件决定的，它通过人们在相互关系中的权利，义务，确认， 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② 二：道德和法律的区别： 法律和道德随同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两者毕竟属于不同的规范体系和调控机制，有各自的性质和界定，无可避免的存在着差别 （一）产生的条件不同; 纵观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历程，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 氏族公社的大背景下首先产生的是道德规范和神秘的宗教禁忌，随 着历史发展，封建社会下国家机器的产生勾画了法律的雏形，终于 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度的产生、确立 而出现。然而道德的产生则是与人类的产生则是与人类的产生同步，由最古老的社会规范逐渐发展完善, 经过历史沉淀来维系整个社会最基本的规范，没有道德的约束，整个社会便没有了存在的依托。法 律的产生以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冲突普遍化为条件，道德的产生则是 以社会中的人际交往为条件。 (二) 本质不同; 法律的本质是“他律”道德的本质是“自律”。法律主要表现 在他的外在强制力上，而这一手段的作用形式就是国家机器。而这 些强制手段往往具有一定的暴力色彩，如剥夺财产甚至生命。可以
道德与法律冲突案例4篇 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 篇一：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A4 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陈远寅，政治学院 摘要：道德与法律是调整社会行为的两种重要的社会规范，各自具有独特的功能，同时又都存在着局限，它们之间既有着相互依存的一面，又有着相互冲突的一面。本文重点探讨道德与法律相互间的关系，通过分析我国当前法律与道德冲突的现状，从“合法不合理”和“合理不合法”这两个现象探讨了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并着重分析了产生冲突的原因，试图寻求一套对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解决这两个方面冲突的途径，让二者在冲突的解决中推动法治不断地进步。 关键词：法律；道德；冲突；原因；
协调 Conflict between Law and Morality Chen Yuanyin,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Law and morality are two important social norms to adjust social behavior, each of which has a unique fun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limitations, they have a mutually dependent, and have conflicts with each other. The focus of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and law,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current legal and moral conflicts. From the “legally unjustified” and “reasonable unlawful” the two explored the conflicts of law and morality, and has focused on the causes of conflict, and attempts to find a set of under construction the socialist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way to solve these two aspects of the conflict , and let the two
道德与法律哪个更重要立 论 Prepared on 22 November 2020
道德与法律哪个更重要立论纵观历史长河，朝代的更迭伴随着一步步法律的倒台与出现，而人类的道德光芒却依旧代代传承下来，追根溯源，道德的积累与实践是法律出现的基础。正是因为有了道德这个基础才使得各种法律得以萌芽。 为阐述我方观点，我方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证明道德比法律更重要。 对于个人的发展而言，道德所具有的不只是对于自身行为的约束，良好的道德会从根本上影响一个人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而道德所具有的这些作用是法律所不具有的，因此与法律相比，除了约束的作用外，道德因其无法替代的附加价值，因而具有无法逾越的地位，更进一步讲，道德的影响不仅会改变个人，对于全社会而言，道德更是会促进社会全面的和谐与发展，它是人类千年传承发展出的美好文明，只有在道德风尚广播的作用下才社会才会维持稳定，因此从道德与法律的影响范围上讲，道德的作用更加具有广泛性。 法律是一种强制性的措施，虽然在执行上具有很强的力度，但是如果道德不被重视，一切用法律解决的话，社会必将混乱，况且法律至今尚未完善，在这种不健全的制约下，道德是唯一可以填补法律漏洞的方式，而且对于社会上大多数人而言，受到的也多是道德约束力，有些法律也只能针对个别的群体发挥效力，所以比较道德与法律的效力，道德的效力更优于法律。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两者的影响范围上看还是从两者的作用效力上看，我方坚持认为道德比法律更为重要。 1、道德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之道，道德是和谐的灵魂，道德是和谐的基础。和谐社会的实现离不开道德的支撑，（优良的道德能力为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重要思想保证。） 提出的“”不就是和谐社会的吗而佛教提倡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就是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吗中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不就是和谐社会的依据吗可见，构建和谐社会的“原材料”就是道
