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文化理论
贫困文化理论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解释贫困现象的理论，它由美国学者刘易斯（O．Lewis）通过对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际研究而提出的。这一理论认为，在社会中，穷人因为贫困而在居住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并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穷人的独特的居住方式促进了穷人间的集体互动，从而使得与其他人在社会生活中相对隔离，这样就产生出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处于贫困亚文化之中的人有独特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这种亚文化通过“圈内”交往而得到加强，并且被制度化，进而维持着贫困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中长成的下一代会自然地习得贫困文化，于是贫困文化发生世代传递。贫困文化塑造着在贫困中长大的人的基本特点和人格，使得他们即使遇到摆脱贫困的机会也难以利用它走出贫困。
贫困文化理论基本上属于贫困的个人责任论。虽然刘易斯并不认为这种理论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是这种理论还是遭到许多批评。主要的批评观点包括：贫困文化理论夸大了穷人与其他人的文化上的差异，实际上穷人本身并不是同质性很强的群体，各群体观念和行为上的差异是社会地位的反映，贫困文化理论未能解释穷人贫困的起始原因。
贫困作为一种与人类发展进程相伴相生的社会现象，人们长期以来总是将其看作自然环境的产物，或者当作一种具体的经济问题，并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了物质的考察或经济、技术的分析，从而认为土地、资本乃至技术等资源的匮乏是阻碍发展、导致贫困的罪魁祸首。这类分析往往暗示，只要消除一种或几种障碍，贫困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但是实践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消除了其中一种或几种障碍，贫困依然如故。实际上，文化与贫困、发展之间有着更为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贫困乃是源自于贫困文化。
一、什么是贫困文化？
所谓―贫困文化‖就是指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它主要是指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最早将贫困视作一种文化现象进行专门研究，是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Oscar Lewis）。1959年，他在其所著的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一书中首次提出―贫困文化‖这一概念。他的―贫困文化‖这一概念涵盖了穷人的社会参与、经济生活、家庭关系、社区环境和个人心态等方面的描述。他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和其所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关。这种贫困文化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人们常常将―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是从文化形态上来理解，后者主要是从知识层面上来理解。二者之所以被混淆，主要是由于二者包含的―文化‖一词所引起的。―文化贫困‖中的―文化‖几乎可以等同于―知识‖ 一词的含义，所谓―文化贫困‖，主要是指知识层面的贫困，即通常所指的知识缺乏、知识不足或文化素质不济等。然而，―贫困文化‖中的―文化‖远非―知识‖所能概括的，它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总而言之，―文化贫困‖主要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智力状态，而―贫困文化‖是指人们所拥有的一种安于贫困的价值观念。
二、贫困文化的特征
贫困文化，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亚文化‖现象一旦形成，它会影响到整个贫困区域的人，并能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在这种―亚文化‖的保护下，贫困被维持，并且还会导致新的贫困。对于贫困文化的特征，许多学者都曾做过概括和论述，我们不妨将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
1、听天由命，消极无为的人生观。恶劣的环境和长期贫困的折磨，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形成了强烈的宿命感，他们把自己的贫困归于老天的安排和命运注定，面对贫困，他们不是穷则思变，奋发图强，而是奉行无为指导，听天由命，无可奈何忍受贫困。即使产生某种想法，也是信天、信神、不信人。于是，他们的心理和精神被牢固地锁在其中，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和自身解放的严重障碍。由此―产生了宿命论的意识和接受了被注定的状态，从而形成了自我保存的贫困链——加尔布雷斯（J.K.Galbrath ）称之为?对贫困的顺应‘(accommodation to poverty )‖。
2、安于现状，好逸恶劳的幸福观。低品味的人生观和较封闭的自然环境，使许多人产生了低水平的心理平衡，即得过且过，安于现状。于是，―手捧玉米糊，脚蹬暖火炉，皇帝老子不如我‖的心态得到推崇，而敬业苦干被认为是―牛马生活‖，游手好闲反被当作是―活得潇洒‖，勤俭节约被讥讽为―活得太累‖等等。
3、不求甚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人们消费意识异常淡薄，饮食结构也十分简单，只求填饱肚子，这种低下的消费观不仅严重影响劳动效率，而且消磨了人的意志和精神。因此，―在极其贫困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不会具有获得和占有的欲望。他们的愿望超不出日常需要的范围，或者即使表现出了某种超出常需的愿望，这种愿望也不过是一种痴想，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强烈的意志力量。当这种状态变为一种习惯，人就会变得没有远见，满不在乎，苟且度日‖。
4、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由于几千年小农经济文明的积淀和闭塞的自然环境，他们对传统的地域文化和生活方式有着执着的偏爱和迷恋，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而对外部世界、外部文化有着本能的隔膜和排斥，正象鲁迅先生笔下阿Q居住的―土谷祠‖一样，有―土‖有―谷‖有―祠‖，便足矣，有时甚至为了维持目前得生活状态―饿死不离乡‖。
5、小农本位，重农轻商的经济观。由于小农经济观念根深蒂固，许多人仍抱着―七十二行，以农为主―的传统心态，把务工经商当作是不务正业。在贫困山区，―种田为饱肚，养猪为过年，养牛为犁田，喂鸡喂鸭换油盐‖仍然是他们经济活动的规范，这种小农本位，排富畏富的经济观，不仅使农民在简单再生产的狭窄磨道里转圈子，物质生活得不到改善，而且使他们的头脑僵化呆滞，精神毫无生气。
6、―等、靠、要‖的度日观。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已习惯于接受政府的援助和社会的救济，并视其理所当然，逐渐形成一种靠救济和援助度日的依赖心理，于是他们坐等救济，坐吃救济，吃光用光救济再要救济，―有自由，无主张，抱着膀子晒太阳，坐等上面救济粮‖，正是这种心理的生动写照。因此对一些长期接受救济的农民来说，―春等救济粮，冬等冬令装，夏炎秋雨不出房‖的现象也便不足为奇了。
7、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婚育观。正如世界银行在其一份减贫手册中所提到的那样：―贫困家庭的许多特性造成了高生育率。‖为了维持简单的生产方式，贫困的家庭需要较多的劳动力投入，加上抚养子女花费并不大，于是早婚早育自然而然成了他们的生产需求，就像刘易斯在―贫困文化‖中提到的：长期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孩子，他们―性经验较早‖，―小孩能享有保护及照顾的童年期相当短暂，轻轻的年纪即经验到了成人生活‖。由于缺乏最起码的社会保障，贫困家庭的父母只能依靠多生子女使其中一些成年后能使自己年老后有所保障。与此同时是重男轻女现象的大量存在。
