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纲领8页word文档

“大学之道”：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纲领文献标识码：A一、“大学之道”的内涵“大学之道”是《大学》的精髓。

《大学》开篇就予以明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这是对大学教育目的和为人做学的纲领性表达。

“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被后人称为“三纲领”。

这里的“大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即高校及高校教育。

涂又光教授认为“大学”有四种意义：成人终生教育、“大人”教育、大学问、大学校，基本的意思就是“大学问”、“大学校”。

《大学》之“大学”，只指大学问，不指大学校[1]。

要了解“大学之道”的真谛，必须先明白“道”。

“道”字在传统的古书中，大约有五种意义与用法：一是道路的道；二为理则，或为方法上的原理、原则的浓缩之名词，如：“一阴一阳之谓道”。

三是指形而上哲学的代号。

如《易经?系传》所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四是讲话的意思。

五指宗教或学术宗派的最高主旨，或是主义的代号和标志。

如：“侠义道”或“五斗米道”等[2]。

大学之道的“道”是第二种意义上的道，它体现于事称为理，体现于人称为德。

这里指宗旨、目标，或者说是根本理念和精神实质。

它渗透在三纲的每一纲中。

“明明德”，即彰明个人完美的德性，简单地说就是培养完美的人格。

“明明德”中两个“明”，前一个“明”是动词，彰明、复明的意思。

“明德”是人的光明本性，即人天生的善性。

教育的作用就是要发扬人的光明本性，健全人格，这是大学教育的起点。

个人的完善不是目标，凡事都须由己及人，使别人也去其“旧染之污”，于是高一步的目标就是“新民”。

“新民”是指通过教与学，修己立人，推己及人，化民成俗，更新民众，改良社会风气。

“止于至善”，就是说善无止境，因而人需要用毕生的精力去追求。

“止于至善”是明明德和新民的目标，是大学教育的终极目标。

然而，“至善”是人生道德的最高境界，实际上是无止境的，因此，“止于”有不止的涵义，即不懈的追求。

“止于至善”是止与不止的辩证统一。

“三纲领”的核心是“明明德”。

对于如何实现“三纲领”，大学明确了具体的八个步骤：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大学的“八条目”。

八条目中“修身”是中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些步骤，都是“修身”的途径和手段，“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到最后的完成，即“止于至善”。

因而，“明明德”与“修身”一回事，前者是后者的内容。

由此可知，“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使人人成为“仁人”，成为“君子”，使社会得以仁爱太平。

“三纲领”表达了儒家以教化为手段的“仁政”、“德治”思想。

二、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大学之道”在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成均、私学、太学、书院是几个阶段的主要形式。

由于成均处于历史上的“传说时代”或“半信使时代”之初，所以成均的教育理念只能以传说为依据。

私学，孔子可谓代表，而太学和书院则分别以董仲舒和朱熹为代表。

1．成均之“道”我国的高等教育史可以追溯到五帝时期，相传五帝时的学校名称为成均。

在《周礼》、《礼记》中，均有“成均”或“成均之法”的记载。

不过，这些均为后人的追记。

邓玄注引汉儒董仲舒之语日：“五帝名大学日成均”。

夏、商、周时期，学校开始区分为大学、小学。

庠、序、辟雍、泮宫、瞽宗等就是当时大学的名称[3]。

五帝三代时期，在大学朝夕授业的只有大小乐正。

这正是学皆始于乐的‘掌成均之法’的系统。

所以将五帝三代的学校之制，尤其是大学之制，名为成均系统，是恰当的Ⅲ。

当时大学教育的创立与发展，是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

这种学在官府的教育目的主要是培养官吏，所以要求他们必须德才兼备。

这样，教育的内容必然要以强化政治、伦理、修身养性为主，因此，人伦道德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

《孟子?滕文公》指出，古代的学校有共同任务，“皆所以明人伦也”。

西周时期统治阶级“敬德保民”的政治主张体现在教育上就是修己治人，其中“修己”以“敬德”为主旨，“治人”以“保民”为基调，这种以保民为基石的思想品质表现之一就是新民。

姬旦在《尚书》中提出“作新民”的命题，主旨就是通过化民成俗的教化活动规范或笼络民心，进而稳固国基[5]。

由此可见，最初的大学教育宗旨和“修身”、“平天下”的思路是一致的。

2．私学之“道”春秋战国时期，官学随着奴隶社会的没落开始衰落，私学兴起。

私学主要讲政治，讲伦理，传授知识，研究学术，具有一定高等教育的属性[6]。

这一时期，儒家、墨家、法家、纵横家等都开办私学，聚徒讲学，其中以儒家规模最大。

儒家私学，首推孔子。

孔子因兴办教育而流芳百世，他的伦理道德教育思想极其丰富。

孔子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教育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是立国治国、社会革新的“庶富教”三大要素之一。

他首次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认为人人有可能而且应当接受教育，这是孔子人性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此基础上，孔子主张“有教无类”。

