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训诂中的义理阐释

“中国阐释学”义理与典籍翻译中的多元阐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阐释学一直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阐释学可以理解为对文本、经典进行诠释、解释和传达的学术体系和方法。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阐释学一直是重要的学术传统，而且在翻译典籍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在典籍翻译中的多元阐译也是中国阐释学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对于诸子百家、佛教经典、道家典籍等以及各类古籍的阐释和翻译一直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也呈现出了多元的阐译特点，这对于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阐释学是文人学士必备的学术技能之一。

从《论语》、《庄子》、《老子》等经典的各种注释版本来看，中国古代的阐释学非常丰富多样。

针对经典进行的多元阐释，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学者对经典的尊重和重视，更体现了他们对经典内涵的深刻理解。

这种多元阐释不仅 enrich 了古典思想，也为后人提供了多样的阐释思路。

在典籍翻译方面，中国的传统阐释学同样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在对外的文化交流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翻译和传播非常重要。

而在翻译中国典籍的过程中，多元阐译的特点也是非常明显的。

以《道德经》的翻译为例，不同学者对《道德经》的翻译有着不同的阐释。

有的学者侧重于对《道德经》文字的直译，强调准确传达原文的意义；有的学者则着眼于对《道德经》内涵的理解，注重表达其中的深刻思想。

这种多元的阐译不仅丰富了译文的内涵，也为后人形成了不同的阐释传统。

中国阐释学与典籍翻译中的多元阐译是紧密相关的。

中国传统文化内在包容了各种不同思想流派的精华，对这些思想进行阐释和传递也呈现出了多元的面貌。

中国的典籍翻译也不是简单地把文字翻译出来，更重要的是对其中的思想和内涵进行深入的阐释和解读。

多元阐译的存在既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也为后人提供了多样的思想遗产。

多元阐译也可能带来一些争议。

不同的阐释方法和理解方式可能导致不同的翻译结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偏离原意。

“中国阐释学”义理与典籍翻译中的多元阐译“中国阐释学”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阐释方法和思维方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家文化中，阐释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学术活动和思维方式，不仅涉及对经典文献的解读和理解，也涉及对社会现象、人生道德等问题的思考和解释。

阐释学强调多元阐译的重要性，即通过多种不同的解读和解释来理解和诠释经典文献，以及对人生、道德等问题进行思考和阐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文献非常丰富多样，涵盖了哲学、文学、史学、政治等方面的内容。

这些经典文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区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和诠释。

在中国阐释学中，人们意识到一个经典文献可能有多种不同的阐释，不同的解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思维方式展开，其中既包括文学艺术的解读，也包括哲学思辨的解读，还包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解读。

多元阐译的重要性在于能够帮助人们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一个经典文献的内涵和意义。

一种单一的解释方式可能无法完全体现一个经典文献的丰富性和深度。

通过多种不同的解读和解释，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和思维方式探讨经典文献中的问题，并对人生、道德等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多元阐译也能够反映出社会的多元化和尊重不同观点的态度。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强调和谐与合作的思维方式被认为是重要的价值取向。

多元阐译的做法也是对这种价值取向的一种体现。

通过多元阐译，人们可以增加不同观点和思维方式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促进思想的碰撞和共融，有助于构建富有包容性和多元化的社会。

多元阐译也面临一些挑战和困难。

不同的解读和解释可能会产生争议和分歧，也有可能产生混淆和误解。

在进行多元阐译时，人们需要进行充分的讨论和辩论，以确保不同的解读和解释之间的沟通和理解。

“中国阐释学”义理与典籍翻译中的多元阐译“中国阐释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一种研究中国文化的方法论，它主要强调语言的多义性和阐释的多元性。

在翻译典籍时，多元阐译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

中国阐释学的义理中国阐释学主要与语言和文本有关，它探讨的是文本在读者和作者之间被阐释的过程，并深入探讨了语言的多义性和文化背景的影响。

它认为，语言和文本的本质是模糊的，意义是多元而不止一种的。

因此，在文本的阐释中，需要考虑到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历史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在中国阐释学中，重要的是主观感受和观念的分析，因为阐释总是要考虑到一个人的语言和文化背景。

而这个背景是个人的，因此阐释的结果定然是多元的。

中国阐释学认为，阐释不仅是一种把握文本中各种含义和信息的方法，而且还是一种从阐释者的视角，对文本和存在、哲学和形式等方面进行的分析和解释。

在翻译中国古代典籍时，由于古代汉语的语言特点和文化背景等原因，可能会出现多种不同的阐译方法。

这些阐译方法中，可能有些是基于语言及措词的解释，有些是基于历史和文化背景的解释，还有些可能是基于哲学和思想观点的解释。

举个例子，当我们翻译《论语》时，其中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就有多种不同的解释。

