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话语,身份政治:《喜宴》的性别角色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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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电影《喜宴》所体现的中西方文化差异1. 引言1.1 导言电影《喜宴》是一部展现中西文化差异的经典作品,通过描绘一个跨文化婚礼的故事,呈现了中西方在家庭观念、婚姻观念、礼仪习俗、性别角色以及情感表达等方面的差异。
在当代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的社会背景下,了解并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势在必行。
本文将从家庭观念、婚姻观念、礼仪习俗、性别角色和情感表达等方面对《喜宴》中所呈现的中西文化差异进行分析,探讨跨文化交际中的挑战、文化之间的融合以及互相学习和尊重的重要性。
通过对这些差异的深入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交际的发展,建立更加和谐理解的跨文化沟通模式。
2. 正文2.1 家庭观念的差异家庭观念在中西方文化中有着明显的差异。
在电影《喜宴》中,这种差异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被视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位,家庭价值被认为至高无上。
孝顺父母、尊重长辈是中国家庭的传统美德。
相比之下,西方文化更加注重个人主义和独立性,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中国那样紧密。
在电影中,主人公在面对家庭的压力和期望时感到困惑和挣扎。
他被迫接受父母的安排,而他内心其实更希望能够追求自己的幸福。
这种家庭和个人之间的矛盾在中西文化中都存在着,但表现形式和强度可能不同。
在家庭观念方面,中国家庭通常是多代同堂,强调家族的延续和传统的传承。
而西方家庭更多是核心家庭,强调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平等和尊重。
这种不同在电影中也可以看出,在主人公决定寻找自己的幸福时,他需要面对家族的反对和质疑。
家庭观念的差异是中西文化之间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跨文化交际中常见的挑战之一。
在交流和互动中,了解对方的家庭观念,尊重对方的观点和习惯,是促进文化融合和互相学习的关键步骤之一。
2.2 婚姻观念的差异在电影《喜宴》中,中西方文化在婚姻观念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婚姻被视为家庭和社会关系的一种延续和承诺,强调家族的延续和传统的传承。
电影《喜宴》的角色塑造和视听语言特色作者:齐欢来源:《电影评介》2015年第12期电影《喜宴》是一部由李安执导的反映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同性恋题材电影,影片曾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也是李安早期受到国际影坛关注的电影之一。
故事的展开,是通过一个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年轻人邀请他的父母前来参加婚礼而进行的,中西之间的文化冲突和差异就在这个故事中被逐渐呈现出来,文化、家庭伦理、婚姻和饮食等等都折射出中西方人不同的文化心理,同时,这部影片涉及的同性恋话题,也让观众对于两性关系有了更多的思考。
这部拍摄于1993年的电影,可以说是李安开始备受国际影坛关注的转折点,在国际影坛上收获颇丰,是一部平易近人而又流露着文化精神的家庭伦理情节剧。
一、电影《喜宴》的叙事《喜宴》由李安执导拍摄于1993年,电影采用了轻喜剧的叙事手法,对中西方文化之间的融合和碰撞进行了解读,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李安在影片的叙事过程中,选取了一个广阔的视角,将人文性的特质在电影语言的运用下很好地展现了出来,和以往其电影的风格相似,他将伦理道德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对立面揭露出来,并将这种矛盾扩大,在大矛盾的主题中将诸多的社会敏感问题囊括其中,如电影中非法移民和同性恋的问题都是社会敏感话题。
电影的主人公高伟同是一个定居在美国纽约的台湾商人,并且在和其同性恋人赛门同居着。
[1]但远在台湾的父母却一直惦记着儿子的终身大事,迫于父母和传统文化的压力,高伟同不得不和一个叫顾薇薇的女孩通过形婚(假结婚)的方式来蒙蔽父母,作为交换,顾薇薇也可以通过这个假婚姻获得美国的绿卡而正式成为美国国民。
于是,高伟同的父母就从台湾赶来参加儿子的婚姻,两位“新人”也在醉酒的状态下有了肌肤之亲,顾薇薇怀孕了。
当赛门得知此事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就和高伟同吵架了,而整个也就被高的父亲知道了,最后无奈的父母只能尊重儿子的选择而回到了台湾。
电影《喜宴》在放映期间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无论是其中的同性恋形婚问题,还是中西文化差异的问题都成为观众讨论的焦点。
《论电影《喜宴》中西婚姻观的差异》篇一一、引言电影《喜宴》是一部由知名导演执导,融合了中西文化元素的经典之作。
电影以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家庭生活为故事主线,展现了一对跨国婚姻中的中西方观念碰撞和交融。
通过该电影,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东西方文化的魅力,更能深刻体会到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婚姻的看法和价值观存在的巨大差异。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电影《喜宴》中所呈现的中西婚姻观的差异。
二、家庭观念的差异在电影《喜宴》中,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方家庭观念的显著差异。
中国家庭重视家族荣誉和传统习俗,婚姻往往被视为两个家庭的结合。
在电影中,主角的父母对儿子的婚姻有着极高的期望,希望他能够按照传统的方式结婚生子,传承家族血脉。