1、法律与道德 道德是生活于一定物质条件的人们以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标准来评价人们的言行、并靠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社会舆论维持的规范、原则和意识的总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学理论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二者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了解这个问题，对我们理解法的概念有助益，同时，对我们制定良好的、符合民心、民意的法律是必不可少的。 法律与道德相同之处是：第一，它们都是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第二，它们的内容是互相渗透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要求常常明文规定在法律里。例如我国宪法第24条、第46条、第51条等条款中，就明确规定了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基本内容的“五爱”以及社会公德的要求。在宪法的其他条款和一系列法律中，也直接规定或隐含了道德的要求。第三，二者建立在同一经济基础上并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在经济基础基本不变而经济体制有了变化、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的情况下，法律和道德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例如，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宪法作了修改，法律、法规正在进行大量的立、改、废，道德也发生了变化。第四，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它们追求的都是社会秩序安定，人际关系和谐，生产力发展，人们生活幸福。 法律与道德的区别是： 第一，产生的社会条件不同。道德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法律是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有的。 第二，表现形式不同。法律不论是成文法还是判例法都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道德的内容则主要存在于人们的道德意识中，表现于人们的言行上。 第三，体系结构不同。法律是国家意志的统一体现，有严密的逻辑体系，有不同的位阶和效力。道德虽然有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以及家庭美德之分，但不具有法律那样的严谨的结构体系。 第四，推行的力量不同。法律当然主要是靠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守法来推行，但也要靠国家强制力来推行；道德则主要靠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和修养来维护。 第五，制裁的方式不同。违法犯罪的后果有明确规定，是一种“硬约束”；不道德行为的后果，是自我谴责和舆论压力，是一种“软约束”。
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 怎样看张艺谋不举报吸大麻艺人？ 有媒体报道称，张艺谋发现身边有个别艺人吸大麻却没举报，遭到部分舆论的质疑。质疑无非是法律上的和道德上的，有的认为不举报吸大麻的行为违法；有的认为这虽然不违法，但也应该在道德上受到谴责。 认为不举报吸大麻的行为违法，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公民对本决定所规定的违法犯罪行为有检举、揭发的义务”。其实，很多法律规定的“义务”并非是强制性的，即使不履行这种非强制性的义务也不属于违法。 “义务”是不是需要强制性执行，是由刑法规定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了“逃税罪”，你没依法纳税就犯了逃税罪，这就违法了，如果逃税数额大是要坐牢的。《宪法》还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而《刑法》并未对不尽劳动义务的行为规定罪名，如果你是个富二代不想劳动，警察也不会来抓你坐牢。虽然《决定》规定公民对吸食毒品的行为有举报义务，但《刑法》并未规定对不举报吸食毒品行为的刑罚，这就是一种非强制性的义务，所以，张艺谋不举吸大麻的行为并不违法。 也许有读者会问，吸毒是犯罪，张艺谋身边的人吸毒，他难道不是犯下了“窝藏、包庇罪”吗？不错，《刑法》规定了“窝藏、包庇罪”，但这个罪是这样定义的：“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如果张艺谋不知道吸大麻是犯罪，那当然与“窝藏、包庇罪”不沾边；如果张艺谋知道吸大麻是犯罪，他也并没有把吸大麻的艺人窝藏起来逃避警察的追捕，更没有向追捕的警察作假证，也不构成“窝藏、包庇罪”。 所以说，张艺谋不举报吸大麻的艺人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试想，如果张艺谋不举报吸大麻的艺人构成犯罪，那贪官的老婆孩子是不是都应该坐牢？贪官全家买豪宅豪车，投资移民国外，支出远远高于合法收入，难道他们的老婆孩子不知道这些钱是哪来的？ 从法理上讲，任何人都没有“自证有罪”的义务。国外警察逮捕犯罪嫌疑人时第一句话就是“你可以保持缄默”，是不是犯罪要让事实证据说话，由陪审团裁决，而不是靠犯罪嫌疑人的供词决定，这就避免了像内蒙“呼格案”那样的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冤案。既然是犯罪的人都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有罪，那犯罪的人的亲属或身边的人是不是有道德义务揭发他的罪行呢？ 美国有一对巴尔杰兄弟，哥哥叫詹姆斯，弟弟叫威廉姆。詹姆斯犯下杀人、贩毒、抢劫银行、组织黑社会等31项罪名，1994年12月23日逃到波士顿后一直未被警方抓获，是被联邦调查局列为仅次于本·拉登的十大通缉犯之一，臭名昭著。而詹姆斯的弟弟威廉姆先后任马萨诸塞州参议院主席和马萨诸塞州大学校长，口碑不错。 1995年，时任州参议院主席的威廉姆根据别人的安排与潜逃的哥哥通了一个电话，在警方调查时，他拒绝提供哥哥的任何信息。警察问他：“你与哥哥通电话时为什么不劝他自首？”威廉姆答道：“让哥哥自首不符合他的最佳利益。”检察官坚持要威廉姆提供他哥哥的隐匿地点，并说：“难道你对哥哥的忠诚要大于对马塞诸萨州人民的忠诚吗？”威廉姆这样回答：“我爱我哥哥，对我哥哥有一种诚实的忠诚，我没义务帮助任何人去抓他。”