一种解释可能是，孔子是在说，他不担心别人不了解他，而是担心自己不了解别人。

换句话说，孔子认为互相了解是很重要的。

但是，另一种解释可能会是，孔子是在说，他不介意别人不理解他，而是担心自己无法理解别人。

这样理解，孔子的话就表示人与人之间存在交流的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解释方法，以强调不同的阐释结果。

但是，在进行多元阐译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方法不是任意阐释，而是基于历史和文化背景等因素产生的，且需要对不同阐释结果进行分析和比较。

总之，中国阐释学和多元阐译在翻译典籍时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它们强调了阐释的主观性和文本的多义性，同时也提醒我们在翻译时要尊重文化背景和历史前提等因素，以便更好地传达原文的信息和意义。

“中国阐释学”义理与典籍翻译中的多元阐译中国阐释学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重要理论学科之一，旨在解释和理解经典文献，深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推动文化传承和创新。

在中国古代，阐释学在经典文献的翻译和解释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形成了独特的阐释传统和方法论。

阐释学的核心是多元阐译，即通过不同的解释和翻译方式来理解文本意义，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经典文献的尊重和重视，也为当代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和传承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本文将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阐释学的义理及典籍翻译中的多元阐译。

一、中国阐释学的义理中国古代阐释学主要包括经学、儒学、道学等学派，以经学为主要代表。

经学是对儒家经典文献的阐释和研究，其主要目的是理解经典文献的实质和精神内涵，探讨经典文献中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阐释学的义理主要包括对经典文献的解读和理解，对传统文化的解释和传承，对文化语境的认知和理解等。

中国古代阐释学的义理中，最重要的是对《易经》、《论语》、《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文献的解读和阐释。

儒家文化在中国千百年来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儒家经典文献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阐释学的重要对象。

古代儒家学者通过对儒家经典文献的阐释和解读，不仅深化了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中国典籍翻译中的多元阐译中国古代典籍翻译是中国阐释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古代文化底蕴深厚，典籍众多，其翻译工作一直备受重视。

在典籍翻译中，多元阐译是中国阐释学的重要原则和方法。

多元阐译是指通过对典籍的不同解释和翻译方式，实现对典籍文本的多层次理解和传播。

中国古代典籍翻译中的多元阐译表现为不同版本的翻译。

中国古代典籍多次被翻译成不同版本，每一版翻译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价值。

不同版本的翻译可以为读者提供更多的选择，也为文本的进一步理解和传播提供了更多可能。

中国阐释学的兴盛和发展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

中国古代对典籍文献的解释和阐释，深入解读经典文献的价值和意义，传承和弘扬了儒家文化，也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创新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

从训诂之学到义理之学——理学发生史一个侧面的考察唐宋之际的儒学更新运动实质上可视为理学的发生过程。

这场运动主要是从内外两个层面上同时展开的。

就内而言，那就是抛弃传统儒学的粗疏的目的论的理论形态，否定汉唐儒学的章句训诂之学，从儒家原典中发掘新的思想资料，并以之为出发点对佛道学说中有用的思想资料进行整合，把儒学引向义理之学，进而逐步建立起以社会伦理作为宇宙万物本原的本体论哲学。

就外而言，那就是强烈要求恢复儒学原有的“独尊”地位，对造成魏晋以降儒学中衰的外部因素——佛道二教和四六时文，进行大张旗鼓的挞伐，试图使儒学重新成为人们最终的精神归宿，进而能重新全面指导人们的社会生活。

由此，引出了唐宋之际系列的思想、学术乃至文化的变迁。

笔者曾专文检讨过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唐宋间的排佛道思潮。

①本文的旨趣，意在从儒家经学这个侧面，考察一下唐宋之际原典研究取向之变迁，从而能更准确地把握理学发生的脉络。

__________________-①请参拙作《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略论唐宋间的排佛道思潮》，《复旦学报》1994年第2期。

（一）关于宋明间持续近七百年的思想主流，学术界历来存在多种称法，或“道学”，或“理学”，或“宋学”，或“新儒学”，不一而足。

其中“新儒学”一名，原为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冯友兰、陈寅恪等先生一度采用。

①以后主要在海外学界被广泛适用，只是近十几年来才在国内部分学者的论著中出现。

究其含义，乃是指称宋代开始出现的、有别于先秦原儒、汉唐经儒的新的儒学形态。

至于“道学”、“理学”和“宋学”三者，均为中国历史上旧有的名称，尽管它们出现的时间有先后之别。

有关这三个名称的历史演变、内涵外延及利弊得失，前修时彦所论颇备，且仁智互见，各有依据，似无统一之意产在我看来，对这些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名称，只要能做到言不害义，又不至产生误解的话，大可悉听尊便，不必强求划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就我所知，“新儒学”之名，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34年）首先使用，陈寅恪在该书的《审查报告》中亦用此名（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

