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行政处分争议的可诉性(乔瑞锋)

关于行政行为可诉性的思考行政行为可诉性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某一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不满意，可以通过特定的程序提出诉讼要求进行司法审核的一种权利。

在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关系中，行政行为可诉性是一种重要的保障措施，它可以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行政机关的合法、公正、透明的行政决策。

本文将从行政行为可诉性的涵义、法律基础、适用条件与限制、审查标准及维权途径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一、行政行为可诉性的涵义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的一种权力行使方式，是指行政机关采取的具体行动或决策。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不满意时，可以要求行政机关改正或撤销自己的行政行为，可诉性就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行政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核。

行政行为可诉性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

二、行政行为可诉性的法律基础行政行为可诉性的法律基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受到了侵害时可以依法向行政法院寻求救济；二是我国行政诉讼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对行政行为可诉性的规定和界定。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诉讼权利。

而《行政诉讼法》则对行政行为可诉性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依照本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三、行政行为可诉性的适用条件与限制行政行为可诉性并不是完全没有限制的。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行政行为要具有具体性行政行为必须是具体的、明确的，而不是抽象的、概括的或原则性的。

为了保证行政诉讼质量和效率，只有具体的、明确的行政行为才符合法院要求的审查标准。

（二）行政行为须有法律效力行政行为必须是已经生效的，而不是仍在执行阶段或者等待生效的。

法律明确规定行政行为必须经过公告或合法通知后方能生效，并且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应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起诉讼，以保障行政诉讼的及时性。

浅议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的处分权传统的观点认为，公权力不可处分，行政权是一种国家公权力，行政权也不可处分。

而调解必须建立在对立的当事人双方对自己的权利或者权力有自由处分权的基础上，否则，双方没有协商后互谅互让合意和解的基础，因而也就没有可以调解的基础。

行政权不可处分，行政机关不可能与行政相对人达成合意和解协议，行政诉讼因此也没有调解的余地。

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行政诉讼法也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

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真的没有处分权吗？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笔者认为，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至少享有以下处分权：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的纠正权。

不可否认，针对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法律赋予了“纠正权”：一是行政机关的“自我纠正权”。

“自我纠正权”纠正的对象可以是违法的行政行为和不当的行政行为。

并且这种“纠正权”既可以在行政过程中行使，也可以在诉讼过程中行使。

“自我纠正权”并不因具体行政行为进入诉讼程序而终止或中止。

二是法院的“司法纠正权”。

“司法纠正权”纠正的对象目前只能是违法的行政行为，对合法但存在着合理性问题的不当行政行为无权纠正。

行政诉讼过程中，行政机关行使“自我纠正权”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与行政相对人或行政利害关系人合意和解以终结诉讼程序，根据依法行政的相关理论，“并不是公权力的放弃，而是公权力的真正回归”，是公权力正当行使的基本要求。

行政自由裁量的再次选择权。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主体及行政人在行zd规范明示或默示的范围内，基于行政的目的，根据合理判断，自由斟酌，决定作为或不作为，以及如何作为的权力。

行政行为分为羁束性行政行为和自由裁量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在进行自由裁量行政行为过程中，无疑享有自由裁量权，而自由裁量权就是一种公权力的处分权。

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行政机关基于行政的目的、行政的效率和变化了主客观条件，合理判断自由斟酌，对行政事项再次选择行使自由裁量权，笔者认为并没有违背公权力不可处分理论。

论行政事实行为的可诉性Discussion on the Justiciability ofAdministrative Fact Behavior【摘要】法律规定的缺失导致大量行政事实行为造成的损害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济，为行政事实行为提供司法救济，其实就是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中去，其既有现实的必要性，也有制度构建上的可能性。

本文从行政事实行为的基本概念入手，逐步分析并论证了行政事实行为的可诉性，最后得出结论要通过司法审查的手段对行政事实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并提出若干有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行政事实行为可诉性行政诉讼【Abstract】Due to deficiency of related legal regulation, a large amount of damages causes by administrative fact behaviors cannot be remedied in time. To provide judicial remedy to administrative fact behavior is in fact to include administrative fact behavior into the scope of accepting cases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which not only has realistic necessity but also structural possibility. Starting from the basic concept of administrative fact behavior, this paper has gradually analyzed and proven the justiciability of administrative fact behavior. Finally, we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approach of judicial review should be adopted to effectively regulate administrative fact behavior, and various pertinent suggestions are also proposed.【Key Words】administrative fact behavior, justiciability,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所谓行政事实行为的可诉性，是指行政事实行为在一定条件下接受司法审查程序的一种本质属性。

