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亚特·霍尔“编码与解码”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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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霍尔《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作者:samuel007 提交日期:2006-10-24 13:44:00《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理论基础是马政经理论的商品生产、流通、使用以及再生产)文章中心内容是:1 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与传播2 批判的是“发送者->信息->接受者”的传统传播研究的线性研究特征3 提出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和传播存在“主导的复杂结构”分析(一)电视话语的生产和传播过程1 生产环节:即信息编码。
生产的环节是一个开放的环节,信息的生产受到一系列因素影响(浅层次原因——显见和可感知的:传播制度结构及其实践和生产网络,还有它们构成的关系和技术基础结构。
中层次原因——隐含的思想上的:媒介从业者自身的技术技巧、职业观念、知识结构。
深层次原因:社会以及历史地界因素)2 流通环节:信息到受众的环节3 使用和再生产:使用是指受众享受信息并从中获得信息。
再生产是受众对信息的解码,是信息意义的再创造。
电视话语中意义的“误读”的原因(各个环节都是开放的,可以进行“意义”的赋予,意义的赋予取决于个体和组织的性质)1 误读来由:社会不同质,电视观众不能被看作单一的没有区别的群体,他们分属于各自的社会团体,团体的归属感使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将自己同主导意识形态的形式和意义联系起来,因此生产和接收之间缺乏一致性,即信息的生产者和受众对信息的解释的不一致性,此过程会产生对信息的误读或者“扭曲”2 其实电视话语中的信息是由大量已经约定俗成的“能指”和“所指”的构联相对稳定的符码组成,既然这些符码广泛的分布于特定的语言团体和文化中,能在普遍意义上的被理解,但是信息在生产环节和消费再生产环节3 其根本原因(霍尔认为):是因为传者和受者之间的关系和地位的结构差异。
“编码者”和“解码者”的符码之间的不对称造成的。
(“传者”的“我要表达什么”和“受者”的“我认为你表达的是什么”不一致性——猩猩自己的理解)受众的三种解码方式(这个不难理解,看书就行。
基于霍尔“编码与解码”理论对传播与接受主体的行为研究张安琪
【期刊名称】《新闻传播》
【年(卷),期】2022()19
【摘要】斯图亚特·霍尔作为伯明翰学派的主要领头人,致力于文化研究领域,拥有“文化研究之父”的称号。
1973年出版的《电视话语的解码与编码》打破了以往对于受众被动性接收的偏见,打开了信息传递者和受众互动性的理论大门。
信息传递是从信息生产结构的一端到受众的观念和使用的另一端的过程,涉及到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对信息“编码”与“解码”的双重环节。
因此,本篇论文基于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理论对传播与接受主体的行为进行分析,从而为信息的有效传递提供借鉴。
【总页数】3页(P36-38)
【作者】张安琪
【作者单位】安阳工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TN9
【相关文献】
1.基于霍尔编码解码理论的黄梅戏跨文化传播研究
2.基于霍尔编码解码理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差异化传播研究
3.央视《等着我》电视节目传播策略分析——基于霍尔编码/解码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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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5.品牌跨文化传播中的国家形象分析——基于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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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解读《甄嬛传》摘要:《甄嬛传》于2012年在各大卫视热播,线上的播放量也已经超过上千亿次成为经久不衰的霸屏神剧。
而本文利用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分析了该剧制作方作为编码者所做的努力,同时也从主导、协调、对抗三种方式对观众的解读进行了分析。
从这样成功的案例中考察制作方与观众在编码解码上的沟通状况。
关键词:编码;解码;《甄嬛传》1、《甄嬛传》中的“编码”手段1.1制作团队的编码手段1.1.1导演的才干以及其风格的反差《甄嬛传》的导演是郑晓龙,曾指导过《渴望》、《北京人在纽约》、《金婚》等名剧,在业内有着相当高地位和名气。
而其以往的拍摄风格基本上是现代家庭剧的方向,如今却拍出了一部清宫“大女主”的戏,制作团队正是利用导演这种拍摄风格上的差异化引起了观众的好奇心,使得观众带着猎奇心去观看。
1.1.2实力派演员的“差异化”营销片中新老演员强强联合,既有孙俪、蒋欣、蔡少芬等流量担当,又有陈建斌、孙茜等实力派演员,更有刘雪纯、李天柱等老一辈艺术家,再加入蓝盈莹、唐艺昕等新人添彩,本着一切为剧本服务的原则,营造出一大批鲜活生动的人物。
孙俪之前大多演的是年代剧和现代剧,陈建斌则是比较多元的一个演员,二者在观众心目中的印象是“清纯小花”与“中年大叔”的形象,实在是有点“怪异”;而蔡少芬之前的角色是相对清纯的“玉女”,在《甄嬛传》中却饰演一个城府极深、步步为营的皇后;蒋欣之前《欢天喜地七仙女》中“绿儿”阳光活泼的形象太过深入人心,所以演华妃这个跋扈中又带着“苦涩”的形象也是出乎意料。
编码者利用演员和角色的反差来塑造宣传点,通过观众心中原有的“人物设定”来激发人们对于演员表现和角色的期待。
1.1.3制作精良,细节到位编码者深知,过去的后宫剧目深受质疑的重点就在于制作粗糙且严重与史实不符,说话也不讲究。
然而《甄嬛传》请来了中央戏剧学院的礼仪指导老师张晓龙对演员进行大量的礼仪培训。
人物设置上,原著流潋紫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再次查看《宫女谈往录》仔细斟酌校对。
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斯图亚特·霍尔传统上,大众传播研究已根据信息流通或流通将传播过程概念化。
这个模式由于其发送者/信息/接收者的线性特征,由于仅只关注信息交流的层面而未能把不同时刻作为一个复杂关系结构的结构化概念而受到批判。
然而,通过表现相连而各异的诸多环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一生产并维持这个结构,也有可能(并且这是有用的)根据这个结构来思考这一过程。
这势必要把这个过程当做“主导的复杂结构”。
诸多实践相联系,然而,每一项实践都保持着自己的特性及其特殊的形态、保持着自身的种种形式和存在条件,从而使这种实践得以维持下来。
这些实践的“对象”就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种话浯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怍而组织起来。
因此,机制,关系和生产实践在某个环节(“生产/流通’’环节)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开始运作,这个符号载体是按“语言’’规则构成的。
“产品”就是以这种话浯形式流通的。
因而,这一过程在生产的一端不仅需要它的物质工具—一“手段”,还需要自己的各种社会(生产)关系——诸多实践在传播机制内的组织与结合。
但是,产品的流通和针对不同观众进行的产品分配都是以这一话语形式发生的。
话语一旦完成,接着就必须转译——改造成社会实践,如果流通既圆满又有效果的话。
不赋予“意义”,就不会有“消费”。
如果在实践中没有讲清楚意义,就不会有任何作用。
这一方法的价值在于,虽然每一个环节在表述中对于作为整体的流通都是有必要的,但没有一个环节能完全保证下一个环节,尽管要根据下一个才能把它讲清楚。
因为每个环节都有它特殊的形态和存在条件,所以每一个都是对“形式渠道”的打破或中断,而有效生产的流动(再生产)就是依这个“形式渠道”的连续而定的。
因此,既然不可能把研究限制在“仅仅产生于内容分析的渠道”,我们就必须要认识到信息的话语形式在传播交流(从流通的角度看)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要认识到“编码”和“解码”的诸多环节是确定的环节,尽管二者与作为整体的传播过程相比仅仅是“相对自治的”。
电视话语制码解码的三个阶段——重新解读霍尔的电视话语
制码解码理论
王磊
【期刊名称】《当代传播》
【年(卷),期】2003()2
【摘要】上个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曾对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和流通过程有经典的论述.他认为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与传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意义的生产阶段;电视专业工作者对原材料的加工;"成品"阶段,也就是电视作品的完成状态;第三个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观众的解码阶段.
