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_吴承学

*收稿日期:2005-05-1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5中国古代文体的基本理念6;广东省重点科研基地重大项目5中国古代文体学体系6作者简介:吴承学(1956-),男,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¹以上引文据国家图书馆藏明天启刻本沈承撰、毛孺初评选5毛孺初先生评选即山集6。

另外,5古今图书集成6之5文学典6卷181/经义部0亦引沈承5文体策6。

º来新夏谓此书作者为王家桢,字予来。

见5清人笔记随录6,中华书局2005年1月版,第95页。

2005年第4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No.42005第45卷JOURNAL OF SUN YATSE N UNIVERSITYVol.45(总196期)(SOCIAL SCIE NCE EDITION)General No.196/八脚词0与宋代文章学*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510275)摘 要:八脚词是明代八股文一种少为人知的异称。

该文认为/脚0这个术语起源于宋代文章学,它是宋人分析文章的特殊术语,指一种具有并列意义的层次和结构形态。

/八脚词0这个名称透露出八股文与宋代儒学、宋代考试文体具有某种关联的消息。

关键词:八股文;八脚词;脚;宋代文章学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5)04-0028-04一文体的名称,往往反映出文体的体制或文体用途的某些特征。

在中国古代文体中,异名别称最为繁杂的恐怕是八股文了。

它又被称作四书文、经义、制义、制艺、时文、时艺、时义、八比文等等。

这些不同的名称都反映出八股文在内容或者形式上的特点,同时也可窥见其源流的复杂性。

在明代,八股文另一个异名是/八脚词0,这个名称则比较少为人所知。

明代沈承5即山集6卷4/策05文体6曰:/我国家以八脚词甲乙材杰,格主俳偶,义主训诂,几令轩昂跌宕之士无繇见长。

然自开科以来,名世伟人往往多繇此着脚,而垂世雄文往往多由此下手者,何也?是乃所谓就寻常体中能为不寻常者也。

吴承学：何谓“中国文章学”何谓“中国文章学”，学术界众说纷纭。

有人把文章学理解为文章写作技法方面的理论。

如曾枣庄认为：“文章学是研究诗文篇章结构、音韵声律、语言辞采、行文技法的学问。

”祝尚书更明确地说，文章学也就是宋人所称的“笔法学”：“文章学就是解决诸如文章如何认题立意，以及它的间架结构、声律音韵、造语下字、行文技法等等'知之’方面的问题。

”有人则把文章学理解为关于文章的形成、创作、鉴赏的系统研究。

张寿康《文章学论略》认为，文章学的内容有源流论、类别论、要素论、过程论、章法论、技法论、阅读论、修饰论、文风论、风格论等。

王凯符《古代文章学概论》认为文章学的科学体系至少包括：“文道论”、“修养论”、“写作论”、“文体论”、“风格论”。

这两种不同说法都认同中国文章学具有一定的理论体系，其不同之处在于对文章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不同的理解。

把中国文章学定义为文章写作技法理论，这敏锐地抓住了中国文章学的实用性本质，即在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最直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指导文章写作。

到了实施科举取士制度，写作成为士子进入上层社会的主要手段之后，这种事实尤其明显。

但这种定义把中国文章学仅仅视为研究文章技法之学似又略嫌狭窄，可能会遗漏或忽视文章技法之外的某些理论甚至非常重要的理论。

宽泛的中国文章学定义差不多覆盖了中国文章的所有相关问题，有较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其内涵丰富而体系庞杂。

但是，过于宽泛的文章学内涵缺少边界、不见涯涘，容易失之泛而不切。

如果中国文章学成为一个包罗万象、没有重点与中心的系统，其学科的特性如何体现出来？又如何与一般的中国文学批评或古代文论区分开来呢？在传统目录学分类中，我们所说的中国“文章学”著作属于“文史”类或“诗文评”类，作为有学科意义的“中国文章学”与“中国文学批评”或“古代文论”都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学术名称，它们并不是在同一个理论框架里的严格分类，所以其间确实有许多重叠与交叉之处，无法截然分开，不太可能给予明确的划界，但从当代学术研究的需要看，它们各自应该具有一定的特殊对象与理论特性。