行政行为可诉性的范围行政行为可诉性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不合法、不当的行政行为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提起诉讼，寻求法律保护和救济的权利。

行政行为可诉性的范围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涉及到司法审查的力度和行政机关的行为合法性。

在我国，行政行为可诉性范围的确定主要依据于行政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调解法》的规定。

根据法律的规定，行政行为可诉性的范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一、可被诉的行政主体范围行政主体是指具有执行行政管理职能的机关或者组织。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将行政主体的不合法行为提起诉讼。

行政主体的范围包括国家机关、政府部门、地方各级政府以及其他行政组织。

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应当接受司法审查，确保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

二、可被诉的行政行为范围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权力时所作出的具体行为。

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对违法、不当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

行政行为的范围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裁决等。

行政行为应当依据法律、法规，符合行政程序的要求，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三、可被诉的行政决定范围行政决定是指行政机关对具体行政事项所作出的一种明确的决定。

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对违法、不当的行政决定提起诉讼。

行政决定的范围包括行政执法、行政审批、行政征收、行政奖励等。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四、可被诉的行政协议范围行政协议是指行政主体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基于行政行为达成的协议。

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对违法、不当的行政协议提起诉讼。

行政协议的范围包括行政合同、行政赔偿协议、行政补偿协议等。

行政协议的诉讼途径可以帮助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行政行为可诉性范围的界定中，需要考虑行政主体的合法性、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以及行政决定和行政协议的合法性。

浅谈行政事实行为的可诉性（共五篇）第一篇：浅谈行政事实行为的可诉性浅谈行政事实行为的可诉性一、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从法律行为扩大到了事实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针对本院制定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存在的问题，删除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定义，修改成行政行为，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进一步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若干解释》自2000年3月10日施行，清除了理论和事务中的障碍，使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得于落实，对于确保当事人诉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必须把握好可诉行政行为具有的三个要素：第一，可诉性具体行政行为必须是拥有行政管理职权的机关、组织和个人所实施的行为。

第二，可诉行政行为必须是与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行为。

第三，行政行为必须是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

《若干解释》的规定使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从法律行为扩大到了事实行为。

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是行政法上的一对重要概念。

所谓法律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以实现某种特定的法律效果为目的而实施的行为。

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证等等。

而事实行为是指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实施的不以发生特定的法律上的拘束力的行为，比如打人、损坏物品等行为①。

综上所述事实行为是可诉的。

二、在审判实践活动应把握的几个问题。

1、事实行为的概念。

现行有两种，一是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总是的解释》释义中对事实行为的界定，即事实行为指的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出的虽不创设新的行政法律关系但与执行职务有密切关系的行为②。

二是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辑的《行政法学》中对事实行为的界定，事实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作出的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与行政职权有关但又不具备行政行为的法律约束力的行为③。

行政指导行为的可诉性行政指导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行为的引导、劝告、提示、督促、建议等行政行为。

相对于命令、禁止、批准等强制性行政行为，行政指导行为更具有灵活性和自由性，主要通过引导和建议的方式影响行政相对人的行为。

但是，行政指导行为是否可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涉及到多个方面的法律规定和理论争议，下面将从以下几点进行阐述。

一、行政指导行为是否存在可诉性行政指导行为是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所作出的一种建议和引导，因此是否存在可诉性也存在争议。

一些学者认为，行政指导行为是以自愿为基础的建议性行为，不能对行政相对人产生任何强制效力，因此行政相对人无权要求行政机关回应，并不是一种行政行为。

因此，行政指导行为不存在可诉性。

但是，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行政指导行为是行政机关对行为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等方面进行的规范，具有行政性质，因此存在可诉性。

而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确认和追究行政指导、建议行为存在违法行为的情形，应当依照本法规定进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这也表明了行政指导行为是可诉的。

