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革命与辛亥革命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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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史观的总结归纳近几年我国引进了多种史观来纠正我们过去历史研究的弊端,这些史观被大量的运用到我们的历史教学中,高考题中也出现了大量与之有关的题目,因此影响了我们备考的方向,在这里我将各种史观及典型的题目总结如下:一、现代化范式(现代化史观)的主要观点及典型试题1、主要观点现代化范式以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演进为纵向发展主线,包括政治上的法制化、民主化进程,即从人治到法制化、从专制政治到民主政治等内容;经济上的工业化进程,即从传统农业到工业化、自然经济到市场化等内容;思想文化上的科学化、大众化进程。
其中政治民主化进程和经济工业化进程是其核心,重要是把握人类历史纵向发展的历程。
2、用“现代化范式”指导的命题“现代化史观”就是运用“现代化”的总观点来看待中外历史,特别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以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
在我国,现代化史观的创立者是已故著名史学家罗荣渠先生。
罗先生指出:广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具体地说,这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是世界历史的必然进程(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95页)。
例题1,2011年滨州二轮模拟.(25分)一般认为,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涉及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的变化,同时也是世界化的过程。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工业革命的发生需要大批技术发明者、新机器的制造者。
这与英吉利民族特有的经验主义思维方式是分不开的。
材料二“……我们将看到,尽管产业革命开始在英国(而且就是在那里,也只是一部分地区),那并不是由于英国人的大智大勇、善于创新和经营有道,相反却是印度、中国、和新大陆殖民地等全球发展的结果。
换言之,产业革命是全球各种力量的历史产物。
对辛亥革命的认识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
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
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
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
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记得我看《十月围城》这部电影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每个牺牲的人的特写镜头。
觉得悲壮中又有一丝愤怒。
心里充满了对那些牺牲者的同情。
革命的代价是如此沉重,但是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这一严肃的问题。
一、辛亥革命势在必行:在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历史前提下,变革是必须。
当时的文化改革形势:清政府废除了延续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学堂。
清朝末年,为了培养新军的军官,各地开办了许多新军学堂。
而且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中国同盟会、共进会,文学社,同盟会中的丈夫团等革命团体在全国范围内纷纷成立,团体活动不断。
甚至当时中国清政府也相继通过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以及立宪运动来进行变革。
在这三个主要因素的作用下,革命是无可避免的。
进行革命,必然会有牺牲。
而也只有在革命中付出努力,乃至做出牺牲,才能换取历史的进步。
在革命面前,不能有妇人之仁。
不能因为害怕牺牲而做出错误的选择,反而要为了正确的革命做出相应的牺牲。
二、辛亥革命的成果以及历史意义: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
它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代长达270多年的腐败屈辱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中国的边防形势都有重大影响。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历史辛亥革命受到外国势力的影响和资助导语:辛亥革命之前,列强对中国革命并不是很重视,不是打击革命党人,就是利用革命党人,完全出于维护自身的利益所需。
英国最早和中国革命发生辛亥革命之前,列强对中国革命并不是很重视,不是打击革命党人,就是利用革命党人,完全出于维护自身的利益所需。
英国最早和中国革命发生关系是在1895年10月,孙中山在香港策动了广州起义。
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逃到香港。
1896年,他到英国时,被清政府驻在英国的使馆监禁了起来。
在英国的外交压力之下,清朝政府被迫把孙中山放出来了。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伦敦蒙难记”。
日本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和中国联系最多的国家。
在日本政府看来,假如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一定会借助日本的制度和经验,有助于两国关系的改善。
日本政府既支持立宪派,也支持革命党。
日本民间有很多志士参与了辛亥革命,直接参与协助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大概有四五百人。
法国政府和中国革命发生关系,大约开始于1905年。
法国政府派遣了七名法国武官,和孙中山一起调查中国各地的革命势力。
不久,法国成立了新内阁,不赞成过多参与中国革命,这些法国武官也被撤调回国了。
其他的国家,像美国,是同情中国革命的。
总得来说,在武汉革命爆发之前,列强对中国革命不是很重视。
武汉起义爆发后,列强的政策大多是维持中立,一是不借款给任何一方;二是不出兵帮助任何一方。
不过为了维护自己的在华利益,列强还是对清政府施加了压力,例如不允许清海军炮击武汉等。
但是列强不愿意看到中国爆发连年的内战,混乱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不利。
在南北议和期间,由于袁世凯生活常识分享。
