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
摘自：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战略研究院网站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就存在一定数量的民营经济。为了解决国民经济面临的严重困难，党和政府对当时的民营经济采取了许多帮扶措施，如帮助私人资本度过存货滞销、资金周转不灵等难关，适当减轻私营企业税收负担，协商解决劳资矛盾，发动工人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等。这些措施使民营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与1949年相比，在国民经济恢复期结束的1952年，私营工业企业户数增加了21.4％，从业人员数增加了25.1％，总交货值增加了
54.2％；私营商业户增加了6.9％，从业人员数增加了2.2％，零售额增加了18.6％。
然而，随着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出（1952年底），民营经济很快地退出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并在20多年的时间里几近灭绝的境地。以“一五”时期国民收入中各种经济成分所占比重为例（见表1），民营经济的比重与国营集体经济的比重之间呈现出强烈的此消彼涨的变化。到1957年，我国只有一些偏远地区存在9万多个体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营经济重返我国国民经济舞台。伴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民营经济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
一、恢复时期（1978－1987）
20世纪70年末80年代初，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启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举措，打破了传统的“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农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农村存在的隐性剩余劳动力显性化。在城市，待业青年和社会闲散人员的就业问题以及大量返乡知青的安置问题亟待解决。由于十年“文革”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短缺现象十分严重，仅凭国营、集体经济的力量已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受到长期压抑的需求。这些因素为民营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条
件。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个农业文件，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和农村集贸市场得到认可。1978年，全国城镇仅有14万个体工商业者，其经营范围被严格限制在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几个少数行业，且不允许其雇佣除家庭成员之外的劳动者。
1979年2月，80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返城，就业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燃眉之急。就在当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同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10万户。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同年，全国城乡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已经达到182.9万户，从业人员227.4万人，民营经济逐渐得到了恢复。
1982年春天，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全面肯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在这里真正出现了转折，作为这次转折的总结和成果，1982年12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此时的政策已经允许农村剩余劳力从事个体工商业经营，允许有条件的个体工商户雇请帮手、带学徒。到1985年底，全国城乡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已经达到1171.4万户，从业人员1766.2万人。除了鼓励城乡个体经济发展外，国家还鼓励农村大力发展工业、商业、建筑业、运输业等领域的乡镇企业。
个体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为私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个体经济被定位为公有制的“补充”，只是作为解决就业的一个渠道被提倡鼓励，没有人想到它会迅速发展壮大，并因为雇工的问题，面临性质的争议。鉴于国家采取的不禁止不宣传的“变相”保护态度，此时业已出现的私营经济都借助“个体工商户”、“集体企业”、“街道企业”、“乡镇企业”等称谓，展开生产经营活动。
1985年5月，人们从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温州模式”中发现了私营经济的作用：发展了商品生产，繁荣了经济；改变了农村产业结构，扩大了就业面；方便了群众，富裕人民；带动小城镇建设和繁荣。并对此形成了这样的认识：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和发展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之势；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利大于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私营经济是可以控制的，不至于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制度。
1987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决定》中正式提出，对私营企业“也应当采取允许其存在、加强管理、兴利除弊、逐步引导的方针”，明确了对待私营经济的政策态度。同年，中共十三大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的方针。在充分肯定了私营经济的作用的
同时，报告还非常明确地指出，我国的私营经济“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
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２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宪法第11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发展。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的内容。“私营经济”的提法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根本大法中。另一修改之处，则承认“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农民对土地的支配权得以延展。这两项修正案，意味着国家承认雇佣劳动、产业资本的积累、土地使用权的商品化以及分配原则的改变等一系列经济事实的合法性。同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和与之相配套的税收法规。到年底，全国城乡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发展到了1454.9万户，从业人员2304.9万人；全国（除西藏、山西、黑龙江外）已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了40638家，雇工人数达到723782万人，如果考虑前述“名不副实”的私营企业，其实际数目可能远不止于此。而这之前，只有温州等地的6户私企进行过正式工商注册。
至此，民营经济的两个构成部分重新获得了合法地位，为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私营经济地位合法化，是我国经济结构自1956年以来最重要的变化，它标志着全民、集体、个体经济三分天下的局面，已经被全民、集体、个体、私营经济所取代。
个体、私营经济在中国经济社会中的变化只是一个缩影，映射的是整个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迁：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3624亿元，1989
年是16909亿，翻了4倍多；1978年城市人均年收入343元，月均28元，10
年后，达到1376元，也翻了四倍。
二、曲折发展时期（1989－1999年）
历史总在曲折中前进，民营经济经过1987年到1988年“思想大解放”的短暂辉煌，1989年后因为种种原因跌入了低谷。一些民营经济人士或被捕入狱（如安徽“傻子瓜子”的年广九），或把个人拥有的企业交给集体，化私为公（如远东集团老总蒋锡培将自己年销售额达1800万元的电缆厂所有权拱手让出，由此获得了党员资格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红帽子”）。农村一些地区也出现倒退现象，有人借口“壮大集体经济”，要收回农民承包的土地。这种社会舆论和社会环境，带来的是私企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据全国工商登记数据显示，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家，1990年上半年，私营企业从9.06万家下降到8.8万户，1991年略有回升，为10.7万户。
在政治风险加剧的同时，市场萧条的打击接踵而至。随着治理整顿，国家经济紧缩，贷款无门，“三角债”缠绕，1991年，全国私营企业实现利润下降67%，仓库里产品堆积如山，大批私企关门倒闭。民营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自其恢复以来的第一个大回落。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