因此，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法律规定上，行政指导行为都存在可诉性。

二、行政指导行为的可诉主体既然行政指导行为存在可诉性，那么可诉主体是谁呢？按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指导行为的可诉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被行政机关进行行政指导的行政相对人。

（2）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指导行为的当事人。

（3）利害关系人。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行政相对人未接受行政机关的行政指导，但该指导行为实际上已经对其造成实质上的影响，并且存在违法行为的情形，也可以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来确认和追究行政指导行为的违法性。

三、行政指导行为的成立要件既然行政指导行为具有可诉性，那么行政指导行为的成立要件又是什么呢？行政指导行为的成立要件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行政机关有权制定行政指导行为。

（2）行政指导行为是以自愿为基础的。

（3）行政指导行为必须是具有引导性、建议性的。

行政确认可诉性的实证检讨一、引子对历时五个年头的“刘秋海事件”及事件背后的是非曲直，我们很难也无意于从道德上妄加评判，更不能以“成本—效益”范式的经济分析简单作结。

但这一事件所暴露的司法机制内在的病理特征和司法“周边环境”的严重污染的现状，却给整个法学界的深刻反思留足了广阔的空间。

故此，如何超脱事件自身的局限，处理好“善后事宜”，就不仅仅是个人偏好问题，更多的是一份厚重的社会责任。

正是基于这种“亡羊补牢”式的激励，本文试图对行政确认的可诉性进行粗浅分析，尽管该项工作的开展可能仅触及问题的冰山一角。

二、问题“刘秋海系列案”中行政案件的处理是包括当事人在内的各界关注最多的焦点所在，而行政案件中公安机关道路交通责任认定这一行政确认行为可否接受司法审查又是关涉一切问题的瓶颈。

有关该问题的争论贯穿事件的终始，至今仍意见纷呈且意犹未尽。

持肯定观点者主要从立法上的相互矛盾指陈问题，进而抱怨司法机关面对变动不居的现实缺乏应有的能动性和灵活性。

其实，该意见背后蕴涵着对行政诉讼个性品质的深层曲解与误读。

行政诉讼区别于其他诉讼模式的显著特征和内在机理在于其面临着如何调处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紧张关系，进而实现二者良性互动的问题。

为此，司法审查的焦点主要集中而且必须集中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当然，有关行政处罚也可适当触及合理性），并非通常理解的那种民事诉讼式的全面审查；持否定意见者则以为：既然原告方仅以公安机关扣车行为的合法性为标的提起诉讼，法院也只能就此进行审查。

况且，“公安机关的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合法，不是其实施扣车行为的前提条件”。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该观点无疑有其一定的合理成份，但无法回避的致命弱点就是它狡黠地隐去了一个大写的前提：即，原告方是否具有行使诉权的自由选择空间。

如果一方面限制甚至剥夺了原告对公安机关道路交通责任认定行为的诉权，另一方面又说原告只对扣车行为提起诉讼，司法机关也爱莫能助。

这显然同医院对一身无分文而又身患绝症的病人说“你有选择死亡的自由”一样荒唐无聊。

行政处分争议的可诉性探讨对于行政处分争议的可诉性，存在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在本文中，我们将从可诉性的概念、可诉性的种类、可诉性的限制和可诉性的实践问题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对该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可诉性的概念可诉性是指行政机关采取行政行为时，对该行政行为所作出的行政处分，符合诉讼条件并且与法律法规不符，被当事人认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或被认为是违法行政行为的，当事人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或变更该行政处分的一种能力，也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

二、可诉性的种类根据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可诉性主要包括下列几种：1.对行政法院的可诉性。

对行政处分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可以在规定范围内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或变更。

2.行政复议的可诉性。

对行政处分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可以在规定期限内向原作出该行政处分的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3.申请行政裁决的可诉性。

对行政处分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可以在规定期限内向行政处罚决定机关申请行政裁决。

三、可诉性的限制尽管可诉性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在行使这一权利的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限制。

比如，必须遵守诉讼规则，规定的诉讼期限等等。

此外，还有一些行政法律规定的特殊限制，例如：1. 终局行政决定不予诉讼。

包括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强制措施等决定，如经过申请行政复议或走完诉讼程序后，被作出的决定再次确认，则视为终局决定，不得再次诉讼。