而西方家庭则更加注重个人独立和自由,婚姻被视为个人选择和情感表达的方式。
在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是重要的价值观,人们更倾向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和满足感。
三、婚姻价值观的差异在电影《喜宴》中,中西方婚姻价值观的差异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中,婚姻被视为一种责任和义务,夫妻双方需要相互扶持、共同承担家庭责任。
而在西方文化中,婚姻则更多地被看作是一种情感和伴侣关系的体现,夫妻双方更加注重彼此的感情和个性发展。
这种差异在电影中表现为主角在面对家庭压力和个人追求时所做出的选择和牺牲。
四、性别角色的差异在电影《喜宴》中,我们还能够观察到中西方性别角色的差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女角色有着明确的分工和定位,男性通常承担家庭的经济支柱和决策者的角色,女性则更多地承担家庭照顾和育儿的责任。
而在西方文化中,性别角色的界限相对模糊,男女平等和相互支持是重要的价值观。
这种差异在电影中表现为主角夫妇在面对家庭和职业压力时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和态度。
五、文化融合与交流的重要性通过电影《喜宴》的展示,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方婚姻观的差异并非绝对的对立和冲突,而是可以通过交流和融合来达到和谐共处。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交流和融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以电影《喜宴》为例,分析比较中外文化传播的差异《喜宴》是一部对同性恋充满友好态度的电影。
但是这部电影的主线不是主角高伟同和爱人赛门之间的爱情,而是高伟同如何对亲人尤其是他的父亲隐藏到表白他的同性恋身份。
高伟同是美国移民,在美国多年,深受美国文化的熏陶,对于同性恋是认同的,保持着健康自然的态度,正如剧中所说他和赛门是所有同性恋朋友里处理最好的一对。
但是面对父亲权威的挑战,他无所适从,传统的中国文化还是在他的心中根深蒂固。
他不能因为自己是同性恋就去挑战异性恋坚持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理论和传宗接代的思想。
能躲就躲能骗就骗,不能骗就设局使诈,宗旨同性恋不能挑战异性恋在世俗中的中心地位。
《喜宴》中,导演巧妙的将异性恋与同性恋放在一个家庭里面,面对不容挑战的父权,亲情的维护,爱情的坚守,高伟同应该如何选择?赛门,作为一个美国人,没有那种复杂甚至乱七八糟的家庭纠纷,美国文化将就成年人就自己去奋斗,家庭给的影响很少。
高伟同不一样,在中国生活多年,而后移民美国。
作为中西文化融合的焦点自然在做着各种复杂的心理斗争。
贯穿整个故事的是高伯伯、高妈妈两人对于延续香火的期望和高位同德同性性取向,一个是中国传统的家族挂念,一个是看来有些违背传统道德的性取向,在美国,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国传统遭遇了现代文化的挑战。
《喜宴》总共的传统文化符号有很多,因为李安作为中国人尤其是来自台湾,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保留比较完整的地方,使他的电影有更深层次的传统文化印记。
例如高妈妈把自己当年的嫁妆和出国购买的礼物送给威威,这就是嫁妆传女的习俗。
随后威威出来展示高妈妈十分高兴,自己当年的衣服似乎是给威威订制的十分合身,更加认同了这个儿媳妇。
赛门远远的望着那欢笑着的幸福的一家心里肯定不是一般滋味。
再例赛门送见面礼给高伯伯高妈妈的时候说道:“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高氏父母两人都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然而急转直下的是:“高伯伯心脏不好,血压高,有了血压计可以未雨绸缪。
论电影《喜宴》中西婚姻观的差异论电影《喜宴》中西婚姻观的差异电影《喜宴》是一部以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为主题的影片。
该片通过讲述一对同性恋者于新婚感情盛宴上意外发生的故事,探讨了中西方婚姻观的差异。
尽管电影所描绘的是同性恋婚姻,但其中所涉及的家庭价值观、传统观念与社会压力等问题,也反映出了中西婚姻观之间的差异。
首先,中西方婚姻观在家庭的重视程度上存在差异。
在电影中,男主角威尼史特在家庭中长大,他的家庭强调传统家庭观念,希望他能够有子嗣继承香火。
相比之下,西方社会更加注重个人自由与个人幸福感。
结婚在西方主要是为了追求爱情与婚姻的幸福,而不是基于家族传承或其他社会责任。
这种不同的观念体现在男主角试图摆脱家庭压力并追求自己的幸福上。
其次,电影中也展示了中西方婚姻观中关于性别角色分配的不同。
在传统中国家庭中,男子承担着养家糊口的责任,所以威尼史特一直承担着责任感。
而西方社会更加强调男女平等与共同承担责任。
在美国,婚姻中的男女在经济与家庭责任上更加平等,夫妻双方在家庭事务与养育子女上都有相应的分工。
这种性别角色分配的不同非常明显地体现在电影中,强调了中西方婚姻观的差异。
此外,电影中也反映了中西方婚姻观在家族压力与传统观念上的差异。
在传统中国家庭中,尤其在农村地区,家族的重要性非常高。
亲子关系、孝道观念等传统价值观对婚姻有着重要影响。
而在西方社会,家族的影响力相对较小,个人权利与自由更加被重视。
在电影中,男主角面临着家族期待、传统观念的压力,这些压力常常成为中西婚姻观差异的一个重要反映。
此外,电影中也展示了中西方婚姻观在对待同性恋婚姻的态度上的差异。
尽管《喜宴》发生在中国,对同性恋的态度仍然非常保守与封闭。
中式婚姻观念中,男承女嫁、传宗接代的观念是深植于传统文化的。
而在西方,尤其是在一些国家中,同性恋婚姻已经逐渐被法律与社会接受。
这种对同性恋婚姻不同的态度与观念的差异也是中西婚姻观之间的重要分歧。
综上所述,电影《喜宴》通过讲述同性恋者的婚姻故事,展示了中西婚姻观之间的差异。
浅析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电影《喜宴》所体现的中西方文化差异【摘要】电影《喜宴》通过深入展示中西方文化差异,引发观众对跨文化交际的思考。
在家庭观念与结构方面,中西方存在着婚姻制度、家庭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婚姻观念与实践上,中西方对待离婚、再婚等现象存在明显差异;礼仪与习俗中,中西方在婚礼、葬礼等场合的表现也有所不同;情感表达方式上,中西方文化在交流、表达感情时存在着明显差异;而在性取向与性别角色方面,中西方在对待同性恋、家庭地位等方面有所不同。
