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学术研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摘要：从上世纪90年代算起，过去二十载，学术失范渐成中国学界的痼疾。

但是最近几年，随着院墙之内的学术制度大面积失效，加上媒体以及公众舆论的介入，学术失范这个词甚至也成了一张纸，根本包不住丑闻的熊熊之火。

从上世纪90年代算起，过去二十载，学术失范渐成中国学界的痼疾。

但是最近几年，随着院墙之内的学术制度大面积失效，加上媒体以及公众舆论的介入，学术失范这个词甚至也成了一张纸，根本包不住丑闻的熊熊之火。

在此背景之下，荣新江先生的新著《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难免给人来得太迟的感觉。

然而，对于那些仍然有志于学的人来说，不从学术训练和学术规范做起，又能从何处起步呢？从这个角度看，荣新江的这本著作没有过时。

论说学术训练与规范，荣新江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他是中国中古史的行家，尤精隋唐。

研究领域涉及中外关系史、西域史、隋唐史、敦煌学等诸多方面。

他自己说平日治学，颇为庞杂，不过就我粗略的了解，其实他的历史研究脉络相当清晰。

早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荣新江就意识到敦煌学将在自己的研究中居于枢纽位置。

历史上的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既是东西贸易的中心及商品中转站，也是中华文化西传的基地与西方文化东来的初染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更重要的是，敦煌保存有大量丰富而宝贵的图文材料，支撑起了一个多世纪的敦煌学研究热潮。

一个有识见的学者完全可以从敦煌的“十字路口”出发，在时间与空间上延展自己的研究，荣新江早年的学术道路大抵如此。

荣新江还注意到，敦煌以及敦煌学之所以成立，有一个因素绝对不可轻视，那就是维系敦煌二百年相对和平的地方政权———归义军。

这是一个驱逐吐蕃，归附唐朝的汉人政权，在晚唐时期具有地方藩镇的性质，到了五代时期，直至宋初，则成为实际上的独立“外邦”。

这个政权既然远离中原偏据西北，周遭回鹘、吐蕃、党项、于阗等族环伺，加上与中央王朝关系复杂暧昧，其命运自然扑朔迷离。

荣新江抓住归义军这条线索，就像抓住了一棵树的主根，足可将枝枝蔓蔓的历史连根拔起。

他所涉及的西域、交通、魏晋、隋唐、五代等等，都随之而起。

那么荣新江究竟怎么做研究呢？对此我知之甚少。

不过早在二十年前，季羡林先生就曾这么评价：“荣新江，最近若干年来，专根据敦煌写卷以及其他史料，治西北民族关系史和归义军史，已在国内外著名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多有创见；英年如此，前途正未可限量。

我对他所研究的范围，无多通解，不敢赞一辞。

我只知道，他用力极勤，搜罗资料，巨细不遗，想在他手下漏网，难如登天。

他取得这样的成绩，决非偶然。

”(《归义军史研究》序，1990年)如果读者有兴趣去读荣新江本人的著作，例如《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敦煌学十八讲》、《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等书，以及他主编的《唐研究》等学术刊物，我相信，定会对他孜孜以求的学术态度印象深刻。

然而只有通过《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这样的书，读者才会真正理解，没有扎实的学术训练，没有严格的学术规范，所谓学术态度就会沦为一句口号，一种空谈。

在这本书中，
荣新江所讲的，就是如何把态度落到实处。

在书中他差不多手把手地教人们如何翻检古籍，如何收集石刻，如何浏览文书，如何追踪考古发现，如何积累图像材料，如何撰写论文，如何写书评写札记等等，这从侧面也反映出他自己做学问的一贯立场。

从事学术，荣新江的主张是“竭泽而渔”，传授研究法门，他也秉持毫无保留和盘托出的态度，这样的学者现在的确太少了。

对于眼下的学术状况，荣新江在他的著述中偶有抱怨。

比如他曾经明言，有的学者不知道利用新材料，研究成果相当单薄；有的学者不注重学术积累，以为找到一件敦煌文书就可写文章；还有的人全不尊重他人工作，转录、转抄他人校录的文书，仅仅给出文书本身的编号，仿佛他本人是从英法等国直接抄得的。

他还批评有些力主佛教海路传入说的学者，杂糅前人旧说与自己的理解，却不提供任何实证材料的做法令人失望。

总之，学界存在的大量不重学术训练，不遵学术规范的做法，导致低劣的学术产品层出，严肃学者不单受其累，还得花功夫来厘清这些不必要的谬误，既耽误时间，又浪费篇幅(《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

但是在《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里，荣新江并未直接针对目下的学术流弊，而是着眼于正面意义的学术建设———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做法。

毕竟，成天在媒体上就抄袭、剽窃等问题相互指责，不能解决实质问题。

不如做出一个学术研究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照单抓药，按章办事，监督与奖惩才不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当然不是我的创见，事实上不少正视问题的中国学者一直都在讲这一要点。

譬如十年前历史学家王笛就提出，目前最迫切、最需要、而且最容易做到的，就是编辑一本中国学术界通用的，像《芝加哥手册》那样的中国学术写作及编辑出版手册。

可惜的是，十年过去了，并没有一本公认与通行的手册出现。

在《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荣新江再次强调：“我们要有自己的‘芝加哥手册’。

”令我高兴的是，他的呼吁是与实际工作相匹配的———这本书虽然标明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入门教程，但我敢肯定，它在诸多方面都称得上“芝加哥手册”中国版的一份草案。

非常希望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这项工作中去，催生出一本“中国学术写作规范手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