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小镇与贫困治理
乡村和内城的贫困并不能妨碍城市的崛起。
在乡村衰落的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选择却有一个就地城镇化到大城市的政策演变，从而使乡村与城市日益远离。
同时由于区域不平衡以及制度准备不足，快速城市化导致的一些城市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城市土地等成本高企，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杭州等地跳出中心城区，开始积极尝试设立特色小镇，并把产业集中引入这些小镇，从而成为中国城市化的又一趋势。
首先，贫困的蔓延与城市形态的反思。
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化面临100多年前法国和英国相似的问题，乡村快速衰退，大城市拥挤不堪并向郊区蔓延。
大城市和乡村的问题使城市学者开始反思美好城市的形态，霍华德就是其中的一位。
1919年，田园城市和城市规划协会与霍华德协商，对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冶进行了定义院田园城市是为了安排健康的生活和工业而设计的城镇、其规模要有可能满足各种社会生活，但不能太大、被乡村带包围、全部土地归公众所有或者托人为社区代管。
2014 年，《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公布，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其中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20 万以下的城市为域型小城市。
细分小城市主要为满足城市规划建设的需要，细分大城市主要是实施人口分类管理的需要。
在2014年的城市分类中，出现了两个开放的数据，即超大城市和域型小城市，如果说北京、上海两座超大城市是国际性城市，那么域型小城市则在文化更加具有本土性。
城市的分类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及城市治理紧密联系。
从中国城市发展的现有条件看，大城市尤其是超大、特大城市是国家城市治理的重点，从而在规模上被严格控制、小城市则是国家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重点，为农村人口的属地城市化提供了可能。
特色小镇，应该符合国家城市政策的基本判断。
其次，居住与产业的功能性耦合。
让特色小镇首倡者无法预设的是，特色小镇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选择的问题，它也触动了对于中国城市化的新一轮学术讨论。
但是总体上对于特色小镇的讨论基于两个视角：一些学者关注具体小镇的经验分析，对小镇的形态及其发展方向提出了质疑、一些学者则从比较的视角，分析了国外小镇的运作模式。
我们认为，在经验分析与比较研究之外，还需要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镇发
展的基本脉络，尤其要分析上个世纪80 年代一度兴盛的乡镇工业对于村镇建设的重要意义。
城市首先是居住的，然后是理性的。
虽然勒·柯布西耶不同意霍华德的观点，但是他也强调“我们需要一座适合居住的城市，作为整个系统的核心，和我们所有活动得以开展的地方。
要生活（要呼吸。
）要生活浴！（要居住！）我们需要一个商业办公区。
一个理性汇集的地方。
我们需要一个制造中心，工厂聚集的地方。
”特色小镇的提倡者并不否认小镇产业功能与居住功能的结合，但是在中国，这种产业功能与居住功能的结合有过数十年的探索。
被打上“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就是我国农村地区城镇化的重要形态，基于上海、苏州等工业城市的地缘优势，苏南地区乡镇企业迅速繁荣，但是“因陋就简的乡镇企业从1990年代初开始面临改革后的国营企业、产权明确的民营企业及随全球化发展而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的重大挑战……其产值在2011 年只占全国工业产值的1.3%。
”如果说沿海的江浙地区能够将具有国际视野的产业引入小镇，那么在内地，缺乏国际资源而重启简陋的乡镇工业的可能就依然存在。
因此，无论特色小镇首倡者提出的“产业区”和“行政区”的双重排除，还是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特色小镇“非行政区”提法的纠正，都没有对小镇的生活功能进行排除。
事实上，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博弈中，产业和住宅的功能耦合是被确认的，至于旅游观光，不过是提升城镇居住质量的另一种表述。
第三，乡村生活的刻板印象。
按照阿玛蒂亚·森的逻辑，中国乡村的贫困既体现为物质的荒芜，更体现为能力的贫困。
这种双重贫困的形成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也有现代工商业发展的负面痕迹。
从前者看，乡村是自然的、前工业革命时代的主要社会形态；从后者看，只是在工商业发达以后，乡村或者融入这一结构性的社会变革，或者为工业社会所抛弃。
城市视野中的保守、落后的乡村于是成为一种刻板印象，成为城市统驭下的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