他的学生众多，先后传授弟子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

孔子主张“德政”的政治主张决定了他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君子”。

对于君子的要求，孔子有许多论述，最基本的是要求在品德修养和能力上都要与一般人不同。

孔子对于君子的要求，最终目的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学而优则仕”，把学生培养成官吏，所谓“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套路，正是这种思想的发展。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也是伦理道德教育的核心概念。

《礼记?中庸》说：“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仁”是修己爱人的内在自觉性。

人们“仁”的养成，需要施之以教育。

孔子的“仁”，后来发展成为儒家教育理想对人才培养的最高道德修养境界。

一个人有了“仁”，就有了爱，就有了“忠恕”。

为了仁爱，就要修己立人，并且依据人伦，由原初的对亲人的本能的爱，由亲及疏，推己及人，使整个社会进入一种“礼治”的“天下平”的局面[7]。

《大学》是儒家学者论述大学教育的论文，是孔子伦理道德教育思想的概括性表达，其精神自然蕴含在私学的发展过程中。

3．太学之“道”太学是封建社会官办的高层次的正规大学教育，是在董仲舒的教育理念影响下创立和发展的。

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家，均习惯于以人性论作为出发点，进而探讨教育的作用。

董仲舒的太学教育理念是建立在其人性论的基础上的。

关于人性，董仲舒不说性善，不说性恶，而说性“灵”。

他认为，“人受命于天”，“得天之灵”，由于性灵，故可以为善，可以为恶[8]。

因此，董仲舒相信教化的作用，他认为人是需要教化而且可以教化的，只有通过教化才能使人性善。

他说：“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与教，不当不性。

”(董仲舒?春秋繁露)他的太学教育理念的主要内容包括兴太学以养士求贤、化民成性等几个方面。

鉴于人才缺乏的现实，董仲舒建议办太学来养士，培养贤人。

他认为平时不养士，用时想求贤，必然不能满意。

“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汉书?董仲舒传)太学是培养贤人最重要的阵地，也是进行教化的源头。

所以，他建议：“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汉书?董仲舒传)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建议，在地方设立庠序，在中央设立太学。

董仲舒对教化的社会作用极为重视，提出“教，政之本也”、圣王应“以教化为大务”、“任德而不任刑”(董仲舒?春秋繁露)的思想。

“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

是故，教化立而奸邪止，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也，其堤防坏也。

”(汉书?董仲舒传)他这种“德治”的总体思想，强调的依旧是传统的“齐家”的儒家套路。

关于教化的根本目的和宗旨，董仲舒归结为教民性成善。

他在《天人策》篇中指出：“是故王者上谨承天意，以顺命；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

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

”承天意教民性成善，这既是天立王和为王者所规定的专任，也是王者明教化民的中心任务，王者对万民百姓所进行的一切教化，目的都是为实现这个任务，以达到“教化大行，天下合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的理想境地。

董仲舒从人性论出发所建构的较为完整的道德教化思想体系，既是他“德治”、“仁政”政治主张的具体延伸，也是他为汉武帝所提供的治国方略中的重要内容。

董仲舒坚持儒家的教育理想――培养“仁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有效地推行德治，教民成善，以德立国，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达到“国治”、“治民”、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

4．书院之“道”书院是我国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宋代时处于鼎盛时期。

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明确提出了书院的教育目的，是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书院学规，在整个书院史上具有广泛影响，也是此后各书院效仿的典范。

朱熹认为教人为学首先就是要使学生明义理、会做人，《揭示》开始就明确提出了书院的教育方针是实施“五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朱子大全?文集卷第七十四)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朱熹还提出了为学、修身、处事和接物的重要原则。

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处事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朱子大全?文集卷第七十四)从以上可以看出，书院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明“理”，即懂得做人的规范。

首先，通过学、思、辨的为学过程明白道理，进而将这些道理应用到各人“修身”、“处事”、“接物”之中去，而致力于“穷天理”、“明人伦”及学生个人人格品质的完善?他的教育目的和宗旨就是“明人伦”，培养为国家服务的“仁人”、“圣贤”。

朱熹把教育划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

朱熹认为，“古之为教者，有小子之学，有大人之学。

”这是以年龄为标准而划分的。

他认为8岁至15岁是小学阶段，15岁以后进入大学阶段，也就是在小学阶段“学其事”，大学阶段就是要在此基础上“明事理”。

对孩童，应该从洒扫、应对、进退上进行伦常礼数教育，进而教他礼、乐、射、御、书、数之文，使儿童在日常生活中，熟悉伦常礼乐之教。

然后，在“小学”的基础上，进入“大学”。

大学的教育是教人穷理正心，修己治人[9]。

即按照《大学》一书中规定的八条目的步骤，使其“明明德”，最后达到“止于至善”的目的。

紧接着，朱熹通过一段跋，对《揭示》作了进一步解释：“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朱子大全?文集卷第七十四)这段解释进一步表明了《揭示》的意义。

说明为学之意，可以从古昔圣贤那里取得要旨，讲明义理，加强自身的修养，同时注重去感化别人，而并非只是为学得杂博知识，做些华丽文章，用以沽名钓誉，争权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