导学案11 辛亥革命一、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1.清末新政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彻底击垮了清政府的自信心,从1901年起,清政府被迫进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历史上称“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的主导力量最初是洋务派,不久立宪派开始推动新政的进程。
(1)背景:①清政府在“仇洋排外”的对外战争中失利。
②资产阶级立宪派要求“君主立宪”,革命派蓬勃发展。
③清政府上下达成一致,不变革就无法继续统治。
(2)内容:①改革官制,裁撤闲散衙门,添设新机构。
②改革兵制,扩练新军。
③改革学制,废□1科举,设学堂,奖留学。
④依法保护和奖励□2工商业。
(3)失败原因:①清政府掌控全国的能力削弱,执行力下降。
②改革缺乏诚意,改革措施滞后,统治者陷于孤立。
③革命打断了改革。
(4)评价:清末新政是统治者进行的一场自救运动。
虽然归于失败,但是推行的一些政策,特别是在政治上进行的预备立宪措施促进了中国政治的□3近代化,也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条件。
2.立宪运动(1)地位:立宪运动是中国清朝政府继自强运动(1861—1895年)、维新运动(1895—1898年)之后的第三次大型改革,目的是使清朝成为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
(2)背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1901年1月,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在西安发布“上谕”,拉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
其目的是对外取悦洋人,对内笼络人心,挽救清朝危局。
(3)过程:初期的改革并未跳出“中体西用”樊篱,没有涉及政治制度的变革。
为遏制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1905年,清政府被迫实行“预备立宪”。
但又以种种借口加以拖延。
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开始了实质性的宪政改革。
《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离,君主不能以诏令变更法律;在保证“君主大权”的前提下,人民的合法权利和政治地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宪法形式得到极其有限的确认。
(4)结果:1911年5月,在立宪派的一再要求下清政府废除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但大权集中在皇亲国戚手中,时人讥称“皇族内阁”,舆论对此多感失望。
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试从多种史观评价辛亥革命。
1、从革命史观来看:辛亥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2、从近代化史观来看:他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表现在:
(1)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
清王朝的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以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体现了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里程碑,把学习方推进到制度层次。
(2)推动了中国经济近代化。
民族资本主义在20世纪初出现的“黄金时期”,辛亥革命功不可没。
(3)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思想近代化。
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的民主革命思想传播,是中国民众受到了一定的民主思想洗礼;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3、从社会是观来看:一方面,中华民国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措施,是中国的社会习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推动了服饰、饮食、交通、礼仪等变革,推动了社会风俗的近代化进程;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并没有进行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没能改变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以至于大部分民众如孙中山所言,还不知“民主共和”为何物。
4、从全球史观来看:辛亥革命顺应了世界政治民主化潮流,是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对亚洲近代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广泛影响。
5、从文明史观来看:辛亥革命便利了中国学习和接受西方先进文明,适中西方文明碰撞、交融的产物。
同时有利于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
来华外国人对辛亥革命的认知目录一、来华外国人对辛亥革命的认知总体情况 (2)1.1 来华外国人的来源与背景 (3)1.2 来华外国人了解辛亥革命的途径 (3)1.3 来华外国人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兴趣点 (5)二、来华外国人对中国革命历史的认知程度 (6)2.1 对辛亥革命历史地位的认识 (7)2.2 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认知 (8)2.3 对辛亥革命历史影响的理解 (9)三、来华外国人对中国革命精神的认识 (10)3.1 对辛亥革命精神内涵的理解 (11)3.2 对辛亥革命精神在当代的价值认同 (12)3.3 对辛亥革命精神在国际上的传播与影响 (13)四、来华外国人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关注点分析 (14)4.1 对辛亥革命历史事件的关注 (16)4.2 对辛亥革命历史人物的关注 (17)4.3 对辛亥革命历史影响事件的关注 (18)五、来华外国人对中国革命历史的评价与建议 (19)5.1 对辛亥革命历史的评价 (20)5.2 对辛亥革命历史发展的建议 (21)5.3 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展望与建议 (22)一、来华外国人对辛亥革命的认知总体情况革命爆发背景的认知:许多来华外国人注意到了辛亥革命爆发前的中国社会状况,包括政治腐败、民族危机等。