电影《喜宴》通过对这些方面的展示,揭示了中西方文化在家庭、婚姻、礼仪、情感以及性别方面的差异,为跨文化交际提供了丰富的思考素材。
【关键词】电影《喜宴》,中西方文化差异,家庭观念,婚姻观念,礼仪习俗,情感表达方式,性取向,性别角色,跨文化交际,关键词1. 引言1.1 简介电影《喜宴》电影《喜宴》是一部由台湾导演李安执导,1993年上映的影片。
它以一个传统的台湾家庭为背景,讲述了一对同性恋情侣因为家庭压力而被迫结婚的故事。
影片通过展现家庭观念、婚姻观念、礼仪习俗等方面的文化差异,揭示了中西方在价值观念和情感表达方式上的差异。
《喜宴》这部影片不仅在艺术上取得了成功,还引发了世界各地观众对于同性恋问题和跨文化交际的思考与讨论。
通过对这部影片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同时也能够反思我们自身对于家庭、婚姻、性别等议题的认知和态度。
1.2 介绍中西方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交际的视角下,中西方文化差异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电影《喜宴》通过展现中西方文化在家庭观念、婚姻观念、礼仪习俗、情感表达方式以及性取向与性别角色等方面的差异,体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生活和价值观念的不同理解和表达方式。
中西方文化在家庭观念方面的差异体现在对家庭地位和家庭成员的重视程度上。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在个人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家庭的和谐与稳定被视为最高价值。
而在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思想较为突出,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受到更多的尊重。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Sept. 2017 / No. 5后现代语境下性别身份的话语建构苗兴伟*[摘 要] 就性别身份而言,建构主义反对本质主义的生物决定论和性别划分的二元对立。
本质主义认为,性别身份是由基因决定的,是先天遗传的结果。
与此相反,建构主义把性别身份看作是话语建构的过程。
在后现代语境下,性别身份是人们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通过在词汇语法系统中的选择建构的。
性别身份的话语建构生产和再生产了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和性别主义的意识形态。
本文运用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揭示话语中存在的性别偏见和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以及语篇中隐含的性别主义意识形态,从而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关键词] 性别身份;话语建构;后现代语境;批评话语分析一、 引言通常认为,身份是个体所独有的区别性标识或群体所拥有的同一性特征。
一方面,身份强调独特性,因而体现为个体有别于其他个体的可识别特征;另一方面,如果不同的个体具有同一性特征,身份就会体现为个体与特定社会群体的认同。
a就性别身份而言,一般认为,性别是由基因决定的,一个人的性别身份是先天遗传的结果,是固定不变的。
既然如此,性别身份问题似乎没有研究的必要。
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性别和性别身份问题成为社会学、心理学、文学和语言学等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
特别是在后现代语境下,社会研究领域的传统性别观遭到了社会建构主义的质疑。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人的性别不完全是由生理决定的,而是通过人类的互动和社会生活被不断地建构和再建构的。
b在语言学领域,人们不仅关注语言与性别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讨语言在性别身份的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
本文拟运用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探讨后现代语境下性别身份的话语建构问题,以揭示中国当代话语在性别身份的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话语建构背后的性别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导致的性别歧视问题。
* 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00875。
中国文学中的性别与性别角色中国文学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
在中国文学中,性别和性别角色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性别在文学作品中被广泛探讨和描绘,每个时代都有对于性别与性别角色的独特关注和表达。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分析中国文学中的性别与性别角色,并探讨其意义和影响。
一、性别观念与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中的性别意识严重影响着中国文学中的性别角色。
封建社会以男性为中心,崇尚男尊女卑的观念。
这种传统文化对中国文学中的性别角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多文学作品中展现了女性的软弱和无力,以及男性的英勇和权威。
典型的例子是《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妻妾们,她们命运多舛,缺乏自主权和独立的生存能力。
