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法定刑的理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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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受贿罪的定罪量刑作者:杨飞来源:《经济视野》2016年第08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党和政府将反腐倡廉工作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力求做到老虎、苍蝇一起打,对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为官者进行严厉惩治。
如何科学有效惩治受贿犯罪会影响到反腐败斗争的成效,以及反映出我国反腐败法治水平的高低,笔者对此试做论述。
受贿罪的犯罪构成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所以受贿罪的基本含义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受贿罪的本质是以权力换取利益的肮脏交易,在交易过程中既侵犯了国家机关职能的公正履行,又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及公私财物所有权。
其犯罪构成要件在这里不再赘诉。
当前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及其比较分析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将贪污受贿罪的定罪量刑修改为:“(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刑法修正案(九)对有关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规定的修改,与之前施行的定罪量刑标准相比主要从四个方面作了完善。
1.修改了贪污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不再单纯以具体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而是确定了“数额”或“情节”的二元定罪量刑标准,即入罪条件为达到“数额较大”或者是“具有其他较重情节”,法定加重条件也以数额或情节的加重而随之升级。
2.增设了保安处罚措施。
在总则第三十七条中增加一条“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年至五年。
浅析受贿罪的法定刑作者:刘俊杰来源:《今日湖北·中旬刊》2013年第12期一、受贿罪法定刑的立法缺陷1、将受贿罪最高刑规定为死刑不可取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的最高刑罚规定为死刑,这反映了立法者对受贿罪社会危害性的评价,但这种规定并不可取。
2、受贿罪与贪污罪共用同一罚则不可取,对贪污罪、受贿罪适用同一罚则是极为不妥的。
因此,二者共用同一罚则违背了罪刑相适应这一刑法基本原则。
3、受贿罪法定刑设置的缺陷首先,受贿罪在法定刑的设置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其次,受贿罪在法定刑的设置上也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二、完善受贿罪法定刑的立法建议1、取消死刑,将受贿罪的法定最高刑规定为无期徒刑。
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死刑对于受贿人来说,其威慑作用不是很明显,而且它存在于受贿罪处罚体系中既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也不符合国际发展潮流,因此,应当废止死刑在受贿罪中的适用。
至于确立何种刑罚作为我国受贿罪的最高刑罚,在参考国外的立法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目前贿赂犯罪比较猖獗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最严重的受贿犯罪也罪不至死,适用无期徒刑已经足以惩罚和预防受贿犯罪。
2、对受贿罪应当单独设立罚则,确立以犯罪情节为主,受贿数额为辅的定罪量刑标准。
贪污罪、受贿罪差异明显,两种犯罪适用相同的罚则难以做到罪刑相适应。
因此,对于受贿罪,应当单独设立罚则。
以犯罪数额作为主要定罪量刑标准的罚则,忽略了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本质特征,因此在考虑受贿行为社会危害性时,应当主要考虑该行为侵犯职务的具体情节,而不应一味强调数额的作用,应当把受贿数额看成是确定刑罚幅度和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3、受贿罪应当改革和完善财产刑的适用,增设罚金刑对贪利性犯罪适用以剥夺犯罪人的财产权益为内容的刑罚方法,可以剥夺犯罪人的犯罪所得,给予犯罪人经济上的严厉制裁,使他们不仅无利可图,而且得不偿失,从而更好的实现预防其再犯的刑罚效果。
受贿罪作为行为人以权谋私的一种贪利性犯罪,应当加强对财产刑的适用,加重经济处罚,罚当其罪,提高行为人预期的犯罪刑罚成本。
谈谈受贿罪【摘要】受贿罪是犯罪之一,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地位重要。
其构成要件包括行为、主体和客体三要素。
受贿罪的罚则通常包括处以罚款和监禁等刑罚。
案例分析显示受贿罪的犯罪行为多种多样,社会影响深远。
为预防受贿罪,需要加强监督和提高道德意识。
受贿罪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严重,破坏社会公平正义。
打击受贿罪力度必须加大,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提高人们的法治意识。
对受贿罪的未来发展,应当加强立法和完善法律条文,强化司法机构的执法能力,增加对受贿犯罪的打击力度,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关键词】受贿罪、概念、法律体系、构成要件、罚则、案例分析、预防措施、社会影响、重要性、打击力度、未来发展方向。
1. 引言1.1 谈谈受贿罪的概念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以及非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属于刑法中的一种犯罪行为。
受贿罪有着严格的法律界定和惩罚措施,旨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国家利益以及促进廉洁政府建设。
受贿罪的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受贿罪是一种特定的刑事犯罪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包括主观方面的犯罪故意和客观方面的具体行为;受贿罪是一种侵害国家和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涉及到利益的交换和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受贿罪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影响社会风气,损害国家形象,阻碍公共事务的正常运转。
对于受贿罪,法律界定明确,必须严厉打击,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1.2 受贿罪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受贿罪是我国刑法中的重要罪名之一,其地位在我国法律体系中非常关键。
受贿罪的成立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利益,更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法治建设。
受贿罪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还体现在其对社会风气和政治生态的影响。
受贿罪的存在对社会不公平现象和腐败问题的揭示起着重要作用。
通过对受贿犯罪的打击,可以有效地净化社会风气,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论贪污贿赂罪的量刑研究以刑法的谦抑性为视角作者:杜庆贵来源:《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30期摘要纵观世界东西方刑法的发展历史,整体上刑法的改革正朝着文明、人道方向发展,刑罚也是由由严酷到轻缓。
就实质性而言,轻刑化的思想和刑法的谦抑性是一致的,也可以说是刑法谦抑性的具体表现。
对贪污贿赂罪量刑在现实背景下分析研究,对在理论界和司法界范围内理性地认识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贪污贿赂罪谦抑性轻刑化基金项目:2011年度临沂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编号:2011SKL019。
作者简介:杜庆贵,临沂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1)10-286-02一、刑法谦抑性基本内涵自上世纪中叶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对刑法谦抑主义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在刑法理念上逐步改变了把刑法当做支配和统治的工具,只是把它当做究尽其他手段而不得已使用的最后一道防线。