【总页数】3页(P75-77)
【关键词】电视话语;制码;解码;霍尔;电视节目制作;电视意义
【作者】王磊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20;G222.2
【相关文献】
1.电视话语与阶级斗争: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的文本主题 [J], 章辉
2.霍尔的电视话语制码解码理论与广告的诉求和解码 [J], 缪文海
3.霍尔的制码解码理论与样板戏芭蕾舞剧《白毛女》的传播 [J], 朱蕴华
4.制码、解码:戏曲电视剧的两难选择与出路 [J], 陈国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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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体现的“结构主义方法论”作者:吴茜来源:《新闻世界》2013年第06期【摘要】结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一种哲学思潮,自索绪尔以结构主义方法论开创性地研究语言学后,这一方法又蔓延至人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文化研究等领域。
在霍尔的《编码/解码》一文中,这一方法论一方面体现在将传播过程视为一生产系统整体;另一方面体现在借鉴阿尔都塞“意识形态论”即透过传播讯息的表层意义,探讨其深层意义——“意识形态”,同时视符号为承载意义,转换系统内关系的工具。
【关键词】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符号文化霸权自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思潮兴起,阿尔都塞将这一哲学思想应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于1969年发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给文化研究领域带来巨大震动。
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成果给霍尔带来了启发,其吸收了结构主义者的成果,提出了与霍加特等人相对的“结构主义范式”,并将该范式引入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工作中,这一思想动态在霍尔的另一篇文章《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可见一斑,而《编码/解码》可视作是霍尔对此的理论实践。
一、什么是结构主义方法观皮亚杰在其著作《结构主义》中,认为结构主义严格来说并非一个哲学派别,其是一种研究方法。
这个哲学思潮最早发端于索绪尔对语言学的研究中。
其将语言学视作是一个逻辑系统,并将语言分为语言和言语。
语言是一种制度,而言语则是个人的,语言表象的体现。
这种将研究对象视作一个整体系统,同时将其划分为各个层次,以及层次间是如何互动的方法随后又被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所借鉴,并应用于其对原始部落社会现象,以及原始神话与故事等问题的研究。
在对各个科学领域产生的结构主义思潮进行研究后,皮亚杰将结构主义特点总结为:“第一、一个领域研究里要找出能够不向外面寻求解释说明的规律,能够建立起自己说明自己的结构来;第二、找出的结构要能够形式化,做为公式而作演绎法的应用。
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理论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理论作者: gaohongbo786 发表日期: 2006-05-30 17:03 复制链接[人物简介]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1— ),英国文化研究的杰出代表人之一。
曾任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主任。
终身致力于媒介和大众文化的研究。
霍尔的名声不是基于他自己的哪一本书,而在于交织在热烈论争之中的文章和文集序言。
他最广为人知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种有关编码与解码的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介文化产品的解释,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立场相对应。
他提出三种假想的地位,即:以接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特征的“主导—霸权的地位”,大体上按照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行解释,但却加以一定修正以使之有利于反映自身立场和利益的“协商的符码”,以及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全然相反的“对抗的符码”。
霍尔的研究成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受众接受行为的理论背景。
此后,文化研究敞开了关于电视受众主动性的研究的大门,一种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兴起并迅速扩展开来。
霍尔的主要论著有:《电视讨论中的编码和译码》(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1973),《文化研究:两种范式》(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1980),《“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介研究中被压抑者的回归》(1982),《意识形态与传播理论》(Ide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1989),《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效果》,《结构“大众”笔记》等,1980年出版专著《文化、传媒、语言》(Media , Culture and Society, Academic Press, London)。
用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理论分析《非诚勿扰》摘要:本文主要用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的理论来解释在当前媒介融合的状态下对电视节目的解读,处于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是否这一理论还适用于此,并且用三种解码的形式来看当前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斯图亚特·霍尔;编码与解码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受到很多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影响和启迪。
霍尔批判的继承了各种思想理论,才形成他独具特色的意义内涵。
霍尔对编码的定义是“实践对象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以符号为载体的形式产生各种意义,他们想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内通过符码的运行而组织起来。
”从霍尔为编码所下的定义来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编码以符号为载体,需要了解已有信息的意义,并对这些已有的信息进行重组,并且这些重组需要在一个新的环境中运作,在运作过程中符码化。
在符码的运作过程中,霍尔认为符码的意义是在随着时间和文化语境而发生改变。
但在符码的形成与建构的过程中,也会受到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制约,尤其是在电视节目,电影等中常常将主导的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融入受众的思想之中,逐渐让社会大众接受某种框架的制约还不会导致受众对这种约束的反感。
霍尔的“编码与解码”中批判了传统的大众传播研究中的线性传播方式,传统的“发送者-信息—接受者”的模式过于简单,并没有考虑到在传播过程中的发送者,传递的信息与接受者之间会存在很多问题。
传递信息者即编码者在传递信息也就是在进行编码的过程中编码者的身份、价值观,所处的文化背景等不同的因素都会影响编码的整个过程,所编的码也会受到编码者的影响,而且在信息传递时也会发生扭曲,解码者同样也会像编码者一样在解读的过程中会带有个人的主观感情色彩,可能会使解码者所获得的信息出现偏差,即信息对抗式的解读,也可能完全理解即是编码者对解码者霸权式的解读,还有一种可能是编码者与解码者之间相互妥协于协商。