二、女性形象的演变与解放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女性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一方面是对封建社会性别观念的批判,女性追求自由独立的形象逐渐在文学中崭露头角。
另一方面,中国的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的兴起也为女性在文学中找到了更多的表达空间。
鲁迅的《阿Q正传》中的山妖王二妈、《红岩》中的王二小等女性形象体现了女性在社会变革中的新角色和力量。
三、跨性别与性别角色的突破中国文学中也不乏跨性别和性别角色突破的作品。
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的六娃扮演了男女双重角色,体现了刚毅、果断和独立的个性。
这种突破性别界限的创作方式,挑战了传统的二元性别观念,为性别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四、性别与社会现实的关联中国文学中的性别与性别角色反映了社会现实中的性别问题和不公平。
从古代封建社会到当代都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的现象。
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女性的遭遇和命运,揭示了社会中的性别歧视和压迫。
《红楼梦》中贾府内外的女性形象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总的来说,性别与性别角色是中国文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主题。
从传统到现代,性别观念的演变和女性形象的演变都反映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变化。
中国文学对性别问题的深入探讨和揭示为我们认知性别平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
期望未来的中国文学在性别与性别角色的呈现上能够更加多元、平等和包容。
《中西文化差异中的文化身份建构——解析电影《推手》和《喜宴》》篇一一、引言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常常能反映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现象和人们的心理状态。
在全球化日益盛行的今天,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成为了许多电影的创作主题。
《推手》和《喜宴》这两部电影,便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描绘,展现了中西文化差异中的文化身份建构。
本文将通过对这两部电影的分析,探讨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身份认同问题。
二、电影《推手》中的文化身份建构《推手》是一部以中国移民在美国的生活为背景的电影,通过讲述一位中国父亲在异国他乡的生活经历,展现了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
首先,电影中的中国父亲在异国他乡的生活中,面临着语言、习俗、价值观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这种差异使得他在与美国社会的交往中产生了许多困惑和矛盾。
然而,正是这种文化差异,促使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身份认同,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背景。
这种反思与审视,不仅使他逐渐适应了美国的生活,也使他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其次,电影还展现了家庭关系在中西文化差异中的重要性。
在家庭关系中,中国传统的孝道观念与西方的个人主义观念产生了冲突。
然而,正是在这种冲突中,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力量,帮助主人公实现了文化身份的建构。
三、电影《喜宴》中的文化身份建构与《推手》不同,《喜宴》主要围绕一个同性恋的华裔美国人展开,通过他的家庭和婚礼来探讨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冲突。
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社会的开放与多元与中国传统观念的保守与单一之间的冲突。
主人公的同性恋身份在西方社会被接受和尊重,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却难以被理解和接受。
这种冲突使得主人公在家庭和社会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困惑。
然而,正是这种压力和困惑,促使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身份认同,寻找自己在中西文化中的位置。
此外,《喜宴》还通过家庭关系来展现文化身份的建构。
在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爱与期望、子女对自我实现的追求等元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网络。
《中西文化差异中的文化身份建构——解析电影《推手》和《喜宴》》篇一一、引言文化身份的建构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必然产物。
在跨文化语境中,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媒介,通过展现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揭示了文化身份的多元性。
本文将选取中国电影《推手》和美国电影《喜宴》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分析两部电影的情节、人物、叙事等元素,探讨中西文化差异中的文化身份建构。
二、电影《推手》中的文化身份建构《推手》是中国导演执导的一部电影,以一位中国老人在美国的生活经历为背景,展现了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一)情节与人物设定电影中,主人公是一位退休的太极拳教练,移居美国后,因语言、生活习惯、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与当地社会产生了冲突。