刑法的本质机能能是规制行为的,但现代刑法的基本理念已把自由保障机能视为核心的内容。
刑法对处理犯罪问题是有效的,严酷的刑罚也产生一定的震慑力,但其作用决不是无限的。
刑法不是根除犯罪的最有效手段,要从社会中消灭犯罪,是整个社会系统面临的共同课题,刑法在其中仅起到有限的部分作用。
从基本语义出发,谦抑具有谦让(谦和)、抑制的含义。
日本学者平野龙一认为谦抑性具有以下三个含义:第一是刑法的补充性,即使是有关市民安全的事项,只有在其他手段如习惯、道德的制裁即地域社会的非正式的控制或民事的规制不充分时,才能发动刑法……。
第二是刑法的不完整性,如果像上面那样认为刑法具有补充性的性质,那么,发动刑法的情况自然是不完整的……。
第三是刑法的宽容性,或者可以说是自由尊重性。
即使市民的安全受到侵犯,其他控制手段没有充分发挥效果,刑法也没有必要无遗漏的处罚。
我国刑法学家陈光良认为“所谓谦抑是指消减、压缩、减少,与膨胧、扩大、滥用是反义词,所谓的刑法谦抑就是指要对刑罚加以严格限制。
受贿罪定罪量刑若干问题研究受贿罪是我国打击腐败的重要法律工具之一,但在定罪量刑方面却存在着一些争议。
本文将对受贿罪的定罪量刑问题进行探讨,并结合案例进行分析。
一、定罪量刑的标准根据《刑法》规定,受贿罪是指向行使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或者利用职权受贿的行为。
根据行贿或受贿的数额大小,可以分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三个档次,其最高刑罚分别为有期徒刑十年以上、无期徒刑和死刑。
在定罪量刑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1.数额大小: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的划分点是不同的,而这三个档次的判决标准也会有所不同;2.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行贿或受贿的目的和手段,是否具有非法占有、非法利益交换等恶劣情节;3.社会危害程度:受贿行为对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损害程度。
二、案例分析1.李华贪污案李华是某个城市的市长,他利用职权收受了多名企业老板的贿赂,每人为其贿赂了100万,涉案金额共计数百万元,李华赚取非法所得逾千万元。
最终,他因涉嫌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该案中,涉案金额较大,李华严重违反了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且其贪污行为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因此,最终判处无期徒刑的刑罚是符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的。
2.张某行贿案张某是某企业老板,他为了获取政府项目的合同,向某政府官员行贿200万元。
最终,他因涉嫌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在这个案例中,张某为了谋取非法利益,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并大量占用财政和社会资源,其行为对经济和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最终的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
3.王某受贿案王某是某银行行长,他利用职权收受企业老板的贿赂,一次性金额为200万元。
最终,他因涉嫌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在这个案例中,贿赂金额虽然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但相对于李华案或者其他曾被定罪的受贿案件来说,罪行属于轻度,从判决结果来看,判决比较温和,也反映出一定的司法公正。
三、结论在受贿罪定罪量刑方面,应该充分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程度,不仅仅只是依据数额大小来量刑。
浅析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摘要: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国民经济水平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下实现了极大提高,国家经济建设成果显著,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线向小康社会的跨越。
然而,在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仍有一些不和谐因素的出现。
反腐倡廉一直收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坚决抵制各类贪污腐败,但是大大小小的贪污腐败屡禁不止,贪污之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主观印象,造成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受到侵犯。
贪污腐败案的频发不仅仅是个别为官者的原因,在我国有关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法规方面还不够健全,特别是在对此类违反犯罪行为的量刑方面存在缺陷,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直接导致我国法律公信力的降低,这对于我国建设法制社会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
任何法律的量刑都是有章可循,必须遵守一定的原则,不难发现我国量刑原则越来越合理化,通过对国外优秀经验的学习和引进,量刑制度也得到长足发展。
本文以贪污受贿罪为出发点,通过当下对贪污受贿罪量刑标准存在的弊端,探讨如何建立完善的贪污受贿量刑标准,旨在说明贪污受贿罪量刑标准规范化和合理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在现实生活中指导法律实践。
关键词:贪污受贿罪;量刑标准;指导实践Abstractthe 21st century, our country national economy level in insisting on the basic stat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chieved greatly improv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eople's living realized the leap from above to well-off society. However, in the booming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there are still some inharmonious factors. Anti-corruption has received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resolutely resist all kinds of corruption, but the big and small, the prohibition of corruption, graft wind wave is not something new, directly affect people's subjective impression of our party and country, cause the interests of the state and the people's interests are infringed. Of corruption in the cause of the frequent is not just individual WeiGuanZ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spect of punishing corruption in China is not sound enough, especially in terms of such violation crime sentencing flawed, imperfect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a direct result of our country law of credibilit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system in our country has a great negative impact on society. Any legal sentencing is a rules-based, must abide by certain principle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sentencing principle in our country is more and more rationalization, through learning and introducing foreign outstanding experience, sentencing system has also been great progress. Based on corruption and bribery as a starting point, through the present insufficiency of corruption and taking bribes for sentencing