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与解决 胡兵 摘要：在现实社会中，道德与法律存在着不和谐之处。法律的出现总会与道德发生冲突，只要不同利益个体或群体的存在，法律无论如何都不能消除整个社会的道德冲突。相反的是，它在调整的过程中被这个冲突着的旋涡卷入其中，与道德发生着碰撞。 关键词：道德法律冲突道德法律化多元化 耶林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学中的好望角，那些法律航海者只要能够征服其中的危险，就再也无遭受灭顶之灾的风险了。①”因为在那个时代好望角是欧洲通往亚洲的必要航道，又是世界上著名的风暴区。这就是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理学中的一个必须研究而又难度很大的问题。美国著名的社会法学家庞德也曾说：“有三个问题在近一世纪的法学著作中是突出的，便是法律的本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以及法律历史的解释。”②正因为如此，法律与道德的问题一直是中西方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并且至今争论不休。笔者认为，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时期，有必要重新审视法律与道德的矛盾与冲突，深入探寻两者之间冲突的解决方法。 一、道德与法律的含义 ①转引自【美】罗斯科·庞德:《法律与道德》陈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 ②【美】罗斯科·庞德:《法律与道德》陈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道德的容归根到底来自源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主要来自于一定的生产关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这表明道德的容最终由经济条件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变化；基于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德定义为：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的一种调整形式，它是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的感觉、观点、规和原则的总和。③它是人们的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的方式为特点调整人们心意愿和行为，因此，它是靠社会舆论、社会习俗和人们的心信念来保证实行的。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是由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通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则，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还研究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为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体现，但这种意志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由这一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④因此，我们可以将法律定义为：法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以权力和义务为容，以确定、保护和发展统治阶级所期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行为规体系。 二、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一）法律与道德的联系 道德与法律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纵的联系 ③张文显:《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三版），第38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82页。
一、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法律与道德同属于上层建筑，其性质与作用方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法律与道德也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同时两者之间又相互依存、相互交叉、相互影响。据此，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主要可作如下表述： 生成形态并列。法律与道德都是社会的重要行为规范，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但是，两者属于不同的社会规范体系。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一论断不仅深刻地概括了道德的本质特征，而且指明了道德与法律的根本区别。从性质上看，道德体现的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它包括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正义与非正义等观念形态，也包括与这些观念相对应的伦理行为规范。道德的规范作用来自于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等精神力量，实际上是通过社会成员的自觉性来发挥作用的。