三、贫困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1）贫困文化是不是一种传统文化？对此，主要有两种看法。国内的许多学者都将贫困文化看作是传统小农文化的一种表现。例如：穆光宗将贫困文化（或精神贫困）的具体表现归结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得过且过的生活观，重农抑商的生产观，好逸恶劳的劳动观，温饱第一的消费观，有饭同吃的分配观，崇拜鬼神的文化观，多子多福的生育观，等等。高长江则直接认为，这种低品位的价值观，大都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所孕育的封建落后的小农意识的反映。具体表现为：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安贫乐道、得过且过的幸福观；小农本位、重农轻商的生产观；懒散怠惰、好逸恶劳的劳动观；血缘伦理、重义轻利的道德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方术迷信、崇拜鬼神的宗教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多子多福、香火旺盛的生育观等等。王培暄则认为欠发达地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思想障碍主要来自于以下几种传统观念：①小富即安的狭隘满足观念；②挥霍浪费的消费观念；③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④轻视知识的文化观念。赵秋成、倪虹、章国卿等也是类似的观点。他们一般将贫困文化视为一种封建文化的残余和自然经济的反映。
然而，台湾学者林松龄则认为：―在多数普遍存在着绝对贫穷的传统社会，少具有贫困文化的非物质文化特性。例如印度、古巴及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的多数社会，其穷人少有被贬抑、匮乏的感受；少有自卑、愤懑黠抗的心态。非但少有对困境的绝望之信念，更滋生了安贫乐道、恬静寡欲的社会价值，同时少感受到被大社会中其他阶层所孤立。‖他更倾向于将贫困文化视作现代社会的一种亚文化（或次文化）（sub-culture），而不具备传统文化的主要特性。他说：―相对的在发展层次较高的富裕社会，贫困非但指示着经济生活的相对缺乏，还表示社会生活方式的差异，包括物质生活外的各项社会次级需求（secondary need）的不平等。生长在这种社会中的穷人常将自己目前的困境归咎于各项外在的压迫，而导致心理上及情绪上的不平衡滋生了所谓贫困文化的各种价值。‖
对于贫困文化的传统性或者现代性问题，要视具体的社会条件而定，不能一概而论。在我国的贫困乡村，贫困文化更多地受传统价值所影响，而在发达国家的―贫民窟‖（或下层社会），贫困文化则不具备传统的主要价值及其相关的特性。
（2）贫困文化与主文化的关系：很显然，贫困文化是一种亚文化、次文化。由于这种次文化的影响，贫困阶层与社会其它阶层往往具有一种文化上的差距。这种―文化差距‖（cultural gap）产生了贫困阶层与社会其它阶层之间的隔阂甚至相互敌视。
（3）贫困文化与反文化（counter-culture）的关系：贫困文化并不一定就是一种反文化，只有当它的价值、信仰、规范，直接与社会的基本价值、信仰、规范相对立时，这种次文化才是一种反文化。一般来说，贫困文化对社会秩序具有一种保守的力量，因为贫民们不希望维持他们生存的脆弱平衡遭到破坏，但是一旦这一平衡遭到严重破坏，而无法恢复的时候，他们又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和反对者。
贫困山区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与对策 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与关键，是历史传承的载体。我国农村人口占据全国人口的绝大部分，农村文化作为“三农”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党和政府普遍关注。近年来，四川省平昌县立足山区实际，深挖农村文化资源潜力，以打造国家级农村旅游示范县、国家级文化先进县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载体，着力建设农村文化，夯实县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薄弱环节，取得了明显成效。 1.农村文化发展的现状 随着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很多农民迫切希望能像城市居民一样平等享有文化权益，丰富业余生活，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平昌县顺应这一发展要求，实施了发展农村文化建设战略，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乡镇为依托，以村为重点，以农户为对象，发展农村文化，构建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1.1农村文化建设成效显著 （1）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平昌县地处四川东北部大巴山南麓，属国家级贫困县。近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工作，持之以恒地实施“文化创先”工程，多渠道投资1050万，已建成乡镇综合文化站43个、农家书屋368个、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基层服务店128个。 （2）农村文化特色产品走向全国。近年来，全县农村文化建设、服务体系均做到了阵地设施、人员、活动、经费四落实，激发了农村文艺工作者创作激情。其中，发源于平昌县西兴镇、龙岗镇一带的汉族民间舞蹈《翻山铰子》，在农村文艺工作者挖掘、改编后，这一民间艺术魁宝，从民间走向正式舞台，走向世界。先后在省、全国表演多次获得金奖和银奖，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歌舞类），为平昌县赢得了“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美誉。全县先后评为全省、全国“文化先进县”，“农村旅游示范县”。 （3）农村文化体制改革见效。将原有乡镇文化站与广播电视站职能整合，新组建乡镇文化广播服务站。改革后，每个站工作人员由1-2人，增加到2-4人，扩大了乡镇文化队伍，促进了农村文化事业发展。推行乡镇文化事业单位岗位管理，以岗定责计酬，绩效挂钩，充分调动了文化广播站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4）主题文化园区建设有成效。投资15亿多元建成了元山新村旅游主题示范区、巴灵台翰林和道教文化园区、五木南天门运动公园、得胜巴山民俗示范区、驷马孝道文化示范区、白衣古文化主题园、佛头山红军文化和佛教文化主题公园……年均接待游客10余万人次，农村文化也促进了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1.2存在的问题
文化扶贫经验总结 近两年来，为确保能保质保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我局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省、市、县关于扶贫攻坚工作的相关精神，严格贯彻实施文化扶贫工作各项要求，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创新工作思维，大力推进我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共投入资金200余万元，共建成贫困村文化室XXX个，圆满完成了省、市、县下达我局的**、20**年脱贫攻坚工作任务，让贫困乡村的群众切实享受发展带来的文化成果。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贫困村文化室建设任务完成情况。**年，上级下达我局XXX个贫困村文化室建设任务，我局紧盯目标任务，安排专人深入基层一线，进行实地调查，走访群众，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投入资金XXX 万元，先后在黑坪镇星致村、铁门村，安家镇东岭村等建成村级文化活动室XXX个，完成目标任务的XX%。20**年按照年初下达的贫困村“有文化室”建设任务目标XXX个。3月，由分管副局长带队，深入林农镇玉城村、八角镇人民村等XXX个贫困村，对照标准，进行实地摸底调查。一是通过走访群众，广泛征求建设意见和建议；二是对照《20**年**省贫困地区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幸福美丽新村文化院坝）建设基本内容和考核标准（试行）》，先后共投入资金XXX万元，在云