斯图亚特哆霍尔“编码与解码”理论的研究专业名称:文艺学申请人:赵瑾指导教师:姚倩教授论文答辩委员会哗互陡一孩哗扼席员,王委;斯图亚特・霍尔“编码与解码”理论的研究研究生:赵瑾导师:姚倩教授。
专业:文艺学研究方向:文艺传播与文化产业年级:2011级摘要作为伯明翰学派后期的文化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研究思想和成就对文化研究领域影响深远。
他的研究成果多见于一些文章,其中一篇发表于1973年的《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俗称霍尔模式)意义非凡,改变了实证主义研究对信息传递者与受众关系的线性理解,并侧重于对受众主动性的研究,这种新的研究范式使得受众研究拉开了新的帷幕。
在当今媒介形式多样化的今天,不管信息传播的方式如何变化,霍尔模式都依然显现着它客观、合理的意义。
为此,全面理解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理论,通过纷繁复杂的大众文化文本,解读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的错位与误读现象,发掘大众与传媒冲突、对抗、妥协中所隐含的深层次矛盾,对于加强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探索霍尔“编码,解码”的理论溯源。
霍尔博学慎思,广泛涉猎多学科,跳出当下文化理论研究的局限,敢于从现实角度分析问题,从而开辟了新的文化研究视域。
而正是积极的借鉴和思考前人的理论成果,才使得霍尔具有非凡的认识和思辨能力。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索绪尔的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等等,都给了霍尔很大的启示,同时,霍尔在借鉴前人的理论观点时,又加入了自己的思考,通过对实践事例的深入分析、对信息建构和传播过程的探究和整合,虽终形成了具有非凡影响意义的“编码与解码”理论。
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霍尔“编码,解码”的理论内涵。
在这一部分,从认识的角度,概述了编码和解码的理论意义。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精髓,主要在他对传媒的生产、流通、消费单个过程中体现。
这正好对应了理论中所知的编码、流通和解码三个过程。
本文就是按照这三个过程,对编码制度结构的内部操作、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和解码者再生产的环节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在谈话类节目以及互联网中节目互动中的运用作者:郭明溪来源:《科技传播》2015年第11期摘要一九七三年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问世,当时霍尔在一篇名为《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的大会发言稿中阐述了编码/解码的传播模式并引起关注。
霍尔在《编码/解码》一书中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价值循环论提出了信息交流的四阶段理论: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和再生产。
分析编码解码理论在现代传播应用中每个阶段下的传播特征和应用,有助于清晰的发现电视节目各环节的特点和问题,为制作高水准的节目提供依据。
关键词编码/解码;谈话类节目;互联网;受众;文化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40-0095-01斯图尔特·霍尔的这个理论相对于其他传播学理论来讲,离我们的现代社会相对近一些。
这个理论的关键在于对社会文化的把握以及将受众作为主动群体研究其存在意义。
在现代大众媒介文化中,媒介文化以不同的媒介形态分为电影文化、电视文化、网络文化等不同的文化类型。
其中,网络文化又具有多种媒介文化的融合性特征。
下面我以凤凰网络电视平台为例,谈谈电视节目的编码解码模式应用以及互联网模式下受众解码模式的改变。
1 谈话类节目中的编码解码名为《一虎一席谈》的谈话类节目,在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节目全程受众的互动。
因为节目设置的原因,节目设置有主持人,嘉宾,以及在场观众。
首先,主持人胡一虎在主持中其实是具有自己的个人立场的发言权的。
其次,邀请的嘉宾是在节目开播近期比较有争议事件的当事人以及与当事人持相反意见的专家学者等,他们在场上会进行意见的交锋,事实上,他们也是信息的解码体。
还有,场上观众在辩论中也会拥有发表言论的权力。
一般谈话节目的“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再生产”过程可以变成这样“辩论意见提出-交换意见开始-受众对不同立场进行评论-从中提出新的议题-下一轮辩论开始”,场上观众的编码/解码过程中,就会产生三种立场,一种是与主持人观点一致的立场,这些受众就是完全接受主流意见观点。
2022年第1期(总第190期)㊀㊀㊀㊀㊀㊀黑龙江社会科学SocialSciencesInHeilongjiang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No.1ꎬ2022㊀㊀㊀㊀㊀㊀㊀㊀General.No.190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斯图亚特 霍尔 编码/解码 模型中的理论批判性承递于㊀浚㊀丞(宁波诺丁汉大学人文社科学院ꎬ浙江宁波315100)摘㊀要:纵观传播研究历史ꎬ从魔弹论到互动论ꎬ无数先贤曾寄希望于寻找一个普适性的大众传播模型ꎮ作为伯明翰学派后期的重要文化学者ꎬ斯图亚特 霍尔在文化研究领域的思想成就影响颇为深远ꎬ其 编码/解码 理论被普遍认为是继承与创新并存且不断更新的ꎮ该理论一经提出便引起极大反响ꎬ成为国际最具权威性的学术思潮之一ꎬ霍尔在文化研究领域的理论声望也从此得以确立ꎮ其中ꎬ结构主义符号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别从微观和宏观层面给予了理论支持ꎬ是 编码/解码 理论模型所主要继承的两个传统ꎮ而对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取舍与创新ꎬ注重思想文化的流动性ꎬ也正是霍尔思想的深刻与复杂所在ꎮ关键词:斯图亚特 霍尔ꎻ符号学ꎻ编码/解码ꎻ文化研究中图分类号:I0㊀㊀文献标志码:A㊀㊀文章编号:1007-4937(2022)01-0083-05作者简介:于浚丞ꎬ2001年生ꎬ宁波诺丁汉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学生ꎮ㊀㊀斯图亚特 霍尔在«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一文中首次提出了 编码/解码 理论模型ꎬ改变了传统大众传播研究中所构建的 发送者 信息 接受者 的线形理解ꎬ强调了对于受众主动性的研究ꎬ赋予了话语传播中阐释意义的多样性ꎮ该理论被整理成«编码ꎬ解码»一文ꎬ作为霍尔的经典理论供后人研读ꎮ就理论本身来讲ꎬ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影响下ꎬ霍尔诠释了符码在传播过程中的关键作用ꎮ从宏观来看ꎬ整个理论受到马克思资本模型的启发ꎬ 生产㊁流通㊁分配㊁再生产 的思维模式被应用于电视话语的传播过程中ꎮ两个传统的批判性继承是霍尔 编码/解码 理论的深刻所在ꎮ㊀㊀一㊁ 编码/解码 理论模型概述在 编码/解码 理论中ꎬ编码指信息传播者将所传递的信息转化为具有特定规则的符码ꎻ解码指信息接受者将上述符码按照特定规则进行解读ꎮ受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影响ꎬ该理论认为ꎬ主导意义并不是通过直接的意指传递的ꎬ取而代之的是隐含的㊁自然化的编码ꎮ隐含主导意识形态的符码是不透明的ꎬ不会被受众自然而然地接受ꎮ在这种情况下ꎬ受众只有借助解码ꎬ才能获得意义ꎮ霍尔将整个传播过程视作一个复杂的结构ꎬ其由许多实践环节所构成ꎬ这些环节相互影响而又能保持各自的相对独立性ꎬ它们各自有不同的性质㊁表现形式和运作条件ꎮ其一ꎬ编码过程ꎮ霍尔把大众传播生产意义的过程定义为 编码 ꎬ即 这些实践的对象(信息)就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ꎬ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ꎬ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 [1]352ꎮ霍尔的这句话不仅阐释了编码的含义ꎬ还表明了编码的过程ꎬ即信息的建构及其符码化ꎮ在编码者对于信息进行筛选后ꎬ信息(所要表达的意义)将被符号化ꎬ而只有信息符合规则ꎬ意义才能更好地被表达ꎮ而 