论5四库全书总目6的文体学思想吴承学,何诗海(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 510275)摘 要:5四库全书总目6在文体学研究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地位。

作为一部官方组织、集体编纂、旨在对历代文化典籍作总结与批评的目录学著作,其考察视野之开阔,涉及问题之纷繁广博,是一般文体学专著所无法比拟的。

5四库全书6对于图书的收录、编排以及5总目6所体现的文体批评观念,如文体谱系与文体分类、文体渊源与文体本色、骈文与散文文体、史传与小说文体等理论,都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清代前中期的文体学思想与认识水平,并对当时及后世的文体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5四库全书总目6;文体观念;文体分类;文体学中图分类号:I2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7)04-0085-09收稿日期:2007-01-28作者简介:吴承学,男,广东省潮州市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为吴承学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体的基本理念0的部分成果。

¹以下简称5总目6,所据版本为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5四库全书6内容包罗万象,但从文章学的角度看,它对于各种图书的收录、编排以及5四库全书总目6º涉及的文体批评,集中反映出中国古代后期社会的文体学思想观念,并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

下面从几个主要方面简要加以讨论。

一、文体谱系与文体本色古今文体观念存在重大的差异。

比如从现代文学观念看来,小说、戏剧与诗歌、散文是同样重要的文学文体。

但在中国古代,情况恰恰不同。

以5四库全书6为例,其文体谱系是以诗文为中心的,词曲(散曲)、小说(文言)为边缘文体,而完全排斥作为叙事文学的白话小说与戏曲作品。

在5四库全书6中,这类文体的作品,无一入选,甚至在其/凡例0中亦不加以说明,似乎是不容置喙的天经地义。

5总目6对这类书籍基本不提及,若有所涉及,亦持蔑视态度。

如批评清代王复礼5季汉五志6一书:/至于5三国演义6,乃坊肆不经之书,何烦置辩?而谆复不休,适伤大雅,亦可已而不已矣!0[1]卷50,459批评明王圻5续文献通考6重要的著作没有著录,/而5琵琶记6、5水浒传6乃俱著录,宜为后来论者之所讥0[1]卷138,1169。

3收稿日期:2004-12-1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体的基本理念”;广东省重点科研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体系”　作者简介:吴承学(1956-),男,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沙红兵(1966-),男,江苏如皋人,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2005年第3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N o.32005第45卷JOURNA L OF S UN Y ATSE N UNI VERSITYV ol.45(总195期)(S OCI A L SCIE NCE E DITI ON )G eneral N o.195“中国古代文体学之内涵与前景”专题研讨主持人:吴承学 主持人语:文体学研究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20世纪以来,由于受到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中国文体学研究非常冷寂。

近年来文体学研究已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成为新的学术热点,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与研究前景的学术领域。

我们认为,中国文体学的研究前景首先有赖于对其基本内涵的准确把握,并试图通过这一组专题研讨,引起学术界更多的关注,进一步推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5)03-0018-08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展望3吴承学,沙红兵(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510275) 现代观念和学理范式成为百年来中国学术研究的主流,古代文学的研究也不例外。

这使研究者扩展了视野,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忽略古代文学、文体的自身特性与丰富内容的偏颇。

我们认为,目前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要取得突破,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前提就是应从现代观念的一些偏差、误解中解脱出来,重新认识古代文学和文学观念及其具体体现的文体的原生状态。

这也是近年来中国古代文体学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

中国古代的“文”具有文教礼制、文德、典籍、文辞等多重含义。

不仅像诗歌、辞赋以及日常公私所常用的文字,几乎所有出自人类情感而运用技巧和修饰的语言文字形式都可称为“文”,如汉代刘熙《释名・释书契》列有奏、简、簿、笏、牍、籍、檄、谒、节、传、券、契、策、约、示、诣、书、刺、题、署、告、表、敕,《释典艺》列有经、纬、图、传、纪、诗、令、诏、赞、叙、诔、谥、谱、碑、语、说等。