而法律表现的是“国家意志’’的他律，具体而言，它是由国家机关根据占社会领导地位或主导地位的阶级意志而采用规范形式制定的，同时又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即法庭、警察、监狱等来保证施行的。所谓法制即是上述法律规范体系及有关的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一系列环节的制度。以上说明，在社会规范系统中，法律与道德是两个并列存在的对立面的统一。就其生成形态来说，法律主要是一种制度形态的上层建筑，道德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它们在基本内涵、表现形式、调控方法等方面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调控范围交叉。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不仅表现为对立面的排斥，而且存在着对立面的过撞与转化。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法律与道德的交叉与渗透，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法律意识与道德观念具有同一属性而相互联系，二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调控范围有所重叠而相互包容。一般来说，凡是法律所禁止和制裁的行为，也是道德所禁止和谴责的行为；凡是法律所要求和鼓励的行为，也是道德所培养和倡导的行为。反言之，许多道德观念也体现在法律之中，许多道德问题也是可以诉求法律解决的问题。不过，从规范作用的范围来看，法律与道德对人们行为有着不同层次的要求。前者一般只能规定最起码的行为要求，而后者可以解决人们精神生活和社会行为中更高层次的问题。例如，道德可以要求
道德与法律的区别与联系 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子的《论语》为我们今天的道德更是贡献不少······ 这些都诠释了道德与法律是一对孪生兄弟，也诠释了道德与法律既有区别也有联系。 常言道：“以德服人，以法治国。” 道德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上的思想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调节人们之间和个人之间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法律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决定与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法律就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制定和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执行的行为规范总和。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大家热议的话题，对二者的关系说法很多，其次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道德与法律的区别： 法律和道德是两种不同行为规范，他们的产生原因，调整对象、调整范围、表现形式、调整机制、评价标准等方面各有不同。 第一、法律与道德产生的条件与消亡各不相同。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说法，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因此，法律的产生以国 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行为规范。没有国家就没有法律，国家的性质决定 法律的性质。而道德则不以国家的产生为前提，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 有了道德的存在。在一种社会形态之内，通常只能存在一种同一性质 的法律。却可能存在几种不同性质的道德。如在社会主义国家以前， 少数先进人物与革命导师就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的道德和道德的品 质。法律既然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也必然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 但是，在法律消亡之后，道德依然存在。 第二、法律和道德调整的对象范围有所不同。在现代国家法律调整的对象仅限于人们的外在行为，单纯的思想或动机不是法律所调整的对象在古 代社会曾经有过“腹诽”、“莫须有”等以思想定罪的荒谬案件这种情 形与现代的法治原则是格格不入的。而道德所调整的范围也比法律要 广泛。例如婚姻关系是法律与道德共同调整的对象，但是爱情关系、 友谊关系通常只受道德的调整不不受法律的调整。 第三、法律与道德表现的形式与调整机制各不相同。许多道德规范表现为一种抽象的原则与信念。违反道德规范后果是行为人要受社会舆论的谴 责，以及行为人自身的自责、内疚、忏悔。而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为 后盾的行为规范。在现代国家，法律规范则必须规定明确，具体的行 为模式与行为后果。违反法律规范的后果，是由相应的国家机关追究 行为的法律责任。 第四、法律与道德的评价标准不相同。道德评价具有“扬善惩恶”的特点其评价所针对的主要是违法犯罪行为。找通常下，违反法律的行为必定 违反道德，当违反道德不一定违反法律，所以道德的评价标准比法律 的评价标准更加广泛。 法律与道德的联系： 他们都是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他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