standards, discusses how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graft of sentencing standards, standardiz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of corruption and taking bribes for sentencing standards are necessary, in real life guide legal practice.Key words: corruption and taking bribes; Sentencing standards; To guide practice近年来,我国的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将反腐倡廉工作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力求做到“老虎”“苍蝇”一起打,对于腐败分子不容姑息,必将对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为官者进行惩治,将孕育贪污腐败的土壤销蚀殆尽,2014年10月份首次审议并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进一步完善了针对贪污腐败的刑法规范,其中包括量刑标准的修改,处罚力度的加大等,为惩治贪腐提供可靠的法律支持,可想而知,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必将对我国反贪肃腐的工作产生重大影响。
受贿罪量刑问题的法律分析受贿罪是刑法中的一种犯罪行为,内涵是指公职人员或者在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或者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贿赂等行为,从而以此谋取非法利益,严重败坏了公共利益和社会正义。
对于受贿罪的量刑问题,是在司法实践中经常涉及的问题,涉及到的问题非常繁琐,特别是对于不同情形下的量刑问题,需要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本文旨在对受贿罪量刑问题进行法律分析,以期能对相关人员有所启示。
一、受贿罪的基本要件受贿罪是刑法中的一种具有司法解释和相关解释的犯罪行为,其基本要件包括:收受贿赂、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贿赂;提供贿赂的人是非法的。
受贿罪的对象主要是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事业单位中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在职人员。
从受贿罪的具体罪名来看,要求首先要有相关的较有影响力的公职人员或者在职人员,在这些人员的职权范围内,存在相关的权力,可以使行为人获得非法利益。
其次,行为人利用自己的权力地位,接受了他人的贿赂,以此来谋取非法利益。
最后,行为人在这一礼物或者财物以及所谓的“回扣”等方面,通过索要贿赂,形成了相关的交易过程。
综合上述几点来看,受贿罪主要是针对利用职务之便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惩罚的。
二、受贿罪的罪刑比例确定受贿罪是刑法中的一种犯罪行为,需要通过明确的量刑规则来确定犯罪人的刑期,以及罚金等实际处罚方式。
受贿罪的罪刑比例的具体确定,应该根据诸多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受贿罪的罪刑比例主要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属于不满足刑法最重刑的范围。
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人较轻,受贿数额较小等因素,不构成较为严重的犯罪情节。
按照刑法规定,此类犯罪可以判处处分到拘役一个月以上不满足自由的刑罚。
这类情况主要针对受贿数额在5万元以下的行为人,通常是通过处理取消政治权利或者处以罚款等方式处理。
第二种,属于刑法法定最重刑之内的范围。
这种情况之中,受贿数额在5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罪犯,可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罚金。
但是在实际判刑时,应按照法定数量档次及相关量刑规则进行具体量刑。
浅析受贿犯罪【摘要】受贿犯罪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问题,具有严重的危害性。
本文从受贿犯罪的定义、类型、危害、法律责任和预防措施等方面进行分析。
受贿犯罪不仅侵害了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也损害了公民的权益,需要依法追究责任。
为了有效打击受贿犯罪,加强预防措施至关重要。
只有通过加强监督和规范管理,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才能有效预防和打击受贿犯罪。
加强受贿犯罪的预防工作,不仅是维护国家的法律权威和社会秩序的需要,也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
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切实遏制受贿犯罪的蔓延,建设清廉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受贿犯罪、重要性、定义、类型、危害、法律责任、预防措施、打击、预防、加强、必要性。
1. 引言1.1 浅析受贿犯罪的重要性受贿犯罪是一种严重侵害社会公平正义和法律秩序的犯罪行为,其危害性极大。
受贿现象会导致公共资源被非法侵占,破坏政治生态,损害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
对受贿犯罪进行有效打击和防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只有通过加强立法、加大司法力度、强化监督执纪、加强公民教育等手段,才能有效遏制受贿行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法律秩序,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只有全社会都共同努力,形成零容忍的氛围,才能有效预防和打击受贿犯罪,构建廉洁清廉的社会风气,实现国家法治和社会稳定。
2. 正文2.1 受贿犯罪的定义受贿犯罪的定义是指公职人员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以索取、收受财物或其他利益作为回报的行为。
受贿犯罪是一种以腐败行为为主要特征的犯罪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公信力,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受贿犯罪的特点在于其行为主体通常是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或其他特定身份的人员,在行使职务过程中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从而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
受贿犯罪通常包括行贿、受贿和介绍贿赂三个主要环节。
行贿是指向公职人员行贿,以获取不正当利益;受贿是指公职人员接受行贿者的财物或其他利益;介绍贿赂是指在行贿和受贿之间充当中介人的行为。
关于中国贪污受贿罪死刑立法的思考作者:林燕嫔来源:《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31期摘要我国保留了贪污受贿罪死刑的立法。
本文认为从多方面考虑,对此类犯罪适用死刑是不恰当甚至是应该废除的。
因为贪污受贿罪的发生是社会、经济、文化、法律等各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在我国对此类犯罪规定了死刑立法的条件下,犯罪率依然一直呈上升趋势,而近年来死刑适用的减少并未引起民愤;通过价值衡量,人的生命权无疑冠于任何权利之首;此类犯罪只要剥夺其犯罪能力即可防止再犯。
文中指出贪污受贿罪应该从根源治起,而不该通过适用死刑来惩治。
关键词贪污受贿罪死刑适用死刑立法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1-285-02在我国的刑法体系中,职务犯罪可判死刑的罪种有两个,即贪污罪与受贿罪。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然而,对于职务犯罪死刑立法笔者认为是不恰当甚至是应该废除的。
下面分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一、职务犯罪的发生原因世界各国预防和惩治职务犯罪的实践表明,职务犯罪的发生,是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仅与职务犯罪行为人对不当经济利益的贪婪追求和对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极端漠视有关,而且与国家政策上的失误、经济管理上的混乱、社会监督的缺乏以及刑事法网的粗疏等,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有学者在经过对职务犯罪行为人的心理研究后指出,腐败犯罪的心理可概括为:一是与他人(尤其是与贪官及商人)相比之后,觉得自己收入与文凭不成正比,收入与享乐支出不成正比,清廉吃亏,需要“补偿”;二是觉得自己手中权力大,面子广,有关系网,别人不敢揭发自己;三是觉得自己工作上有出色表现,业绩好,没有人会怀疑自己;四是大家捞,不捞白不捞。
浅析贿赂犯罪【摘要】贿赂犯罪是一种破坏社会公平正义、损害国家利益的违法行为。
