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大作业
—从福利国家的问题和改革中谈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与发展
班级人力1001班
学号 ************
姓名田豆豆
内容摘要：
本文以西欧社会党在改革福利国家时遇到的问题和措施为借鉴，在此基础上揭示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对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趋势的总结，结合中国具体国情，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关键词：社保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现状和前景
<一> 西欧社会党的社保改革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模式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衰退的替罪羊。在各种责难中，绝大部分都是针对社会保障制度提出来的，而且基本上都将问题集中在福利负担过重的焦点上。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涉及面太广，西欧各国对它的改革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只是处于尝试阶段，真正进行实质性改革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作为福利国家建设的原创者和积极推进者，西欧各国社会党(包括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在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上也在20世纪90年代后变得越来越积极，并且成为改革的政治主力军。到目前为止，西欧社会党在社保改革的问题上作了很大努力。
一、西欧社会党的“积极福利”改革模式
西欧右翼政党认为,片面追求公正而不重视效率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同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完全相悖。在他们看来，只有建立以效率为核心的公正机制，改变甚至完全放弃国家大包大揽的社会福利运行方式，才能彻底走出福利国家的困境。社会福利制度对于一个“自由、平等、互助”的理想社会的建构来说极其重要，福利国家的问题不是根本性的，不需要以完全废除它的方式来解决，只需对它进行改革，建立责权利明晰的多元化的新机制就可以更好地运转。为此，西欧社会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就围绕建立这种积极福利模式而展开的。围绕着这些思路，西欧各国社会党在执政时期推行的改革措施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在观念上破除公民的福利依赖意识，积极倡导“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的社会福利观。要改革福利国家制度，首先要改变原有的社会福利观，而且首先要革除那种片面强调个人的社会权利而忽视其社会责任的思想，建立权利和责任之间的平衡机制。社会党人提出了他们的新责任观，认为责任是健全社会的基石。它是个人的，又属于社会。社会行动的目的不是要用社会或国家的行为代替个人的责任，而是要通过改善社会来促进公民个人自我完善的实现。与此相应，作为个人都要积极回报社会的关爱，为社会和他人承担义务，真正实现“机会和权利共享、风险与义务共担”的基于现代意义的社会公正。
第二，化“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将提供福利关照改为提供就业和创业机会，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实现功能上的革新。“积极福利”的意义有二：一是改变福利对象被动等待的观念，让他们积极寻求自立和自新的机会;二是改事后救济为主动扶持。
根据这样的思路，各国社会党政府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纷纷制定相应的改革措施。1998年，英国工党政府公布的社会福利改革计划中强调，工作是公民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该计划提出了一系列帮助没有丧失或没有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弱势人群(包括25岁以下的青年人、长期失业者、单身父母及有工作能力的残疾人等)脱离救济、参加就业的具体措施，如加强就业培训、为失业者提供个人咨询服务、为低工资者制定优惠税收政策、为单身父母提供儿童看护服务等等。以上措施实行后，德国失业率逐年下降，1998年失业率为11.1%，1999年降至10.5%，2000年降至9.6%。可见，积极的帮扶措施对于减轻福利国家的压力和增加就业有着明显的效果。
第三，优化社会保障制度的结构。优化社会保障制度的结构包括优化福利对象和优化福利投资主体两部分。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这个层面上的变革，就是要有区别地对待不同福利对象，按照工作潜能存在的不同程度来确定福利照顾的程度。在提供福利资金的渠道和来源上，要尽可能扩大福利投资主体。因为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已没有可能再包办一切，只能寻求新的积极力量与之同舟共济，发动个人、企业、社会组织共同为社会福利事业做贡献，实现福利投资主体多元化。这样，各社会党政府都曾积极探索实现福利投资主体多元化的道路。
第四，扩大福利关照的范围，提升福利关照的层次。随着西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转化，人们的需要也从物质利益为主导过渡到包括精神、文化等多元化的领域。相应地，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必然存在着弱势群体和弱势状态，按理说这方面的问题也应得到相应的福利关怀。因此，在改革福利国家的过程中，西欧社会党认识到，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还要关注新矛盾和新问题，比如，对于经济条件优越的人士，虽然他们用不着传统的福利关照，但实际上他们在承担精神风险方面，同样有保障需要，新的福利制度也应该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可见，西欧社会党为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添进了更为细致的人文关怀元素。
二、积极福利改革模式的困境
按照积极福利改革模式的设计思路，西欧社会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从效果上看，“虽然实行了一些规模较小的参数改革，试图在不同的保险体系之间转移社会保障成本，但这些改革并没有能够改变现状。”社会保障改革的难点集中在新政策是否会产生“利益损害群体”的问题上，如果要消减福利，恐怕没有哪个阶层会爽快的应允，也就必然要产生“利益损害群体”，进而引起相关群体与政府的对
立甚至社会冲突。
从1990年代开始算起，欧洲的社保改革每每必定引发一场社会运动甚至是一场骚乱和社会动荡?”在明眼人看来，这就是社保改革对利益调整后导致的后果，积极福利改革模式不管吸收了多少有利于经济发展甚至是社保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它以消减福利为核心的利益调整方式必然会引发社会冲突。不改不行，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其掣肘;改也不行，阻力实在太过强大。从各福利国家的改革进程中看，目前的状况是：一方面，福利国家的衰退比较适度，并没有出现经济社会矛盾的极端尖锐化状况;另一方面，改革过程中障碍重重。这使得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还是停留在边际性的调整上，比如降低收入补偿率，采用以捐款为基础而不是以收入为基础的养老金计算办法等。[7]而且，这种边际性削减的措施在今天已经具有了一种长期渐进的特征。虽然西欧社会党对于改革福利国家的努力和尝试，对于解决福利国家的根本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要最终完成福利国家的转型，建立社会公平与资本效率之间的新平衡机制，还面临着巨大的阻力。
三、福利国家的发展趋势
全球化加速推进条件下的西欧社会虽然发生了多重分化与重构，但各民族国家的政治作用方式、经济发展方式、文化整合方式以及社会生活样式都还是无法离开社会保障制度这一稳定器，因此，福利国家的存在空间依然很大。首先，从政治中心的作用方式来看，不管左翼还是右翼政党执政，用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来吸引选民都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其次，从经济发展角度看，虽然说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发展形成的负担在短期内仍然无法消除，但西欧各国政府还是不能骤减福利开支，特别是不能大范围地消减福利支出，以避免出现大的社会冲突。再次，西欧国家在长期的福利国家模式之下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福利文化，各政治力量的政治宣传、底层公民的优越感及其休闲娱乐等活动都与良好的社会保障密切相关，以消减福利为主要方向的社保改革将从根本上侵害这种福利文化的基础。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西欧国家的中下层民众的生活安排完全是建立在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之上的，积极福利的设计有可能抽去他们对传统福利的依赖，也会抽掉他们生活中最稳定的支撑，使得他们要开始思考如何自力更生地应对风险的问题，这必然会完全打乱原有的生活安排，由此在心中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总之，西欧人民已经适应了的福利国家模式，即使要改，也不能有大的变化，这就是福利国家生存空间的强大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