他们普遍认为,这些社会问题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提供了背景,并推动了革命的发展。
革命进程的了解:随着辛亥革命的推进,来华外国人对革命进程保持了密切关注。
他们通过报道、观察以及与参与革命的中国人的交流,了解了革命的具体过程,包括起义、政权更迭等方面的情况。
对革命领导者的认识:许多来华外国人认识了孙中山等革命领导者,并对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表示赞赏。
他们认识到这些领导者是推动革命成功的关键人物,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革命意义的理解:来华外国人对辛亥革命的重大意义有着深刻的理解。
他们认识到,这次革命不仅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帝制,还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革命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辛亥革命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下面就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三个方面来谈谈辛亥革命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影响。
首先,在政治上,辛亥革命敢于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拉下马,把反动的封建帝制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本身就是一种壮举。
辛亥革命为此后的革命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例如,建立全国的、统一的、新型的政党来组织阶级队伍,掌握革命领导权;创造革命理论制定革命纲领以明确革命方向,指导革命斗争;引进先进革命学说对阵旧制度;用武装斗争,暴力革命反对反革命等等。
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组织建立资产阶级内阁、国会,颁布《临时约法》,创立民国,开创了民主共和新局面。
辛亥革命所引领的政治风暴使一切专制的制度再抬头成为不可能,也许真正的民主共和尚未建成,但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的民族独立,人民民主的政治理念已经形成。
在辛亥革命后的斗争岁月,中国人民努力践行着孙中山梦寐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国”。
其次,在经济上,辛亥革命开创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次腾飞,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引向了近代化的发展道路。
兴中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就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指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以申民志,而扶国宗”。
进一步“民生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又把经济建设与变更国体等视之。
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工商业发展的规章制度,鼓励人民兴办实业,从事农垦;奖励华侨回国投资;要求各省成立实业公司,鼓励民间成立实业团体。
在革命政府的奖励、推动下,一个兴办近代工业的热潮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来临。
孙中山辞去大总统的职务后,认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政治上革命今已如愿而偿矣”,此后乃是“以民生主义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
虽然这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但却真的给近代化经济带来了生机。
孙中山亲自制定的《实业计划》蓝图中,详细地阐述了中国的发展之路。
青年土耳其革命名词解释(一)青年土耳其革命简介青年土耳其革命是指土耳其历史上一场由年轻人主导的重大政治和社会变革运动。
这场革命注重民主、自由和社会正义的追求,对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相关名词1.青年:指年轻人,通常指18至35岁的年龄段。
他们在这场革命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代表了新一代的力量和想法。
例子:许多青年选择参加抗议活动,表达对不满现实状况的态度。
2.革命:指对既有政治制度、社会体制或文化传统进行变革的行动。
在青年土耳其革命中,年轻人试图通过和平抗议和政治改革来改变国家的状况。
例子:革命期间,青年们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要求,包括言论自由、政府透明度和社会公正等方面的改善。
3.民主:指政治体制中人民参与决策和管理的程度。
青年土耳其革命倡导民主制度的建立,以使每个公民都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
例子:青年们要求政府进行民主改革,包括选举制度的改进和政府机构的透明度提高。
4.自由:指个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享有的权利和自主决策的程度。
青年土耳其革命追求自由,希望摆脱传统和束缚,追求更自由的生活方式。
例子:青年们要求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以便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5.社会正义:指社会中各个层面的公正和平等,包括财富分配、教育机会和社会权益等。
青年土耳其革命呼吁社会正义的实现,以减少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
例子:青年们要求改善社会福利和教育机会,以使每个人都能享有平等的待遇和机会。
6.政治改革:指对政治制度和政府机构进行的变革。
青年土耳其革命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以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和透明的政治体系。
例子:青年们要求减少政府的腐败现象,提高政府决策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7.抗议活动:指公民通过示威、游行等和平手段表达抗议和诉求的行动。
青年土耳其革命中,抗议活动成为年轻人发声的重要方式。
例子:青年们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要求政府回应他们的改革要求。