本文从定义、影响和危害三个方面对贿赂犯罪进行了浅析。
在探讨了贿赂犯罪的成因、表现形式、防范措施、法律责任和打击手段,旨在揭示其根源和应对方法。
结论部分则分析了贿赂犯罪的态势、挑战和对策,指出应加强预防意识、加大处罚力度并利用科技手段进行打击。
通过本文的探讨,希望能够引起社会各界对贿赂问题的重视,共同努力营造廉洁清廉的社会环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关键词】贿赂犯罪、定义、影响、危害、成因、表现形式、防范措施、法律责任、打击手段、态势、挑战、对策1. 引言1.1 浅析贿赂犯罪的定义贿赂犯罪是指以金钱、物品或其他利益为诱饵,向他人行贿或受贿,以达到不正当的目的的违法行为。
贿赂犯罪在我国刑法中被严格规定,严重危害社会正常秩序和经济发展。
贿赂犯罪的定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贿,即主动给予他人金钱或其他利益,以获取不正当利益;二是受贿,即接受他人给予的金钱或其他利益,以谋取私利。
贿赂犯罪不仅损害了公平竞争的环境,破坏了社会的法治秩序,也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贿赂犯罪的定义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所不同,但其本质都是违法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的正常秩序和经济发展。
贿赂犯罪不仅扭曲了市场经济秩序,破坏了社会的公平竞争环境,也削弱了国家的法律尊严和权威性。
在全球范围内,各国都在加大对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加强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
1.2 浅析贿赂犯罪的影响贿赂犯罪是一种违法行为,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受贿者和行贿者本身,还会对整个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贿赂犯罪会破坏社会公平正义,造成资源的不合理分配。
那些通过行贿获取利益的个人或组织,往往会获得不义之财,而那些依法行事的人却可能因此失去机会。
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和扭曲,影响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贿赂犯罪会腐蚀社会风气,削弱公共信任。
当贿赂成为一种常态时,人们会逐渐失去对法律和规则的尊重,社会秩序会逐渐被破坏。
对受贿罪翻供的审查与合理判断作为一种严重的职务犯罪,受贿罪对于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公职人员来说,都是一道不能逾越的道德底线。
不过,在司法实践中,有一些受贿罪犯会在审讯过程中改变口供,称之为受贿罪翻供。
这对于国家权力机关、法律公证机构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因为,受贿罪翻供的出现,往往会对司法公正产生不良影响,严重影响到司法效力和公信力。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有关部门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严厉打击和合理审查,遵循人性化、法治化和规范化原则,以实现对受贿罪翻供的合理判断。
首先,应该从审查的角度开始,尽可能的了解受贿罪翻供的情况。
对于一个受贿罪犯来说,如果他在初期的口供证明其有罪,而后又改变口供称其无罪,并提供新的证据来证明它的无罪性质,那么这种情况就会被称作受贿罪翻供。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对其进行严厉审查,确定是否为真实的口供,是否被迫招供或进行其他的不正当行为,同时需评估被翻供的证言的真实性或可信度。
其次,应该分析受贿罪翻供的原因,以帮助找出背后潜藏的问题和隐患。
一个人犯罪翻供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如被人迫害、被威胁、被恐吓、保护自己或家人、获得好处等等。
针对不同原因,有关部门需制定相应的措施和方法来应对,在实际执行中,应该是人性化的、法治化的、制式化的。
同时,在针对不同原因分析的过程中,还应该同时考虑到被翻供的证言是否符合刑事法律证明的法律标准和证明怎样的需求,以及证人可信度评估家族规则等方面的因素。
这样能够更好地维护社会公正和司法公正,避免充满争议性的案件决定。
最后,需要对受贿罪有所了解,以制定合理的调查策略和进行正当的审查。
如果希望实现合理的审查和强有力的打击,前提是必须对受贿罪有更深入的了解,以增进对其成因、属性、认定、证明的快速判断。
具体而言,应提高调查人员的技能和专业知识,不断完善判例库和法律解释,这可以保证细致入微的调查和检查,从而更精确地表示实际情况。
此外,还需要加强对受贿罪的社会宣传和普及,引导人民群众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思想,激发全社会反腐的共识和力量,从而有助于减少犯罪的发生。
浅析中国目前贪污受贿案件死刑适用问题,1000字
中国目前贪污受贿案件死刑适用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一方面因为早在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便明确表示可以对贪污贿赂案件适用“情节特别恶劣”的死刑。
另一方面,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适用死刑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集聚性财物较大的贪污受贿犯罪,如果情节特别恶劣,可以适用死刑。
”这是对死刑适用标准做出的一次重要调整。
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确定适用死刑?必须事先规定在什么情节下才能够施行死刑,使得执行机关可以合理、公正地检查犯罪情节,并准确地判断是否属于情节特别恶劣。
具体来说,要检查犯罪行为情节、犯罪分子及其财务状况以及对受害者造成的损失程度等。
此外,一般民事诉讼中涉及贪污受贿案件死刑适用的另一个重要是违法所得归还。
据《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被量刑的犯罪分子,除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补偿损失或者归还违法所得,具体应当另行规定。
”简而言之,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贪污受贿案件的犯罪分子已经归还了违法所得,此时有可能会出台“特殊法律措施”,即追究死刑责任。
综上所述,贪污受贿案件死刑适用要考虑情节特别恶劣、确定死刑适用标准及对违法所得归还等因素,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死刑适用过程的正义性及公正性,从而促进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的司法机制。
刑法中的受贿罪与其量刑原则受贿罪作为刑法中的一种经济犯罪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在刑法中,对受贿罪的量刑有一定的原则和规定,旨在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本文将探讨刑法中的受贿罪以及其量刑原则。
一、受贿罪的定义与特点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有关国家工作人员的人在履行职务过程中,通过索贿、受贿等手段,获取不正当的利益的行为。
受贿具有以下特点:1. 主体特点:受贿罪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或者与国家工作人员有关的人员实施的犯罪行为,他们以职务之利或者职务之权为交易对象。
2. 目的特点:受贿罪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腐败行为获取个人不正当的利益,其行为涉及到经济交易或其他利益关系。
3. 手段特点:受贿罪主要通过索贿行为和受贿行为实现,索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索取他人财物或其他利益,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接受他人财物或其他利益。
二、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根据刑法规定,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主体要件:受贿罪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或者与国家工作人员有关的人员。
2. 客体要件:受贿罪的客体是特定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
3. 目的要件:受贿罪的目的是获取不正当的利益。
4. 行为要件:受贿罪的行为包括索贿和受贿两个方面,索贿是主动向他人索取财物或其他利益,受贿是接受财物或其他利益。
三、受贿罪的量刑原则在刑法中,对受贿罪的量刑有一定的原则和规定,以体现刑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以下是受贿罪量刑的原则:1. 刑法的相对性原则:受贿罪的刑罚应与犯罪的危害程度相相适应,不能过分严厉或者过分宽松。
2. 社会危害与职务地位关联原则:刑法对受贿罪的量刑考虑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地位和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高级公务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行为处以较重的刑罚。
