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与翻译

傅雷讲稿一．神似说傅雷先生有一句座右铭: “重神似而不重形似。

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重神似不重形似也是他翻译思想中的核心部分"傅雷曾指出:译书的标准应该是这样,假设原作者是精通中国语文的,译本就是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创作。

傅雷还提倡,再创造的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

但当时新文化所推崇的白话文仍处于有待完善的阶段,跟外国语文,在丰富变化上面差得太远,只能达意,不能传情不足以表达原文的内容和形式"为了再现原作生动的内容!时空的差异和语境的不同,傅雷认为,非杂揉各地方言不可，不妨使用旧小说套语和文言关键在于如何调和,使风格不致破碎。

傅雷创造性地采取了在白话文中加入方言、行话、文言和旧小说套语等办法来转达原文的风格和神韵,使之水乳交融,语言流畅。

傅雷的神似说的内涵，是以美学理论和艺术哲学原理作指导，在大量优秀的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博采众长,集众家神似说之大成，神似说也成为中国翻译思想史上继信达雅说之后的又一伟大理论。

傅雷先生的神似翻译理论,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求信本质,同时也是创新。

有人说神似理论超越并颠覆了中国传统翻译界遵循的求信理念,更加客观地给出了翻译现象的本质,理论意义重大"第一，神似翻译理论是中国翻译标准观念的质的飞跃,是对求信观念的颠覆和超越。

”“信”指意义不背原文，即是译文要准确，不歪曲，不遗漏，也不要随意增减意思。

神似说提倡在尊重译本与原作的背景差异前提下，放弃了对原文翻译绝对遵从,在翻译时要做到“得其精而忘粗”在其内而忘外就使中国的翻译标准观出现从案本到求信之间的明显转变,颠覆和超越了主导中国翻译界的求信观念。

二．傅译风格的主要特点行文流畅,用词丰富,色彩变化1.行文流畅傅雷在《翻译经验点滴》中说:琢磨文字的那部分工作尤其使我长年感到苦闷"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西方人的距离多么远"他们喜欢抽象,长于分析;我们喜欢具体,长于综合"要不在精神上彻底融化,光是硬生生的照字面搬过来,不但原文完全丧失了美感,连意义都晦涩难解,叫读者莫名其妙"这不过是求其达意,还没有谈到风格呢"原文的风格不论怎么样,总是统一的,完整的;译文当然不能支离破碎"东西方文字之间无论是在句法,构词,修辞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距,翻译旨在用本国的文字表达外国译者的意思,但是决不是将外国文字生硬地转化为本国文字那样简单"译者要打破原文的结构,语法,句法,修辞等等,先取其意,然后按照中文的表达习惯,在符合原文风格的前提下,用流畅的汉语进行翻译"2.用词丰富傅雷翻译时最忌讳刻板单调,曾经说:/我的文字素来缺少生动活泼,我很怕译的巴尔扎克流于公式刻板的语句傅雷的这段话当然是自谦之词,也是他对翻译的一个评判标准"从傅雷的译著中,我们不难看到,傅雷非常注意用词的生动活泼,避免多次使用同个词,尤其是在翻译5高老头6的时候,每个字都凝结了他的心血"读过巴尔扎克原文作品的人可能会发现,巴尔扎克的行文有时会有些累赘,前后句子有时会出现重复现象,因此如果总是用同一个句式或者是同一个词进行处理,就会使译文显得罗嗦,累赘,傅雷先生常常是用一些短小精悍的句子或者四字成语来表达,使之言简意赅,生动活泼,这样既如实地传递了巴尔扎克的原文风格,又避免了罗嗦,使读者读起来津津有味。

结合傅雷译著《幸福之路》对其翻译理论的分析摘要：傅雷一名极为著名的中国翻译巨匠，同时，他正直而又严谨，十分受人尊敬。

他的相关翻译理论，类似于翻译哲学思想以及他的“神似论”也广为流传。

他作为一名翻译巨匠，他在严谨的同时极为勤奋，他的一生翻译出了许多的作品。

本文将从傅雷先生的《幸福之路》这一译著出发，对傅雷先生的翻译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