意义得以产生和循环的最具优势的一个媒介ꎬ就是语言 [2]ꎮ所以只有信息符合语言规则才能更好地传达意义ꎮ换句话说ꎬ只有通过语言规则的运作ꎬ信息的意义才能顺利地表达ꎬ让人明白ꎮ其二ꎬ传播过程ꎮ编码过程结束后ꎬ话语在正式进入传播环节之前还需要借助各种传播媒介使得意义得以表达ꎬ如广播电视结构㊁生产网络以及38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ꎮ霍尔认为ꎬ 信息形式是一个确定的环节ꎬ在另一个层次上它仅仅形成了传播学系统的表面运动ꎬ并且需要在另一个阶段融入到传播过程的社会关系中去ꎬ传播过程是一个整体ꎬ而它只构成这个整体的一部分 [1]353ꎮ也就是说ꎬ编码过程中所形成的话语文本在进入流通领域时ꎬ会受到各种关系的制约ꎮ其三ꎬ解码过程ꎮ当编码阶段完成ꎬ传媒文本通过各种媒介送到受众面前时ꎬ会 产生非常复杂的感知㊁认知㊁意识形态或行为导向结果 [1]354ꎮ在霍尔看来ꎬ解码过程并不是简单机械的复制信息与接收信息ꎬ而是信息再生产的一个过程[1]354ꎮ相对于编码过程来说ꎬ解码过程是决定信息能否顺利被接收的重要过程ꎬ所以解码阶段是举足轻重的一个环节ꎬ但是这一环节却没有被传统的符号学家所重视ꎮ不同于传统符号学家ꎬ霍尔在这里更关注于解码过程ꎮ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体的传播ꎬ受众会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理解能力作出进一步解读ꎬ这一解读是受到社会身份㊁价值取向㊁成长环境等因素所影响的ꎮ因此ꎬ由于编码者与解码者自身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ꎬ他们之间所传播的信息并不会完全地对接ꎬ甚至会出现误读与错位的情况ꎮ另外ꎬ在解码者完全理解了编码符码的内涵意义后ꎬ也不一定会全盘接受编码者的思想ꎮ基于此ꎬ霍尔为解码者提出了 三个假象 ꎬ也被称为 三个立场 :主导 霸权的立场㊁妥协与协商的立场和对抗的立场ꎮ㊀㊀二㊁ 编码/解码 理论中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影响㊀㊀作为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 语言学和符号学转向 的代表性人物ꎬ在包括意识形态㊁身份认同等诸多领域的学术理论中都体现出了符号学对霍尔的重要影响ꎮ单就 编码 解码 二词来看ꎬ就体现出霍尔对符号学的重视ꎮ纵观整个模型中的传播过程ꎬ不难发现符号学中的 符码 概念对于整个理论的重要意义:在这一理论中ꎬ霍尔认为信息都是通过符码的运作而传播的ꎬ只有符合符码运作规则ꎬ信息才得以准确清晰地传播ꎮ霍尔理论中所阐释的图像符号学㊁文化符号等概念ꎬ都体现了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传统思想ꎮ其中ꎬ以对索绪尔和罗兰 巴特的思想继承最为关键ꎮ而在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框架下ꎬ除了将符号学作为工具导入 编码/解码 的理论模型ꎬ霍尔在话语生产视域内的文本中心主义的叛离也体现了其强烈的批判色彩ꎮ(一)索绪尔的语言学影响首先ꎬ索绪尔将符号分为 能指 (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ꎬ提出了符号的任意性本质的观点ꎮ以 狗 举例ꎬ 狗 这个词本身的文字形象可以被认为是 能指 ꎬ而人头脑中狗的形象和与狗相关的观念便被认为是 所指 ꎬ即看见 狗 的符号就能构建出狗的模型ꎬ想到狗的概念就能重新构建编码出 狗 的符号ꎮ而且ꎬ索绪尔还大胆提出了 符号的任意性本质 这一观点ꎮ在他看来ꎬ能指与所指之间根本就没有一成不变㊁必然的关系ꎬ各种符号也不具有固定的意义ꎮ因为在他看来ꎬ意义的确定并不是凭借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性质决定的ꎬ而是通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之间的差异来决定的ꎮ符号依存于符号系统中ꎬ符号的意义也是在和其他符号的相互关系中获得的ꎮ 狗 本身的意义并不能被确定ꎬ而必须在其他具有相同属性的名称中ꎬ如猫㊁鼠㊁大象等等ꎬ根据它们之间的区别方能定义ꎮ索绪尔指出ꎬ 这一语言内的差异的标志ꎬ对意义生产是基础性的 [3]ꎮ也就是说ꎬ尽管一种文化内的语言由众多的 能指 所构成ꎬ但这众多的 能指 必须被置于一个区别的集合中去才能够完成意义生产ꎬ正是众多 能指 之间的区别承载着这些特殊的意义ꎮ此外ꎬ在索绪尔看来ꎬ 能指 和 所指 的关系是由不同文化所决定的ꎬ它始终是历史地变化着的ꎮ霍尔沿袭了这一思想ꎬ并认为 利用指称对象的概念清晰地表达一个任意的符号 [4]ꎮ另外ꎬ在 编码/解码 理论中ꎬ霍尔在谈及次符码对于主导符码的影响作用时ꎬ肯定了符号在不同语境下可具有的多重含义ꎮ不难看出ꎬ 霍尔认同了索绪尔认为符号意义仅仅是一个区分问题ꎬ任何一个符号或话语意义都取决于它与前后上下各符号的差异与对立 [4]ꎮ(二)罗兰 巴特的符号学影响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基础之上ꎬ罗兰 巴特将 能指 所指 等概念应用到大众文化领域ꎬ48用以对不同文化进行阐释ꎮ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同样将符号学的研究延伸到了文化层面ꎬ这是他们较索绪尔语言研究的进步之处ꎮ巴特将符号分层为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ꎬ直接意指(外延)是符号的表层含义或字面义ꎬ通过直观观察即可获知ꎻ而含蓄意指(内涵)则是指符号深层的文化历史意义或者是意识形态的话语ꎬ它需要联系特定历史语境来理解ꎮ巴特使用这种思想分析了众多广告和商品ꎬ显示了它极大的可操作性ꎮ对于含蓄意指层ꎬ巴特认为 它既是一个系统ꎬ也包含着能指㊁所指和把二者结合在一起的过程ꎮ这种过程就是意指作用ꎮ意识形态是含蓄意指的所指的形式 [5]ꎮ在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理论中ꎬ巴特的思想也有较为明晰的体现:符码由于具有内涵和外延两个特征而具有诸多意义ꎮ与外延上比较确定的意义比起来ꎬ内涵层次上往往指向更多的文化㊁政治㊁意识形态含义ꎮ而当编码者将富有多重意义的符码体系通过媒介传播给解码者时ꎬ符号的内涵意义是否能被掌握同样符码规则的解码者所理解和接受ꎬ同样涉及文化身份㊁价值观等问题ꎮ不难看出ꎬ文化符号的背后有很深远的研究意义ꎬ因为编码者传送的例如政治话语往往具有模糊性ꎬ所以也需要解码者首先对其政治或文化的身份进行认同ꎮ这之间必然涉及一系列诸如文化价值观念等问题[6]ꎮ(三)霍尔式的文化主义修正符号学来源于文本ꎬ自然就要把重心放在文本上ꎮ而文化中心主义作为符号学研究的预设立场ꎬ虽不意味着研究者完全忽视受众的感受能力ꎬ但确实要求更高程度地聚焦于文本和上下文的联系ꎮ忽略读者的能力和感受的视角是精英主义的ꎬ而正是因为将文本与符号视为意义的主要载体ꎬ才使得符号学获得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独特视角ꎮ在霍尔所代表的文化研究学派出现之前ꎬ文本中心主义就是符号学的基因ꎮ在符号学家看来ꎬ虽然人们都借助符号来传达意义ꎬ但作为受众时对于文本却是毫无抵抗力的ꎮ同时ꎬ对于符号的解读只能寄希望于研究者ꎬ只能 由符号学研究符号中丰富的意指和不为察觉的机制 [7]ꎮ在霍尔的 编码/解码 理论中ꎬ符号学在解码阶段注重对受众的分析ꎬ强调在电视话语传播中民众的角色ꎮ在整个模型中ꎬ符码的力量被限制在了文本内容中ꎬ也就是说ꎬ符号需要面对独立清晰的㊁拥有相同符码规则的受众解码ꎮ虽然霍尔在分析电视话语的过程中仍然征用符号学的传统理论ꎬ但他首先意识到ꎬ电视话语文本传播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功能是受制于解码者的ꎬ基于此才有了他的 三种立场 或 三个猜想 ꎮ文本中心的精英主义认识旨在将 文化 定义为 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与言论 ꎬ只能为 一小群有特权的人 [4]所使用与探讨ꎮ如德里达所言ꎬ 文本之外ꎬ别无他物 [8]ꎬ这不得不使文化研究愈发趋向于将精力灌注到文本分析中ꎬ钻研文本忽略受众ꎬ从而使 文化 逐渐成为符号学的分支ꎮ而霍尔的突出贡献在于其对于符号学工具性导入的分寸把握ꎬ凸显了他基于文化主义传统ꎬ对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修正ꎮ㊀㊀三㊁ 编码/解码 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影响㊀㊀纵观«编码ꎬ解码»全文ꎬ霍尔虽然没有直接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ꎬ但其文化理论思想一定程度上是形成于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语境中的ꎬ而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 生产 消费 再生产 等概念的过程中ꎬ认识到了这些概念随时代变化的流动性ꎮ霍尔的 编码/解码 