通过青年土耳其革命,年轻人向全世界展示了他们的力量和决心。
辛亥革命中世界影响及历史价值一百年前的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270多年的清朝封建统治,使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终结,建立起共和国;同时也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及其代理人;促使新兴民族资本主义实业集团纷纷成立,阶级利益重新分化组合;新的生产力代表者———产业工人队伍开始形成并逐渐壮大,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辛亥革命不仅在国内引起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使中国以崭新形象呈现于世界,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亚洲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深远历史意义至今仍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得到显现。
1、辛亥革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地位和权益是从清朝政府取得的,清朝的命运必然为其所关注,为不愿意失去原有的在华利益而不能甘充当旁观者,武昌起义后,各国军舰均驶往汉口,部分海军陆战队在汉口登陆,组成陆上武装力量,为维护其既得权益而成临战态势。
德国军舰在10月17日曾一度向革命军开火。
但是,由于各国间利益分配不平衡,帝国主义列强最后都没有阻挠中国革命,而是采取了中立,并着手选择新的在华代理人。
英国:政府阻挠革命与民众客观清醒的认识。
辛亥革命胜利后,英国为确保其在华利益,极力阻挠革命进程。
一是把持关税,极力主张六个列强国家从财政上帮助新代理人袁世凯,干涉南北议和,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孤立和压制革命党人。
二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受英国控制的政府,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致电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我们渴望看到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不论处于何种政体之下,悉以中国人民的愿望为定。
”①等于英国宣布支持中国建立的共和“统一”于总统袁世凯之手。
三是与日本达成密谋,进一步在西藏支持分裂活动扩大势力范围,不许中国干涉“西藏的内政”,不能容许中国在拉萨或西藏保持无限制的军队。
对于辛亥革命,英国的民众却保持了客观和清醒,英国传教士埃德温•J•丁格尔(中国名字丁乐梅)以亲身经历写下的《中国革命记》一书,代表了当时这个阶层的英国人对辛亥革命的看法:“我们不得不认识到,这不仅是一个皇帝的逊位,而且是守旧而虚假的中国文明在生机勃勃的西方文明面前的毁灭。
用多种史观评价辛亥革命1从革命史观看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意义上的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一方面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另一方面又建立了中华民国,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孙中山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的先行者。
2从整体史观看,辛亥革命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推动了世界(首先是亚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中国与世界已紧密地相联。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放眼看世界的伟大智者。
3从文明史观看,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国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中表现尤为突出。
它结束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制度创新,是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社会风俗习惯发生巨大变化,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取得巨大成果;它促进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物质文明也取得重大成果。
总之,辛亥革命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孙中山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4从社会史观看,以剪发辫、废除跪拜礼和大人老爷等称号的移风易俗举措使得国民面貌为之一新。
5从现代化史观看辛亥革命是一次深刻的现代化运动,它促进了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现代化。
孙中山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
一、政治现代化的里程碑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在国家政治形态、政权形式上实现了现代化的突破——由封建专制政体转化为形式上的民主共和政体。
辛亥革命建立了一个先进的革命政党——同盟会,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为后来的民主革命运动开拓了道路。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近代法制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法律,是第一部资产阶级类型的宪法,它确定了“三权分立”的政体及“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
二、经济现代化的里程碑辛亥革命大大解放了生产力。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保护、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为以后北洋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借鉴。
土耳其革命与辛亥革命的不同:发生在20世纪前期的土耳其凯末尔革命与中国辛亥革命,同为东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但前者使土耳其成功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而后者的革命果实则被袁世凯所窃取,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