东华人文学报第三期2001年7月页347-380东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阮元「以古训求义理」训诂方法析论程克雅*提要阮元（1764~1849）为干嘉时期著名学者，钱穆《近三百年学术史》称述其学，谓：「芸台讲学，颇师承东原，守以古训发明义理之意」。

傅斯年在《性命古训辨证．引语》中也说：「阮氏聚积《诗》、《书》、《论语》、《孟子》中论『性』、『命』字，以训诂学方法定其字义，而后就其字义疏为理论，以张汉学家哲学之立场，以摇程、朱之权威，夫阮氏之结论固多不能成立，然其方法则足为后人治思想史者所仪型。

其方法惟何？即以语言学之观点治思想史中之问题，是也。

」在钱、傅二氏所提出的论述中，吾人论究阮元于经学、小学的考据，以及义理的阐释，必须关联在一起，也就是必须透过以下三个层面来予以考察：其一，是古代训释资料的归纳收集；其二是统合古代的训释数据并予以抉择、解释；其三是利用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的问题。

在这三个层面中，也各有方法论的考虑，本文即就以上三方面一一析论阮元的论据及其在各个不同层面的解释效力问题。

「以古训求义理」除了以上考据之学的内部问题之外，在训诂学与思想史的不同范畴中，也具有一定的意义，钱穆辨析「类聚古训」的做法，曾追溯朱子评语说：「恐长学者欲速好径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

」；至于傅斯年虽对阮氏结论持保留态度，仍然认为阮氏《性命古训》是「以语言学之观点治思想史」之仪型，因此，本文另一个析论的重心，即就清代干嘉以来的汉学家的学术风气及方法旨趣，说明这一外部问题的考察中，阮元企图藉训诂而明晓义理的学术成果，局限与评价。

东华人文学报第三期关键词：阮元、《经籍纂诂》、《揅经室集》、《性命古训》、训诂学阮元「以古训求义理」训诂方法析论阮元「以古训求义理」训诂方法析论程克雅东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系一、「以古训求义理」的研究背景清代干嘉时期（1735~1849）的学术，以征实考据为主：学者擅长名物训诂，累积了相当的成果。

作者： 尉利工
作者机构： 青岛大学思政部,山东青岛266071
出版物刊名： 哲学动态
页码： 55-60页
年卷期： 2013年 第3期
主题词： 经典诠释;义理;训诂;朱子;儒家经典;集大成者;考据;目的性
摘要：在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中，作为宋学的集大成者，朱子在注重义理发挥的同时，也并未忽视名物训诂及考据工夫。

由对经典的名物训诂人手求得经文之本意，进而达到对义理的把握，是朱子治经的一贯理路。

忽视对经典的训诂考据而一味凭己意发挥义理，这样的义理便失去了根基；而只对经典做文字或字面上的训诂考据，不注重发挥经典中的义理，经典诠释便失去了目的性。

“谓道学不当留情校勘者固非，谓校勘考据即可自成一业以与道学相抗衡，则又非之尤非也。

”可以说，训诂与义理并重是朱子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原则。

孟琢：论中国训诂学与经典阐释的确定性孟琢，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副教授“确定性”是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学的基础命题，它意味着对具有任意性、解构性特点的“强制阐释”的克服，指向了基于语言社会性的具有客观性、公共性的阐释实践。