3. 补救与预防原则:受贿罪的刑罚旨在惩罚犯罪者,补偿被害人,并通过威慑效果遏制受贿行为,减少其在社会中的传播。
4. 稳定性原则:受贿罪的刑罚应符合社会对公正和稳定的期待,避免刑法的不确定性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受贿罪法定刑的理性评价对受贿犯罪法定刑的规定反映了立法机关对该类犯罪危害性质和危害程度的认识,经过1997年以来的司法实践检验其法定刑设置是否科学合理,能否完善协调,需要一个理性的评价。
一、对受贿罪设置死刑的评价受贿犯罪是法定犯,非自然犯,是一种非暴力性犯罪,不能构成对社会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安全的威胁和危害。
对非暴力性犯罪不适用死刑,在世界的刑罚理论界已形成共识。
根据报应论的刑罚分配原则,刑罚是犯罪的报偿,根据犯罪人的道德罪过和侵害结果,犯多大的罪判多重的刑,重罪重判,轻罪轻判。
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或健康为特点的暴力性犯罪,如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其侵害结果可以达到极端的程度,其道德罪过可以达到极恶的程度。
对于这类犯罪适用死刑,是罚当其罪,也是公平合理的。
而以违反法律规定,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财物,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为特征的贿赂犯罪,属于非暴力性犯罪,其侵害结果和道德罪过都不可能达到暴力犯罪所能达到的极点,所以对此类犯罪适用剥夺生命的最严厉刑罚,显然罚重于罪,不甚合理。
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刑事立法来看,贿赂犯罪鲜有死刑规定。
目前保留死刑的国家仍有100多个,死刑只适用于恶性犯罪,适用死刑的犯罪主要是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犯罪、严重侵犯人身安全的犯罪、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毒品犯罪。
而我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关于贿赂犯罪的刑罚最高刑分别是无期徒刑、十年徒刑和七年徒刑。
比较而言,我国刑法中规定贿赂犯罪的最高刑为死刑,没有考虑其非暴力性和对社会侵害程度未达极至的特点,也不符合国际通例。
死刑是刑罚体系中最严厉的一种刑罚,因而立法者可望其发生巨大的一般预防作用,但司法实践证明并非如此。
受贿犯罪分子都是具有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其犯罪时较隐蔽,因而其在作案后逃脱刑罚制裁的侥幸心理较之一般的刑事犯罪更为明显,从刑罚产生一般威。
对我国刑法贿赂犯罪客观方面规定的解读与评析2010年第3期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总69期)JOURNALOFHAONINGTEACHERSCOLLEGE(SOCIALSCIENC ESEDITION)NO.32010GeneralNo.69对我国刑法贿赂犯罪客观方面规定的解读与评析魏洪涛(辽宁对外经贸学院,辽宁大连116052)摘要:贿赂犯罪是当前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对其的遏制与打击是一项全方位的合作问题.本文通过现行刑法有关贿赂犯罪客观方面规定的解读与评析,发现我国贿赂犯罪客观方面立法规定上的不足之处,提出了我国贿赂犯罪客观方面器进一步修改完善的立法建议.关键词:贿赂犯罪;客观方面中图分类号:I)6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898(2010)o3—Ol36—o3贿赂型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一种交易行为,交易的内容是”权”和”钱”.具体而言,贿赂犯罪,均以行,受贿双方的“权钱”交易为核心,以受贿方要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犯罪构成的要件.介绍贿赂虽然交易的内容不是直接的”权”与”钱”的交易,但其本质也表现为一定的”权钱交易”行为性质.为他人介绍行贿或受贿,从而从相关关系人那得到中介服务性财物类利益,是”权”与”钱”交易的辅助性中间交易环节,同样具有危害性,因此刑法认定为犯罪行为.一,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解读与评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受贿罪成立的一个必要要件,表现了犯罪的渎职性特点.就我国刑法规定而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直接利用本人职务的便利,也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的领导,制约关系间接地利用他人职务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这种间接利用他人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因其是借助本人职务上的隶属关系或者一定的职务上的领导,控制关系实现的,所以也是利用受贿人本人职务上的便利的行为,从而区别于388条斡旋受贿中”利用本人职权与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同时《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明确,利用本人职权并不局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隶属分工, “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不属自己主管的下级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所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包括:直接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和利用本人职务上的领导关系或者利用本人组织机构上的上下级领导关系间接利用第三者职务上的便利两种情形.“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97修订刑法第388条关于斡旋受贿罪的规定,其与”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相联系,共同构成斡旋受贿罪的必要要件.”利用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区别于单纯受贿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两者均有间接利用第三者职务便利的表现形式,两者均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但斡旋受贿的”利用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并不要求职务利用者与职务被利用者之间存在职务上的领导关系或者组织机构上的上下级领导关系,其仅需要因其同具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职务地位上的便利条件即可.”为了与刑法第385条第1款典型受贿罪的规定相区别,《纪要》明确了斡旋受贿构成受贿罪的两个特点:一是接受请托,索取或者收受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与利用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没有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如单位内不同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上下级单位没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问,有工作联系的不同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等;二是索取或者收受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对于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存在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应当是间接的,如果能够直接影响,则应适用刑法第385条第1款.”按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贿赂犯罪中的”影响力”贿赂犯罪包括公务人员的影响力贿赂犯罪与非公务人员的影响力贿赂犯罪.我国97修订《刑法》第388条规定了斡旋受贿罪,其实质就是具有执行国家公务职能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进行的影响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进而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受贿行为.此外,《纪要》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解读,其中有一种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具有的控制和领导关系或者组织机构上的上下级关系间接对受控职务行为进行影响进而构成受贿犯罪,这实际上也属于《公约》中规定的公务人员影响力贿赂犯罪.