2. 争议不属于行政法院的管辖范围。

例如，民事诉讼、经济合同纠纷等，这些属于民事法院或经济法院职权范围的事项，不属于行政法院的诉讼范围。

3. 诉讼请求未明确或不符合诉讼要求。

如诉讼请求未明确，不清楚是否请求变更行政处分或要求撤销行政处分，或诉讼请求不符合诉讼法规定，申请也会受到限制。

四、可诉性的实践问题在实践中，可诉性面临着一些问题。

首先，对于行政处分争议，是否一定需要逐级复议或挑战，然后再向法院提起诉讼呢？还是一步到位直接提起诉讼？这是一个需要权衡利弊的问题。

行政行为可诉性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行政行为可诉性成为法学界的热点问题。

本文将从行政行为可诉性的概念、类型、诉讼程序等方面进行探讨，并针对现行法律制度下行政行为可诉性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一、行政行为可诉性的概念行政行为可诉性是指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有权机关提出审查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请求，由有权机关对此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以保护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

二、行政行为可诉性的类型1、羁束行政行为可诉性。

羁束行政行为是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作出的，其内容、程序和形式都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

对于羁束行政行为，相对人只要认为其违反了法律规定，即可提起诉讼。

2、自由裁量行政行为可诉性。

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由行政机关依据职权和实际情况作出的行政行为。

由于自由裁量行政行为具有一定的弹性，因此在某些情况下，相对人难以确定其是否合法。

此时，应当允许相对人提起诉讼，以保护其合法权益。

3、内部行政行为可诉性。

内部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对其所属工作人员作出的行政行为。

一般情况下，内部行政行为不具有对外效力，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受法律约束。

在某些情况下，如涉及职务犯罪等问题时，应当允许相对人提起诉讼。

三、行政行为可诉性的诉讼程序1、起诉。

相对人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起诉应当在法定起诉期限内提出，期限届满即丧失起诉权。

2、受理。

人民法院在收到起诉状后，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决定是否受理。

如果受理，应当通知当事人进行预立案登记。

3、审理。

人民法院应当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包括对证据的采信、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等方面。

在审理过程中，应当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辩论权和陈述权。

4、裁判。

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应当根据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裁决。

如果行政行为违法，应当予以撤销或变更；如果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瑕疵，应当予以补正。

试论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是指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行为是否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进行诉讼。

对于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争议。

本文将围绕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其实践意义和存在的问题。

一、内部行政行为的概念和类型内部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管理活动，主要包括人事调动、薪资福利、职务晋升、奖惩等。

根据行政机关的职权划分，内部行政行为可分为行政命令、行政处分、行政奖励、行政强制等多种类型。

二、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一直备受争议。

一方面，一些法学家认为，内部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范畴，不具备可诉性。

他们认为，内部行政行为的性质与一般行政行为不同，主要针对行政机关内部的人事和管理等事务，因此不存在可诉性。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法学家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内部行政行为同样具有可诉性。

他们指出，内部行政行为涉及诸多权益，如职称评定、晋升、奖励等，直接关系到公民的工作、生活和人权等。

因此，在一些具体的案件中，内部行政行为也应该被认定为行政诉讼范畴之内。

三、内部行政行为的实践意义在实践中，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亟待解决。

一方面，从司法保障的角度来看，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能够有效地保护公民权益，确保行政机关内部的公正和合法行政。

另一方面，在法治建设方面，提高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也能够促进内部行政规范化和规范程度，帮助整个社会建立更加公正、公平的行政管理机制。

四、内部行政行为可诉性应注意的问题在提高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方面，应注意以下问题：（1）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范围应限定在行政法律关系内，并考虑其性质特殊性和实践需要。

（2）对于有争议的内部行政行为，应及时采取行政复议等程序，以避免不必要的司法诉讼。

（3）在行使司法职权时，应充分尊重行政机关内部行政行为的法律性质和定位，并考虑其对行政机关内部管理和组织的影响。

（4）有关司法机构和行政机关应建立紧密的信息交流机制，加强行政诉讼领域的合作与协调，使得内部行政行为的监督更加公正和透明。

浅论行政处分争议的可诉性内容提要：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行于1990年10月1日，随后又接踵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假设干问题的意见》（1991年7月11日），后又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假设干问题的说明》（2000年3月10日），使行政诉讼不断完善与进展，我国行政诉讼法明文确信行政处分的不可诉性，随着社会不断进展，将行政处分争议纳入法院诉讼，是完善公事员权利救济制度的需要，并有利于行政机关提高依法行政和治理公事员水平，有利于提高行政诉讼的实际成效。