理论充分吸收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有关商品的生产㊁流通㊁使用以及再生产的思想ꎮ顺着这一层思路ꎬ霍尔意识到信息的传播并不是从发送者到接收者的简单的线性流程ꎬ而是一种循环ꎮ霍尔从意识形态变化和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ꎬ使其从宏观角度上给予了 编码/解码 模型理论基础ꎬ建立了 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 一种不作保证的独立性 [7]ꎬ在文化研究领域重新焕发生机ꎮ 编码/解码 理论模型不仅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文化研究领域的一次试水ꎬ更是 开启了建立在结构主义符号学概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的新纪元 [7]ꎮ(一)霍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身份在20世纪50年代ꎬ霍尔在牙买加读书和英58国留学期间便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ꎮ霍尔最早接触的是包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在内的一系列共产主义著作ꎮ这些思想在存在阶级问题和贫穷问题的殖民语境下尤为显得意义非凡ꎬ这对霍尔的学术研究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奠基作用ꎮ«编码ꎬ解码»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明确清晰ꎬ这一点也可以在霍尔生平思想研究中得以验证ꎬ如在其文章«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中ꎬ霍尔便详细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文化研究的渊源ꎮ(二)从生产消费的直接同一到编码解码的非直接同一传统政治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ꎬ生产本身就是一种消费ꎬ其中包括并不限于对于自身主体能力的消耗和对于生产所需原料的消费ꎮ在此基础上ꎬ马克思指出ꎬ劳动者通过吃喝等方式 生产 自己的身体ꎬ而通过消灭生产的产品来实现商品的人化ꎬ与马克思的 异化 理论相对应ꎬ在这种情况下ꎬ 消费 也就可以被视为一种 生产 ꎮ以上这种生产消费之间的关系被马克思概括为 直接的同一性 (immediateidentity)ꎬ即 生产直接是消费ꎬ消费直接是生产ꎬ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 [9]ꎮ霍尔完成了这一思想的承递ꎬ将其应用到电视话语传播领域中ꎮ在文化的生产传播中ꎬ生产的对象是在符码体系与规则中所组成的意义系统ꎬ从生产到流通再到消费ꎬ对象就是信息与意义ꎬ而不是商品ꎮ但在 编码/解码 理论中ꎬ它也同样符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原理ꎮ在霍尔的观点中ꎬ编码首先需要编码者对由一系列符码所组成的意义进行生产ꎬ需要充分考虑到传送信息的外延与内涵的问题ꎮ在这里ꎬ编码者最初也要经历作为接受者的角色去分析信息的过程ꎬ所以说ꎬ我们不难理解ꎬ这个过程中本身就存在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ꎮ在此之后ꎬ编码者需要将再生产出的产品根据自己所设定的符码规则所承载的意义来传递给解码者ꎮ而当编码者将自己希望表达的思想价值ꎬ通过大众媒体传播给受众时ꎬ就进入了产品的 流通 阶段ꎮ当信息呈现给解码者时ꎬ产品又会由于读者的不同解读而产生出多重意义ꎬ不一定都归于编码者所设定的原义ꎬ而这也又一次完成了产品的再生产过程ꎬ形成了循环体系的完美闭环ꎮ也就是霍尔所认为的 一个连续往复的循环 [7]ꎮ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霍尔理论模型的深刻影响ꎮ而当霍尔概括编码解码的关系时ꎬ又指出 编码㊁解码不构成直接的同一性 [7]ꎮ一方面ꎬ霍尔承认编码㊁解码作为生产消费的承载体ꎬ在电视话语传播视域中所具有的辩证关系ꎻ另一方面ꎬ霍尔强调编码与解码的不对称性ꎬ在编解码构成元素一致的条件下ꎬ这种不对称性是由客观的㊁由不同文化结构背景所影响的ꎮ由此ꎬ完成了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生产消费的直接同一性到编码解码非直接同一性的调整ꎮ(三)霍尔模型的 不作保证霍尔的学术思想是开明而洒脱的ꎬ从不将自己的理论禁锢在某一学术派别或学术传统中ꎬ在许多研究者眼中ꎬ这也是霍尔最为令人称道的特点之一ꎮ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继承 不作保证 ꎬ在传统思想上加以创新㊁多有取舍与扬弃ꎬ也成为后人研究霍尔主要思想的重要线索ꎬ这一点在其 编码/解码 理论中也多有体现ꎮ就 编码/解码 本身来看ꎬ整个理论模型借助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了电视话语的传播体系ꎬ摒弃了文本中心主义的精英视角ꎬ做出偏向文化研究的修正ꎮ从宏观上讲ꎬ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ꎬ完成了从生产消费的直接同一性到编码解码的非直接同一性的认知ꎮ不难看出ꎬ霍尔易于接受新观点同时又乐于思考的学术习惯是值得称颂的ꎬ他反对本本主义ꎬ这使得他的理论具有永远的流动性ꎬ从而使我们得以领略到霍尔文化理论常变常新的动力[7]ꎮ㊀㊀四㊁ 编码/解码 理论在跨文化交际实践中的价值㊀㊀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的文化群体以及文化成员相互交换信息ꎬ相互沟通并建构意义与身份的过程ꎮ每个人对于自身的身份和文化认同是根深蒂固的ꎬ文化的差异又是必然存在的ꎬ这就使得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ꎬ各自的观点和立场难以受到对方理解和接受ꎬ从而表现出价值观的冲突ꎮ而文化的各种差异性ꎬ也让我们感受到挖掘符码背后深层含义的重要性ꎬ即再次编码ꎮ东西方存在68的差异往往集中体现在世界观和价值观上ꎬ而当两种文化相碰撞时ꎬ往往会出现误读和误解的情况ꎬ而这并不是语言上的翻译所能解决的ꎮ当人们将注意力放在跨文化传播领域的一系列研究时ꎬ就更能领悟到霍尔 编码/解码 理论模型的实践意义ꎮ霍尔曾表示ꎬ 西方世界从来没有真正明白中国ꎬ包括中国文明和历史ꎮ英国人虽然曾经熟悉香港和上海及沿海贸易中心ꎬ但却没有研究过稠密的人口和广袤的土地ꎬ更没有了解过经典的和现代的中国 [6]ꎮ中西文化差异是显而易见的ꎮ举一个贴近生活的例子ꎬ当我们作为顾客在店铺内进行消费ꎬ或是作为客人去朋友家里做客ꎬ在临走时ꎬ店家或友人往往都会说一声 慢走 ꎮ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ꎬ我们自然能对这一类生活化的口语心领神会ꎬ也能领悟到挽留之意与不舍之情ꎮ但外国人很难从中读出除了 行走缓慢 以外的其他含义ꎬ无论这句话被翻译得多么精准ꎮ作为语言文化的接受者㊁话语产品的解码者ꎬ汉语中的 内涵 很难被外国人所理解ꎬ这就体现了再次编码作为沟通桥梁的积极作用ꎮ如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在翻译毛泽东诗词时ꎬ将 不爱红装爱武装 一句翻译成 Tofacethepow ̄derandnottopowdertheface ꎬ巧妙地改换了西方人熟知的喻体ꎬ这样才能让他们明白何为 红装 ꎬ何为 武装 ꎮ不仅做到了翻译工作所推崇的 信㊁达㊁雅 ꎬ更是在话语的消费过程中完成了意义的再生产ꎬ帮助跨文化交际实现顺利传播ꎬ从而使两边的文化人都能更好地了解其他地域的风土人情ꎬ对于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有了更好的认知ꎮ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ꎬ讲好中国故事ꎬ传播好中国声音ꎬ展示真实㊁立体㊁全面的中国ꎬ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ꎮ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ꎬ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ꎬ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ꎬ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ꎬ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10]ꎮ文化符码是多元的ꎬ在跨文化语境普遍存在于大众媒体的今天ꎬ我们每个人都是文化符码的解码者与编码者ꎮ在媒介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ꎬ国际传播也成为了全球信息化的最大体现之一ꎬ它必将对现代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复杂而深刻的影响ꎮ现代信息科技的发展ꎬ正把人类带入一个全球传播的新时代ꎮ霍尔的 