溪镇石牌村、三清村，来龙乡联合村等建成村级文化活动室XXX个；三是面向基层、面向贫困村开展文艺创作，创作生产音乐、舞蹈、戏剧等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四是组织基层文化人才进行技能培训，提高业务水平。目前，已通过市县部门的初验。 二、主要工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明晰责任。为了抓实抓好文化广电脱贫攻坚工程建设，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全面完成我局脱贫攻坚任务，我局成立由局长肖兵任组长，副局长罗雪梅、赵良田任副组长，局机关相关股室和乡镇广电文化中心负责人为成员的脱贫攻坚工程领导小组。负责文化广电脱贫攻坚工作的协调、对接、项目监管等工作。同时，明确局长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具体责任人，相关股室人员为直接责任，明确了工作责任和分工，各股室之间相互协作、共同负责，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在具体工作中，领导小组定期不定期地组织召开专题工作会，研究解决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行分析原因，落实解决措施和办法，确保项目按要求和时间节点有序推进。 （二）强化项目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为抓好抓实项目建设管理，确保项目质量，让文化广电精准扶贫、
选题的理由多半来自阅读：阅读现实和阅读文献。阅读现实时，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转型已经掀起了一轮新阶级的涌动：人们热衷讨论的“新中产阶级”、“新管理精英”诞生了；人们始料未及的城乡新贫困群体――城市农民工、下岗工人和那些因制度变迁而越发贫困的乡村贫穷人口――也作为新阶级相继出现。然而目前有关贫困的社会学解释相当乏力，多是围绕贫困线的讨论，或是一些经验层次上的描述与对策的实际操作性文章。在国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有关贫困的理论纷争就已十分激烈，尤其是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的对垒，已经将原本尚属政府行为的政策学贫困研究纳入了理论轨道。走进理论，我们才有入世（入贫穷世界）的感觉，需要梳理、归纳和评价它们，更需要将它们借鉴到转型中国的发展实践。这是这篇文章选题的初衷和目的。 本文章将沿结构和文化两个面向，对现有的贫困研究作一系统的综述和评价。力求在“综述”中透析贫困研究随社会发展从经验迈向理论的路程；在“比较”中阐释结构和文化解释的异趣及其关系，以期为社会学的贫困研究提供新思路。 结构取向的解释 不平等：社会力制造的贫困 制度造成贫困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比如，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除了出卖劳力，一无有。这就形成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形成了支配和被支配、压迫和被压迫的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所有者能够通过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使工人贫困化。随着资本的增长，工人阶级的贫困会进一步加剧，因为“资本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厉害” （马克思，1972：380），工人将愈面临严重的失业贫困。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最终解决贫困问题。 社会政策导致的不平等是制造贫困的元凶。英国有“圈地运动”造成数以百万无家可归者的贫穷；美国有“种族歧视政策”下的有色人种的穷困潦倒；中国有“剪刀差”下的农民的穷困……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感悟，制定政策本身、政策的失误或不合适的政策导向，都将引起不平等而导致贫困。奥科克（Pete Alcock）首先指出，“从政策决定问题的意义上来看，贫困的界定通常取决于应对贫困的各项政策，于是政策和贫困就好像学术圈内存在着的‘鸡和蛋’的谜面，理解贫困首先就要去理解政策”（Alcock, 1993：4）。我以为，这里至少包含两层涵义：其一，政策可以确定“穷人”标签的指向，即“谁是穷人，谁将成为穷人”；其二，政策可能再造贫困。后一层意思又可让我们具有两种可能的想象空间：（A）解救贫困的政策因执行失误再造了贫困。（B）政策本身就不是平等之策。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这样
社会资本与贫困：一个理论框架的解释(一) 文章借助现代社会资本理论,超越过去仅从物质层面或有形资源形态探讨贫困的传统思路,并尽量克服以往贫困问题研究的片面和不足,力图破解现代社会贫困存在之谜,也就是从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多元维度来认识贫困,以便为贫困群体增加“三种资本”的能力寻找新的获取途径。 一、社会资本定义与贫困的认知 1、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理论 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这个概念最初是在经济学领域中使用,19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EugenV.B?觟hm-Bawerk)和马克思经济学创始人马克思(KarlMarx)都曾提出过“社会资本”,但他们使用的社会资本或社会总资本是与“私人资本”、“个别资本”相对应的,不是我们现在把握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关于这种社会资本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由经济学研究转入社会学研究后,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家的关注。直到1985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Bourdieu)用英文发表“社会资本随笔”的论文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新概念后,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接着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S.Coleman)于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这篇经典论文之后,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渐成研究的焦点和热点。但至今社会资本的定义在学术界仍众说纷纭、尚未统一,主要有功能说、资源说、能力说、网络说、文化规范说(卜长莉,2005)。本文认为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普遍存在于制度化关系网络之中,并能够被其使用者投资积累带来一定收益或便利的社会资源。此定义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存在的,也就是人们可以客观感觉到的“无形”资产;二是社会资本存在的载体是社会网络关系,也就是有的学者提到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但从正面来讲,这种网络(或资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关系网,而是“制度化的关系网络”,是与规范的组织(团体)成员制相联系的;三是当社会资本作为人际互动过程中而存在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等资源形式时,能够为使用者实现目标提供便利、带来收益。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为:社会网络、信任、合作(互惠)、参与、共享等。目前,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日渐新兴的理论范式,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现有研究文献已从基本概念、度量方法和指标及其对社会、经济绩效等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入构建,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而社会资本理论用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是近几年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一种新视角和新尝试,并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2、贫困的认知:视角转换与思想演变 可以说人们对贫困概念的理解经历着从一元解读到多元解读的过程;经历着逐步从纯经济生存层面,扩大到权利、发展、环境、文化及精神等层面。