行政处分争议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

将行政处分纳入行政诉讼符合行政诉讼制度的要求。

国家公事员治理条例实施连年后，去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事员法》（以下简称《公事员法》）又已于今年1月1日实施。

可是，面对一个个因不服行政机关处分决定而想寻求法院讨个公道的公事员仍然一脸无奈地走出法院，笔者以为，对行政处分的可诉性进行探讨超级必要。

行政处分是指行政机关对违纪违法但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公事员所实施的惩戒方法。

由于它是行政机关内部的纪律责任方法，因此又称行政责任方式或内部行政法律责任承担方式。

行政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罢免、开除六种。

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公事员不服行政机关的奖惩决定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因此，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决定一直被排除在诉讼之外，行政处分决定的终局权被给予了行政机关。

随着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增强、公民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和依法治国方略的不断推动，行政处分的这种不可诉性已愈来愈不能适应形势进展的要求。

本人以为：将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决定纳入行政诉讼，既是当前形势进展的迫及需要，在理论上也是可行的。

一、将行政处分争议纳入法院诉讼的必要性将行政处分争议纳入法院诉讼的必要性，突出表此刻以下三个方面：（一）将行政处分争议纳入法院诉讼是完善公事员权利救济制度的需要一、错误的行政处分决定对公事员存在着严峻的权利侵害。

行政处罚法的适用与争议分析行政处罚法是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保障法律、法规贯彻施行的重要手段。

这部法律对于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实际的适用过程中，却存在着不少争议。

首先，行政处罚的主体资格认定是一个常见的问题。

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必须具有法定的职权和权限。

但在实际操作中，有时会出现超越职权或者权限范围进行处罚的情况。

例如，一些没有行政处罚权的机构擅自对公民或企业进行处罚，这就严重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此外，对于受委托实施行政处罚的组织，也必须符合法定的条件，并且要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实施处罚。

如果受委托组织超越委托范围或者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处罚，那么该处罚行为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

其次，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的确定也是容易引发争议的方面。

行政处罚法规定了多种处罚种类，如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行政拘留等。

在具体案件中，如何选择适当的处罚种类以及确定合理的处罚幅度，需要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

如果处罚种类选择不当或者处罚幅度畸轻畸重，都可能导致不公平的结果，引发当事人的不满和争议。

再者，行政处罚的程序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

行政处罚法规定了严格的程序要求，包括立案、调查取证、告知当事人权利、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作出处罚决定、送达等环节。

任何一个程序环节的缺失或者违法，都可能影响处罚决定的合法性。

例如，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如果行政机关没有遵循法定的程序，收集的证据可能不具有合法性，从而导致处罚决定缺乏事实依据。

另外，在告知当事人权利和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方面，如果行政机关没有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也可能构成程序违法。

此外，行政处罚的证据规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当事人存在违法行为。

公务员违法行为案例：行政处分争议公务员违法行为案例：行政处分争议案例简述：李某是A市某公务机构的一名公务员，因违反公司规定而受到行政处分。

李某对该处分决定不服，提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处分决定。

本案涉及时间为2008年。

事件经过：2008年5月2日，李某违反公司规定，在工作时间内使用私人手机进行个人通话。

公司通过监控录像发现了这一行为，立即采取行政处分措施，对李某给予警告处分，并要求他在以后的三个月内不得再次违反该规定。

李某在收到处分决定书后，对公司的处分决定感到不满，并认为公司的处分决定存在违法之处。

因此，他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撤销处分决定。

行政复议阶段：2008年6月1日，李某通过书面形式向A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他在复议申请中指出，公司对其给予的警告处分是违背法律规定的。

他认为，根据《公务员法》第十九条规定，对公务员的纪律处分应当采取的方式是扣减或者停发工资、薪金、奖金，而不是给予警告处分。

行政复议机关受理了李某的复议申请，并进行了初步审查。

在初步审查阶段，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公司对李某的处分决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需要仔细研究和评估。