这种冲突在情节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老人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孤独无援,但他也在艰难的处境中寻求自身的认同与尊严。
(二)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在文化层面上,《推手》通过不同人物的设定、行为、交流等方面展示了中西文化的冲突。
然而,影片最终展现了文化间的相互尊重和融合的可能性,这正体现了文化身份建构的多元性。
三、电影《喜宴》中的文化身份建构《喜宴》是一部反映美国华裔家庭故事的电影,它通过婚礼这一特定情境展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一)家庭观念与婚恋观的碰撞电影中家庭成员的婚恋观念代表了中西文化的差异。
传统家庭观念与现代西方婚恋观念的碰撞,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家庭和婚姻的不同理解。
(二)多元文化身份的认同与表达在《喜宴》中,主角们在异国他乡的文化背景下寻求身份认同,他们在面对多元文化时展现出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这正体现了在跨文化语境下文化身份建构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四、两部电影的文化身份建构对比分析(一)不同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两部电影虽然背景不同,但都展现了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在《推手》中,中国老人面对的是陌生的西方社会;而在《喜宴》中,华裔家庭则是在美国社会中寻求自身的认同和表达。
这些不同的背景和情境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身份建构的差异和共性。
《中西文化差异中的文化身份建构——解析电影《推手》和《喜宴》》篇一一、引言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西方文化交融的趋势愈发明显,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也成为研究跨文化交流的热门领域。
本文通过解析两部代表性的中西方电影——《推手》和《喜宴》,从角色定位、故事情节和文化象征等多个方面深入分析在中西文化差异中的文化身份建构。
二、电影《推手》中的文化身份建构《推手》是一部以中国家庭为背景的美国电影,讲述了中国父亲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和家庭矛盾。
在电影中,文化身份的建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角色定位:电影中的中国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他的言行举止、生活习惯和价值观都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
而他的美国家庭成员则代表了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这种角色定位的差异为电影中的文化冲突提供了基础。
2. 故事情节:电影通过描绘中国父亲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展示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冲突。
在面对家庭矛盾时,中国父亲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而美国家庭成员则更注重个人自由和独立。
这种情节设置反映了中西方文化在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3. 文化象征:电影中的武术、书法等中国文化元素,以及美国社会的现代建筑、生活方式等西方文化元素,都成为电影中文化身份建构的象征。
这些元素在电影中的运用,使得观众能够更好地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特点。
三、电影《喜宴》中的文化身份建构《喜宴》是一部以中国家庭为背景的电影,讲述了中国家庭在面对西方婚姻观念时的矛盾和挣扎。
在电影中,文化身份的建构同样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角色设定:电影中的中国家庭成员代表了传统的中国文化价值观,而西方恋人则代表了西方的婚姻观念和生活方式。
这种角色设定的差异为电影中的文化冲突提供了基础。
2. 故事情节:电影通过描绘中国家庭在面对西方婚姻观念时的挣扎和矛盾,展示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冲突。
在故事情节中,中国家庭成员的保守观念与西方恋人的自由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 文化融合:电影中的婚礼场景既体现了中国的传统婚礼习俗,也融入了西方的婚礼仪式。
文学与性别探索作品中的性别角色与身份性别是人类社会中一种重要的身份认同方面,也是文学作品中常被探索和讨论的主题之一。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为作者提供了表达和呈现性别角色与身份的平台。
通过塑造不同性别角色、探索性别身份议题,文学作品使我们更加了解和思考性别的重要问题。
本文将探讨文学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并对文学作品中的性别角色和身份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文学作品中的性别角色刻画文学作品中的性别角色可以呈现出多样的形象和个性。
男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强壮、果断、冷静和理性的人物。
例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的哈姆雷特就是一个典型的男性角色,他勇敢、机智,同时也有着一定的情感内核。
女性角色则常被描绘为柔弱、温柔、善良和情感丰富。
例如,简·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班纳特塑造了一个机智聪明、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化,文学作品中的性别角色也在逐渐多元化和扩展。