阐释的确定性体现在两个层面：对象的确定性与语言的确定性。

一方面，阐释想要凝视于“事情本身”，就不能与客观的阐释对象错位与脱节。

“阐释对象的存在，是客观的、自然的，是阐释借以生存并展开的可能基础与条件。

无论何种方式的阐释，皆为确定对象之阐释。

强调阐释的约束与规范，最基本的一点，是阐释对象的确定。

”另一方面，阐释是语言的阐释，阐释主体与阐释对象之间的确定关联，是通过语言实现的。

语言文字的系统性与公共性为阐释确定性提供了基础，只有把握了语言世界中的确定性规律，才能实现阐释的确定性。

正因如此，包括了文字、音韵、训诂的传统“小学”，特别是以汉语言文字的意义世界为中心的训诂学，就成为中国阐释学体系必不可少的基础性要素。

训诂学是一门以经典的解读与阐释为基础工作的古老学问，从先秦到现代，它积累了丰富的经学、史学、子学、文学的阐释实践经验，形成了以文献语义的确证为中心的阐释原理与阐释方法。

可以说，如何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建立经典阐释的确定性，是贯穿训诂学历史全程的关键问题，也是训诂学参与中国阐释学自主理论体系建设的学术起点。

一、新诠与定解：中国训诂学的扬弃之路经典阐释的确定性是在中国训诂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建立起来的。

训诂学源自先秦儒学，孔子强调“正名”，旨在构建名实相副的语言秩序，其中蕴含着“因文求道”的语言观。

先秦儒家在建立经学的过程中形成了早期的训诂传统，这意味着“小学通经学”的滥觞，经典义理可以在语言解释中得以展现。

与之不同的是，老庄之学发展出“得意忘言”的语言观，体现出对语言解释的怀疑态度，强调超越语言的体悟性认知。

两种语言观针锋相对，阐释的确定性意味着前者对后者的克服。

两汉以来，经学成为中国思想学术的主流，训诂学亦随之大兴。

训诂学知识训诂的两种形式训诂（或称作文辞）是一门研究古代文学作品的学科，其目的是通过分析、解读和诠释古代文学作品，以期更好地理解和欣赏文学艺术的内涵。

训诂学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出现了不同的形式，但可以归纳为两种主要的形式或体裁。

下面我将分别介绍这两种形式。

1.词章训诂：词章训诂是指通过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文字、词句、章节等细节进行分析和解读，来理解作品的意义和艺术特点。

这种形式的训诂学注重对文字和语言的研究，强调通过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揭示作品的真正含义。

在中国古代，词章训诂以《毛诗》、《诗经》等诗歌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

训诂学家会对其中的每一个字句进行解读，推测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和情感，以及作者的背景和意图。

通过对古代诗词作品的词章训诂，人们可以探索古代文学的美学和文化内涵。

2.义理训诂：义理训诂是指通过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进行分析和诠释，来理解作品的哲学、伦理和文化意义。

这种形式的训诂学注重对作品的含义和思想进行研究，强调通过对作品背后的深层意义进行分析，揭示作品所代表的价值观和理念。

在中国古代，义理训诂以《论语》、《道德经》等哲学和伦理经典为主要研究对象。

训诂学家会对其中的每一个章节和思想进行解读，揭示其中的道德原则、人生哲理和社会价值。

通过对古代哲学经典的义理训诂，人们可以理解古代文化的智慧和精神追求。

无论是词章训诂还是义理训诂，都是训诂学的重要形式，各有其研究的重点和方法。

词章训诂注重对文字和语言的研究，通过对细节的解读来揭示作品的意义和艺术特点；而义理训诂则注重对思想和价值观的研究，通过对作品的整体思想进行分析来揭示其中的深层含义。

这两种形式的训诂学相辅相成，可以互相补充，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古代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意义。

浅析“义训”与“训诂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训诂学这门古老的学科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复兴和发展，对训诂实践的梳理工作进入了理论层面，大量关于训诂学理论的专著和论文陆续出版发表，其讨论的问题主要涉及两个基本问题：训诂学的性质和训诂方法。

对于训诂方法的界定，诸家学说历来众说纷纭，而对于“义训”的归属，也一直存有分歧，这使得训诂方法和训诂形式关系混乱，研究者各持己说，使学习者无所适从，阻碍了训诂学的普及和研究。

因此，深入研究训诂方法和义训，理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极其重要和必要的。

一、“训诂方法”诸说概况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训诂方法”分类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以下几种情况：1.传统的三分法按照传统的分类，训诂方法一般分为“形训”“声训”“义训”三种。

如周大璞《训诂学要略》、张永言《训诂学简论》、白兆麟《简明训诂学》、吴孟复《训诂通论》、黄大荣《训诂学基础》、赵振铎《训诂学纲要》、杨端志《训诂学》等都持有这样的观点。