下面我们将结合学术界对贫困概念界定的思想发展脉络,依循着:物质生存、社会人文、能力发展的逻辑扩展顺序,对贫困内涵的演进给予简要说明,并指出其中的不足。 (1)物质生存的视角。人们认识工业社会的贫困,开始仍然沿用自然经济社会有关物质品匮乏威胁人们基本生存即是贫困的说法,当然物质品的多寡通常采用了货币收入额为标准,这不仅将贫困与低(货币)收入相联系,而且奠定了以货币收入为衡量工具的贫困线标准基础。正是如此,早期的文献可见英国学者朗特里(Rowntree)等学者对工业化初期社会贫困的研究成果。1899年,朗特里在《贫困:有关城镇生活的调查》中对英国约克市做贫困问题研究时,提出了“初级贫困”(即绝对贫困)的概念,这种贫困就是基于“获得仅能够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必需品”的预算,并且随之得出了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货币量(朗特里,1901),由此开辟了将贫困与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品,以及这种最低限度物质品折合的货币收入额联系起来的研究思路,为后来研究贫困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标准范式,影响深远。可以说最初的贫困概念都是基于物质生存标准的生理层面考量,虽然这种界定抓住了贫困的基本硬核,但是这种与生存的需
扶贫攻坚+文化扶贫心得体会:以文化扶贫助推脱贫攻坚,文化扶贫的前提在于扶志 以文化扶贫助推脱贫攻坚深入实施精准扶贫，全力推进脱贫攻坚，必须有效发挥好文化扶贫的作用，切实提高贫困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通过形成内生动力、激发发展潜力，帮助他们积极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最终推动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治贫”必先“治愚”。深入实施精准扶贫，全力推进脱贫攻坚，必须有效发挥好文化扶贫的作用，切实提高贫困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通过形成内生动力、激发发展潜力，帮助他们积极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最终推动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当前，一些地方的文化扶贫还明显滞后，个中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对文化扶贫的认识浮于表面。进一步做好“文化+扶贫”这篇文章，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文化扶贫的要义。文化扶贫的前提在于扶志。导致贫困的原因虽然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的贫困生活和封闭环境，影响了人们的奋斗意志和致富信心。例如，一些贫困地区，不少人还存在等、靠、要的思想，只盼着外界的帮扶救济，不愿意主动想办法、找出路；一些贫困群众，既不爱学习新知识，也不去研究新技术，仍满足于“靠天吃饭”，沿用传统的耕作方式。此外，还有个别贫困农村，封建迷信活动盛行，婚丧嫁娶铺张浪费，甚至闲暇时间赌博成风。切
实推进文化扶贫，首先就要着力解决这些问题，否则贫困群众缺乏致富的主体意识和自觉行动，必然影响扶贫的长期效果。只有扶思想、扶观念、扶信心，重视培养贫困人口劳动致富、勤劳致富、技能致富的自觉意识，真正帮助贫困群众树立起摆脱困境的斗志和勇气，才能不断加快脱贫攻坚进程，为贫困地区农村发展注入强大的动能。文化扶贫的基础在于教育。教育落后与经济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如果受教育程度低，必然会影响到农民的致富进程，进而制约地方经济的发展。因此，打好文化扶贫的基础，必须抓好农村教育。多年来，党和政府在解决贫困地区教育落后的问题上下了很大功夫，贫困地区的教育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教育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同时也要看到，教育落后仍然是贫困地区的主要短板，现实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贫困地区幼儿教育起步晚，重视不够的问题；贫困地区乡村师资队伍不稳定，流失严重的问题；还有贫困地区财政紧张，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等等。对此，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力度，推动教育资源继续向贫困地区倾斜，全方位保障贫困地区群众受教育权利，真正从思想上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通道。文化扶贫的关键在于技能。缺乏致富技能或技不如人是贫困的重要原因。从多年来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情况看，一些贫困地区出来的务工人员，多数受教育程度低、专业技能缺少，在城市就业门路窄，挣钱不多；在农村
A-F方法介绍 贫困的内涵很丰富，也有很多种界定方式。从最早的绝对贫困，再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到的资源贫困、能力贫困等。对贫困的认识经历了从单一贫困到多维贫困的转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人文贫困”（Human Poverty）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人均国民收入等经济指标，也包括了人均寿命、卫生、教育和生活条件等社会文化因素。直到2010年，UNDP第20个《人类发展报告》中正式提出多维贫困指数MPI，认为贫困的维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收入不足的范畴，其涉及到不良的健康和营养状况、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谋生手段的缺乏、恶劣的居住条件、社会排斥异己社会参与的缺乏等诸多方面。 A-F双临界值方法，在2007年5月，由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OPHI）的Sabina Alkire和James Foster基于Sen的可行能力剥夺理论发展为多维贫困的测量方法，简称为AF 方法，并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广泛使用，如前文提到UNDP与2010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使用了AF方法计算得到的MPI指数。国内学者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如王小林（2009）采用A- F方法，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对中国城市和农村家庭多维贫困进行了测算；王艳慧等（2013）对河南省南阳市四个国家贫困片区县进行了多维贫困度量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A-F双临界值方法的优势是能够同时将离散型的定型数据和连续型的定量数据纳入测试模型进行测量。同时，A-F双临界值方法提供的是一种测量多维贫困的框架，非常具有弹性，更多的关键选中留给研究中自己决定，包括选中贫困的维度、各维度的临界值、各维度的权重以及贫困的临界值等。 Sen (2002)把发展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实质自由的一个过程，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基本可行能力。人们的这些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因而导致贫困，所以，多维贫困测算的目的就是识别出哪些个体的哪些可行为能力被剥夺，从而测算出标示贫困个体多维贫困状况的“多维贫困发生率”指标(H)，标示贫困深度的“平均剥夺份额”指标（A），以及标示贫困人口群体综合贫困状况的“多维贫困指数”指标（MPI）。 本文利用“维度加总”和“维度分解”策略来综合评价贫困个体在各个维度的具体贫困状况。其中，“维度加总”能够计算贫困个体所有维度指标的综合贫困指数——MPI，“维度分解”则可以计算出各个维度指标对综合贫困指数的贡献程度。所设计的具体算法如下（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图1为多维贫困测算的流程图，表1为变量释义）： 1)根据所构建的多维贫困维度指标体系，把入户调查数据中各户所对应的数据项导入到数 据矩阵中。构建农户数据矩阵Y（n?d）。其中，n表示测算个体数量，d表示指标数量。 2)根据多维贫困指标体系中确定的指标临界值以及农户数据矩阵Y，可以得到相应的剥夺 矩阵g0（n?d）。剥夺矩阵g0用来表示存储农户被剥夺的情况，如果农户在某指标下是被剥夺的，在剥夺矩阵中该农户该指标的值为1，表示其为剥夺状态；否则该值为0，表示为不剥夺状态。 3)在剥夺矩阵中根据贫困临界值K确定出多维贫困个体，并且把非贫困个体的剥夺值进 行归零处理，剔除非贫困个体的剥夺信息对贫困加总的干扰，把归零后的剥夺矩阵称为已删减矩阵g0（K）（n?d）。该矩阵能够记录表征为多维贫困个体的指标剥夺情况，矩阵中的K表示贫困临界，即被确定为多维贫困个体的被剥夺指标数不小于K值。 4)根据已删减矩阵的贫困个体剥夺信息进行贫困加总，计算出多维贫困发生率、平均剥