导致不同结果的原因何在,本文试从两次革命的诸多不同之处寻找答案。
一、两国国内因素的差异从两次革命发生前的国内背景来看,凯末尔革命发生在一战结束后协约国妄图通过《摩得洛斯停战协定》瓜分奄奄一息的奥斯曼帝国,土耳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
希腊干涉军的长驱直入,在奥斯曼人中间激起了强烈而广泛的民族主义感情。
在他们看来,败在英法等西方强国脚下是可以容忍的,而且这些国家的军队迟早会退回本国去,“但是一个帝国的邻邦,一个过去的附庸民族,突然地冲进了帝国的心脏地带,这实在是一种忍无可忍的危险和耻辱”。
这种心情就好像甲午战败对中国的刺激一样。
反观中国,辛亥革命发生在1911年,甲午战争已过去16年,辛丑条约也已签订10年。
虽然在这期间帝国主义一直不断地在对中国进行着渗透和侵略,划分着势力范围,但在表面上,中国并没有面对多么强大的外来压力,国民的心理也相对平静。
正因为如此,两者在群众的发动上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亡国灭种的千钧一发之机,广大的土耳其人民自然能够团结起来。
因为内外巨大的压力使他们感受到了喘不过气的痛苦,所以纷纷要求抵御外辱而自强。
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人们不顾占领军机枪大炮的威胁,纷纷举行大型的抗议集会。
正是有了这种基础,凯末尔才能组织起强有力的游击队和正规军。
而且,对农民问题的正确处理,也使凯末尔获得了国民的支持,“约有50万农民参加了同外国侵略者进行的斗争”,他们是革命的主力。
革命胜利后,政府亦采取了诸如发放贷款、降低税率、提高关税等一系列的手段来扶持和保护农业,并对无地少地的农民出售或分配土地,从而使革命成果得到了巩固。
反观中国,起来闹革命的大多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比较敏感的察觉到了祖国面临着危机存亡。
但对于一般的农民和工人来说,在这种相对平静的日时期,革命这种事对他们来说是不能理解和只可远观的。
所以在当时的中国,革命党人颇有些孤军奋战的意思,他们没有去充分发动群众,而群众也不具备这种被他们发动起来的前提,因为中国的农民是不到活不下去不会起来造反的。
对于这种振臂一呼无人响应的情况,革命党人只有采取诸如暗杀这类手段来发泄不满,制造影响,甚至“之所以要从事暗杀活动,完全是因为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自始至终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农民这一中国第一大问题,“平均地权”并未真正实施,因而没有触及封建专制的经济基础,再加之中国农民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文化层次较低,所以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并没有为革命所震动。
他们本身并不是参与者,更不用提维护,这就使“革命党人失去了中国社会最广大的支持者”。
此外,不同的信仰使得革命发动所依靠的群众基础不同。
在奥斯曼帝国,虽然苏丹腐败而软弱的统治引起民众的诸多不满,但几百年的民族主义传统使维护哈里发的思想深入人心,因此土耳其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
为保卫苏丹和哈里发而同异教侵略者进行圣战是当时号召人民的一面强有力的旗帜,甚至连反对它的凯末尔也不得不承认和顺应这一现实,在大国民议会成立之初,“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革命派,尽可能的在各种公开场合表示他们对奥斯曼帝国苏丹兼民族主义教哈里发瓦希代丁的忠诚,并且重申要把他从外国侵略者手中抢救出来的愿望”。
正是有了民族主义主义的号召力,有了民族主义教的战斗性和排他性,才有了广大的土耳其民众加入到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中去。
而在中国,实际上也存在着一种延续几千年的占据人们头脑的思想——儒教,但它对革命的作用却是阻碍的。
儒家“中庸之道”的思想磨平了人们为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的意识,使中国人变得特别能忍,而且大多怀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因此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是麻木的,甚至是反感的。
对大多数没有文化的中国人来说,这种举动是不可理解的,他们只能敬而远之,希望不要殃及自身。
所以说,辛亥革命缺乏一面吸引人的、强有力的大旗把被儒教禁锢住的广大下层人民号召起来。
再从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来看两者的不同。
凯末尔在领导人民起来争取民族独立之初,就已经认识到同帝国主义必须彻底斗争,不能有任何幻想。
在1919年的《告全国人民书中》,他明确提出:“1.祖国的领土是完整的,不容分割;2.要统一全国,反对外国的占领与干涉”。
对某些人提出的“要求接受美国的委托统治”的建议,也予以了否定。
可见,凯末尔是清醒的认识到,帝国主义是横在民族解放道路上一道不可不除的障碍,要得到他们的“帮助”和“同情”是根本不可能的。
相反,只有进行坚决的斗争,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胜利。
而孙中山则不然。
三民主义的旗帜是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却由于过分强调反满而变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
对满清贵族的仇恨转移和弱化了人们反对帝国主义的视线。
人们被民族主义号召去反满而忘记了还有帝国主义这一不可不除的敌人。
南京政府一成立,他就急忙向英国政府表态说:“和平的前景是良好的”。
在1912年1月5日的对外宣言中,孙中山表示对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外债、赔款、特权等,“均认为有效”。
革命派幻想以为主动承认这份可耻的遗产,就可避免触怒帝国主义,换取他们的承认和同情。
事实证明,想以与帝国主义的妥协来换取民族的独立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就像一只小羊羔自断其肢去喂狼一样,是一种示弱的表现,最后只能被狼吃掉。
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是从来不掩饰他们的贪婪性和掠夺性的。
所以,不打掉帝国主义而想赢得民族解放,只能是流于形式的空想。
我们再从领导人个人的路线来分析。
凯末尔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一位身经百战具有远见卓识的将军,铁腕式的人物。
他参加过青年土耳其党,参加过一战,不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掌握了一支强有力的武装,在民众中赢得威望。
在协约国占领军开进土耳其之时,他就将所属“闪电军团”的骨干军官转移到托罗斯山以北各地,所余武器装备散发给安纳托里亚南部各省群众,为将来的民族解放战争做准备。