【吴承学说文体】古代文体学要籍叙录（三）文/ 吴承学何诗海·集部之外的要籍集部是文体学研究的主要文献来源，但经、史、子著作中也有不少文体学史料，为文体学研究提供了多元视角，值得引起重视。

《说文》。

又名《说文解字》，汉许慎著，中华书局1963年版。

中国第一部通过分析字形来探求文字本义的字书，收录并解释了不少与文体相关的语词，如祷、议、诫、诰、谚、谜、札、祝、诗、谶、奏、训、册、谕、谟、论、诏、誓、语、说、记、诂、讴、?、谥、诔、诅、谱、碑、史、笺、简、符、牒、帖、吊、券、檄、颂、铭等，数量相当可观。

作者对这些语词的训释虽非自觉的文体研究，但在对其本义的探求中，或涉文体体性，或论文体功能，或及文体使用对象、场合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汉人所理解的各种文体的原始意义。

又，此书创立部首检字法，同一部首的字，往往有某种意义关联，如“言”部所载言、语、诗、谶、讽、诵、训、谟、论、议、誓、谏、说、记、讴、谚等，都与文体形态相关，暗示了早期文体产生与语言活动的密切关系，对研究古代文体发生学颇有价值。

《说文》对于文体的释义，往往为后人解释文体本义所征引。

《独断》。

汉蔡邕著，《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

记录、研究汉代典章制度、名物、官文书的著作。

这些文书，大致包含下行的诏令文和上行的奏议文两大类。

其中诏令文是皇帝向臣下发布命令的御用文体，分策书、制书、诏书、戒书四类。

奏议文是臣民向皇帝进言的文体，分章、奏、表、驳议四类。

书中对每一类文体的适用场合、体制规格、行文用语、书写载体形制乃至发布方式等都有详细说明，如：“戒书，戒勅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

被勅文曰：有诏勅某官，是为戒勅也。

世皆名此为策书，失之远矣”，“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云云”等，是最早比较系统研究文体与典章制度、文体载体形制的书籍。

《释名》。

汉刘熙撰，《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

此书采用音训即通过语音追寻语义来源的方法，考察每一字词最初命名的原因，是中国第一部语源学专著。

文章总集与文体学研究作者：吴承学何诗海来源：《古典文学知识》2013年第04期中国文体学研究的材料差不多涵盖经史子集各种文献，比如诗文评、总集别集、子论序跋、类书、目录学著作等都有大量文体学史料。

本篇着重谈谈文章总集独特的文体学研究价值。

一、总集与文体分类学总集与别集在文体学研究意义上，大致相同，但总集容量大，范围广，比起别集在文体学研究上更具共性和代表性。

总集的文体学价值，首先表现在文体分类上。

文体分类体现了对文体本质和特征的认识水平，是古代文体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而分体编次的传统，决定了古代文章总集在文体分类学上的研究价值。

确立总集分体编次传统的，是梁代萧统编的《文选》。

《文选序》：“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

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

”明确指出此书按体编次、类聚区分的体例。

编者将所录一百三十位作家的七百六十一篇作品，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等三十九体。

这些文体是先秦至六朝最经典、最重要也最常用的文体，代表了中国古代较长历史阶段的文体实存状况和形态特征。

其中有些文体作品较多、题材或表现内容较丰富，又根据题材分若干小类。

这种分类方法，兼顾体式和题材、功用等特征，符合古代许多文体以题材、功用命名立体的实际，因而有一定合理性与可操作性。

《文选》之后的许多著名总集，如《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等，都借鉴这种编纂体例。