贫困的测度和标准及计算方法 贫困测度是贫困研究的基础，是制定反贫困政策的重要依据。 Sen（1976）指出，贫困测度必须要面对以下两个问题：（1）贫困的识别；（2）利用贫困的信息构造贫困指数。建立在正确选择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基础上的贫困测度，才能更好的为反贫困事业做出贡献。 早期的贫困测度中，贫困识别是依据居民收入或支出的高低。（在贫困主体的识别过程中，贫困标准的确定至关重要，一般是根据当地居民生活的最低保障水平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来进行制定，因此各国贫困标准的设置不尽相同。贫困标准（即贫困线制定）上，根据《世界各国贫困标准研究》2010年1期，中国采用2100大卡热量作为农村人口贫困营养标准设定食物贫困线，并用回归计算方法推算出非食品贫困线，再将食品贫困线与非食品贫困线相加得到贫困线。但中国的贫困标准被认为相对较低。）而这种单维贫困测度，以收入或支出作为贫困标准，忽视了个体的脆弱性和贫困的长期性，个体的健康、教育、财产状况以及公共品的可获得性都会影响到个体的贫困程度。 杨改兰一案中，13年其家庭总收入为元，在12月的低保户动态评议上，因为家庭收入高于当年农村低保标准，核销了低保资格。这就是以收入为贫困标准的体现。虽然在这一惨案中，我认为低保资格的撤销并不是悲剧造成的主要原因，心理的病态和教育的贫穷才是主要的原因。她的生长环境导致她的心理存在缺陷，这种缺陷又缺乏关注和因其缺乏教育而没能及时采取纾解干预手段，种种矛盾叠加，让杨改兰长期处在心理崩溃的边缘无法纾解，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是一种心理健康的“贫穷”。 Sen（1999）认为，贫困应当被视为基本能力的剥夺。“能力贫困”意味着人们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难以借助于现代教育、信息扩散、知识外溢、社会资本积累等效应来充实自身的经济能力，以致人力资源含量、知识与技能水平极低，在发掘经济机会、参与经济政策决策、增加对自身的投资、应对不确定性和风险、从创新性经济活动中获利、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等方面“无能为力”。所以要正确衡量个体的贫困程度，就必须从多个维度来考虑个体被剥夺的状况。
…Culture of Poverty? Makes a Comeback “贫困文化”卷土重来 For more than 40 years, social scientists investigating the causes of poverty have tended to treat cultural explanations like Lord Voldemort: That Which Must Not Be Named. 40多年来，调查贫困原因的1社会科学家对待一些文化角度的阐释，往往好像对待伏地魔2一样3：闪烁其词。 The reticence was a legacy of the ugly battles that erupted after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then4an assistant labor secretary in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introduced the idea of a “culture of poverty” to the public in a startling 1965 report. Although Moynihan didn?t coin the phrase (that distinction belongs to the anthropologist Oscar Lewis), his description of the urban black family as caught in an inescapable “tangle of pathology” of unmarried mothers and welfare dependency was seen as attributing self-perpetuating moral deficiencies to black people, as if blaming them for their own misfortune. 回避不谈的态度是丑陋论战的后遗症。论战爆发在约翰逊执政期间，时任劳工部副部长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在一份惊人的1965年的报告中，向公众引入了“贫困文化”的概念。尽管莫伊尼汉没有创造这个短语（这一说法属于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莫伊尼汉描述了都市黑人家庭的未婚母亲和对福利的依赖。这 1investigating the causes of poverty作为定语，缩小了social scientists的范围。因此在译文中将原文中后置的定语前置，是两者关系更加明显。 2维基百科上对于伏地魔的解释中包括了人们对伏地魔的另一称呼：“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He-Who-Must-Not-Be-Named）。这让我意识到这个That Which Must Not Be Named是解释前文Lord Voldemort的。 3对于like Lord Voldemort，我倾向于将其作为treat的状语，而不是cultural explanations的例子。否则，读者不知是如何对待。 4对于then，我倾向于将其翻译为“在那个时候”，这样Daniel Patrick Moynihan 可以作为an assistant labor secretary的同位语。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农民问题仍然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中，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搞活农村经济，使广大农民尽快脱贫致富，达到小康水平，是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关键，也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基础。但当前，除沿海、沿江开放地区、部分城市郊区和其他经济发达地区农村较为富裕外，我国西部、中部不少农村，尤其是“老、少、边、山、贫”地区农村，经济仍很不发达。据统计，在全国2168个县市中，需要国家财政与省财政扶持的便有520多个县，尚有8000多万人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扶贫，成为全国性的战略任务。 多年来，农村工作的实践证明，“治贫”必先“治愚”，大力发展农村的文化事业，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生活的关键所在。正如贫困地区农村干部所说的，“没有文化富不了，有了文化穷不长。”因此，针对广大贫困地区农村文化水平落后，农民文化生活贫乏，观念习俗滞后的现实，开展文化扶贫，是当前一项十分紧迫而重要的工作。 文化扶贫，不能仅仅局限在为贫困地区农村办几件好事，不能当成临时性的社会文化福利活动，而应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来抓，下大的气力来抓。“工程”云云，一指其重要性，二指其系统性，三指其计划性，四指其综合性。要切实把文化扶贫作为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实施。下面，就文化扶贫工程的有关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和建议。 ”的现实依据 建国后，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我国的文化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据1993年不完全统计，全国已经有直接为农民服务的文化馆、文化分馆2900多个，县图书馆1960多个，文化站43100多个、集镇文化中心1160多个，农村文化室21 0000多个，农村图书室81000多个，此外还涌现出223300多个各类文化专业户。文化生活内容丰富、文化形式多样，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 但是，也必须看到存在的问题。