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读唐诗读书笔记
谁现在还会读唐诗？想一想，心里有些吃惊，似乎只有中文系的部分学生和牙牙学语的孩童。这当然也是现实的需要，它实在不能带来什么经济效益。当下显然不是一个读诗的时代。读诗既没有时间和心情，也不能改善生存环境。
谁现在还会读唐诗？想一想，心里有些吃惊，似乎只有中文系的部分学生和牙牙学语的孩童。这当然也是现实的需要，它实在不能带来什么经济效益。当下显然不是一个读诗的时代。读诗既没有时间和心情，也不能改善生存环境。
但是在生活中，我们却需要一些诗歌的味道。比如，当有一天面对青山碧水时，我们往往兴奋起来得手舞足蹈，急切地想表达点什么，却似乎只能在“啊啊”声中悻悻地放下手臂。当我们在觥筹交错之间，想文雅一下生活时，却只能词不达意地说着各种说辞或各类段子，请对方下酒。第一个场景很静美，第二个场景很热闹，诗似乎都不能与之相融。但在唐代，诗充盈于生活的各种场景，那时的诗人面对美景可以吟诵抒发，面对美酒可以高唱豪饮。
这么说，你会说，那是在唐代呀，现在怎么可以！唐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蒋勋说，唐朝就像汉文化一个短暂的度假期，是一次露营。但我们对那样的露营岂能无动于衷？唐朝是一次短暂的出走，唐诗里的灿烂与华美让我们感动和嫉妒。我们期望
“梦回唐朝”。那么，怎么回去？
蒋勋告诉我们，要读点唐诗。因为，唐诗是一粒珍珠，值得我们关注和珍惜。蒋勋说，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年，有很多文学实验，这些实验是在为一个大时代的到来做准备，准备文字，准备声音，准备诗的韵律与结构，这个过程就是琢磨“唐诗”这颗珍珠的过程。唐代是诗的盛世，经过几百年“水到渠成”的积累准备，唐诗绽放出灿烂与华美的气质，那么多诗人像彼此有约定一样同时诞生，欣然相携着来赴诗的盛会。
蒋勋是怎么来读唐诗的呢？他先讲“大唐盛世”，有了真正的“盛、大”，唐朝才是一场精彩的戏，那么多诗人才能在这个舞台上留下自己的传奇，并共同奏响一部空前绝后的交响乐。蒋勋讲的第一首诗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这首诗里，他认为应将题目中的五个汉字分解开来，即春天不必用来形容江水，花朵、月亮不必形容夜晚，“春、江、花、月、夜”是知己，也是陌路，偶然相逢，又各自离去。在分析了每句诗的含义后，蒋勋说，这首诗从“用字、用句到哲学思想与文字的华美，都到了完美的境地”，这其实不是张若虚个人才气的表现，而是时代的水到渠成。没有魏晋时期的清谈，没有“四六骈文”的练习，就不会产生拥有这样胸怀与气度的诗人，也不会产生具有如此明显宇宙意识的“孤篇”巨制。
宇宙意识在唐代被诗人们凸显出来，因此唐诗展现出宏大的格局。这是因为，唐代的诗人总是在跟月亮、太阳、山川对话，
他们的生命都被放大到巨大的空间中。也因此，他们才会吟诵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空运，描绘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浩茫苍凉，发出“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
照人”的千古之问……
在蒋勋的唐诗讲解中，他多次提到“农业伦理”，并不断说
唐代如何冲破农业伦理。什么是农业伦理？简单地说，就是日常
的生活规矩，应该怎么着，不该怎么着。唐代是出走的露营，不
怎么遵循这个伦理。与“农业伦理”对应的，似乎是出走与清狂。在唐代，它显现为“贵游文学”，继承着南朝王谢子弟的传统，
显示出豪华、奢侈的风尚，对青春、豪气、挥霍等等进行直接的
歌颂。这也构成了唐诗的主体精神。王维的《洛阳女儿行》、李白的《将进酒》都有对挥霍无度的歌颂。
在讲到唐代最伟大的两位诗人李白、杜甫时，蒋勋谈到，
“在中国的整个思想极度成熟，文学达到登峰的时刻，李白体现
了老庄思想的最高完成，杜甫体现了孔孟哲学的最高完成”，两
人同时分享了大唐盛世的诗歌高峰，李白是诗仙，才气横溢，不
遵守人间的规则；杜甫是诗圣，在群体的生活中进行自我锤炼，
承担起知识分子对家国的使命与责任。蒋勋认为，每一个生命都
有两个部分：像李白一样对个体生命完成的追寻，因之放歌山林；像杜甫一样回到尘世间，对最卑微的生命充满同情与悲悯。我们
一千多年来对两人优劣的讨论，是一个很大的精神浪费，因为文
学的美不是生命的窄化，而是让之开阔。
唐朝的诗人除过具有宇宙意识，反抗农业伦理外，还具有深
沉的担当意识。这之间大概有一个过程，先是有宏大的气象，指
天问地，高歌豪饮；但等到“渔阳鼙鼓动地来”，平静的繁华生
活被打破，更多的诗人开始记录社会底层被政策体制压迫的苦难
状态。杜甫在颠沛流离的逃亡流浪中，放下长安水边的丽人（《丽人行》），开始关注兵车（《兵车行》），描绘官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埋怨秋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文学带来的压力，留着整个历史当中，变成一种良心。
杜甫介入现实的巨大努力，被白居易、元稹等人很好地继承
起来。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出于一种自觉，发起古文运动，希望文
学能够走向非常浅白的道路，与社会改革结合起来。我们年轻的
时候可能对“文以载道”反感，觉得里面是八股教条，但成年后，会逐渐觉得这种反省和批判的动人。白居易认为文学的格律、形式、文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如果不写出“生民病”，是
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的。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自觉，要面临
巨大的压力，但他们还是希望能使自己的文字成为重要的社会批
判力量。所以，写了“花非花，雾非雾”白居易不再去写《琵琶行》与《长恨歌》，而是努力关注新丰折臂翁、白头宫女等等，去记录和揭开底层弱势群体的灾难、孤独与苦寂。
对于李商隐的诗歌，蒋勋将之置入晚唐的整个氛围中去分析。他说，到了晚唐，大唐盛世、李白的故事成了传奇，武则天、唐
玄宗、杨贵妃的故事也都成了传奇，李商隐时代只能是对唐代华
丽的追忆，李商隐大量的无题诗充满了幻灭与眷恋的纠缠。蒋勋
将这类文学定之为“颓废文学”，反映出繁华后的反省与沉思。
而读李商隐的诗，主要是体味晚唐这种在繁华过后慢慢暗淡下去
的气息，而不是通过论文去分析其中的种种折射。“画面本身只
有一个内容，任何人将自己投射进去，其实都可能是错的”。
中文系白衣飘飘的时代虽是明日黄花，牙牙学语的孩童却是
生生不息。喧嚣红尘无法映出唐诗的色彩与价值，但我们的生活
之中却不能没有唐诗的气息。远离唐诗，是因为我们要面对现实
的无奈；亲近唐诗，是因为我们需要安静地面对内心。出入唐诗，我们的身心才可能更趋平衡、更趋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