总集文体类目的调整变化，与文体创作的消长之势息息相关。

以北宋李昉等辑《文苑英华》为例。

此书收梁代至唐诗文一千卷，分三十八体。

由于意在接踵《文选》，所以尽管其卷帙远超《文选》，但在文体分类上，基本沿袭《文选》，仅个别类目有所出入。

如《文选》收录“七”体，其序次仅在赋、诗、骚之后，足见其在六朝文体谱系中的地位，但隋唐以后，已很少有人用这一体裁写作，因此，《文苑英华》没有立“七”体，稍后姚铉《唐文粹》、吕祖谦《宋文鉴》等宋编文集也没收录。

又如“判”文是唐代开始兴盛起来的，《文选》自然没有，《文苑英华》则立为一大门类，并收录作品五十卷。

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学科意义与研究范式--兼评吴承学教授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彭玉平【摘要】Stylistics is one thriving branch of the discipline of ancient literature today, which com-bines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que with its unique disciplin-ary connotation. The academic content of the academic construction of stylistics is quite rich, but the two ideas are the basis, namely, the concept of honoring classics and“stylistics completed in the Warring State Period”. Study on Ancient Chinese Stylistics of Professor WU Cheng-xue first com-bines external and internal causes, constructing contemporary disciplinary system of stylistics, which has significance of setting a pattern. Future study on stylistics should strengthen the task of“select-ing articles to decide the style”and the study of typology of the origin of stylistics. There is also the need to breakthrough the relation between system and stylistics as well as the attention to the reasonable critique of the connec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alue system of stylistics.%文体学是当今古代文学学科中最为蓬勃的分支学科之一，其兼跨中国古代文学史与中国文学批评史两大学科，同时又具有独立的学科内涵。

【吴承学说文体】文本语境与文体语境文/吴承学对于古人作品一定要从具体语境出发才能比较准确的理解。

所谓语境，包括许多内容。

知人论世是理解语境的必要前提。

而在具体的文本之中，除了上下文语境之外，文体的语境也相当重要。

所谓文体的语境，就是作品所采用的文体，往往有特殊的写作方式。

理解文体语境，也有助于理解古代作品的语意。

这里试以陆机《文赋》“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二句的语意理解为例。

陆机《文赋》开篇谈到作者在创作之前的准备时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

”认为作文之由，总归两途：一感于物，一本于学。

下文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

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

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

慨投篇而授笔，聊宣之乎斯文。

此数语即是就上文“玄览”“典坟”二端分别铺陈而言的。

其中“遵四时以叹逝”至“喜柔条于芳春”明显就是上文“伫中区以玄览”的演绎；自“咏世德之骏烈”至“嘉丽藻之彬彬”无疑是“颐情志于典坟”的细写。

这是历来学者的共识。

问题在于中间“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二句的含义是什么，它们究竟属不属于“伫中区而玄览”的内容？根据张少康先生《文赋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一书所收集的资料来看，历来学者对“怀霜”“临云”二句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

李善对这两句的注解是：“懔懔，危惧貌；眇眇，高远貌。

怀霜临云，言高洁也。

”就认为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指作者应具“高洁”的志向。

为了论证这种解释，李善引用了孔融《荐祢衡表》“志怀霜雪”和《舞赋》“气若浮云，志若秋霜”二语。

何焯说这两句话说的是“文章之本”。

而方廷珪也说：“怀霜，心之洁；临云，志之高。

心志无杂虑，方能尽读书之趣。

”张少康先生在《文赋集释》中对古人解释的总结是：“陆机在这里是强调创作之前，作家应当有高尚的情操与远大的志向。

”郭绍虞先生《中国历代文论选》对此的解释大致相同：“怀霜、临云，喻心志之高洁，心志高洁则文品愈高洁。

古代文体学要籍叙录（一）作者：吴承学何诗海来源：《古典文学知识》2014年第03期新时期以来，文体学研究已成为学术热点，吸引着越来越多学者（包括不少学生）投身于这一学术领域。