同时,对于离退休和离职人员利用其在职期间的工作谋取利益,离退休或离职后收受贿赂也属于影响力犯罪行为,我国刑法对此也有规范.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收稿日期:2010—04—03作者简介:魏洪涛(1976一),女,辽宁锦州人,辽宁对外经贸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刑事法学研究.?l36?朋友,师生,同事,同学等因亲密关系形成的”非公务性”影响力贿赂犯罪行为,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已扩大受贿罪的主体犯罪,增加了对非公务人员(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等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和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影响力犯罪行为的惩罚.二,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解读与评析“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我国刑法贿赂类犯罪犯罪构成的一个关键要件,是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也正是司法实践中很难把握与证明的问题.”为他人谋取利益”究竟是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是否一定需要实际上取得了利益?如何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成立?”为他人谋取利益”与”权钱交易”的因果关系?这些都是实践中证实贿赂犯罪面临的困惑问题.依据我国刑法体系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相关规定来看,”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正当利益”和”不正当利益”两种.《刑法》第385条第1款规定的单纯”受贿罪”和刑法第387条第1款规定的”单位受贿罪”两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要求必须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不论该利益是正当与非正当,物质与非物质,合法与非法否.但388条规定的斡旋受贿罪,389条规定的行贿罪和393条规定的单位行贿罪,则均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必须是”不正当的利益”.我国刑法在不同类型的贿赂犯罪罪名上,规定了不同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含义,给司法实践把握带来了复杂性.同时,如何来正确把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基本含义及其犯罪成立要件要求也是实务上的困难之处.为明确”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含义,《纪要》明确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纪要》的解读对于实践部门更好地把握贿赂犯罪”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含义提供了指南,因我国刑法受贿罪要件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如果有具体的实施行为或实现行为更好,没有,则只要具有承诺行为即视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成立,其中,承诺行为可以以具体的收受行贿财物的行为定性,便于司法实践把握.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一些不足之处,如期约类贿赂行为,提议行贿和受贿行为的打击都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立法完善的问题,以更好地实现对贿赂类犯罪的打击与预防,严密法网,疏而不漏.同时,我国《刑法》对行贿犯罪,斡旋受贿行为规定了不同于受贿犯罪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即将”为他人谋取利益”分为了”正当利益”和”不正当利益”,前两类犯罪行为,只有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才成立犯罪.斡旋受贿行为是受贿犯罪行为,行贿罪与受贿罪是”对合性”犯罪,侵犯客体相同,都是对”公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侵犯,是否谋取到利益,谋取到何种利益并不是直接相关的区别对待,会造成对行贿和斡旋受贿打击不力的局面,而行贿罪和斡旋受贿是受贿罪的诱因性犯罪,对其打击力度小,也不利于受贿罪的预防.而且,这种区别立法方式给实务中操作带来了认识上的复杂性,要细化分清何为犯罪何为非罪.”为他人谋取利益”与”权钱交易”的因果联系问题,涉及到”权钱交易”与”礼尚往来”的区别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宜取消这种区别立法的方式.”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存在,”有利于突出受贿罪的权钱交易特征,更好地区分现阶段受贿犯罪与违反纪律收受礼金等行为的界限”.”承诺型”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也将拿人钱不办人事的流氓官员纳入到了刑罚打击体系,丰满了贿赂型犯罪体系.三,对”权钱交易”的行为的解读与评析就我国刑法规范而言,贿赂类犯罪的”权钱交易”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权钱交易载体形式是否可以扩充到”财产性利益”甚至”非财产性利益”;二是”权钱交易”不同步的问题.对第二个问题的解答,我国《纪要》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明知承诺的规定和对离职人员的空白规定,以及关于离退休人员影响力犯罪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离退休后收受财物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的司法解释均已对此问题作出了回答,相对来说立法空白较少.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离退休后收受财物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以及《纪要》关于离职受贿的规定对事前约定,事后受贿犯罪行为进行了界定,因此对离退休和离职人员权钱交易贿赂行为的错位问题得到了解决: 2,我国《纪要》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行为也进行了规范,即”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所以,我国是存在期约受贿这种权钱交易不同步的刑法规范的.对交易的载体”财物”应扩充到”财产性利益”学界基本可以达成共识,理由主要是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接轨,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为:侵犯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而非公共财物的所有权;受贿行为的对象无论是财物,财产性利益,还是非财产性利益.侵犯的客体始终是一样的.但是”财物”是否包括”非财产性利益”则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我国国情,社情和民情等因素决定了我国是注重人情世故和礼尚往来的传统文化国家,在这种背景下,”将非财产性利益一并作为贿赂处理,非但无助于贿赂犯罪与不正之风之间界限的应有区分,而且其现实有效性也值得怀疑.失去本土文化的支撑,再严密的法网也将是一纸空文.将贿赂扩大到非财产性利益,将使行,受贿双方关系变得模糊不清,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无从体现.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相互利用权力进行非财产性利益的交易中,究竟谁受贿,谁行贿势必无法区分.将贿赂扩大到非财产性利益,还将因为无法计量而面临一个具体司法操作问题”.笔者认为,在当前贿赂犯罪如此严重影响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大背景下,以传统的礼尚往来作为”非财产性利益”不能纳入贿赂犯罪的挡箭牌实属错误之举,非财产性利益包括了很严重的甚至比金钱更具杀伤力的”性贿赂”,”帮助贿赂”等情?137?形,如果不将其纳入贿赂犯罪的交易形式,是不符合现在打击贿赂犯罪的发展趋势的.至于其计量难问题与权权交易认定问题,则是因没有正确解读贿赂犯罪”公务行为廉洁性与不可收买性”的客体特征所致,况且贿赂犯罪的轻重并不是单以数额可计量计算的,还有更大的公务行为的影响度以及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等犯罪计量尺度.至于权权交易,这本身就是渎职性行为,非要以其分不清行贿和受贿而不进行刑罚打击,实在是难以说理.问题不是我们能不能方便地进行刑罚惩罚的问题,而是我们应不应该对此类”非财产性利益”载体形式贿赂行为该不该刑罚打击的问题,本末怎可倒置?