现代文学作品中涌现出了更多性别角色的表达,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男性和女性形象。
性别角色的塑造也逐渐突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出现了更多复杂多变的形象,如中性、跨性别、变性等。
二、文学作品中的性别身份探索性别身份是个体对自己所属性别的认知和理解。
文学作品中对性别身份的探索通常与社会角色、家庭关系、情感经历等密切相关。
通过不同性别身份的塑造,文学作品引发了读者对性别身份认同和固有性别角色的反思。
一些文学作品通过探索性别身份的不确定性来挑战传统的二元性别观念。
例如,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小说《奥兰多》描述了一个主人公从男性到女性再到男性的转换过程,提出了“性别是社会建构”的观点,引发了对性别认同和性别角色的探讨。
同时,一些文学作品也关注性别身份的固化和压抑。
例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使女的故事》描述了一个女性在极权社会中被迫成为生育工具的遭遇,引发了对女性权益和性别压迫的思考。
三、文学作品对性别角色与身份的影响文学作品对性别角色和身份的塑造和探索,不仅丰富了作品本身的艺术性和深度,也对读者产生深远的影响。
用郝夫斯特文化维度理论分析电影《喜宴》一、电影《喜宴》简介电影《喜宴》是著名华人导演李安的家庭三部曲之一,曾荣获多项国际大奖。
电影的主要内容是来自台湾的美籍华人高伟同在美国打拼自己的事业,他是一个同性恋者并跟美国男朋友西蒙已经同居。
到了伟同该结婚的年龄,远在台湾的父母却多次在电话中催促他结婚,后来还安排了一名相亲女过来相亲,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甚至还要飞来美国强行逼迫儿子结婚。
伟同只好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和威威商量假结婚(威威是伟同的租户,是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一名女画家),他们准备办一场假婚礼来骗过他的父母。
后来在宴会嘉宾们闹洞房的情况下,伟同跟威威鬼使神差的发生了关系,而且威威还怀了孕。
在一系列事件之后,他父母也接受了他们的儿子是同性恋的这一事实,西蒙也没有离开伟同,并做了威威孩子的干爹,父母才安心的回了中国。
整部电影中所展现的不同身份,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让人觉得看完这部电影回味无穷,受益匪浅。
接下来,笔者将在从五个维度分析李安的电影《喜宴》。
二、用郝夫斯特文化维度理论分析电影《喜宴》(一)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着眼于个体还是集体的利益)郝夫斯特将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定义为人们关心群体成员和群体目标(集体主义)或者关心自己和个人目标(个体主义)的程度。
其中,在“个体主义”社会中,其中的每一个人都重视自己的需求与个人价值的体现,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总的来说人与人之间与也比较松散,都各自关心自己与家人。
在“集体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结合十分紧密。
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与一个有凝聚力的内在群体联系在了一起,群体内的其他成员都会为他提供帮助,他也会为了集体去奉献自己的力量。
伟同是在台湾的美籍华人,在美国工作并且年轻有为。
但是伟同骨子里的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基因是根深蒂固的,比如要顺从父母的安排,不能违抗父母命令等,他更看重的是集体的利益。
这也是伟同隐瞒性取向和后面大费周章安排假结婚安抚父母的原因。
电影喜宴的中西文化研究论文电影喜宴的中西文化研究论文《喜宴》与《推手》虽然同属于李安“父亲三部曲”中的作品,但《推手》传递给观众的是一种含蓄的悲悯之情,而《喜宴》则是一部略带喜剧意味的作品,影片用中国传统观念来处理同性恋问题使得东西方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撞,也引起社会对同性恋问题的关注和深入探讨。
文化观念上的差异使得伟同对父母隐瞒自己是同性恋的事实,而叙述视角的选取让这个问题得到了完美的解决,在中国人伦大义与西方同性恋故事的错综对接下,影片层层展开,向观众揭示了东西方文化深厚的人文内涵。
影片围绕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下产生的困惑、无奈和宽容舒缓展开,而促使这一系列变化的动力是中国人特有的人伦道德观念,几乎令所有家庭面对同性恋问题都会感到困扰,而这个社会问题在导演巧妙的处理下以一种喜剧的方式得到解决。
单从处理方式和看待角度分析它具有中国特色,而故事的发生地点却在西方,异域文化与新旧观念在产生冲突后最终回归到包容。
电影《喜宴》的中西文化碰撞在影片《喜宴》中父亲和儿子是两个站在对立面的个体,父亲除了代表一位家庭成员外,更是一个沉重文化内涵符号的象征,退役师长的身份使得父亲具有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家族观念,而早年出生的他在东方文明中是父权力量的强大象征。
尽管他在处理同性恋这件事情中一直处于被动状态,但他又确确实实掌控着整个叙事进程,父亲这个形象在东方伦理传统文化中是一种潜在、不可抗拒的压抑。
影片无论是在台北还是纽约的叙事空间中,父亲的精神影子始终存在,如台北打来的“催婚电话”、美国的相亲、母亲的“信函”等,这些都体现了父亲的权威性。
“儿子”则是完全与“父亲”对立的一个形象,这里的“儿子”也包括同性恋男友赛门,如果在影片中父亲代表的是东方文化,儿子则代表的是西方文化,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渲染下他们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思想,在这种思想理念的影响下,他们的行为方式更为自由轻快。
两代人在影片中的形象都被赋予不同的深层内涵,因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似普通个体那么简单,在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的影响下个体形成的价值观差异越来越大,个体之间的摩擦实则是文化观念的摩擦。