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基于地理环境、经济、生产水平、交通等条件的差异，经济发展原来就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与内地及边远地区的差距更迅速拉大。东部较为发达地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一般在2000元左右，西部地区有不少人则在200元以下。即使在广东这样经济发达的省份，粤西、粤北农村仍有200万农民还没有脱贫。农民的收入直接影响着农民的文化消费。部分收入高的农村文化设施齐全，农民的文化生活已与城市居民相近，以浙江华西村为代表的一批亿元村甚至建起了乡村公园、豪华歌舞厅等。在一些经济较为落后的农村，农民看戏、看电影难的问题仍未解决，“老、少、边、山、贫”地区农民的文化生活更为贫乏。 全国230多个没有文化馆、200多个没有图书馆的县和7200多个没有文化站的乡，绝大部分属于贫困地区。这些地方的文化设施和文化基础本来就十分落后，近年来，又出现了“滑坡”现象。 一些县、乡在机构改革中把文化站、文化中心作为“七所八站”或砍或推向市场让其自生自灭。1993年，河南省文化厅对99个县1848个文化站进行了调查，垮掉或名存实亡的有593个，占总数的32％。某县22个乡镇文化站，只剩下2个。某市17个乡镇文化站，只有3个在活动。贫困地区现在保留下来的文化站，也是设施简陋、破旧。湖南全省有3192个乡镇文化站、多数处在“1个人，1间房，1桌1凳1枚章”的“五个一”的窘境。许多地方的文化站甚至在破庙或破棚下坚持开展农村文化活动。 文化专干队伍问题更为突出。一是人员本来就少，乡镇又经常抽去搞中心工作，或过多地兼职，有的身兼秘书、通讯员、计划生育员、打字员和片长、村长等数职，文化倒成了他们的“副业”。二是人才外流严重，某省1986年文化专干转正1146人，现在留在文化站工作的只有336人，其中某县转正8人，现在仅留下1人。许多人被不恰当地当作临时工、计划外用工清退。再加上文化专干长期不能转正，经费少，待遇低，不愿再从事文化工作。据了解，许多地方文化站的年经费还停留在原来的500元左右，有些连500元也不能保证。有的文化专干的月工资只有28元，有的连28元也难以保证。 贫困地区农民看戏、看电影难的问题在继续加剧，不少地方以减少农民负担为名不加分析地把统筹看戏、看电影的提留当作乱摊派加以禁止，又没有其它措施解决农民文化生活贫乏的问题，致使文化活动空白村迅速增多。被誉为“戏曲之乡”的河南省，1990年戏剧、曲艺演出空白村占全省农村的27．76％。陕西省西康地区农民一年看不上一场电影的地方占全地区的一半。至于更贫困的农村和牧区，农牧民几乎没有起码的文化生活，依旧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农村文化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非社会主义的思想和不健康的东西就必然要去占领。一些贫困地区封建迷信活动泛滥，曾经绝迹的看风水、跳大神等陋习，又悄然兴起；有的地方甚至拆学校建庙；淫秽书刊及音像制品严重毒害
浅谈传统文化没落的原因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认识 发展 摘要：提起传统文化，成长于文化断层期的现代人多数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却出现了诸多文化侵略现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缺乏深刻的了解与认识，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立，不顾自己民族的特点，一味模仿或照搬别的文化，是造成这种现在的主要原因。 提起传统文化，成长于文化断层期的现代人多数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有所涉猎的人可能感叹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也有人可能会说，在现今时代，传统文化已经过时。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正在慢慢的流失，而我们的国民，却没有意识到，只是盛赞现代生活丰富多彩，文化七彩斑斓。 我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但由于传统文化的脆弱性和“文化大革命”的劫难，我国传统文化的生存现状仍然特别令人担忧：随着现代化进程、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大批风情独特的古村落、民居、作坊及其他文化遗址遭到破坏，大量珍贵的无形文化遗产失去传承，更严重的是出现了诸多文化侵略现象， 2005年底，沸沸扬扬的韩国将端午节申遗事件终于尘埃落定，韩国成功的 将“江陵端午祭”申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这无疑是中华文化的一次耻辱，炎黄子孙永远的心痛！ 2006年10月，韩国拟将中医改为韩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消息，所谓“韩医”，其实与中医是一脉相承的，病理理论和治疗方法基本类似。等等类似的事件多不胜数。礼失于野，而路人拾之，我们在这时才幡然醒悟，大声疾呼，可惜，悔之晚矣，在我们痛呼时，是否在想想，如何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目前我国在实行文化强国战略。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总要有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政治之上的文化，否定传统文化，也是否定历史，否定民族精神。人为地割断自己的“根”。美国文化哲学家怀特说过：“文化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文化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 境”，“现在的文化决定于过去的文化，而未来的文化仅仅是现在文化潮流的”。可以说，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史，也就是发展和丰富传统的历史。同样，作为凝聚和激励人民重要力量的民族精神也是传统文化长期熏陶与培育的结果，是传统文化的结晶。一个民族陷入任何困境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民族精神支柱，精神上无所依托。所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问题，决不单纯是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关系民族命运发展的问题。许多历史事实证明，一个国家走上民族振兴，走向现代化，无不是从弘扬民族精神做起。民族精神是民族之魂。否定传统文化，必然抹煞
浅析《决定》对于消除农村文化贫困的作用 引言 我国多年来的扶贫实践和长期的农村调查表明，文化贫困从根本上说是产生贫困的主要根源，要想根治贫困，必须从贫困的主体——“人”入手，走文化扶贫之路。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特别是农村文化建设，对于消除农村文化贫困进而消除贫困具有重要作用。 2011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所要遵循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出了详细的说明和规定，这对于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以这一决定的提出为背景，研究其在消除农村文化贫困方面的作用。在此之前，众多学者提出了许多消除农村文化贫困的对策，但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尚属首次。因此，本篇论文期望能够扩充农村文化贫困相关理论，并对消除农村文化贫困的实践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一、文献综述 （一）农村文化贫困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最早将贫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专门研究的是美国人类学家刘 易斯，他在其所著的《五个家庭：墨西哥文化贫困案例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于贫困文化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哈瑞顿（1962）在其著作《另类美国》写道：在美国，穷人是一种文化，一种制度和一种生活方式，贫困文化具有永久性格。甘斯（Gans，1968）①一反他自己以往的结构功能主义立场，从文 ①Gans.H. The urban villagers: group and class in the life of Italian-Americans[M].New York: free press,1968.