法律人大多喜欢谈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一方面，法律人喜欢把“公平”、“正义”这些道德意味浓重的词语挂在嘴边，法律条文当中也时不时出现“诚实”、“信赖”、“善意”、“恶意”等字眼，而当法律制定得不好时，我们也会说这是一部“恶”法； 但另一方面，法律人又不总是这样做，法官审判案件时一定要找出确切的法律依据而非道德依据，“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也从未被看作是同一件事情。 疑问由此而产生：法律和道德之间是否有必然的关系？ 这个问题是如此庞大以至于在法学史上它至少被分成三个子问题：（1）法律的定义是否必须以某种方式援引道德？（2）能否对法律进行道德上的批判？（3）能否对道德进行法律上的强制？ 第一个问题引发了哈特（H.L.A.Hart）与德沃金（R.Dworkin）之间的论战，第 二个问题引发了哈特与富勒（Lon Fuller）之间的论战，第三个问题引发了哈特与德夫林（P.Devlin）之间的论战。 这三次论战成为近半??世纪以来英美法理学界的主旋律。 哈特的《法律、自由与道德》正是他上述第三次论战的成果。 该次论战的缘起是沃尔芬登报告。1954年英国政府成立了一个皇家专门调查委 员会，负责调查研究有关性犯罪的法律，以便向国会提出相关方面的立法建议。1957年，该委员会提出了《委员会关于同性恋罪错和卖淫问题的报告》（约翰·沃尔芬登是该委员会的主席，因此该报告又称沃尔芬登报告），建议取消对成年人之间在私下自愿进行的同性恋行为的刑事制裁，其理由是凡是未造成公共损害的地方，就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法律不应当涉足其中：“我们必须保留一部分私人生活的领域给道德或者非道德，概括来说，就是对这些领域之调整并非法律的职责所在。”（17－18页） 这个报告甫一出台，即引起诸多争议。一批所谓的法律道德主义（legal moralism）干将群起攻之； 1959年，德夫林勋爵———当时的上议院常任上诉法官———应邀在英国科学 院第二届马克比（Maccabean）讲座上作了以“道德规范的强制执行”为题的著名演讲对之予以猛烈抨击。他认为法律应当被用来维护对社会的存在而言非常重要的东西；而一个社会所共享的道德规范对该社会的存在而言是必要的，因此镇压不道德行为正如镇压叛国活动一样，正是法律的职责所在。 哈特作为法实证主义的核心人物，历来主张法律与道德各不相干；德夫林等法律道德主义者的这种言论恰好给他提供了一个靶子，让其大显身手。于是乎，1962年哈特在斯坦福大学作了三次演讲对法律道德主义予以回击，《法律、自由与道德》一书即是在这三次演讲的基础上写就，并成为讨论该问题的经典之作。 在本书中，哈特运用他的两大武器———自由主义（来自密尔）和功利主义（来自边沁），在区分实在道德和批判道德的基础上（前者是指实践中为特定的社会群体所接受和共享的道德，后者则是指用于批判包括实在道德在内的现行社会制度的一般性道德原则），从三个方面对法律道德主义予以驳斥： 第一，德夫林说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其采取必要的步骤去维持自身之存在是可以允许的，那么，哈特反驳道，这必须要考虑到这个社会的性质，如果
浅谈法律与情感的冲突问题 中国一直在致力于完善法律体系，以达到期许的目的，希望以法治取代专制。国无法不立，民无法不治。但是中国五千多年以来的泱泱大国文化历史传统底蕴，促使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习惯以道德规范来加以约束，以自己的主观内心情感分辨对错是非，总之会有一套自己衡量的准则。法律与情感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但在某些情况下却会相互制约。庞德说：“将法律和道德彻底分开的做法，以及将法律和道德完全等同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法律与情感之间难免会发生一些冲突，我将通过以下两个案例来阐述下我个人的观点。 案例一：母亲住房风波案 某日，一电台法制节目接到了一位七旬老人打来的求助电话，向节目编辑讲述了自己的遭遇。老人的老伴已于不久前去世，膝下有一女，女儿生活也不富裕，且住房较紧张。于是，老人考虑到女儿的情况，也想自己能有一个安乐的晚年。遂拿出自己毕生的积蓄，再加上女儿现有的钱买了一套商品房，并和女儿住在了一起。凭着母女关系，老人也没有多想，于是在房产证上写上了女儿的名字。谁想，不久，女儿将自己的七旬老母赶出了家门，并称此房是自己购买。 首先从法律角度看，这套商品房的户主是女儿，房产证上的名字是女儿的姓名，那么毫无疑问，女儿才是这套房子的所有权人，并受法律的保护。再从情感的角度说，女儿生活不富裕住房紧张，母亲好心资助自己，却过河拆桥，钻了法律的空子，其自私自利的行为深受大众所不齿，为社会道德所不容。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可以拿起情感道德武器，去寻求社会支持，采取向法律求助的措施。尽管社会上类似案件层出不穷，成功的案例却并不常见，因为负责审判的法官的裁决，法官与陪审员依据事实，根据法律规定，更倾向于维护法律，当然，会酌情考虑情感因素，会照顾年迈的母亲，可能会在判决书里加入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的条文以保障母亲的权益，诸如此类。我们可能会愤怒，可能会不满，但是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情感和法律之间有了冲突，并且法院的判决维护了法律上的利益，尽管判决也许不一定合乎道德，也违背了中国的礼仪之邦的精神内涵，必须服从法律。
论述中国古代社会中法律与道德之关系 要分析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必须先理解道德的含义。笼统的说，一提起道德，人们毫无疑问的会将它与善良，美丽，正义，光荣等联系起来，和法律一样，也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通过社会风俗，人们的内心信念来实行。所以将道德理解为调整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道德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根源于风俗和习惯，在原始社会，人们生活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中，氏族成员之间主要靠风俗习惯调整的，从食物分配到婚姻缔结，都体现了风俗习惯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社会关系愈变得复杂，单纯的靠风俗和习惯已不可能完全调整，因此道德便产生了，所以道德的产生并不是抽象的来源于人们的内心，更不是来源于宗教神学，而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哲学上将道德划入上层建筑，是维护本阶级经济基础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习惯风俗和道德去调整全部的社会关系已不可能，社会需要更有力，更广泛的标准和规范去调整，法律便应运产生。