因此，行政复议机关要求公司出具相关的处分决定文件、李某的工资、薪金、奖金发放记录等证据，以便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和判断。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和审议，行政复议机关于2008年10月15日作出了复议决定。

复议机关认为，公司对李某的处分决定确实存在不当之处。

根据《公务员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警告处分并不属于公务员纪律处分的方式之一，公司依据警告处分给予李某的处分决定是违背法律规定的。

复议机关认为，该处分决定应当被撤销，同时要求公司重新依据法律规定对李某进行处分。

律师点评：该案例中，公司在对李某实施行政处分时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

根据《公务员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警告处分并不属于公务员纪律处分的方式之一。

公司对李某给予的警告处分是违背法律规定的，因此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复议决定是正确的。

法律服务中的行政处罚申诉在法律服务中，行政处罚是一种常见的制裁手段。

然而，有时候行政处罚的决定可能不公平或存在错误，这就需要当事人进行申诉。

本文将探讨法律服务中的行政处罚申诉程序和要点。

一、行政处罚申诉的背景和意义行政处罚是政府对违法行为进行惩处的一种手段，旨在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正。

然而，由于行政机关的决策也可能存在错误或主观偏见，若当事人对处罚不服，他们有权进行申诉并寻求公正。

行政处罚申诉的目的是确保执法公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诉程序来要求重新审查案件、纠正不当的处理方式，以及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行政处罚申诉的适用范围行政处罚申诉适用于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满的当事人，包括个人、企业及其他组织。

当事人可以对政府的处罚决定提出异议并进行申诉。

此外，行政处罚申诉还适用于对行政机关的非处罚决定不满的当事人，比如行政许可、行政命令等。

当事人对这些决定不满时，也可以通过申诉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行政处罚申诉的程序行政处罚申诉的程序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1. 提出申诉：当事人应按照规定的时限以书面形式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诉，并澄清自己的观点和请求。

2. 受理和调查：行政机关收到申诉后，将对申诉进行受理，并进行调查核实。

在这个过程中，行政机关可能会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关证据和材料。

3. 决定和通知：行政机关根据申诉的事实和证据作出决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

决定可能是维持原处罚决定、改变处罚的类型或程度，或者撤销处罚决定。

4. 申诉权的保障：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决定仍不满意时，可以继续向上级行政机关或者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议申请，并维护自己的申诉权益。

四、行政处罚申诉的要点在行政处罚申诉过程中，当事人需要注意以下要点：1. 搜集证据：当事人应当搜集有关证据和材料，以证明行政机关的决定存在错误或不公平。

证据包括书面文件、证人证言、相关法律法规等。

2. 描述事实真实性：当事人需在申诉中清楚描述与行政处罚相关的事实，确保陈述真实准确，并提供充足的证据支持。

如何判断行政调解行为的可诉性？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多元和复杂，行政调解作为一种更为灵活、高效的纠纷化解手段应运而生，被广泛地应用于治安、交通、工商、环保等领域。

目前，行政调解在我国缺乏统一的立法，较为分散地存在于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等中。

据统计，涉及行政调解的法律有40多部，行政法规以及规章有近80部，除此之外，地方性法规及地方政府规章大约有120部，再加上大量的规范性文件，共同指导着行政调解的实施。

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毁损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

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

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通过上文列举的不同法律有关行政调解的规定，可以总结行政调解具有如下特征：首先，行政调解的主持工作主是要由行政机关或其职能部门负责，但是行政调解的规定均是原则性和概括性的，缺乏具体的调解程序和规则内容。

其次，行政调解绝大多数针对的是民事纠纷，并且是属于负责调解的行政机关行政职权管理范围内的民事纠纷。

但是，也有少数行政纠纷可以进行行政调解，如《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或者行政补偿纠纷，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按照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

最后，应当注意的是，行政调解不具有强制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行政机关不能强制各方当事人必须接受调解或必须达成调解协议；第二，即便经行政调解达成协议，该协议也并不具有强制性执行力。

浅谈行政指导行为的可诉性摘要：行政指导的可诉性是行政法中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主要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现有规定，以及行政指导本身进行分析，以期对有关行政指导的立法、司法等工作贡献砖瓦。