编码/解码 理论中对编码过程的分析ꎬ对传播过程中影响因素的研究ꎬ以及解码中受众的主动性研究等也同样适用于当下的媒体形式ꎮ研读常变常新的 编码/解码 理论ꎬ有助于为我国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ꎬ提升国际传播理论研究水平做出积极贡献ꎮ参考文献:[1]㊀斯图亚特 霍尔:«编码ꎬ解码»ꎬ罗钢㊁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ꎬ王广州译ꎬ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2000年版ꎮ[2]㊀斯图亚特 霍尔:«表征 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㊁陆兴华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ꎬ第18页ꎮ[3]㊀费尔南迪 德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ꎬ高名凯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ꎬ第101页ꎮ[4]㊀向华江:«斯图亚特 霍尔与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路径探析»ꎬ南昌: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ꎬ2009年ꎮ[5]㊀罗兰 巴尔特:«符号学原理»ꎬ李幼燕译ꎬ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ꎬ第123页ꎮ[6]㊀赵瑾:«斯图亚特 霍尔 编码与解码 理论的研究»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ꎬ2014年ꎮ[7]㊀陈力丹㊁林羽丰:«继承与创新:研读斯图亚特 霍尔代表作‹编码/解码›»ꎬ«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8期ꎮ[8]㊀王向峰:«从结构主义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ꎬ«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6卷第1期ꎮ[9]㊀付文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ꎬ兰州: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ꎬ2016年ꎮ[10]㊀龚莉红:«彰显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自信 习近平关于对外文化传播重要论述研究»ꎬ«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5卷第5期ꎮ[责任编辑:修㊀磊]78。
近年来,伴随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升温,媒介在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角色也受到了更多的重视,面临外来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挑战,如何更好地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媒体需要面对的重要议题。
而尤其是面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文化特点的受众,如何采取差异化传播战略,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成功与否,影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效果。
本文于此借鉴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深度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尤其是在新媒介环境下现代大众媒体角色的定位、传播内容的选择与传播方式的创新,提出媒体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环节的具体措施与对策,以期为实现媒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同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和科学建议。
一、霍尔的编码解码立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中的应用霍尔在代表作《媒体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Endoc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media discourse)首次提出了“编码-解码”理论,他采用结构主义的观点作为支撑,提出媒体话语是在社会生产和流通与消费中生产意义,而不是呈现意义,引起了当代传媒学者的关注。
霍尔的解码编码理论最初主要应用于解释电视传播中的现象。
而如今,霍尔的编码理论被应用到传播的诸多领域,尤其是在受众研究领域受到颇多关注。
综合考察霍尔的理论,突出的特点在于他突破了传统研究范式中从传播者-信息-接受者的线性的传播模式,而是将信息的生产、流通、分配以及消费、再生产的整个过程都考虑进来,对媒体话语在社会生产和流通中的作用做了深度分析,指出其不仅仅是意义的呈现者,同时也是意义的生产者。
而媒介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通过借助符号来传播意义,传播中则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编码,而受众在传播过程中也同样按照一定的规则对符号进行解码,从而获得传播的意义。
在这个过程中,受众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传播者发送出的信息和意义,而是主动地参与到传播中来,运用不同的立场对传播的意义进行解码,受众的解码方式决定了文化符号文本生成的意义。
解读“编码、解码”模式摘要:斯图亚特·霍尔的论文《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是文化与传媒研究中一篇至关重要的文献,关于它的评介与解读已有很多论著。
对于他提出的三种假设的解码立场,即著名的“霍尔模式”,也已早为人们所熟知,但再次品读此文又有了许多新的发现与感悟。
本文希望通过对《编码,解码》的解读,并吸收其他有关该文的解析,从符号学、语言学等角度分析误读及受众对电视话语不同立场等现象。
关键词:编码解码霍尔模式斯图亚特·霍尔的著名论文《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从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的角度入手,打破了传统的传播研究模式,“其理论贡献却主要表现在改变了实证主义研究对传递者与受众关系的线性理解,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模式,即意义不是传递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从而也在主体间传播关系中重构了受众观念。
”⒈他从孤立的传播受众研究中走了出来,将意识形态,社会的政治、经济背景引入对受众的考察之中。
霍尔将电视话语传播放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的复杂结构中来思考,认为电视话语就像商品一样需要经历这四个环节。
他主要论述了生产即信息的编码,消费、再生产即信息的解码三个环节(电视流通的消费与再生产环节对于受众而言基本是同时进行的)。
一、编码、解码中的符码与符号符码与符号是霍尔编码、解码理论的基础,是理解其思想的前提。
符码与符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又有密切的联系。
“霍尔利用了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的论述。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
符号由能指(signifying符号、声音等)和所指(signifier精神概念)组成。
”⒉同时,霍尔还吸收了罗兰·巴尔特的语言学思想。
罗兰·巴尔特认为意义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巴尔特称为外延(denotation)——指意义的常识层面;意义的第二个层面是内涵(connotation)——指广泛的言外之意,这和文化有很大关系。
