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一项基于CGSS2005的实证分析

教育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效应及机制分析在当今社会，居民的幸福感成为了衡量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

而教育水平作为一个关键因素，对居民幸福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这一影响并非简单直观，而是通过多种复杂的机制相互作用。

教育水平首先影响着居民的经济收入。

通常来说，较高的教育水平意味着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储备，从而在就业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能够获得更高薪的工作。

例如，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往往比只有高中文凭的人在职业选择和薪资待遇上有更大的优势。

这不仅为他们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也增加了他们对生活的掌控感和安全感，进而提升幸福感。

从职业发展的角度看，教育水平高的人更容易获得晋升机会，能够从事更具挑战性和成就感的工作。

他们在职场上的适应性更强，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和需求。

相比之下，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可能更多地从事体力劳动或简单重复的工作，职业发展空间有限，容易产生工作倦怠和不满，从而影响幸福感。

教育还对个人的认知能力和思维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通过接受系统的教育，人们能够学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这使得他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和挑战时，能够更加从容和理性地应对，减少焦虑和无助感。

同时，良好的教育能够拓宽人们的视野，让他们更容易理解和接纳不同的观点和文化，增强社会适应能力，从而提升幸福感。

在社交层面，教育水平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在学校和教育环境中，人们能够结识来自不同背景的同学和朋友，拓展社交圈子。

而且，较高的教育水平往往意味着更丰富的话题和更深入的交流，有助于建立高质量的人际关系。

这些人际关系为个人提供了情感支持和陪伴，在困难时刻给予帮助和鼓励，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

心理健康方面，教育有助于培养人们的心理调适能力和情绪管理能力。

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通常对自身的情绪有更清晰的认知，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方法来应对压力和负面情绪。

他们更懂得如何保持积极的心态，看待生活中的挫折和不如意，从而减少心理问题的发生，提升整体的幸福感。

教育程度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实证分析作者：郭秀娟来源：《今日财富》2018年第21期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调查数据从教育程度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基于多元回归模型，建立3个回归模型，包含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收入水平等变量以及年龄、婚姻状况和单位性质等控制变量。

研究表明：教育程度对城市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年龄与城市居民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婚姻状况、党员身份与城市居民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性别对城市居民幸福感不相关；母亲教育程度与城市居民幸福感呈高度正相关；健康状况对城市居民幸福感呈现正相关；收入水平对城市居民幸福感呈现负相关。

一、研究变量及方法（一）主要研究变量1.因变量本研究因变量是幸福感。

运用因子分析法，将总体幸福感、家庭满意度、消极情绪、社会满意度合成一个数值型复合变量，构成因变量幸福感。

经过测量，四个项目KMO统计值为0.607，sig.值为0，所以拒绝相关系数为0（变量相互独立）的原假设，意味着这四个项目之间具有一定相关性，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最后，通过主成分法对这四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后，获得一个因子，我们将它命名为“幸福感因子”。

2.自变量本文研究自变量是受教育程度。

在研究受教育程度对居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时，以”受教育年限”表示受教育程度，即没受过正式教育为0年、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职高/技校/中专为12年、大专15年、本科16年、研究生及以上18年。

而在研究受教育程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呈简单线性关系时，以”教育级别”表示受教育程度，具体分为7类：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职高/技校、中专、大专和本科及以上。

3.中介变量以健康状况、收入水平为中介变量。

关于健康状况具体问题为：“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关于收入水平具体问题为“您个人去年（2012）全年的总收入是多少”。

4.控制变量选取性别、婚姻状况、党员身份、单位性质、年龄、母亲教育程度6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描述、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城乡居民医疗服务满意度比较研究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一、本文概述本研究旨在通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对城乡居民医疗服务满意度进行比较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城乡居民在医疗服务方面的需求和期待也在发生变化。

因此，了解城乡居民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探究其影响因素，对于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实现医疗公平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将利用CGSS这一大型社会调查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揭示城乡居民在医疗服务满意度方面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原因。