关键词：傅雷；《幸福之路》；翻译哲学思想；一、引言傅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此外，傅雷先生在其他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他也是一名作家、艺术家与教育家。

在20世纪傅雷先生所生活的那一时代，傅雷先生留下了他一生的心血、一生的译作、还有他广为流传的翻译理论等，他正直的人品以及他一生的著作，都在翻译史上为后人留下了难以逾越的高峰。

傅雷先生呕心沥血，用了一生的时间翻译了共计33 部文学作品，编著出了《傅雷译文集》，这部作品共500 余万字、长约15 卷。

傅雷先生的这部作品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带有传奇色彩的翻译巨著。

傅雷先生翻译的《幸福之路》这一文学作品，《幸福之路》这一文学著作的作者是伯兰特·罗素，作为二十世纪英国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幸福之路》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幸福之路》这一作品的译作收录在《傅雷译文集（第十四卷）》之中。

罗索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因而他有着范仲淹的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对全人类的命运的前途有着深刻的重视，所以为追求人类的自由和幸福是作家为一般性著作的代表性的话题。

罗索通过他的著作，通过他关于社会各个方面研究以及著述表达出他对于人类通向自由、通向幸福的道路的研究。

他说过，他并没有以哲学家的角度写那些并不是哲学的主题通俗的作品，而是站在一名普通人的角度上，用普通人所遭遇的苦难所写出的作品，他所追求的是改善普通人的生存环境，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想替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发出他们追求自由、向往幸福的呼声。

《幸福之路》(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写于1930年。

傅雷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傅雷是中国翻译界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翻译思想对中国的翻译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生态翻译学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跨学科的翻译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本文旨在从生态翻译学角度诠释傅雷的翻译思想，探讨其翻译理念、原则和方法在生态翻译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生态翻译学起源于21世纪初，其核心观点是翻译生态环境是翻译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强调译者在此生态环境中的适应和生存。

目前，生态翻译学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但其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对傅雷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填补空白的意义。

傅雷的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其著作《高老头》中。

他强调译者的责任和使命，认为翻译应该是对原作进行深刻理解后的创造性再现。

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傅雷的翻译思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诠释：傅雷在《高老头》中强调了翻译生态环境对翻译的重要作用。

他认为，译者不仅要深入了解原作的创作背景、作者意图等，还要接受者的文化背景和需求，以实现译作与原作的和谐统一。

生态翻译学将翻译生态环境视为一个整体，强调译者在其中进行适应和选择的过程。

傅雷在《高老头》中提倡译者的创造性再现，认为译文应该是译者对原作深刻理解后的再次表达。

在生态翻译学中，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译者被视为生态翻译环境中的重要因素，其主观能动性对翻译的适应性选择和创造性再现具有决定性作用。

傅雷在《高老头》中提出“适应”与“选择”的概念，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对原作进行适应，并在此过程中进行选择。

生态翻译学中的“适应”与“选择”是针对译者的行为提出的，译者在生态环境中进行适应，并对适应的策略进行选择，进而产生译文。

生态翻译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将翻译视为一种生态现象，强调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互动。

傅雷的翻译思想在生态翻译学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为生态翻译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傅雷的翻译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傅雷在《高老头》中强调了翻译生态环境的作用，这与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不谋而合。

简述傅雷先生的主要翻译思想，并评述“形似”与“神似”的关系。

目录一、傅雷先生简介 (1)二、傅雷先生主要翻译思想 (1)三、“神似”与“形似”的关系 (2)四、参考文献 (3)一、傅雷先生简介傅雷（1908.4.7—1966.9.3），字怒安，号怒庵，汉族，上海市南汇县（现南汇区）人，翻译家，文艺评论家。

幼年丧父，在母亲的严厉管教下，养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性格。

早年留学法国，学习艺术理论，得以观摩世界级艺术大师的作品，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

回国后曾任教于上海美专，因不愿从流俗而闭门译书，几乎译遍法国重要作家如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

其译作丰富，行文流畅，文笔传神，翻译态度严谨，成了中国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形成了“傅雷体华文语言”。