从乡村社会剥离出来的城市的形成意味着人类社会形态获得了新的动力，在城市形成的动力系统中，人口变迁和社会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人口决定了城市的规模、结构及分布；而社会变迁则关注城市不同的社会特征。
这种动力的存在解释了城市与乡村的差异，也割裂了城市与乡村的逻辑互通。
同时，发展经济学将劳动力的乡要城
转移视为城市化的必然路径，也暗示了城市对于乡村发展的终极意义。
而中国早期城市化的人口流动确实也为刘易斯等经济学家的人口迁移理论提供了证据。
但是在中国，这种迁移理论还附着了城市身份与福利，从而强化了乡要城流动的刚性特征。
2014 年底，清华建筑学院的硕士梅静辞去了在北京的工作，在老家河北易县清西陵附近的五道河村创建了“听松书院”。
这个书院功能包括公共图书馆、公共教室及活动室、绘画创作空间、民宿等，同时进行一些教育活动及带有清西陵和易县元素的文化产品设计。
梅静还会邀请以前的同学和同事不定期来做一些公益讲座，包括高考咨询、乡村建设、传统文化。
同类的新闻还有很多，但这些记载了城里人回到乡村，设计并复兴乡村的做法并不为多数理解。
公益讲座、高考咨询乃至乡村建设和传统文化，在城市里颇为常见，但是当
这一常见的生活形式伴随着一个建筑学的硕士回到乡村时，却成为一种逆城市化的标志性事件。
这样的事件表面上反应了人们对于乡村、城市及城市化的刻板印象，也论证了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依然呈现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一维性认知。
在上个世纪中叶，亨利·丘吉尔就预见性地指出：“对于人类的精神生活来说，城市规划有一个重要的衍生品，它可以，实际上非常有可能，带给人们一种充满美感的环境。
随着我们对周围环境的认知不断增强，对休闲享受的追求也越来越高，愉悦感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份宝贵的财富。
”在这样的意义上，城市并不存在一种固定的模式，正相反，那些只有在乡村中才会出现的充满美好环境的人群聚落，恰恰是城市的内在诉求。
中国的人口流动仍然在缓慢地发生变化。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中心城市吸收的跨省流动人口比例正在缓慢下降。
2013年流向中心城市的跨省流动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比例为56.8%，2015年降为54.9%。
中心城市以外的其他城市和地区吸纳省内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比例在增加，逐渐成为吸收省内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主要地区。
2013年流向中心城市之外的其他城市和地区的省内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占全国相应人口的比例为45.6%，2015年该比例为50.5%。
中心城市的流入人口持续性下降说明，中国的城市日趋多元。
一项基于1998原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更加详细地说明，虽然城市化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积
极影响，但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乡减贫的影响存在异质效应。
城市化影响农村贫困的主要机制是通过集聚外部性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实现减贫，因此核心城市对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
而二级城镇对东部地区，尤其是对东部城市地区充当了贫困人口的野就业避风港冶，二级城镇的减贫影响更大。
因此这样的研究基本符合人们的常识性判断，由于东部地区人口集聚较快，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城市，这些城市在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助推下，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其中一些并不著名的村镇均担任了产业分工的职能。
当然，城市视“中的乡村减贫，并不意味着城市的单一角色，离开乡村的发展，城市只是个。
远的建筑体。
“都市化的所谓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合作努力的整体性的失败，而这种社会合作的努力正式由于现代的集体思想才成为可能的。
大都市的文明尽管有丰富的技术独创性，以及构造精美的物质组织，但在其可能支配的利益的分配结构方面确是失败的。
‘富足状态下的饥饿’不但可以描述其不公平的分配系统，也同样适用于大都市的社会生活。
”在相对剥夺理论看来，贫困将长期存在，城市与乡村的结构性结盟并不意味着乡村脱贫仅仅依靠城市的反哺、其实，从城市发展史的
角度，村镇本身就是城市的起点，在后工业时代，借助于网络等手段，城市的形态将日益抽象，弥散性的城市有可能无法与村镇加以区分，而这，恰恰是特色小镇的未来之道。
（弘利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