具体而言，我们将首先描述城乡居民医疗服务满意度的基本状况，包括满意度的整体水平、城乡差异及其变化趋势；然后，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影响城乡居民医疗服务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经济状况、医疗服务可及性、医疗服务质量等；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城乡居民医疗服务满意度的提升和医疗服务的均衡发展。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城乡居民在医疗服务方面的需求和问题，而且能够为政府制定和实施更加有效的医疗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比较城乡居民的医疗服务满意度，我们可以发现医疗服务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和潜在改进空间，从而推动医疗服务质量的整体提升和医疗公平的实现。

本研究的结果也有助于提升公众对医疗服务的认知和信任，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二、文献综述城乡居民医疗服务满意度是反映医疗服务质量和社会公正性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基于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能够为研究我国城乡居民在医疗服务方面的满意度差异提供有力支持。

在已有的研究中，医疗服务满意度通常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医疗服务质量、医疗资源配置、医疗费用、医疗服务可及性、患者期望和医疗服务环境等。

在农村和城市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医疗资源分布和居民健康状况等方面的差异，居民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民生因素与城乡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王慧慧【摘要】本文建立民生因素综合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民生因素的主要因子,构建民生因素与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利用CGSS(2010)数据对两者的相关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个人工作因子、健康因子、教育因子、生态环境因子、家庭条件因子以及社会保障因子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其中,健康和家庭条件等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最大,生态环境和社会保障因素次之,个人工作和教育等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弱.此外,男性通常比女性的平均幸福感高,具有城镇户籍的居民比具有农村户籍的居民平均幸福感高,居民的幸福感与年龄呈现“U”型的变化态势.【期刊名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年(卷),期】2014(000)005【总页数】7页(P32-38)【关键词】民生因素;生态环境;社会保障;幸福感;幸福经济学【作者】王慧慧【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湘潭411105;湖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湖南湘潭4112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126一、引言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居民的幸福感似乎并未得到同步提升。

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2012）》就曾指出，中国大陆居民的幸福指数在全球156个国家中仅排名112位。

2012年中央电视台《走基层百姓心声》特别调查节目“幸福是什么”一度激起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引发了当代中国人对幸福的深入思考。

那么，是什么影响我国居民的幸福感呢？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认为，民生和社会正义问题是导致城乡居民幸福感低下的主要原因。

幸福感是人的需要得到满足而产生的一种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1]，虽然不同世界观、价值观下，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千差万别，但不管置于何种历史时期与发展阶段，在何种国家、政治、阶级、文化背景下，民生所涵盖的人的基本的生存和生活状态、基本的发展机会和能力、基本的权益保护是幸福最基础的载体[2]。

摘要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我国产业面临着升级的巨大压力。

技术型密集产业和高端服务业是我国产业升级的两大方向。

但是，我国在产业升级的同时，却面临着普通毕业生就业难与技能型人才短缺现象并存的结构性问题。

要想更好的解释这个问题，就需要对我国现在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进行分析。

因为，目前我国的普通教育更注重培养通识型人才，而职业教育更注重培养技能型人才。

而这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别第一次分流出现在九年义务教育结束之后。

这次教育类别的选择将对我国未来不同类型人才的数量有着重要的影响。

因此，研究高中阶段不同教育类别的收益率，一方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的这种问题，另一方面能为那些想在高中毕业之后直接投身工作的人群提供一些科学参考，帮助他们降低损失，增加教育收益。

首先，本论文根据相关理论，提出三个假设。

（1）假设一：最高教育水平为高中阶段，接受职业教育的人群比接受普通教育的人群拥有更高的教育收益率。

（2）假设二：接受了高中阶段普通教育或职业教育的女性相比于男性而言，可能会有较高的教育收益率。

（3）假设三：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高中阶段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收益率上可能存在差异。

其次，本论文使用2010-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其中四年数据，选择最高教育水平为高中阶段的样本，控制年份差异和省市差异，将样本分为全样本、城镇和农村三种类别，使用以下四种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1）模型一：使用基于最小二乘法（OLS）扩展版的明瑟模型考虑工龄、民族、政治面貌等因素来估计高中阶段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收益。

