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科学之关系的问题史考察李芳明摘要:哲学的自我反思的自觉是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而对“哲学是什么”的不懈探问, 在康德以来的西方哲学中, 几乎总是和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的思考交织在一起。
对哲学与科学之关系的问题史考察表明, 这一问题的思考对于康德以来的西方哲学的自我反思和形态建构具有前提性和规导性的意义。
而反过来, 以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的考察为切人点, 也为我们研究西方哲学尤其是康德以来的西方哲学提供了一个基本视角。
关键词 西方哲学 科学 问题史对于“哲学是什么” , 即哲学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式、理论特质和理论旨趣的不懈探问, 换言之, 哲学的自我反思的自觉, 是西方哲学在其历史演进中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基本特征。
哲学的自我反思和哲学观的创新, 也是西方哲学历史演进中理论形态更新和理论转向的基本前导因素和推动力。
而在思考“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时, 康德以来的西方主流哲学总是不可避免地要追问“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 , 对后一问题的追问和思考成为哲学家进人前一问题和思考前一问题的切人点, 并在理路的展开过程中相互交织。
那么何以会如此呢?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何以会成为一个问题?它何以会成为康德以来的西方主流哲学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个非常基本而又重要的问题?该问题对于康德以来的西方主流哲学的自我理解、理论定位和理论建构具有什么样的理论意义?该问题是否以及如何内在地规范和制约着康德以来的西方主要哲学范型的构想、更替及其理论特质? 诸如此类的问题, 在研究康德以来的西方哲学时就进人了我们的视野。
一、问题的历史发生哲学与科学之关系作为一个问题凸显出来, 这一点始于康德。
那么, 哲学与科学之关系为什么直到康德才成为一个问题呢?原因在于哲学与科学之关系要成为一个问题, 没有较为成熟的哲学与科学形态, 没有哲学与科学之间观念层面的分化, 没有作为一门不同于各门具体科学的科学或学科的哲学观念, 是根本不可能的。
而在西方哲学与科学的历史发展中, 哲学与科学之间观念层面的分化和明确区分, 恰恰是从康德开始的。
在康德以前, “哲学”与“科学”的概念虽早已出现, “哲学”与“科学”的理论特性等虽然也被系统地探究过, 但是, 在此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理论阐发和理解中, “哲学”一直是一个总括性的概念, 它指称的是各门科学的总体:与此相联系, 在康德之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心目中, 并不存在区别于各门具体科学的一门独立的哲学学科:实际上, 我们只有从康德以来的作为一门独立于各门具体科学的学科的哲学观念出发, 回溯看待此前西方“哲学”(作为科学知识之总体)的历史发展, 才可能谈论康德以前的西方哲学, 才可能研究此前的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
康德在观念层面对哲学与科学的明确区分, 是“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问题化的逻辑前提;而反过来, 我们对“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问题”的历史发生的探究, 又是以康德对哲学与科学的区分及其理解为基点的.那么,康德又是如何来理解哲学的呢。
在康德看来, 哲学即形而卜学. 这样, 哲学与科学的分化及其观念层面的明确区分,实质上就是形而上学与科学的分化和区分因此, 我们对“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间题”的听史发生的追问就转变成“形而上学与科学”之关系何以会讨康德成为一个句题的回溯式探究而这一回溯式的探究引领我们走间希猎‘哲学” ,因为在希腊, 形而上学与科学皆有其确定的历史形态和观念表达.在希腊的知识探求和理论思考的过程中, “哲学”与“科学”也是逐渐地才获得较为确定的理论内涵和理论规定的“哲学”一词获得它的概念严肃性和明确的所指是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始的,这一点是中外西方哲学史研究界的一个共识, 如文德尔班就曾说:“在苏格拉底以后的文献中, 特别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中, ‘哲学’一词获得了明确的意义”.同时, 也正是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探究中, 希腊思想家才第一次对科学知识的本性、科学知识可能性的根据等问题进行了自觉而有系统的反思和论述, 并形成了明确的科学知识观.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解中, 科学知识是绝对性的理论认识, 是无条件的、永恒的真理。
与此相联系, 科学认识的对象也应该是恒存的和不变化的, 因而, 处在流变之中的可感世界并不是科学认识的对象, 科学认识的对象只能是恒存的理念世界。
而且, 对理念世界的认识乃是哲学的职分。
至于数学, 在柏拉图看来, 它虽致力于认识绝对的理念世界, 但是, 数学研究必须借助可见的图形和假设, 没有彻底割断与可感世界之间的联系, 因而, 它还算不上是完满的科学。
这样, 就只有哲学才是最为纯粹和严格的科学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 不管后来的哲学研究者如何理解和定位哲学与柏拉图之间的渊源关系, 但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来说, 哲学即科学,而不是与科学不同的另外一门学科。
紧随其后, 亚里士多德对科学之理论特性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论述。
他认为, 科学包括思辨科学、实践科学和创制科学。
但在所有科学门类之中,只有思辨科学才是严格和纯粹意义上的科学, 原因在于：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研究就是探求事物如此这般存在的原因和本质；而原因或本质（主要指“形式”）虽存在于变化着的事物之中, 但它本身却是不变化的。
这样, 科学研究实质上就是在必然性和永恒性的意义上去领悟事物的存在。
据此, 创制科学和实践科学就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了, 科学就其本质而言即指思辨科学。
思辨科学包括形而上学、广义物理学和数学, 而思辨科学的总体也就是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哲学。