四,对”犯罪数额”规定的解读与评析犯罪数额是97修订刑法贿赂犯罪的重要参数,贿赂犯罪的犯罪数额适用贪污犯罪的犯罪数额规定.《刑法》第383条构建了以犯罪数额为主兼采其他情节的刑罚模式.犯罪的起刑点是5000元,特殊的有较重情节的可低于5000 元;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有特别严重情节的,可处死刑;以五千,一万,五万,十万为线构建了法定的刑罚幅度和刑种适用.其中,未经处理的,数额可累计计算.体现出的特点是:犯罪数额对定罪与量刑极其重要,反映出《刑法》贿赂犯罪以公私财产所有权为犯罪客体的意旨,彰显了很强的罪刑法定主义的特征.对此,学界有学者对该立法的科学性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第一,受贿罪主要是渎职犯罪而非财产犯罪,以受贿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基础并不妥当.德,日刑法均将受贿罪归入渎职罪或者妨害公共管理罪中,其妨害的主要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廉洁制度及其在公众中的威望和声誉.第二,计赃论罚容易导致量刑失衡.忽视其他犯罪情节.第三,忽视其他情节对于受贿罪定罪量刑的意义,容易出现打击不力问题.如贪污和受贿对贪污而言,数额很重要,而受贿要以滥用职权的情况或者给国家利益造成的重大损失来计.第四,规定具体犯罪数额,不利于维护刑法的稳定性(也忽略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的现实).笔者认同主张取消数额规定的观点,一方面,在受贿罪的定罪量刑问题上,确立受贿数额与其他情节并重的观念;另一方面,由”两高”通过司法解释对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数额作出规定,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时进行调整.具体修改为:”受贿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受贿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受贿数额较小或者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此次《刑法修正案(七)》中,增加的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取消了非公务人员受贿罪对数额的规定.对于此种立法观念的转变,相信立法者也充分考虑到了目前刑法中受贿犯罪过分强调犯罪数额的诸多弊端.虽然对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量刑的原法条上未作改动,但是,有已增加的本条作为基础,相信原法条会进一步修改,立法会趋于更加合理. (上接第122页)队伍中的比例已接近或超过半数,青年教师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另外,青年教师与学生的年龄相仿,思想特点,兴趣爱好比较接近,共同语言多,对学生的影响较大,因此,必须把青年教师群体作为高校师德建设的重点.可以在青年教师人校之初,由工会和基层单位共同组织,为青年教师配备相应专业和学科的导师,使老教师的教学方法,经验,优良师德得到传承,润物元声地教育并影响青年教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外,高校工会还可以组织成立”青年教师联谊会”,”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等,潜移默化地培养青年教师的高尚师德,提高他们的素质和能力.(--)以丰富多彩的活动促进师德建设的深入开展.师德建设的过程是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要以活动为载体,吸引广大教师参与,引导,激发教师自我发展的动机和热情.如”开展师德论坛”“创建师德标兵”,”学优秀教师”,在学校教学单位开展创建文明教研室,文明实验室,文明科室活动.在教学技能方面,开展教学基本功大赛,课堂教学示范课,教学开放周等活动,在教师之间形成浓烈的比学赶超气氛,促进教师在激烈的竞争中锤炼成才.(三)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做好教师的知心人.在?138?高校改革不断深化的新形势下,工会组织在师德建设中要认真贯彻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而且,师德建设并非是把全体教师都塑造成千篇一律的楷模,而是使教师在达到社会性公认的道德标准的同时,都能自由充分地发展,使每个教师都形成自己的特色,给教师提供宽松的环境,让教师有自主发展的余地.而这正是以人为本付诸于师德建设实践的具体体现.另外,工会组织要积极关心教职工的疾苦,想方设法为教职工办实事,运用党的政策,保障教职工的利益不受侵犯,发挥好”群众知心人”的作用.在可行的范围内,帮助教师争取一些政策,以解决实际困难.通过全心全意为教师服务来增强师德教育的感召力,使教师们安居乐业,安心乐教, 只有这样,师德建设才能真正收到实效.参考文献[1]刘秉正,王瑶,王志峰.高校工会深入开展群众性师德实践活动的探讨.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2.7.[2]李海,李佩忠.对高校工会深入开展师德建设活动的认识.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6.3.。
受贿罪法定刑若干问题思考作者:史亮来源:《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31期摘要因我国刑法对受贿罪法定刑的设置上存在不足之处,本文希望通过对立法追根溯源,分析法定刑起点设置,以受贿金额作为论罪标准,附加刑的设置,关于死刑的规定等若干问题,分析学术界的主要争议,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受贿罪法定刑立法建议作者简介:史亮,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11-263-02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利用公权力寻租的现象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现象日益增多,尽管国家反腐的决心有目共睹,但民众似乎仍认为力度不够,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从立法的源头上来看,尚有需要改进之处。
一、立法上的根源追溯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对于受贿罪按照第三百八十三条处罚,也即按照贪污罪处罚:(1)个人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2)个人受贿数额在五万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3)个人受贿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个人受贿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交出贿赂的,可以减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4)个人受贿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着情给予行政处罚。
之所以对受贿罪的法定刑存在诸多争议,是因为现行刑法中对受贿罪的处罚是根据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来操作的,但事实上,这两个罪行存在着较大的区别,这就成为引起争议的根源。
首先,受贿罪与贪污罪中的“数额”与“情节严重”的内涵不一致,不能将两者等同,并依此把两罪按照同一条文进行处罚。
对受贿犯罪法定刑的规定反映了立法机关对该类犯罪危害性质和危害程度的认识,经过1997年以来的司法实践检验其法定刑设置是否科学合理,能否完善协调,需要一个理性的评价。
一、对受贿罪设置死刑的评价
受贿犯罪是法定犯,非自然犯,是一种非暴力性犯罪,不能构成对社会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安全的威胁和危害。
对非暴力性犯罪不适用死刑,在世界的刑罚理论界已形成共识。
根据报应论的刑罚分配原则,刑罚是犯罪的报偿,根据犯罪人的道德罪过和侵害结果,犯多大的罪判多重的刑,重罪重判,轻罪轻判。
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或健康为特点的暴力性犯罪,如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其侵害结果可以达到极端的程度,其道德罪过可以达到极恶的程度。
对于这类犯罪适用死刑,是罚当其罪,也是公平合理的。
而以违反法律规定,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财物,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为特征的贿赂犯罪,属于非暴力性犯罪,其侵害结果和道德罪过都不可能达到暴力犯罪所能达到的极点,所以对此类犯罪适用剥夺生命的最严厉刑罚,显然罚重于罪,不甚合理。
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刑事立法来看,贿赂犯罪鲜有死刑规定。
目前保留死刑的国家仍有100多个,死刑只适用于恶性犯罪,适用死刑的犯罪主要是: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犯罪、严重侵犯人身安全的犯罪、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毒品犯罪。