（2）模型二：在扩展版明瑟模型的基础上中加入性别与教育程度虚拟变量的交叉项，来分析性别差异对普职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3）模型三：使用Heckman两步法，并在第一步的Probit模型中考虑加入居民的住房面积、房屋产权数量等一些影响劳动者是否决定参与工作决策的因素，以此来得出一个样本选择偏差修正项，将其带入第二步中从而解决OLS法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学历提升与居民幸福感——来自CFPS微观匹配数据的经验证据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教育的需求也日益增加。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学历提升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和个人价值，以期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水平。

而与此同时，人们对幸福感的追求也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心理需求。

那么，学历提升与居民幸福感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呢？本文将通过分析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匹配数据来提供一些经验证据。

首先，通过分析CFPS数据可以发现，学历提升与个人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这一结论不仅体现在整体居民幸福感上，也可以在不同人群、不同地区的幸福感上得到验证。

在整体居民幸福感上，CFPS数据显示，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居民的幸福感也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

相比于只有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群，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居民更容易获得更高的幸福感。

这一结果与现实生活中的观察相一致，较高的学历通常会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社会地位，从而使人们更有满足感和幸福感。

此外，不同人群的幸福感在学历提升上也存在差异。

CFPS 数据显示，对于已经获得大学学历的人群来说，进一步提高学历并不会显著提升其幸福感。

相比之下，对于只有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群来说，获得高中及以上学历将带来显著的幸福感提升。

这一结果表明，对于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人群来说，提升学历能够更明显地改变其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从而增加其幸福感。

此外，不同地区的幸福感也受到教育程度的影响。

通过CFPS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发达地区，居民的学历普遍较高，因此其整体幸福感水平也相对较高。

而在相对欠发达地区，学历水平普遍较低，居民的整体幸福感也相对较低。

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也印证了学历提升对于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性。

总之，通过分析CFPS微观匹配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学历提升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进一步提高教育水平可以显著提高个人的幸福感，对于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来说，获得高中及以上学历将带来更明显的幸福感提升。

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一、概述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已深入渗透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互联网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和多样的娱乐方式，还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这一背景下，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幸福感作为一种主观感受，是个体对生活质量和心理状态的综合评价。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互联网使用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尝试从多个角度进行解读和阐释。

由于研究视角、方法和数据来源的不同，现有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和争议。

本文旨在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系统地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本文将首先梳理互联网使用与居民幸福感的相关理论和文献，明确研究问题和假设。

利用CGSS数据，构建合适的计量模型，对互联网使用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即不同群体之间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将总结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和未来研究方向。

通过对互联网使用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本文旨在为人们更好地理解和利用互联网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同时也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1. 研究背景：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其已深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信息获取途径，更在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幸福感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研究旨在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我国互联网技术发展迅猛，普及率持续上升。

从城市到乡村，从年轻人到老年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触和使用互联网。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更为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还催生了众多新业态、新模式，如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电子商务等，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一、引言幸福是每个社会都在努力追求和实现的奋斗目标。

〔1〕在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考察的158个国家（地区）中，2016—2021年中国国民幸福指数排名分别位居第83、79、93、93、94、84位〔2〕，甚至出现了“幸福停滞”“不幸福”的经济增长格局。

〔3〕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强调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不能简单地只关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明确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国家在顶层设计中将提升人民幸福感纳入日程，各级政府也纷纷为提升国民幸福办实事、干大事，成效显著。

但在提升居民幸福的工作中，仍出现了不少地方政府操办“幸福形象工程”等流弊，以致不少民众觉得“被幸福”“假幸福”，甚至自认“不幸福”。

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学习阐释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民生三感”问题研究】获得感、公平度与国民幸福感提升［摘要］基于CGSS 微观调查数据，在运用非线性结构方程模型探察民生公共服务带来的获得感、公平度与被访者幸福感之间内在关联的过程中，二次效应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获得感与幸福感之间呈U 型曲线关系，当获得感持续增加并超过拐点之后方能正向提升幸福感。

交互效应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则表明，公平度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公平度上升能进一步增强获得感、提升幸福感的正向效应。

实证结果还进一步明确了获得感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这些非线性效应意味着获得感的提升并不必然会增进幸福感。