不少青年朋友常希望有一个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入门书目。

确实，文体学文献有其独特性，与文学史、批评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本文简要介绍一些古代文体学重要的基本典籍，希望对有志于文体学研究的青年朋友有所帮助。

总集类要籍总集是研究文体和文体学必不可少的文献，它的特点是为研究文体学提供了各种体裁的具体作品。

自《文选》确立分体编次的传统后，总集成为考察文体分类的基本史料。

宋代以后，总集编纂兴起撰写文体序题之风，总集又兼有了文体论性质。

这些特征，都决定了文章总集具有重要的文体学意义。

本文介绍的总集，主要指兼收众体的著作。

单收一种文体的总集，除了个别文体论内容极其丰富的著作如《古赋辨体》等，限于篇幅，暂不列入。

别集虽也有文体学价值，但因仅为一家之作，文体的丰富性、全面性不如总集，本文也暂付阙如。

《文选》。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上海古籍1986年版（本文凡涉及版本介绍，以常用、易见本为主）。

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章总集，选录先秦至梁代各体文章，确立了总集分体编次的传统，计有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檄、难、对问、设论、辞、序、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39体（又有37体、38体之说）。

同一文体的作品，以时代先后为序。

其中赋、诗等重要文体之下，又据题材分小类，形成了二级类目，如赋有京都、郊祀、畋猎等15目，诗有补亡、述德、公宴等23类。

《文选序》对各种重要文体演变的论述亦颇有价值。

《文苑英华》。

宋李昉等编，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

此书有意接踵《文选》，选文上起萧梁，下迄晚唐五代，分体编次，计有赋、诗、歌行、杂文、策、判、表等38类。

每类之下，又据题材或体裁不同而细分子目。

中国文体学_回归本土与本体的研究_吴承学清代纪晓岚在评论《文心雕龙·通变》篇时说：“齐梁间风气绮靡，转相神圣，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彦和以通变立论。

……盖当代之新声，既无非滥调，则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复古而名以通变，盖以此尔。

”[1]（P1077）如果撇开《通变》具体的时代背景，那么纪晓岚所说的“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的情况在中国文学史与批评史上，倒是不乏这种“通变”之例的。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体学之兴盛，不免让人想起“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这句话来。

文体学，并不是从西方传入的新学术，本来就是中国“古人之旧式”。

“以文体为先”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传统与原则。

历代学人不断强调：“文章以体制为先”、[2]（P294）“先体制而后工拙”、[3]（P765）“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警策为后”、[4]（P459）“文辞以体制为先”、[5]（P9）“文莫先于辨体”、[6]（P80）“凡为古文辞者，必先识古人大体，而文辞工拙又其次焉”。

[7]（P504）中国文体学成熟相当早，《文心雕龙》在文体学方面已经相当精深而有体系，此后的文体学可谓久盛不衰。

但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文体学日益式微，甚至成为被人淡忘的知识。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在新的学术意识的推动下，文体学研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之一。

近年来，文体学研究越来越受到中国文学学术界的重视，成为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前沿学术领域和倍受关注的学术热点。

中国文体学研究的兴盛有当代文化的催化背景：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对于文体的重视与实验、西方文体学理论的译介与传播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文体意识自然有影响，而更根本的原因则是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内在要求与自然趋势。

中国文体学：回归本土与本体的研究吴承学作者简介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广东广州，510275）。

[摘要]中国文体学研究的兴盛意味着中国文学研究内部已出现一种自觉的学术转向，即对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和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