法律的出现，并不是意味着社会关系的调整不再依靠道德，法律在调整方式，调整范围上也有着局限性，道德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法律与道德彼此都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重要作用。 道德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与其内容和特征是分不开的。单从其内容上讲，道德具有价值性。价值，即善，美，正义，光荣，公正等，这是道德最高层次的内容，也是评价人们意愿和行为分得最高标准[1].西方法学中，自然法学派以价值分析的方法研究法律，探寻法律时，便更多的将其与道德联系起来，可见道德对法律的评价也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也是道德与习惯的重要区别，看二者是否有价值评价的作用。 道德除有价值性以外，还具有以下特征，第一，道德具有阶级性。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比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所表达的北美资产阶级对英国统治的道德批判，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道德批评等，都深刻地体现了不同阶级道德对立。第二，道德具有物质制约性，前面提到道德的产生和物质基础是分不开的，它是由社会物质基础决定的，物质基础的变更与发展，道德的性质与内容也相应发展和变更。第三，道德具有共同性，主要体现其内容上，因为道德所具有的正义，善良，美丽等内容符合人们的价值观，能够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比如，尊重人的尊严与平等，保护环境，互相尊重，拾金不昧，互相帮助等，随着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交往日益密切，道德的共同性也会更加的集中。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意识，中国法律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儒家化的过程，因此，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也就体现在儒家思想中，因此儒家思想中“德主刑辅”的观念也就体现在中国后世的法律中。例如，孔子认为，好的法律体现一种仁爱精神，另外，它必须起到维护孝道的作用，他所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即是对抗当时株连亲属的非人道法律原则的，强调了血缘亲情及孝道的价值。?汉律?中的“亲亲得相首匿”的规定，即把“父为子隐”的道德法律化。荀子说：故非礼，是无法也。（?荀子·修身?）。礼，就是道德，意思是说，不合乎礼的法律就不是真正的法律，也就是说真正的法律必须体现一种道德精神，这种道德精神就是“礼”，因此中国封建法制便是一种礼法。 在西方，不同于中国。中国是农业大国，能够自给自足，然而西方民族众多，彼此相邻，各国联系主要靠商业，西方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因此调整商品经济领域的私法便十分发达。人们更希望能够在一个自由，平等，公平的环境下自由生活，因此，具有自由，平等，公平精神的道德便推动了法律向这一方向进化。例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说：在不公平竞争中，近年来由法院和立法机构所进行的一些改革，必须归因于道德感的增强和提升，以及由此而盛行的这样一种观念，即商业社会必须依靠比道德谴责更为有效的保护手段才能抵制某些应受指责的毫无道德的商业行为。此外，在欺诈性广告领域方面也有了一些新的发展[2].他认
浅谈法律和道德的相互关系 摘要 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调整手段,它们从根本上都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服务的。法律和道德在内容和范围上都有联系和区别，因此,只有两者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补充,才能形成完整的社会规范系统和调控手段体系,才能保证整个社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法律和道德的联系告诉我们追求两者的和谐统一是社会的必然要求,换句话说,法律和道德的正确结合,正是通往文明社会的最佳途径。本文通过对法律和道德的相互联系和区别加以分析，使人们树立正确的法治和德治观,以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法律, 道德, 区别, 法治, 德治
Brief analysis law and morals relations Author:Li Ting Xing Tutor:Liang Yu Na Abstract The law and the morals take the overtop structure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is two kind of different societies adjusts the method, they fundamentally are for consolidated and the development social service.The law and the morals have the relation and the difference in the content and the scope, therefore, only then both coordinate mutually, supports mutually, supplemented mutually, can form the complete social norm system and regulative method system , can guarantee the entire society along the correct direction advance. Legal and the moral relation tells us to pursue both's harmonious unification is society's inevitably the request, in other words, the law and the moral correct union, is precisely the path civilized society's optimal path. This article through do not perform to legal and the moral relation and area to analyze, makes the people to set up the correct government by law and the virtuous rule view, favors the promotion society accord development. Key words: law, morals , difference , government by law , virtuous rule