⒊但“‘内涵’仅仅用来指不太固定的,因此是更为惯例化、更为多变的联想意义,这些意义显然依据具体事例而定,所以一定要依靠符码的介入”⒋符码存在于符号与话语之前,如果说符号是语言、文字、画面等的表现形式,那么符码就是表达这些形式的规则,它是包含在符号系统中的,可以是语法规则、文化规则、意识形态规则,甚至是政治的、经济的规则。
第三章“编码/解码”开启传播学研究另一扇门----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传播学思想研究简介:斯图亚特·霍尔,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又称伯明翰学派、英国文化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大众传播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人物。
1964年,理查德·霍葛特(Richard Hoggart)在英国伯明翰大学(Birminghan University)创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e Studies),霍尔是第二任主任.在他的领导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成为国际学界最负盛名的文化研究机构,并且形成了著名的伯明翰学派。
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研究:两种范式》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霍尔将文化研究进行了梳理,得出了主要的两种范式:①文化主义范式----威廉姆斯、霍葛特----过于强调文本分析和对个体经验的研究,高古了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赋予了"经验"在文化研究中的权威性地位.;②结构主义范式----列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阿尔都塞(Althusser)----霍尔肯定了结构主义在这些方面的强调:决定性条件,"抽象"与"整体"的概念,"经验"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
但是霍尔也指出,正是由于结构主义太强点所谓"结构整体"和这种整体的决定作用,牺牲了"过程"和具体经验的复杂性,牺牲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霍尔主张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有利因素结构起来,以更换的进行文化研究编码解码模式:(电视话语生产流通的四个环节)霍尔在这个模式中,运用了符号学,结构主义和葛莱西的霸权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并且借用了马克思主义术语:生产,流通,使用,再生产来描绘电视话语的生产流通;利用了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主张,由此说明意义是不稳定的,它依赖于在话语形式中的构联;还吸收了罗兰巴特的语言学思想,认为意义由外延和内涵两个层面组成,内涵与人类的知识、文化、历史联系紧密。
作者: 胡翼青[1];吴欣慰[2]
作者机构: [1]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江苏南京210093;[2]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安徽芜湖241003
出版物刊名: 河北学刊
页码: 1-6页
年卷期: 2016年 第5期
主题词: 意识形态理论;霍尔;解码理论;专题讨论;斯图亚特;文化研究;编码;中国
摘要:作为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新左派有机知识分子,霍尔对于文化研究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戴维·莫利的悼文准确地呈现了霍尔对文化研究的贡献:"当年文化研究还只是少部分人的事业,半个世纪后它便无处不在、硕果累累了。
"[1]可以说,"霍尔的名字就是文化研究的代名词"[2](P3)。
Encoding & Decoding: An Application of Stuart Hall's Theory in Translation 作者: 庞学峰[1,2]
作者机构: [1]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23;[2]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出版物刊名: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149-154页
年卷期: 2018年 第3期
主题词: 编码;解码;翻译;意识形态
摘要: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打破了传统传媒研究的意义透明观,认为大众传媒是在一种特定的符码系统中运作,受众可能会采取主导、妥协甚至对抗的三种解码立场,强调通过积极解码参与对霸权意识形态编码的斗争。
该理论对翻译研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充分阐明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而是从特定的符码系统中产生,翻译是一种典型的解码和编码行为。
而且,较之信息论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和翻译中的改写操纵论,"编码/解码"理论在翻译研究中有着自身的理论优势。
斯图亚特哆霍尔“编码与解码”理论的研究
专业名称:文艺学
申请人:赵瑾
指导教师:姚倩教授
论文答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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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霍尔“编码与解码”理论的研究
研究生:赵瑾导师:姚倩教授。
专业:文艺学研究方向:文艺传播与文化产业年级:2011级
摘要
作为伯明翰学派后期的文化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研究思想和成就对文化研究领域影响深远。
他的研究成果多见于一些文章,其中一篇发表于1973年的《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俗称霍尔模式)意义非凡,改变了实证主义研究对信息传递者与受众关系的线性理解,并侧重于对受众主动性的研究,这种新的研究范式使得受众研究拉开了新的帷幕。
在当今媒介形式多样化的今天,不管信息传播的方式如何变化,霍尔模式都依然显现着它客观、合理的意义。
为此,全面理解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理论,通过纷繁复杂的大众文化文本,解读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的错位与误读现象,发掘大众与传媒冲突、对抗、妥协中所隐含的深层次矛盾,对于加强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探索霍尔“编码,解码”的理论溯源。
霍尔博学慎思,广泛涉猎多学科,跳出当下文化理论研究的局限,敢于从现实角度分析问题,从而开辟了新的文化研究视域。
而正是积极的借鉴和思考前人的理论成果,才使得霍尔具有非凡的认识和思辨能力。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索绪尔的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等等,都给了霍尔很大的启示,同时,霍尔在借鉴前人的理论观点时,又加入了自己的思考,通过对实践事例的深入分析、对信息建构和传播过程的探究和整合,虽终形成了具有非凡影响意义的“编码与解码”理论。
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霍尔“编码,解码”的理论内涵。
在这一部分,从认识的角度,概述了编码和解码的理论意义。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精髓,主要在他对传媒的生产、流通、消费单个过程中体现。
这正好对应了理论中所知的编码、流通和解码三个过程。
本文就是按照这三个过程,对编码制度结构的内部操作、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和解码者再生产的环节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并重点对霍尔指出的解码者的“三个假想”立场进行思考,同时依据符码化的信息运作过程中次符码的影响,探究表层解码和深层解码的意义,挖掘信息符码的多重含义。