文化扶贫攻坚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加快贫困村文化场所建设，促进贫困村文广事业繁荣发展，结合全市“乡村舞台”建设，特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聚焦贫困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简称“乡村舞台”)建设，坚持不懈推进文化扶贫攻坚，切实把“乡村舞台”建成贫困村开展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传播、文体娱乐活动、民俗文化传承、法治科普、致富技能培训的“大舞台”，提高贫困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整体水平。到2017年底，完成未达标的68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任务;完成730个贫困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任务;提升贫困乡村文化场所服务能力和水平。 (一)未达标的68个乡镇综合文化站达到评估定级三级以上标准。站舍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上;县本级财政拨款0.5万元以上作为工作经费;专职工作人员2人以上，其中有1名副科级的文化站长;年度综合性大型文化活动不少于1次，举办单项文体活动不少于2次。 (二)建成的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达到以下标准。表演戏台及文体广场(配备一定的体育健身器材);农家书屋(含电子阅览室);篮球场(有条件的可增设乒乓球、排球和羽毛球场);多功能活动(教育、培训、会议)室;文化宣传科普长廊(10米以上宣传窗);每个行政村组建一支相对稳定、10人左右的民间自办文化社团，并配备乐器、服装等设备。
有条件的贫困村，可建设村史或民俗文化展览室、电子商务平台、电影放映场(室)，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其它文化设施。 (三)认真实施“五大工程”，努力提升贫困乡村文化场所服务能力和水平。 1.实施农村广播电视覆盖工程 完成市、县(区)地面数字广播电视农村覆盖网工程建设，建成8个市县区发射主站、104个乡镇辅站、248个村级补点站，使贫困村广播电视节目覆盖率达到95%以上。 2.实施农家书屋提档升级工程 (1)严格按照农家书屋建设标准(实用面积不少于20平方米、图书不少于1500册，报刊不少于15种，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100种(张);书架一般不少于四组书柜，阅览桌要同时满足6人以上阅读，椅子不少于6把;每个书屋要配置报刊架及部分消防设备)，督促各县区对精准扶贫村的书屋逐一摸排，按时间进度完成达标提升工作。 (2)农家书屋出版物的补充更新向贫困村倾斜，并保证“三农”出版物数量达到20%以上;紧密结合联村联户，开展机关企事业单位向贫困村捐赠设备、图书等活动;在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数字农家书屋试点的基础上，力争优先在贫困村推开数字农家书屋建设。 (3)加大对农家书屋管理员的培训，依托县区和乡镇，3年内对全市精准扶贫村农家书屋管理员轮训一遍。 (4)依托农家书屋，推进全民阅读活动向贫困村延伸，深入开展年度“星级”农家书屋的评选工作，使贫困村农家书屋全部达到“三星
阿马蒂亚·森贫困理论研究 内容摘要：贫困理论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研究者的青睐。在现代传统经济学中，贫困问题往往被简化为收入问题，许多贫困或经济平等的测量指标如基尼系数，都是以人们的收入作为研究基础。而阿马蒂亚·森在对大量的贫困问题研究后提出了更加全面和有效的贫困度量方法，并且从权力缺失的考虑出发，对贫困的实质进行了重新解释。本文将介绍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延续其研究思路，以期给经济学补充一个从更深刻的伦理层次认识贫困的视角。 关键词：阿马蒂亚·森伦理经济学贫困理论权利失败 贫困的概念 （一）贫困度量的传统方法 在度量贫困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贫困线”、“最低生活标准”、“基尼系数”等一系列指标。然而，以上指标只是从一个方面即收入的低下去衡量贫困，充其量只能作为识别穷人的一种方法。在一些传统的研究中，度量贫困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先定义一个贫困线并以此统计出穷人的数量，再把贫困定义为贫穷人口与社会总人口之比，即“贫困人口比率度量”（head-count measure），记为H。在这种方法下，全体贫困线以下的人的收入的降低丝毫不会影响贫困程度，而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只要不越过贫困线，也不能得到任何体现。二是度量全体穷人的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距离总和，即比较流行的“贫困缺口”度量法，可以公式化为“收入缺口比率”（income-gap ratio），记为I。而这种度量法在阿马蒂亚·森看来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只要穷人之间的收入转移不突破贫困线，收入缺口比率对收入转移就肯定是不敏感的”。 （二）贫困的识别和加总：森贫困指数 由此，阿马蒂亚·森提出一个较全面的贫困定义应该包括两个要素：一个识别穷人的方法和一个把穷人所构成的集合的特征进行加总，以形成贫困的总体印象，即贫困的“识别（identification）”和“加总（aggregation）”。上述两个指标H 和I分别度量了其中一方面，H代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而I代表与贫困线相比绝对收入的贫困比率。为了弥补度量中缺少的收入分配问题，阿马蒂亚·森引入了基尼系数G，G度量的正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从而阿马蒂亚·森得出了一个更精确的衡量贫困的指数P，P=H{I+(1-I)G}（阿马蒂亚·森，2001）。P指数很好地把握了相对贫困的内涵，不仅“识别”和“加总”了贫困，而且反映了分配的不平等程度：P随着G的增大而增大，当分配绝对平均即所有人的收入都相等时，G为0，此时P=HI。 （三）权利方法 在考察了贫困的度量之后，阿马蒂亚·森转入了关于贫困成因的分析。阿马蒂亚·森（2006）认为生活的贫困不仅指这个人确实身处贫困状态中，而且包括由个人环境和社会限制造成的机会的缺乏，从而使其不能自由地选择其它生活方式。经济贫困的表象如低收入等最终也应将被视为能力的剥夺，人们之所以贫困是由于缺少获得正常生活条件的能力，“权利丧失”才是贫困的根源。 在一个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中，人们的经济权利包括了：生产权利、交换权利、劳动权利和继承转移权利。这些权利构成了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自由行动并获得所需的基础，其中的任何一个权利散失或遭到剥夺都将影响人们的可行能力。在贫
最新整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演讲稿】中国传统文化演讲稿关于传统文化的演讲稿 各位同学们好： 我是十一年级的Summer，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是世界四大古国之一。五千年的悠悠历史筑成当今中国。其中，文化起源于公元前2070年的夏朝。与它的悠久历史相对应，中国文化内涵博大精深。而如今随着时代日新月异的发展，传统文化的保留与摒弃已在国内成为一个深度讨论的话题。 文化的定义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现在所面临的状况又是什么？文化在字典中的解释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其另一解释是：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以及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以上解释则已充分概括了中国三大文化：儒家文化、建筑遗迹和歌词诗赋。由于这些文化的存在，中国现共有31项文化遗产，居世界第三位。而如今那些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宝贵遗产，所面临的现状也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正面临着断子绝孙的，无以为继的重大危机。看似活生生地存在，却几乎是在渐渐消失，中国的传统文化所遭遇的异变，继“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以来，已在很大的程度上被横行而来的西方文化顶替掉了。而残存的部分也正在被全球化过程进一步的扫荡。对于一个文化是否存活着，我们就要看它的基本精神是否还能打动现实人群，与实际生活和历史进程有呼应。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但其近年来的遭遇使它的文化地位岌岌可危。首先，其传承儒家文化范式为自己生命的终极追求的团体，现已基本上消