凯末尔走的始终是一条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道路,坚持将军队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也成为他日后打败希腊干涉军,签订《洛桑和约》的资本。
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始终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强大的军队,以致武昌起义后看似全国响应、处处开花的革命形势,实际上是鱼龙混杂,各自为政,众多旧军阀、旧官僚投机革命,使南京政府成为一具空壳。
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在中国,改革最快的还是火和剑。
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在于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
”始终没有建立自己的军队,使革命党人只能靠暗杀、暴动这些昙花一现的手段来达到目的。
没有强有力的军队,就无法统一全国各式各样的势力,无法建立强有力的政权。
没有武力做后盾,只靠个人魅力就想使整个民族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是太小看政治了。
这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所在。
说到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为什么同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土耳其资产阶级在解放运动中就没有表现出两面性呢?这要从两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状况来说。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80%,自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封建国家,更由于民族主义教对经商的严格限制,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极其缓慢。
到奥斯曼帝国统治末期,土耳其境内的工业大部分操纵在外国资本家手中,属于国有的只有部分军需工业,私人经营的进出口贸易又多为希腊人、犹太人等少数民族垄断,土著人对工商业的涉及少之又少。
在民族解放战争前,土耳其境内的本国及外国公司,一共才只有341家,全国的工人也只有15万,而且只集中在少数的几个大城市。
所以说,在奥斯曼帝国时代,土耳其并未建立起民族工业。
只是在一战开始后,在安纳托里亚建立起一些为供给军需服务的小企业,这些小企业不利于外国资本经营,而土著小手工业者却可经营。
这类工商业规模不大,但却使资本主义萌芽,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
所以土耳其的民族资产阶级势力是在一战时才开始形成的,而这时正是外国资本势力最弱的时候,所以土耳其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与帝国主义联系甚少,也就很少表现出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和妥协性。
反观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前的十几年间,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
由于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刺激,以及清政府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民族资本的发展出现了1895—1898和1905—1908两次高潮。
在1895—1913年新增的549家厂矿企业中,民族资本的商办企业有463家,资本额占75.49% ,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地位,但这种成长却是极不正常的。
由于外国资本的过早渗入,使中国的民族资本在刚刚起步之时就面临着强大的竞争,在市场、技术、资金方面都不得不受制于人。
所以就产生了一方面想要摆脱束缚和控制,另一方面由于先天不足的弱小而不敢彻底决裂的两面性。
经济上的依赖性决定了政治上的妥协性。
我们再来看看革命前的政治风气。
两个国家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前都经历了一段立宪政治的过程,立宪对于共和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古老的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社会弊端的暴露,使那些见识了西方社会飞速发展的土耳其进步人士认为应该实现政体的转变,以恢复帝国昔日的荣光,特别是当皇权日益腐败与懦弱的时候。
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操纵下,奥斯曼帝国经历了从1876—1878、1908—1918的12年的君主立宪时期。
虽然由于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了政治斗争上而使社会改革的成果有限,但这12年的立宪却给政治风气和社会人心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影响,为共和打下了基础。
而在中国,资产阶级的立宪政治只经过了103天的昙花一现就失败了,皇帝的命令大都被当作一纸空文搁置起来,地方上几乎没有任何的举动,我们怎么可能不切实际的希望它在社会上造成多么广泛的影响。
还有一个不同点导致了不同的结局,即两国革命领导者的不同出处。
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们都是出自原统治集团内部。
如凯末尔、富阿德、劳夫等人都是苏丹政府的将军出身,费沃兹?查克马克将军更是原来的陆军部长。
由这样一些在社会上有威望的人出面,自然对群众有着极大的号召力,对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瓦解力也相当大。
又因为他们是原政权的成员,所以对国家和政治的状况也是十分了解,已经有了相当的政治经验,领导起本国的人民来也是得心应手。
但孙中山、黄兴等人可就不是如此了。
他们在一般的平民眼里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所称的匪,是来自统治集团外部的一些造反者。
所谓兴中会、同盟会也只能采取地下的秘密的形式。
群众对他们是不敢妄加信任的,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是一帮造反的人。
革命党人在中国就只能以异端的形式出现,在摸索中艰难孤独地前进。
所以,在土耳其和中国,革命领导者所面临的阻力是不同的。
最后,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辛亥革命在中国比凯末尔革命在土耳其遇到的反动势力要强大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