而我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关于贿赂犯罪的刑罚最高刑分别是无期徒刑、十年徒刑和七年徒刑。
比较而言,我国刑法中规定贿赂犯罪的最高刑为死刑,没有考虑其非暴力性和对社会侵害程度未达极至的特点,也不符合国际通例。
死刑是刑罚体系中最严厉的一种刑罚,因而立法者可望其发生巨大的一般预防作用,但司法实践证明并非如此。
受贿犯罪分子都是具有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其犯罪时较隐蔽,因而其在作案后逃脱刑罚制裁的侥幸心理较之一般的刑事犯罪更为明显,从刑罚产生一般威慑效果的心理机制来看,其强大的侥幸心理可能远远超过其对犯罪后可能遭受的刑罚之苦的估计。
当犯罪分子的这种侥幸心理起主导作用时,死刑的威慑效应就又往往难以发挥作用。
综上,考虑台湾地区的立法例,我们认为,最严重的受贿犯罪罪不至死,适用无期徒刑已经足以惩罚犯罪。
二、从立法技术的角度评价受贿罪法定刑的设置
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分析,受贿罪法定刑的设置存在以下问题:
1、现行刑法对受贿罪的法定刑设置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刑法第3条明文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
”罪刑法定原则包含法定性和明确性两方面的内容,它排斥刑法的含混性和矛盾性,排斥绝对不定刑和绝对不定期刑。
而受贿罪法定刑的设置却离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定性和明确性要求相差甚远。
例如,受贿罪的量刑依据除了数额外,还应根据受贿的情节,也就是刑法规定的“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
但是,“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等属于模糊情节,其内涵和外延的确定,法律上没有规定,完全依靠司法实践,这就导致量刑情节出现含混性和不确定性,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
另外,受贿罪量刑档次幅度过大,且各档次的法定刑之间重合现象严重,这种法定刑规定的含混性和矛盾性亦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
2、受贿罪法定刑的设置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我国刑法典第5条明文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一般认为,罪刑相适应,就是罪重的量刑要重,罪轻的量刑要轻,各个法律条文之间对犯罪量刑要统一平衡。
受贿罪的法定刑设置是否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我们从刑度设置的角度可以进行科学判断。
所谓刑度,就是指刑罚的幅度。
法定刑的刑度问题是法定刑的核心问题。
刑罚从绝对确定法定刑、绝对不确定法定刑向相对确定法定刑的演变历史说明,刑罚幅度要有合理的度,合理的刑罚规定要适中,既不能太窄也不能太宽。
受贿罪法定刑的刑度规定是否合理,我们试作以下分析:
首先,从横向看同属于贪污贿赂罪的其他犯罪与受贿罪的法定刑刑度是否平衡。
受贿罪和行贿罪相比较,二罪是对应的罪名,而且行贿罪追究的是谋取不正当利益者的责任,虽然行贿者不具有受贿者的身份和职务便利,但其出于实现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而主动实施行贿犯罪,社会危害性较大,故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刑罚也应相当,但是刑法规定受贿罪的法定刑最高刑为死刑,而行贿罪的法定刑最高刑则是无期徒刑,二者并不平衡,应该适当调整。
由于和贪污罪规定完全相同的法定刑,因此,受贿罪与贪污罪之间无须对比。
受贿罪和其他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定刑相比较,如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及单位贿赂类犯罪,刑法考虑了不同性质犯罪之间罪责的差异,法定刑有所区别是适当的。
其次,从纵向看受贿罪本身的法定刑刑度是否合理。
根据刑罚的梯度性要求,不同的刑种在严厉性上应该有轻重等级之分,呈现出鲜明的层次性;相邻的刑种在严厉性上应该上下衔接不留空档,便于适用。
而现行刑法中受贿罪的法定刑轻重衔接没有梯度,重合现象严重。
举个例子,假设二被告人均具有一般情节,甲被告人受贿9万8千元,根据刑法第383条第2项,可以对其判处有期徒刑14年;乙被告人受贿10万元,根据刑法第383条第1项,可以对其判处有期徒刑10年;二者相比,如何体现刑法的公平?因此,现有的受贿罪的法定刑重合现象的直接后果就是可能出现轻罪重罚、重罪轻罚、同罪异罚、异罪同罚的现象,难以体现罪刑相适应。
三、受贿罪的法定刑中应当增设罚金刑
受贿犯罪是犯罪分子利用职务便利谋取财产利益的一种贪利性犯罪,因而,作为以犯罪行为人的财产利益的剥夺为内容的刑罚方法,财产刑适用于受贿犯罪。
我国刑法规定的财产刑有罚金和没收财产两种,其中罚金刑轻于没收财产刑。
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刑罚中,只对罪行较重的规定了没收财产刑,对于罪行一般的却未规定财产刑,这显属立法疏漏。
因为按照刑法规定,受贿罪定罪的主要标准是数额,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判处主刑时可以附加判处没收财产刑,而受贿十万元以下者没有财产刑的规定。
我们应当看到,受贿十万元以上或以下,只是数额差别,贪利性的本质都相同,只对受贿十万元以上者判处财产刑而受贿十万元以下者不判,有失公平,也不利于对贪利犯罪分子的打击。
在市场经济体制日益确立完善的今天,社会的价值观念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日益重利,甚至出现了惟利主义的倾向。
在此情况下,罚金刑就具有了其他刑罚方法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了短期自由刑
无法具有的优点和长处,其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效果就更加明显。
所以,对于一般受贿犯罪分子,在判处限制自由的主刑的同时,应对其并处罚金刑。
同时,罚金刑与没收财产刑相比,还具有数额相对确定的优点。
实践中,司法机关使用没收财产刑,不但一般没有数额限制,而且具有不平等性,并可能连累与犯罪分子共同生活的无辜的亲属。
对此,贝卡利亚曾说过,“没收财产是在软弱者头上定价,它使无辜者也忍受着罪犯的刑罚,并使他们沦于必然也去犯罪的绝境。
”此论确实道出了没收财产刑潜在的非正义性和危险性。
因此,以不让犯罪分子得到好处为理论基础的没收财产刑只能适用于那些严重的贪利性犯罪,相比较而言,一般受贿犯罪作为并非严重的贪利性犯罪,对其适用罚金刑是较为合适的。
四、应当完善和加强资格刑的适用
所谓资格刑,是指剥夺犯罪人行使一定权利的资格的刑罚。
相对于其他种类的刑罚方法,资格刑的法律效果突出地表现在它的社会防卫功能上。
资格刑所剥夺的,一般来说都是与犯罪有关的那部分资格、权力或工作条件。
由于受贿罪是职务犯罪,资格刑显然适应受贿罪这一特点,具有自由刑不能替代的刑罚预防功能。
因此,对受贿犯罪应注重资格刑的运用。
其一、应当规定单处资格刑的情形。
笔者以为,对受贿犯罪分子判处缓刑不如直接单处资格刑。
因为从司法实践看,判处缓刑者往往保留原工作,也就是说受贿犯罪分子如判处缓刑,一般仍保留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考虑到其行为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让其保留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显然不当,也不能保持国家工作人员队伍的廉洁。
而被判处缓刑者往往犯罪数额不大,情节一般,此时对其单处资格刑,剥夺其国家工作人员资格既可以解决保持国家工作人员队伍廉洁性的问题,又做到罚当其罪。
其二、应当完善资格刑的内容。
虽然我国刑法中设置了“剥夺政治权利”的资格刑,但同时刑法对“剥夺政治权利”这一资格刑的适用又限制了条件,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一般为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期限为终身;剥夺政治权利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剥夺政治权利适用于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犯罪分子。
根据刑法的规定,排除了对绝大多数受贿犯罪分子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情况,即只有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受贿犯罪分子才能附加剥夺政治权利,这种规定显然忽略了受贿犯罪职务性的特点。
所以,应针对受贿犯罪的职务性的特点,规定凡是犯受贿罪的,均应当(或可以)并处或单处剥夺政治权利。
的犯罪分子;剥夺政治权利适用于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犯罪分子。
根据刑法的规定,排除了对绝大多数受贿犯罪分子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情况,即只有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受贿犯罪分子才能附加剥夺政治权利,这种规定显然忽略了受贿犯罪职务性的特点。
所以,应针对受贿犯罪的职务性的特点,规定凡是犯受贿罪的,均应当(或可以)并处或单处剥夺政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