他多艺兼通，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均显示出独特的高超的艺术鉴赏力。

1957年被打成“右派”，但仍坚持自己的立场。

“文革”中因不堪忍受污辱，与夫人朱梅馥双双含冤自尽，实现了文格与人格的统一。

傅雷翻译的作品，共30余种，主要为法国文学作品。

其中巴尔扎克占15种：有《高老头》《亚尔培·萨伐龙》《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于絮尔·弥罗埃》《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父》《比哀兰德》《幻灭》《猫儿打球记》（译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抄）。

罗曼·罗兰4种：即《约翰·克利斯朵夫》及三名人传《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

服尔德（现通译伏尔泰）4种：《老实人》《天真汉》《如此世界》《查第格》。

梅里美2种：《嘉尔曼》《高龙巴》。

莫罗阿3种：《服尔德传》《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

此外还译有苏卜的《夏洛外传》，杜哈曼的《文明》，丹纳的《艺术哲学》，英国罗素的《幸福之路》和牛顿的《英国绘画》等书。

傅雷写给长子傅聪的家书，辑录为《傅雷家书》（1981），整理出版后，也为读者所注目。

傅雷谈翻译。

关于傅雷，多的是感动。

联想到他与钱钟书夫妇的好交情，即是后天之耕耘与先天之资质。

很多译稿一改再改，终极版确是回归了最初的译本。

雕琢之工，终不敌直觉之准。

语言本身，在乎习惯与感觉，而文法次之。

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手，是为译事基本法门。

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达到迻译。

理解致力于达意，领悟作用于传神。

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

艺术为本，技巧只是手段。

没有技巧，提高不了作品的艺术性；有了技巧，卖弄文笔，喧宾夺主，也会破坏艺术的完整。

两国文字词类的不同，句法构造的不同，文法与习惯的不同，修辞格律的不同，俗语的不同，即反映民族思想方式的不同，感觉深浅的不同，观点角度的不同，风俗传统信仰的不同，社会背景的不同，表现方法的不同。

测验"适应"与否的第一个尺度是对原作是否热爱，因为感情与了解是互为因果的；第二个尺度是我们的艺术眼光，没有相当的识见，很可能自以为适应，而实际只是一厢情愿。

他们喜欢抽象，长于分析；我们喜欢具体，长于综合。

长句并非不困难，但难的不在于传神，而在于重心的安排。

the genuine grandeur of soul译成"心灵真正的伟大"，光是这一个短句似乎还行，可是放在上下文中间就不成，而非变成"真正伟大的心灵"不可。

外文都是分析的，散文的，中文却是综合的，诗的。

这两个不同的美学原则使双方的词汇不容易凑合。

煦良有句话说得极中肯，他说：字典上的字等于化学符号，某个英文字，译成中文某字，等于水是H20，我们在译文中要用的是水，而非H20。

无论如何，要叫人觉得尽管句法新奇而不失为中文，第一要放大胆子，尽量放大胆子；只问效果，不拘形式。

原文风格之保持，决非句法结构之抄袭。

(当然原文多用长句的，译文不能拆得太短；太短的要像二十世纪的文章。

)有些形容词决不能信赖字典，一定要自己抓住意义之后另找，处处假定你是原作者，用中文写作，则某种意义当用何种字汇。

傅雷：翻译经验点滴导言：对自己著作的方方面面都事必躬亲，是傅雷工作的常态。

他总是力求使每部译著从内容到形式都尽善尽美。

每次自己的作品重版，他都要做大幅度的修改，甚至于完全推倒重译。

傅雷在1953年给香港翻译家宋淇信中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状态：“除重译《克利斯朵夫》外，同时做校对工作，而校对时又须改文章，挑旧字，初二三四校……，常常整个星期日都没歇。