由《喜宴》而引发的关于同性恋的思考《喜宴》这部电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同性恋男性赵伟同为向父母隐瞒这个事实与薇薇假结婚而引发的一系列故事。
现在,我们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同性恋群体。
--------题记一般意义上,婚姻的性质被理解为“建立在性关系基础上的异性间的社会契约。
”因此,婚姻与性是密不可分的。
而婚姻又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不仅包含着作为动物而具有的生理生殖情节,又包含人类社会文化的巨大力量,是人类独有的复杂的社会文化产物。
因此,婚姻与人类文化也是密不可分的。
●婚姻“制度文化研究中的婚姻,是一种基于生理和社会基础之上,被民俗和社会所接受的两性结合状态。
这种状态是有序和有一定规则的状态,他排除了杂乱无序的性交状态,是人类社会逐渐形成的一种与‘升值约束’有关的文化制度。
”——《人类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婚姻制度作为一种制度文化,在最初就被定义为存在于两性之间的,而同性恋是出于这种婚姻制度之外的。
同性恋不符合人类社会的文化规定,而文化规定是什么呢?是在历史不断发展中,在人类认识不断变化中达成的共识。
这也就是同性恋最初得不到社会广泛认同的原因。
提到婚姻,就不得不提及家庭。
婚姻达成的同时,一个新的家庭也就诞生了。
一个家庭有着经济的、生育的、教育的等多种功能。
然而,有时家庭也会起到一定的负面效应。
比如:家庭中的伦理也可能会成为一种束缚。
《喜宴》中同性恋者伟同一直不肯向父母坦白自己是同性恋,就是因为他深知,父母对同性恋是排斥的,父母对他有着“理想设定”,即娶妻生子,传宗接代。
所以,我们不得不提出质疑:同性恋者不敢站出来曝光,除因社会压力,家庭伦常是否要承担责任?然而,这样的一宗同性恋事件在一个中国家庭中却获得了一个较为圆满的结局。
离不开的是家庭间成员的宽容。
伟同身处一核心家庭之中,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简单、开放、包容。
所以,当父亲得知儿子是同性恋时,并没有勃然大怒去阻止伟同和赛门的关系,甚至默默地接受了赛门。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0, 9(9), 1338-1342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0 in Hans. /journal/asshttps:///10.12677/ass.2020.99187性别,话语,身份政治:《喜宴》的性别角色构建研究王若冰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上海收稿日期:2020年8月20日;录用日期:2020年9月3日;发布日期:2020年9月10日摘要女性主义旨在探讨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并力图消除不对等的权力结构,助女性摆脱“第二性”的边缘身份。
李安的作品在华语圈和英语世界都有极高的商业价值和艺术成就,也是文化研究的极佳文本。
早期的“父亲三部曲”更是从细微平实之处,将性别议题、身份认同困境探讨得淋漓尽致。
本文将结合文献研究法与文本分析法,从《喜宴》入手,探讨女性主义视角下影片角色的构建,将性别议题放入文化、身份认同、权力结构的语境中。
关键词《喜宴》,女性主义,性别构建,酷儿Gender, Discourse, Identity Politics: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Roles inThe Wedding BanquetRuobing WangSchool of Media & Communi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Received: Aug. 20th, 2020; accepted: Sep. 3rd, 2020; published: Sep. 10th, 2020AbstractFeminism aims at exploring the reasons behind gender inequality and trying to eliminate unequal王若冰power structures to help women get rid of the marginal identity of “the second sex”. Ang Lee’s films are of great commercial value and artistic achievement in both the Chinese-speaking and English-speaking world, and are great texts for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ather Trilogy”, gender is-sues and the dilemma of identity are discussed incisively and vividly from a subtle point of view. This paper will combine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text analysis, starting from The Wedding Banquet, discuss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s from the feminist perspective, and put gender issues into the context of culture, identity and power structure.KeywordsThe Wedding Banquet, Feminism, Gender Construction, Queer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licenses/by/4.0/1. 绪论女性主义历经三次浪潮,在理论层面渐入成熟,电影亦成为女性主义研究的热点文本:Laura Mulvey 所著的《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基于“男性凝视”(male gaze)概念,指出大众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在凝视中被生产和再生产;Jackie Stacey在《凝视明星:好莱坞与女性窥视》中将研究聚焦在电影院的受众,分析女性主义在电影观看中的表现[1]。