因此，要提高民众幸福感，需持续增加获得感，同时确保获得感增进过程中的公平性是一切措施的重要前提，让人民真正从改革发展中获得实惠。

［关键词］获得感；幸福；公平；公共服务；结构方程模型［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专项课题（21AZD070）［作者简介］阳义南，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cgss数据”文件文集目录一、收入差距、健康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二、社会参与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三、育龄青年生育意愿的城乡差异研究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四、家国之间：儿童照顾责任观念及影响因素基于CGSS和CGSS 数据的实证研究五、农村子女的家庭禀赋与赡养行为研究——基于CGSS数据资料的分析六、劳动力迁移、社会阶层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分析收入差距、健康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收入差距、健康和居民幸福感问题引起了广泛。

收入差距反映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程度，而健康和幸福感则是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

本文旨在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探讨收入差距、健康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内在，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依据。

已有研究表明，收入差距对居民幸福感存在负向影响。

高收入群体通常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和资源，从而更容易获得幸福感；而低收入群体则面临更多的生活压力和困难，导致幸福感下降。

健康状况也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拥有良好健康状况的人往往更能感受到生活的满足和幸福，而较差的健康状况则会使人产生负面情绪和不幸福感。

基于这些发现，本文将进一步探讨收入差距、健康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采用CGSS2017年的数据，该调查采用了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覆盖了全国各地的城乡居民。

CGSS数据包含大量的问卷调查和样本数据，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

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描述性统计、因果分析和假设检验。

我们将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详细了解收入差距、健康状况和居民幸福感的分布情况。

运用因果分析，判断收入差距和健康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及作用机制。

通过假设检验，验证本文的研究假设是否成立。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仍然较大，且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

在因果分析方面，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健康状况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2020年10月第33卷第5期广西财经学院学报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Oct.2020Vol.33No.5健康、收入与民族地区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李涛，吉木拉衣(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广西南宁530006)［摘要］幸福感是衡量个体生活满意度的综合性指标。

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调查数据中的民族地区部分,借助有序Logit模型，控制性别、民族、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变量，重点从健康状况和收入水平两个角度探讨民族地区居民的幸福感。

经过有序Probit模型检验稳健性后，研究发现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均对民族地区居民幸福感有正向影响，身体或心理越健康，幸福感越高；绝对收入与民族地区居民幸福感无显著性关系，而相对收入对民族地区居民幸福感有正向影响，相对收入越高，幸福感越高；中介效应检验显示，相对收入在健康与民族地区居民幸福感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最后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幸福感；民族地区；健康状况；收入水平［中图分类号］F32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609(2020)05-0107-14一、引言增进民生福祉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也是经济发展和政府决策的最终归宿(陈刚、李树,2012〔1)o幸福感原本是个心理学概念，学者将之细分为两类:第一类关注个人成长、自我发展和潜能发挥，表现为社会幸福感(Social Well-being)和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第二类关注个人积极、快乐的情感，表现为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Ryff,et al., 2004［2］)o相比于社会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目前学术界比较认同人们幸福程度要通过主观幸福感来衡量，因为主观幸福感能反映个人亲身体验到的幸福程度,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一个综合性指标，被认为能够完整且合理地评判个人对生活的整体满足程度(陈刚、李树,2012^；崔红志，2015®;Diener&Chan,2011［4］)o本文也支持以主观幸福感来衡量中国民族地区居民的幸福程度。

社会２０１３·５ＣＪＳ第３３卷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一项基于ＣＧＳＳ２００５的实证分析黄嘉文＊作者：黄嘉文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Ａｕｔｈｏｒ：ＨＵＡＮＧ　Ｊｉａｗｅｎ，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ｍａｉｌ：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ｗｅｎｇｕａｎｇ＠１２６．ｃｏｍ＊＊本研究获得２０１２年中山大学!川优秀青年奖学基金的资助。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Ｔｈｅ　Ｒｙｏｉｃｈｉ　Ｓａｓａｋａｗａ　Ｙｏｕｎｇ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Ｆｅｌｌｏｗｓｈｉｐ　Ｆｕｎｄ　ｏｆ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２）．］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２００５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２００５），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共同主持，感谢上述机构提供的数据协助；同时，感谢《社会》匿名评审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文责自负。