每部稿子，从发排到装订，没有一件事不是我亲自经手的。

……印封面时（封面的设计当然归我负责）还得跑印刷所看颜色，一忽儿嫌太深，一忽儿嫌太浅，同工友们商量。

”有感于傅雷先生对待翻译、编辑工作精益求精的态度，转载傅雷1957年应《文艺报》编辑邀请撰写的《翻译经验点滴》一文如下。

《翻译经验点滴》是目前所见唯一一篇傅雷系统谈论翻译的文章，另有若干与家人、友人往来通信论及翻译相关问题及轶事，收入“译家之言”系列的《翻译似临画》一书。

傅雷查阅资料《文艺报》编辑部要我谈谈翻译问题，把我难住了，多少年来多少人要我谈，我都婉词谢绝，因为有顾虑。

谈翻译界现状吧，怕估计形势不足，倒反犯了自高自大的嫌疑；五四年翻译会议前，向领导提过一份意见书，也是奉领导之命写的，曾经引起不少人的情绪，一之为甚，岂可再乎？谈理论吧，浅的大家都知道，不必浪费笔墨；谈得深入一些吧，个个人敝帚自珍，即使展开论战，最后也很容易抬出见仁见智的话，不了了之。

而且翻译重在实践，我就一向以眼高手低为苦。

文艺理论家不大能兼作诗人或小说家，翻译工作也不例外；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翻译理论，头头是道，非常中肯，译的东西却不高明得很，我常引以为戒。

不得已，谈一些点点滴滴的经验吧。

我有个缺点：把什么事看得千难万难，保守思想很重，不必说出版社指定的书，我不敢担承，便是自己喜爱的作品也要踌躇再三。

一九三八年译《嘉尔曼》，事先畏缩了很久，一九五四年译《老实人》，足足考虑了一年不敢动笔，直到试译了万把字，才通知出版社。

至于巴尔扎克，更是远在一九三八年就开始打主意的。

第四课傅雷译文赏析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Bertrand RussellChapter 6: Envy (excerpt)Among average respectable women envy plays an extraordinarily large part. If you are sitting in the underground and a well-dressed woman happens to walk along the car, watch the eyes of the other women. You will see that every one of then, with the possible exception of those who are better dressed, will watch the woman with malevolent glances, and will be struggling to draw inferences derogatory to her. The love of scandal is an expression of this general malevolence: any story against another woman is instantly believed, even on the flimsiest evidence. A lofty morality serves the same purpose: those who have a chance to sin against it are envied, and it is considered virtuous to punish them for their sins. This particular form of virtue is certainly its own reward.Exactly the same thing, however, is to be observed among men, except that women regard all other women as their competitors, whereas men as a rule only have this feeling towards other men in the same profession. Have you, reader, ever been so imprudent as to praise an artist to another artist? Have you ever praised a politician to another politician of the same party? Have you ever praised an Egyptologist to another Egyptologist? If you have, it is a hundred to one that you will have produced an explosion of jealousy.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Leibniz and Huyghens there are a number of letters lamenting the supposed fact that Newton had become insane. 'Is it not sad,' they write to each other, 'that the incomparable genius of Mr Newton should have become overclouded by the loss of reason?' And these two eminent men, in one letter after another, wept crocodile tears with obvious relish.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event which they were hypocritically lamenting had not taken place, though a few examples of eccentric behaviour had given rise to the rumour.Of al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rdinary human nature envy is the most unfortunate; not only does the envious person wish to inflict misfortune and do so whenever he can with impunity, but he is also himself rendered unhappy by envy. Instead of deriving pleasure from what he has, he derives pain from what others have. If he can, he deprives others of their advantages, which to him is as desirable as it would be to secure the same advantages himself. If this passion is allowed to run riot it becomes fatal to all excellence, and even to the most useful exercise of exceptional skill. Why should a medical man go to see his patients in a car when the labourer has to walk to his work? Why should the scientific investigator be allowed to spend his time in a warm room when others have to face the inclemency of the elements? Why should a man who possesses some rare talent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world be saved from the drudgery of his own housework? To such questions envy finds no answer. Fortunately, however, there is in human nature a compensating passion, namely that of admiration. Whoever wishes to increase human happiness must wish to increase admiration and to diminish envy.第六章嫉妒一、傅雷译文：在一般的善良妇女身上，忌妒具有非常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