李安电影具有一种柔性,能使它轻松地参与到各式各样的借用、认同和消费中来,并超越影像文字中元素的多重性,从而穿越语言、民族和类型的界际。
除了贯穿全球化、身份认同、文化差异等主题外,“女性主义,也是李安的电影主题之一”[2]。
而作为华语片导演的他拥有多重身份,其价值观、世界观的背后是由多重文化冲撞、融合的结果,这样的背景为他早期的“家庭三部曲”注入了兼备东西方的包容视角与思辨,尤其是《喜宴》这部,对于性别议题的刻画与探讨并不拘泥于性别本身,而是将其纳入更广泛的种族、阶层、文化、身份政治等结构性讨论中。
国内外学者亦对李安电影进行了诸多性别相关的研究。
Gina Marchetti专门以《喜宴》为研究对象分析大陆、美、台三方的文化传统与性别、族裔身份认同间的内在矛盾;景银辉对《喜宴》中的女性意识进行微观研究,揭示父权语境和传统文化下隐蔽的女性话语。
从女性主义视域分析李安的电影既有益于推进女性主义在理论上的发展,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推动大众流行文化生产出更多探讨性别关系、打破父权传统、呈现不同社会性别文化的作品,为性别多元化发展贡献文化力量。
本文将采取内容分析法,贯穿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的思维方式,从《喜宴》这部电影的不同性别的角色建构入手,分析研究女性主义在电影中的表现。
2. 《喜宴》中的女性角色2.1. 新独立女性的代表——葳葳上海女孩葳葳这一角色是父权文化背景下独立女性话语的鲜明展示。
她是一个来自大陆的非法移民,为了绘画理想和美国梦租住在男主角高伟同的一处简陋房产中,后为了美国合法身份,与本是同性恋的高伟同假结婚共同隐瞒其父母,最终为伟同和他的同性爱人生育一子。
葳葳放弃了优渥条件而选择赴美追求艺术理想,这是她追求独立人格最鲜明的一步。
“在中、西方王若冰文明史上,女性一直是被压抑的性别,是以‘第二性’或‘他者’(other)的身份被置于边缘地位。
”[3]而她坚持依靠自身力量实现价值,成为独立个体,打破不对等的权力结构下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身体力行地批判这种固化的性别身份范畴。
与伟同阴差阳错的婚礼是葳葳在压抑下彻底解放身体与性的“喜宴”。
影像中婚礼席间内敛含蓄的东亚人在酒后展示着“五千年性压抑的结果”。
葳葳在洞房时主动诱惑高伟同并与之发生关系。
“今晚我要解放你”这句话既是与伟同的对话,更是她对自我的言说与解放。
因为一直以来在“性”的话语与实践中,女性都扮演着被动的角色,而“性”作为一个开放、复杂的话语和权力的历史体系,隐藏着并长久巩固不对等的性别权力关系[4]。
而葳葳此举是打破桎梏的革命性行为,她在那晚成为了性的主导者,在其中确立了自身欲望的权威性,从而颠覆了女性作为被凝视的欲望对象的地位。
而后是葳葳关于孩子的两次不同的抉择,也是对其独立人格设定的呼应。
她没有背负着父权制下“传宗接代”的使命感,先是认为孩子会影响自己的前途,拒绝将身体作为生育工具;后又决定独立抚养孩子,一人兼备母亲与父亲两种角色,与传统的家庭结构对抗。
2.2. 父权制下失语的女性——高母“话语即权力”[5],话语生产权力、构建社会现实、改变着性别关系,父权社会中,女性“不能发声”(unpronounced ability)或“陷于困境”(awkwardness),长期处于边缘状态[6]。
高母在影片中就是这样的存在。
她是高父的妻子、高伟同的母亲,却唯独她自己的身份在影像语言中隐形了。
她随着高父一起来美国看望儿子,很少有言说自己观点的时刻,她所有行为的出发点都是为这些丈夫或儿子,个人话语的空间一再被压缩、逼仄。
然而压抑和迷茫中的高母亦有女性意识的觉醒。
她游走在两难境地,内心压抑与觉醒交织,最终还是没能打破性别的桎梏藩篱。
在儿子出柜后,从抗拒到放下偏见的转变,亦是她作为“他者”对固有权利场域下LGBT个体的共情,意识到“爱是可以超越文化差异的……异性之爱与同性之爱是毫无差别的”[7]。
从她一开始与葳葳的对话中也能看出对独立人格的渴望:“妈有时候真羡慕你们这一代的女孩子……能够受良好的教育,有自己的主张,有能力,有自己的前途,不必靠男人……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然而在葳葳表示自己过得很艰辛时,她的渴望似乎也随之转瞬即逝了:“女人毕竟是女人,丈夫与孩子还是最重要的,是不是?”高母的价值观并未能自洽地为女性主义思想背书。
3. 《喜宴》中的男性角色3.1. 忠孝与酷儿身份的冲撞——高伟同高伟同一角被设置于中西文化冲突的旋涡中心,“《喜宴》里我尝试以同性恋题材来做认同上的模拟,伟同既想拥有自我(做自己),又想尽孝道(为人子),身陷无法两全的左右为难。
”[7]高背负着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青少年时期的东方思想在美式教育与生活方式的冲击下慢慢消退,他开始在西方主流社会获得身份认同。
然而原生文化背景导致他依旧无法回避两种文化带来的冲撞,父母探亲后的房间改造、假结婚等一系列行为都是对父权制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妥协。
李安还在藉由高伟同所代表的酷儿群体探讨性别议题。
高是一个普通的纽约上班族,他工作、健身、善良礼貌,并不存在显著的“男同性恋”身份表征,“普通”的特质也解构了异性恋霸权下的刻板印象——同性恋是娘娘腔、缺乏男子气概的、对生活品质要求苛刻的等等。
高伟同与爱人西蒙同居,后向父母出柜,都是冲破传统文化藩篱,瓦解异性恋霸权下对酷儿群体的权利剥夺的革命行为。
3.2. 父权和阶级结构的代表——高父高伟同的父亲是一名国民党军官,在影片中代表着压倒性的父权话语体系。
他不仅在家庭中拥有绝王若冰对话语权,面对儿媳葳葳也采取了强凝视态度,初见时先是从身材和外貌上判定葳葳是否适合生育,又从生活细节处考察葳葳主内的能力,对葳葳的赞赏也是用“貌美”、“乖巧”这类带有强烈第二性色彩的词语。
但后期高父的话语地位也在逐渐被消解。
最具代表性的一幕是高父在躺椅上假寐,背对着门,瘦小的身体和僵硬的表情让他看起来随时会断气,高伟同忍不住去探了他的鼻息。
总是处在宰制性地位的父亲在生理上开始变得弱小,这似乎是对于父权结构瓦解的隐喻,一套深入血脉的权力结构,虽在顽强地发挥着压制性和排他性力量,却也在走向衰败。
李安并未在传统的父权制与新性别关系之间设置激烈的对抗,而是在寻求妥协与和谐的出路。
所以后来的剧情走向是,高父其实懂英文,一早就发现结婚是场骗局,也接受了儿子是同性恋的事实,但这建立在儿子仍需传宗接代的基础上,他用欺骗大家自己不懂英文的手段留住了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