关键词：行政指导可诉性行政指导立法行政指导，是指行政主体为实现特定的行政目的，在其法定的职权范围内或者依据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政策，通过非强制性方式促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的行政活动。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可知，在我国，行政指导行为本身不具有可诉性。

不过，在实际案件裁判中不应当固守行政指导行为不可诉的观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一个总括性规定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自身合法权益，有权依法向法院起诉。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明确正面列明了12类法院应予受理的范围，即如果行政机关以行政指导的名义作出意见，而同时还符合这十二类范围之一的，行政相对人仍然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另外，除了行政机关侵犯相对人的经营自主权、农村土地承包权等等在《行政诉讼法》中明确列明属于受案范围外，人民法院自然还会受理那些具体行政行为，即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作出影响的行政行为。

法律及司法解释在规定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时，考虑因素之一是诉的利益，即当事人的请求是否足以具有利用国家审判制度加以解决的实际价值或必要性。

我国现有法律确定行政指导行为本身不可诉，其中的主要理由正是基于行政指导行为的定义，其不会对当事人产生强制力或者有其他不利后果，当事人可为也可不为，所以不会影响其权利义务。

但倘若行政指导行为随着行政机关的使用、相对人的极度信赖与遵从等发生转变，脱离了其原有含义，突破了自愿性，那自然这样的行政指导的可诉毋庸置疑，但未来的变化发展我们难以预测，若行政指导带有强制性，我们也很难界定行政指导与行政命令等行政行为的区分，更为极端的是行政指导都无存在的必要，因其可以被其他的如行政奖励、行政命令等替代。

试论几种有争议行为的可诉性内容提要：对违法行政行为实施救济的最为重要的途径确实是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问题那么是整个行政诉讼制度的“瓶颈”问题，受案范围的宽窄，直接决定了司法救济的范围、多寡。

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公布实施的我国行政诉讼法，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规定的过窄、过小。

审判实践中又给理论研究提出许多新的课题，一些准法律行为、涉及人身权、财产权之外的权利的行为、行政奖励行为等是不是具有可诉性，也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点问题。

本文拟依据行政诉讼的理论，对上述行为的可诉性做以分析、探讨，以期为我国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修改和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

关键词：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准法律行为行政奖励行为行政合同行为一、涉及人身权、财产权之外的权利的行为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一至第七项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一样被明白得为只涉及相对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第八项的规定也只涉及人身权、财产权的内容。

可是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二款规定：“除前款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能够提起行政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由此可见，行政诉讼法有关权利司法救济的规定，并非仅仅限于相对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

相对人的政治权利、教育权、文化权、劳动权等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只要法律法规有所规定，就能够够提起行政诉讼。

以受教育权为例。

最近几年来，学校涉诉的行政诉讼案件明显增多，如刘燕文诉北大不予颁发博士学位案、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案，许多案件见诸于新闻媒体，在此不作过量列举。

对目前实践中已经显现的教育权行政案件，有必要从行政诉讼法的角度进行分析。

侵犯受教育权的行政行为是不是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存在两种不同的熟悉。

一种观点以为，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章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侵犯教育权的案件并非在其中，其他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中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倘假设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法院的受案范围能够任意扩大，那么司法也有太泛化的偏向了。

对行政处分不服，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佚名
【期刊名称】《廉政瞭望》
【年(卷),期】2003(000)007
【摘要】主管国家行政机关对其所属的国家公务员，监察机关对其管辖的监察对象给予行政处分，是国家行政机关对于国家公务员进行的行政惩戒，是行政机关的一种内部行政行为。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国家公务员对国家行政机关给予的行政处分不服的，只能向本人所属的国家行政机关及其上级机关、监察机关、政府人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复议、复核、申诉，提请复审、复核，国家行政机关的内部行政行为不受司法的监督审查。

【总页数】1页(P5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25.3
【相关文献】
1.对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不服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J], 李文成
2.对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不服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J], 李文成
3.王某能否提起行政诉讼--浅析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J], 陈学光;毛裕挺
4.动物卫生管理相对人对执行罚不服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J], 马志强;袁长海;郭恺
5.对行政处分不服,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J],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