摘　要：本文基于幸福研究的社会经济视角，通过引入收入水平作为中介变量，将教育程度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也称教育回报效应），并分析它们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发现，教育程度与城市居民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拥有中专、高中和大学以上学历的个体是最幸福的。

在不同的空间条件下，无论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还是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教育回报对城市居民幸福感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不同的时间条件下，教育回报在高等教育扩招前对城市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高等教育扩招后，这种影响效应则变得不显著。

关键词：教育程度　收入水平　中国城市居民　幸福感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ｒｂａｎ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０５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ＨＵＡＮＧ　Ｊｉａｗｅ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ｈａ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ｍａｎ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ｉｓ　ｔｏｐｉｃ　ｃａｎ　ｂ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ｍａｉ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ｌｏｇｉｃｓ．社会·２０１３·５Ｏｎｅ　ｉ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ｌｏｇｉｃ，ｗｈｉｃｈ　ｃｌａｉｍｓ　ｔｈａ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ｃｈａｎｇｅｏｎｅ’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ｉｎ　ｔｕｒｎ，ｈｅ／ｓｈｅ　ｆｅｅｌｓ　ｈａｐｐｙ．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ｉｓ　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ｌｏｇｉｃ，ｗｈｉｃｈ　ｉｎｓｉｓｔｓ　ｔｈａｔ，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ｅｏｐｌｅｏｂｔａｉ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ｓ　ｗｉ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ｔｏ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ｏｒ　ｒｅｖｅｎｕｅｓ．Ｓｏ，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ａ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ｂｙ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ｈｉｓ　ｏｒ　ｈｅｒ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ｌｉｖ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ｌｏｇｉｃ　ｉｓ　ｖｅｒｙｌｉｍｉｔｅｄ　ｂｏｔｈ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ｓｏ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ｒｅｂｙ，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　ｕｓｅ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ｉｎｔｏ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ｕｒｎ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ｉｔ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ｓ．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ｗａ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ｔｈ　Ｂａｃｈｅｌｏｒ’ｓ　ｄｅｇｒｅｅｓ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ｈａｐｐｉｅｓｔ．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ｗｉｔｈ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ｓｕｃｈ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ｒｉ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ｈｅ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ｄｉｄｎ’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ｆｅｌｔｂｙ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ｏ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ｕｒｎｓ"ａ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ｍ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一、问题的提出中央电视台的“经济生活大调查”显示，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虽然中国居民的幸福感持续下降，但教育程度与居民的幸福体验一直呈现较强的正向关系。

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3的实证分析葛腾飞，陈莹莹，周燕芳，强茹娟【摘要】摘要：为深入分析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的调查数据，建立了4个多元回归模型，包含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收入水平等变量以及年龄、婚姻状况和党员身份等控制变量。

研究表明：教育程度对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接受本科及以上学历教育的居民相比，中专及以下学历的居民幸福感显著下降，而大专学历的居民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健康状况与居民幸福感显著正相关，与健康状况好的居民相比，健康状况一般的和健康状况差的居民幸福感较低；年龄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婚姻状况、党员身份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

【期刊名称】宿州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31)002【总页数】4【关键词】教育程度；健康状况；CGSS2013；居民幸福感1 问题的提出根据2013年EU-SILC[1]数据，人接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幸福感也越强。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5年报告[2]显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并不会导致理论意义上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刘文敏[3]等通过调查我国住户，以客观数据为理论基础，认为仅仅从数据层面，受教育水平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然而，只要对收入等变量进行合理地调整之后，被调查者的主观幸福感并不会随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事实上会变弱。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4]调查发现，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受访者幸福感最高，而职高、技校及中专学历的受访者幸福感最低。

张学志等[5]认为，学历对高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状况分析并没有显著的效应。

袁鸣等[6]运用Logistic模型统计分析，认为在对性别、年龄、地区等相关产量进行控制后，教育程度对幸福感无显著影响。

黄嘉文[7]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路径分析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城市居民幸福感越高，两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余英[8]认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幸福感，有时会使其变低；但它却能有效提高个人的收入水平，使其获得更具创造价值的工作，对个人社会网络、婚姻状况、健康水平等产生正面的影响，并且能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促进民主和谐，减少收入差距、分配不均衡现象，进而提高潜藏在人们内心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