吴承学古代诗文寄寓着人的整个生命从文体学来看，诗与文的区别是什么？■吴承学：古人说，大体则有，定体则无。

文体之间是有差异的，但又难以断然分开，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

比如，诗与文似乎很容易区分，而实际上古人区分诗与文，并不仅仅关注形式上的差异。

《冷斋夜话》记沈存中批评韩愈的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

”可见押韵之文仍然不是诗，诗与文的差异不仅在于形式，还在于表现内容、手法以及总体风格的不同。

首先，诗文的表现对象不同。

文主要是实用文体，而诗适合抒发感情。

元好问说：“诗与文，特言语之别称耳，有所记述之谓文，吟咏情性之谓诗，其为言语则一也。

”明人张佳胤说：“诗依情，情发而葩，约之以韵；文依事，事述而核，衍之成篇。

”文用于叙事，诗用于抒情，叙事要准确，抒情要文采。

所以明代人对称杜甫为“诗史”的说法很不满，因为这容易混淆了诗文抒情叙事的区别。

明人王文禄《文脉》更说：“文以载道，诗以陶性情，道在其中矣。

”文更适用于表达思想、议论，诗更适用于陶冶性情。

人们对宋诗不满的理由之一，便是宋诗喜议论、重义理，不免有点越俎代庖，把文的表现对象作为诗的表现对象。

李梦阳说：“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邪？”屠隆说：“夫以诗议论，则奚不为文而为诗哉？”其实关于诗文之辨，古人的意见也很不一致。

固然有人批评宋人“以议论为诗”，但是叶燮则说：从来论诗者，大约申唐而绌宋。

有谓“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于《三百篇》为近；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于《三百篇》为远”。

何言之谬也！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

杜五言古，议论尤多。

长篇如《赴奉先县咏怀》《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无议论！而以议论归宋人，何欤？彼先不知何者是议论，何者为非议论，而妄分时代耶！且《三百篇》中，二《雅》为议论者，正自不少。

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后人之诗也！如言宋人以文为诗，则李白乐府长短句，何尝非文！杜甫前、后《出塞》及《潼关吏》等篇，其中岂无似文之句！叶燮引经据典，言之凿凿。

一　类书与文学批评研究在学术史上，类书的地位颇为尴尬。

首先，其归属甚为模糊，或为经部，或为子部，或为集部。

《四库全书》把类书列入子部，然《四库全书总目》说：“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

”其次，馆臣以清代流行的考据学眼光去看类书：“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转辗裨贩，实学颇荒。

”认为类书对于学风与文风的影响，总体来说是比较消极的，其好处仅仅在于保存了一些古籍，“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

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类书“不可谓之无补”。

20话题。

闻一多先生在《类书与诗》一文中，首次集中讨铎的《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系》在此研究思路上进一步探讨类书与文学创作的相互影响。

新时期以来，中国学者在闻一多先生开创的“类书与诗”基础上，不断深化与拓展对类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

尽管如此，类书与文学的关系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学术界对类书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关注较多，而对类书与文学观念、文学批评的关系似乎关注较少。

在思想史研究领域，葛兆光先生早就提出，类书“是思想史的绝好文本”，他指出：们测定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水准的材料。

”赏和认同葛先生的高见，这种说法同样揭示出类书在文学思想史研究中的价值与意义。

笔者认为，虽然类书代表的是集体意识，但类书中的文献往往是有意识地排列与分类的。

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这些意识正反映出文学与文体的思想观念。

与一般的文学批评专论或专著不同，类书不主一家，其批评观念更能代表当时的集体意识与普遍知识。

因此，通过类书来考察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具有相当独特而且是无可代替的意义。

类书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主要从类书的分类体系以及对前代文献的取舍标准两个方面得以体现。

类书的分类可以反映出古人的知识体系观念。

虽然，诗文评与文学总集更集中地体现编著者的文学观念，但综合性类书中文学部类的设立不仅能够反映出“文学”在古人心目中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而且，其编排次序与体例也体现出当时的文学与文体学观念。

2013年第5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No．52013第53卷JOUＲNAL OF SUN YAT-SEN UNIVEＲSITY Vol．53（总245期）（SOCIAL SCIENCE EDITION）General No．245单体总集编纂的文体学意义*———以唐宋元时期为例朱迎平摘要：历代总集依据所收文体类别的不同，可区分为多体总集和单体总集两大类。