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 ——关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协调发展的哲学思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吴汉东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方针。这是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重要战略决策。深入研究和探讨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的相互关系，促进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互动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任何时代和社会的文明，都需要相应的行为规范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就总体而言，文明要求社会对自身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自觉的协调，以不断完善自身的组织和管理，达到各种社会关系的有序与和谐。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所创造出来的行为规范主要是法律与道德，因此，只有一手抓法制建设，一手抓道德建设，才能形成完整的社会规范系统和调控手段系统，从而保证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法律与道德同属于上层建筑，其性质与作用方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法律与道德也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同时两者之间又相互依存、相互交叉、相互影响。据此，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主要可作如下表述： 生成形态并列。法律与道德都是社会的重要行为规范，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但是，两者属于不同的社会规范体系。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一论断不仅深刻地概括了道德的本质特征，而且指明了道德与法律的根本区别。从性质上看，道德体现的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它包括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正义与非正义等观念形态，也包括与这些观念相对应的伦理行为规范。道德的规范作用来自于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等精神力量，实际上是通过社会成员的自觉性来发挥作用的。而法律表现的是“国家意志’’的他律，具体而言，它是由国家机关根据占社会领导地位或主导地位的阶级意志而采用规范形式制定的，同时又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即法庭、警察、监狱等来保证施行的。所谓法制即是上述法律规范体系及有关的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一系列环节的制度。以上说明，在社会规范系统中，法律与道德是两个并列存在的对立面的统一。就其生成形态来说，法律主要是一种制度形态的上层建筑，道德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它们在基本内涵、表现形式、调控方法等方面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调控范围交叉。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不仅表现为对立面的排斥，而且存在着对立面的过撞与转化。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法律与道德的交叉与渗透，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法律意识与道德观念具有同一属性而相互联系，二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调控范围有所重叠而相互包容。一般来说，凡是法律所禁止和制裁的行为，也是道德所禁止和谴责的行为；凡是法律所要求和鼓励的行为，也是道德所培养和倡导的行为。反言之，许多道德观念也体现在法律之中，许多道德问题也是可以诉求法律解决的问题。不过，
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摘要:法律不同于道德,我们应当谨守法律的范畴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对于道德,在任何一个时期人们对它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为道德惩罚保留一定的空间会有更清醒的认识。道德是对完人的要求,而法律只是对一般人的要求。 关键词:法律;道德 一、问题的提出有这样两个案例: （一）、某甲作为遗赠人在临终前立下遗嘱,将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自己的部分遗赠给“第三者”。遗赠人这种行为符合《继承法》的规定,但是法院最终以其没有遵守“社会公德”为由剥夺了“第三者”继承这份遗产,于是“社会公德”首成判案依据。 （二）、某执法人员接到一居民张某家中正播放“黄片”的举报后带其他人员前去调查,家中仅夫妇二人,执法人员强行要求此夫妇交出“黄碟”,双方发生冲突,当事者也因妨碍警方执行公务被带回派出所接受处理。 