深入认识“霍尔模式”的运作过程,获知这一研究模式与传统线性传播模式的区别,揭示受众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要作用。
文章的第三部分,是论文的核心部分,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霍尔的编解码理论来分析多种媒体形式共存的我国大众文化语境下的文化现象。
以理性客观的眼光对恶搞、炒作、微博互动等文化狂欢活动,进行“文化解码”。
一是从制度结构、意识形态话语、商业利益、编码人员自身素养等方面考察中国媒贪话语的形成;二是从受众的阶级、阶
以他们自己‘相对tl治的’符码进行操作,又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活动,即对并非没有矛盾的事件进行霸权指涉的再生产,是霍尔也无法澄清的一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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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关系架构下的传播过程
传媒制作者完成编码之后,霍尔认为,所形成的话语文本进入流通领域,还将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他指出:“信息形式是一个确定的环节,在另一个层次上,它仅仅形成了传播学系统的表面运动,并且需要在另一个阶段融入到传播过程的社会关系中去,传播过程是一个整体,而它只构成这个整体的一部分。
”2编码过程完成后,还需要编码信息的通过一些传播媒介表现出来。
霍尔就粗略的勾勒了制作一个节目所必须的因素:“广播制度结构及其实践和生产网络、他们构成的关系和技术基础结构。
”3正是通过这些客观的技术因素的运作,编码信息才能被制作成传媒节目。
在这个阶段,电视话语占据主导地位,“各种广播结构必须以一个有意义的话语形式生产已编码的信息。
”4电视符码作为图像符码,是符码化的符码,较语言符码来说,表达更加形象和具体。
制作节目也必须通过一定的中介话语来呈现,具体到灯光的调配、声音的制作、场景的设置等,这些技术因素最终将编码信息再次编码为电视符码,从而和广大观众见面。
霍尔还指出,“应用中的知识,包括技术技巧、职业观念、制度知识等都在通过生产结构来架构节目的体例。
”5这个生产结构正是开放的符码体系,说它开放,是因为媒体制作者和观众都可以参与进来,就像霍尔所说,“电视信息的生产和接受不是同一的,但是是相联系的。
”6
(三)受众对符号话语的解码过程
1.关于解码
当编码阶段完成,传媒文本通过传播送到受众的手中时,霍尔认为:会“产生非常复杂的感知、认知、情感、意识形态或者行为结果”7,霍尔将此称为“解码”。
霍尔
’(英)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A】.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王广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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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A】.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王广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33.
3(英)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IA】.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1.王广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53.
4(英)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A】.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王广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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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A】.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王广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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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fA】.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王广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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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A】.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王广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演播室作为生产者所制造的节目产品,消费对象是经销商。
所以,从这一环节上来说,为了节目的成本和盈利,节目就可能涉及到一定的商业因素。
在这一点上,演播室希望将节目卖给电视台、广播公司等相关机构,以获得经济利益。
电视台购买节目后,根据自身的制度结构,对节目成品进行进一步的制作。
比如湖南电视台将电视剧的剧情分解、集数拉长,以适合晚间7:30剧场这一时间段的播放要求。
但是,这一做法可能就产生了受众“潜在”对抗的情绪。
因为电视剧每集的开头都可能会重复上集片尾的剧情,而这又包含在每集播放的时间中,让人感到剧情的无趣,从而拒绝观看此剧。
电视剧当节目制作完成后,效果还没有达成,需要广告商的加盟。
这个阶段,节目将观众作为商品买给广告商,以从中获利。
广告商在节目中插播广告,以引起受众的关注,推销自己的产品。
但频繁插播广告很容易让观众产生反感情绪,伴随着本身并不特别感兴趣的剧情,观众可能会在微博等交流平台上进行吐槽,述说着自身的不满。
除了费斯克所描出的这一现象,在我国文化娱乐现象还中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广告商直接参与到节目制作的过程中来,而不是仅仅在节目中插播广告。
比如打开优酷、土豆等知名视频网站,很多都是商业广告性质的微电影,故事情节设计的过程中有明显的广告植入成分。
商家的产品信息通过媒体的制作,目的是为了用这些剧制的娱乐性质吸引受众,从而宣传自己的商业产品。
“广告业总是力图控制商品的文化意义,其方式是让商品的文化意义尽可能紧密地配合金融经济的运转。
”‘但是,过于商业化的特征甚至会使观众失去收看的兴趣。
就像一部描写都市白领生活的微电影,通篇都在介绍她使用的化妆品,并通过一些情节不断暗示观众关于这种化妆品的效果。
除此之外,观众再也找不到影片的主题,这种填鸭式的、推销式的剧情必然引起观众的反感,媒体产品的内涵意义无法得到关照对象的认可,显然会被抵制。
2.流行话语元素:立异、拼贴、恶搞
流行文化通过大众文化中通俗艺术的加工,利用文化符码的运作所组成一套流行话语系统。
这套话语系统通过对传媒文本的再造,常常以嘲讽、戏弄或是谑笑方式,透露着受众对本文立场、意识、意义的态度,鲜明地展示着解码者对编码者之间的认同、妥协或冲突态度。
同时,作为一个时代娱乐文化的风向标,包含着时下最流行的文化现象。
“流行语一直就是时代的语言风标,它的起承转合准确反映出人们的情趣和心态。
”2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方式的变得更为多样化,进入网络时代,流行文化的发展变得更为迅速。
它来源于生活,又影响着大众生活。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流行文化通过全球化、媒体化、信息化和符码化的过程改造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
”3流行文化往往打破常规,以新奇的文化形式和内容吸引并影响着人们。
这些新奇的文化形式和内容
‘(美)约翰・费斯克.王晓珏,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35
2古越龙编.e时代流行语【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前言.
3转引白高宣扬.流行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