但亚里士多德毕竟已明确地把“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科学即形而上学与物理学、数学区分开来了。
这里的问题是, 虽然亚里士多德把形而上学与其他科学区分开来了, 但是, 就其作为科学而言, 形而上学与物理学、数学并无本质的差异, 换言之, 形而上学与科学尚处于根本的统一性之中。
那么,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为什么形而上学作为一门科学被包括在科学总体之中, 而未出现形而上学与科学的分化呢？原因在希腊科学的本质特性之中。
我们知道, 在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表述中, 科学研究的乃是事物如此这般存在的原因, 是事物为什么如此这般, 而不是事物怎样存在。
从这样的希腊科学观出发, 感性经验在希腊科学和近代科学中所起的作用是存在着本质差异的。
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 感性经验告诉我们事物的存在样态如何, 而科学则致力于探究和揭示事物何以是这样的；在此, 感性经验及事物的存在样态作为科学力图解释的内容而被先行容纳于科学之中, 因而不存在经验反驳科学理论的可能性。
而解释又是通过对事物的本原或本质的理智领悟和理性思辨来实现的。
希腊科学与经验之间的这种特有联结方式及希腊科学本身的思辨特性, 使它无法与形而上学在本质上相区别。
而且, 希腊科学对事物如此这般存在的原因的终极性探求, 也必然使希腊科学走向形而上学, 对此, 伽达默尔曾说：“当希腊科学扩展的同时, 作为理性神学的形而上学也从这种科学中产生出来。
”所以, 形而上学或理性神学是希腊科学探究的必然结果和逻辑归宿, 是其内在的构成部分。
希腊哲学之后的中世纪基督教哲学, 其产生和发展根源于对宗教信仰进行理性解说和合理化的需要, 而这种对信仰所进行的理性说明和论证所借助的概念架构和理论资源则是希腊哲学。
与此相联系, 中世纪哲学家对“哲学”的理解以及对形而上学与科学的关系的把握, 大致上依然未突破希腊哲学对此的界说和规定。
中世纪最为重要的基督教哲学家托马斯一阿奎那就曾明确地指出, 哲学乃思辨科学的总体, 它包括形而上学、物理学和数学。
形而上学与科学之间的本质统一性这一状况, 在随后的文艺复兴时期依然未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但是, 文艺复兴时期各种新旧思想和理论的相互激荡最终产生的近代科学及其研究方法,对于瓦解形而上学与科学之关系的希腊式理解, 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换言之, 形而上学与科学的分化, 形而上学与科学之关系的问题化, 正是近代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近代科学与希腊科学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 近代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感性的现象世界,它试图把握的是事物实际上是怎样的, 事物的存在样态具有什么样的确定性联系和规律；其次, 近代科学具有经验的特性, 即经验观察和科学实验是判定科学理论正确性的依据。
因此,总是存在经验反驳科学理论的可能性；再次, 在近代科学的自我理解中, 科学理论被理解为具有或然性的理论假设或有限制的确定性知识；最后, 近代科学强调数学在理论建构中的前提性和基础性作用。
近代科学的所有这些特征都明显地使其区别于形而上学和康德以来的哲学。
但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虽已在事实层面使形而上学与科学区别开来, 并为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的问题化埋下了伏笔, 但这一结果在观念层面的自觉乃是一个逐渐实现的过程。
这一分化过程是在两个向度上展开的：一方面, 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 各门具体科学逐渐脱离哲学的母体而获得其独立地位；另一方面, 在作为科学知识之总体的哲学内部, 近代大陆唯理论对形而上学在科学知识总体中的基础性地位的强调, 与近代英国经验论对形而上学之科学性的批判和质疑, 从正反两方面使形而上学与科学的分化及两者之关系的问题化成为可能。
在我们所说的康德之前的近代哲学中, “哲学”依然被规定为科学知识的总体, 但在唯理论哲学家对学科划分及其关系的表述中, 形而上学被明确赋予了在科学知识总体中的基础性地位。
这一点笛卡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性的表述, 他说：“哲学好像一棵树, 树根是形而上学, 树干是物理学, 从树干上生出的树枝是其他一切学问, 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 即医学、机械学和道德学。
”在这里, 笛卡尔为此后形而上学之学科定位和对其理论特性的理解, 提供了一个基本的隐喻, 形而上学是科学之树的树根。
作为树根, 它把汲取自大地的养料供给树干和树枝, 而树干和树枝正是依赖树根的存在和奉献才得到伸展和成长。
笛卡尔对形而上学的如是理解和定位, 是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所分享了的。
近代经验论哲学家虽然同样把哲学看作科学知识的总体, 但并未在科学知识总体中给形而上学留下一个位置。
相反, 在经验论的基础上批判形而上学, 质疑形而上学之可能性和科学性, 是其基本理论取向, 其中洛克和休漠的批判和分析尤为重要。
洛克第一次使经验论达到系统化的高度, 休漠则把经验论逻辑地推展到彻底否定形而上学的结局。
休漠以异常明快的断然态度表达了这一拒斥形而上学的立场：“我们如果在手里拿起一本书来, 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 那我们就可以问, 其中包含数和量方面的任何抽象推论吗没有。
其中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推论吗？没有。
那么, 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 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 只有诡辩和幻想”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以及近代唯理论的形而上学, 正是通过对存在、神、实体等的思辨建立起来的, 所以, 依据休漠的理论, 形而上学理应被拒斥这样, 唯理论对形而上学的基础地位的凸显和近代经验论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否定, 不仅促成了形而上学与科学的观念层面的分化和区分, 而且也使得后来的形而上学家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科学性的形而上学是可能的吗？如果可能, 它又如何使自身与科学相区别？而这正是康德为之弹精竭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