这些事情曾经引起一时的轰动,在社会中引起很大反响,且在法学界也激起了较大的争鸣。在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法官由于无法律依据,就当然的引用“社会公德”、“公共利益”等作为裁判的依据。公众普遍认为这些属于道德范畴,法官的审判损害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法律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有国家制定或认可的, 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有具体规定行为规范的总和。一个国家没有法律就不能正常运转,它必须要有一系列的法律规定来维护其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的统治。道德则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
活中逐步形成的,通常指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它不仅是人们行为规范,也是人们自身的一种情感、意识和品质, 既是社会上用以判断人们行为是非、好坏、美丑、荣辱的标准,又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关于善与恶、公正与偏见、诚实与虚伪的观念、情感和信念。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法哲学上的一个永恒难题,而它理论的魅力和实践价值在我国的司法中也日益体现。在强调法律至上的今天如何理性的把握法律和道德的界限关系是我国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的难题。但是有一点应当在法律人员心中毫不动摇:法律不同与道德。法律与道德到底有多远? 二、简述法律与道德界限关系 法律与道德的理论源于古老的希腊文化,至今绵延数千年,但它的理论活力仍然经典不衰,尤其在战后法律与道德的对峙被推向了高峰。最具代表性的是自然法哲学派和分析实证主义哲学派。虽然中西方文化思想彼此差异,但法律和道德关系的论题在我国亦受到思想家们的普遍关注。在中国古代,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始终在用“惟德”、“惟法”和“法的伦理道德化”之间摇摆,自古以来就坚持德主刑辅,强调法律必须符合道德。法与道德、与礼法的结合(或者说法对于道德的忍让)是中国法律的传统,传统以及这种传统加强着的意识对于中国的法治有着根本的阻碍:它使一种法律的技术化在中国长期以来无法形成或举步维艰,从而使它始终徘徊于伦理评判的框架之中。而追逐法的伦理道德化的思想仍然在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中国古代以淹没、扼杀主体利益的伦理
上海案例：高管违反公司商业道德被解雇案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两起公司高管因违反公司商业道德而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两高管被公司开除后，公司不用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王先生和吴先生分别在上海贝尔企业通信有限公司服务了15个年头，曾分别担任该公司的部门总监和经理。2009年9月24日，贝尔公司以王、吴两人在职期间违反《公司商业道德规范》为由，决定予以开除处分。 王先生和吴先生向徐汇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争议申诉，两人都称与贝尔公司签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现贝尔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属违法，应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未结工资、加班费、通讯费、交通费等共计212万余元；同时补缴社会保险费并退还补充养老保险金。 今年1月，徐汇区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后，双方当事人均对裁决不服，于是官司打到了徐汇法院。 在法院庭审中，王先生和吴先生都坚持各自在仲裁庭上的观点，起诉到法院是因为仲裁裁决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给少了。而贝尔公司方面则称，《公司商业道德规范》第6.5款规定：员工必须避免参加与公司的义务或责任产生实际或潜在利益冲突的商业决定、行为或其他户外活动，公司的资产不可用于个人获利。王、吴两人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定，公司依法解除劳动合同，根本无须支付赔偿金。
经过两次庭审，面对贝尔公司递交的整整一筐证据材料，劳动争议专项合议庭的法官们细心甄别，缜密分析，终于查明，2005年9月起，上海市新注册了一家名为“学舟”的信息职业技术培训中心，这家“培训中心”以提供场地和设备的名义，先后向贝尔公司收取培训服务费66万余元。而上海的职业培训公共实训基地原本是向各类院校、培训机构和单位免费开放的，是一个公益性的平台。所谓的“学舟培训中心”是王、吴两人直系亲属挂名参股的，由王、吴两人直接操纵的机构。贝尔公司所称王、吴两人违反《公司商业道德规范》的事由，指的就是培训费舞弊。 法院又查明，在涉讼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载有：员工严重失职、营私舞弊、消极怠工，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的，公司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且不予任何经济补偿金。据此，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相关规定，判决贝尔公司酌情支付王、吴两人折算工资、通讯费和交通费；不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审理此案的法官马勇刚说，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劳动者，特别是公司的部门管理人员，理应履行忠诚和勤勉义务，不得实施有损公司利益的行为。那种利用培训业务从中牟利，有损企业利益的行为是违法的，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