唐宋元三代的单体总集编纂，从“网罗放佚”、汇聚作品，逐步向细分类别、鉴体辨体发展；从“删汰繁芜”、提供赏鉴，逐步向探讨规律、适于应用发展。

单体总集编纂促进了文体研究的细化深入，开拓了文体研究的创新体式，标志着新兴体类的确立与被认同，是唐宋元文体学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并对明清文体学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关键词：唐宋元；单体总集；文体学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9639（2013）05－0008－08历代总集编纂和文体学的关系，近年来受到文体学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①。

这是因为二者的根本宗旨，都是为了指导各体文章的写作，因而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隋书·经籍志》首次在四部分类中确立了集部，并作了别集、总集的区分，其论总集缘起及作用称：“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

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②《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序则进一步归纳了总集的两大功能：“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

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

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

”③无论是“网罗放佚”，还是“删汰繁芜”，都是为了“属辞之士”的“取则”，也都具有文体学的意义。

总集是“众家之集”的汇聚，其编纂的核心因素则是文体。

依据所收文体类别的不同，总集可区分为多体总集和单体总集两大类，《隋书·经籍志》总集类就是按照这一顺序先后排列的。

The Stylistic Significance of the Compilation Format of The Classified Compilation of Ancient Articles 作者： 吴承学[1];何诗海[1]
作者机构： [1]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510275
出版物刊名：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147-155页
年卷期： 2015年 第3期
主题词：�古文辞类纂》;序目;类纂;史传;文体学;学术传统
摘要：在中国文学史上，《古文辞类纂》“序目”首次明确融序言、序题、目录于一体，在介绍体例、列举目录的同时开展文学批评，不仅确立了一种书籍编纂新形式，也确立了一种新
的文学批评体式。

此书文体分类的特色是以文体功用为纲，以具体文体为目，故起了执简驭繁、纲举目张之效。

这种“类纂”体例，尽管有简明、清晰的优势，但不能全面囊括、体现中
国古代的文体谱系，在实际选文归类中也有可议之处，反映出古代文体分类学普遍存在的问题。

此书选文“不载史传”，这是自《文选》之后，特别是明清以来一种严格区分史部、集部
内容的文体学主流学术传统。

宋人总集编纂的文体学贡献和文学史意义任竞泽【摘要】总集的编纂与中国古代文体学密不可分,是文体分类、文体理论批评以及文体形态深化研究的渊薮.宋人总集编纂的繁荣与成熟,在中国诗文选本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样,宋人总集编纂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上也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对文学史上的文学运动、文学流派和文艺思潮等都有很大影响.【期刊名称】《学术探索》【年(卷),期】2010(000)002【总页数】5页(P133-137)【关键词】宋人总集;文体学贡献;文学史意义【作者】任竞泽【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总集的编纂与中国古代文体学密不可分，是文体分类、文体理论批评以及文体形态深化研究的渊薮。

可以说，总集编纂的历史便是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的历史，二者息息相关，相伴而行，成为中国学术史上双线并行、殊途同归的典型景观。

而我们知道，宋人总集编纂的繁荣与成熟，在中国诗文选本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1〕（P1）同样，宋人总集选本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上也意义重大，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宋人总集选本的文体分类、辨体意识及纂述体例“总集与文体分类学是有密切的关系的”，〔2〕这早已为现代许多学者如钱仓水、赵逵夫、褚斌杰、郭英德等所关注和论述。

且大多论者都于唐宋前《文选》、《文心雕龙》两书后便继以宋人四大总集《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文章正宗》为例，昭示了宋人总集在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史上承前启后之重要地位。

宋人总集的分类价值和意义主要可从两条线索来分析：一是《文选》类总集包括《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为代表，体现了与《文选》分类一样的趋于繁杂细分的分类方向和走势。

如郭英德先生以《文选》、《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文章辨体》、《明文衡》、《文体明辨》、《明文在》等九部历代总集进行列表比较分析，从而总结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方面的规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