失了。而儒家以家庭为根，以农业为本，半天然半教化的团粒结构也日益消退,几近消亡。且其的基本价值取向已基本上不能影响现代中国人在人生中面临的重大选择。而儒家乃至传统文化中的独特语言在人们表达关键思想和深刻情感的话语和艺术形式中已是岌岌可危。由此可见：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已陷入了生存危机。“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曾被完全政治化的问题，现在已经获得和正在获得越来越浓重的悲凉文化含义。 根据上述的情况，你所能感受和体会的是什么？如果曾经拥有的一件美好的东西，因为你的失误瞬间瓦解，难道你想说的仅仅只是一句：对不起？！并掺杂着内疚？为何很多的时候。人们总是因为失去了，才懂得珍惜？难道不能在失去前好好把握住机会抓住它呢?中国传统文化如今暂没有频临毁灭，因此，我们如今所能做的是挽留住它，让更多的人去xx它。不要在人们再次需要它的时候，才发现它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黄河之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并同时孕育着新的文化长河，作为龙的传人，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变化，对于每个人来说，应该要适应一种新文化的出现。一个文化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必定是好学的，因为只有好学，吸取别人的优秀文化，融洽自身文化，才能使其发扬光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摒弃自己的传统文化，相反我们要更加xx传统文化，毕竟它是我们生长的来源，经过五千年历史沧桑所保留下的精华。是外来者所不能完全替代的。 文化，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脊梁！由此可见，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没有自己的文化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虽然谈不上我们要拯救我们的传统文化，但传承和发扬是不容忽视的！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 中国传统文化演讲稿（二）
农业经济问题 (月刊) 2009年第10期 理解社会变迁中的贫困与能力 评 社会变迁、介入型贫困与能力再造 丁士军 赵 锋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处在巨大的社会经济转型期,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困走向富裕,从落后走向进步。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10%左右的速度增长,城乡居民生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但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贫困现象与弱势群体。在当代社会变迁过程中,还有一部分受到直接冲击和影响的人群,如国有企业转型带来的下岗职工和大型工程项目建设造成大量的工程移民。这些受到直接冲击的人群,经历了职业、环境和生计等多方位的改变,承受着因为社会政策和外来力量的介入导致的失业、贫困等问题,成为社会的边缘化人群。 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工程移民。在当前的研究中,人们对主动外出务工经商的自愿移民群体问题有很多关注和了解,而对工程移民问题的研究和认识还是更多局限在工程和技术层面;对于工程移民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多关注制度安排和安置环境,缺乏对移民群体的社会经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深入研究。 由杨云彦、黄瑞芹、胡静和石智雷合作的新著 社会变迁、介入型贫困与能力再造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8年12月出版。该书尝试从新的视角研究社会变迁中的贫困与能力问题,并对此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这是作者历时三年多完成的一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南水北调工程与中部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的主要研究成果。该书以工程移民作为研究社会变迁中介入型贫困的切入点,在南水北调中部工程库区第一手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工程移民群体在外力冲击下的村社和个人特征,深入研究了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于移民缓解贫困的作用和运作机理。作者不仅对社会变迁过程中贫困易发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剖析和明确的理论解释,还就介入型贫困的缓解对策和能力再造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通读全书,这本专著有以下一些特点和创新: 第一,全新的研究视角。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贫困人口和贫困问题,是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很早就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论解释,更缺乏足够深入的实证分析。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是问题研究的关键,不然,所有论述只能游浮于表面。 社会变迁、介入型贫困与能力再造 一书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作者以重大工程建设带来的大量非自愿移民作为研究社会变迁导致群体贫困问题的研究对象,具有原创性。进一步地扩展到受社会变迁影响的其他边缘化群体,如农民工、下岗职工以及失地农民等等,还涉及到农村贫困以及在外力冲击影响之下的可持续发展。该书有两个重要突破,一方面突破了研究社会变迁中贫困问题的实证难问题,这不仅对于贫困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社会变迁以及贫困问题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作用;另一方面突破了学术界研究工程移民就事论事、局限于移民群体、缺乏理论升华的问题,为研究工程移民打开了广阔的理论视野,预示了重要的研究前景。对这一点,我相信仔细阅读过这部著作的读者将深有体会。 第二,重要的理论创新。社会变迁会带来一部分弱势群体的边缘化并成为贫困高发人群。为什么在外力影响下会带来一部分人的贫困?其贫困的特征和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该书是目前国内第一部提出并研究 介入型贫困 和弱势群体 可持续发展能力 的学术专著。该书对以上问题给 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