需要指出的是：吴孟复在传统三分法的基础上，又论述了“义界”和“代言”的方法。

周大璞在《训诂学初稿》中又添加了“观境为训”的训诂方法。

杨端志《训诂学》分别介绍了传统训诂的形训、声训、义训，并且指出“基本上是针对实词的”。

但他同时认为，“由于虚词本身的特点，虽然音训、义训也适应于虚词，但在古代训诂中解释虚词的方法与解释实词又是不尽相同。

”所以杨设专节加以介绍，归纳出指明虚词词性、以声音为训、同义词相训和描写语法意义四类解释虚词的方法。

这对训诂方法的细化和系统化具有启示作用。

以上这些观点是训诂方法传统的“形训”“声训”“义训”的三分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一定的扩展。

2.新三分法这里所说的“新三分法”采用的是白兆麟的观点：“取消‘义训’的新三分法。

”[1]陆宗达、王宁把训诂方法归结为：以形索义、因声求义和比较互证三种。

陈绂承其学说归纳为：以形说义、因声求义、据文证义三种。

白兆麟上世纪90年代观点有新的变化，用“引申推义”取代了“直陈语义”。

“中国阐释学”义理与典籍翻译中的多元阐译【摘要】中国阐释学是中国传统学术领域中的重要分支，多元阐译作为其中的重要理论观点和方法，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

本文首先介绍了中国阐释学的概念和多元阐译在其中的地位，然后对比了传统解释方法和现代翻译理论，探讨了多元阐译对典籍翻译的影响及在当代中国阐释学领域中的应用。

接着分析了多元阐译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探讨了多元阐译对中国阐释学的意义，并展望了未来多元阐译在中国阐释学中的发展方向。

最后进行总结，指出多元阐译在中国阐释学中的重要性和影响。

通过本文的研究，有望深入了解中国阐释学中多元阐译的价值和作用，为其未来发展提供重要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中国阐释学、多元阐译、典籍翻译、传统解释方法、现代翻译论述、影响、当代应用、挑战、机遇、意义、发展方向、总结1. 引言1.1 中国阐释学的概念中国阐释学是一门研究翻译、释义、诠释等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学科，旨在探讨文本的多重意义，并将其传达给受众。

中国阐释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对文化、语言、历史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量，在翻译和阐释过程中注重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跨文化交流。

中国阐释学强调对文本背后的意义和内涵进行深入解读，突出对文本的多元解读和多元阐释。

中国阐释学倡导多元阐译，即通过不同的视角、方法和理论对文本进行解读和翻译，以呈现出更加丰富、多样的文本意义。

多元阐译在中国阐释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促进了文本的多维度理解和传播，也推动了中国阐释学的发展和创新。

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多元阐译在中国阐释学中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丰富了中文典籍的国际传播和影响力。

通过探讨中国阐释学的概念和多元阐译的理论基础，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应用多元阐译在中国阐释学领域中的实践意义和价值。

1.2 多元阐译在中国阐释学中的地位多元阐译在中国阐释学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在传统的中国阐释学中，通常会采用一种主流的解释方法来阐释典籍，这种方法可能会受到当时的思想、文化、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了解释的局限性。

钱大昕寓义理于训诂的义理观探讨《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春之卷王俊义关键词钱大昕义理观训诂在研习清代学术思想史过程中，乾嘉学者钱大昕的道德文章使我深为钦敬与折服，八十年代初曾撰《钱大昕学术思想述略》一文，聊抒心得，但该文对钱氏的义理观很少涉及。

近来又重新阅读《嘉定钱大昕全集》①，这里拟就钱氏义理观做些探讨。

一一些值得深入研讨的问题在中国经学史两千多年发展演变的历程中，不同时期的儒学流派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与传布，常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与特征，即或强调阐发义理，或突出训诂考据。

学术史上以体现这两种方式与特征的各个学术流派，或同时并存或互为消长，此伏彼起，争论不休。

而贯穿于两汉至明清的经今、古文学之争；汉、宋学之争，及至尊德性、道问学之争，实际上往往是义理与考据之争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反映。

由于学者们在治学过程中，都必不可免涉及到义理、考据、词章。

因此，一些学人逐渐对治学之途进行分类。

北宋时期的程颐就曾提出：“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

一日文章之学；二日训诂之学；三日儒者之学。

欲趋道，会儒者之学不可。

”(爹概言之，这里所谓的文章即词章，训诂即考据，儒者之学即义理。

程颐作为理学家的代表人物，自然着重强调“道”和“义理”。

清中期的戴震又进一步提出，“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⑨他这里实际上已明确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三分说的观点。

此后，一些学者提出的分类说，虽各有不同，但大致不外义理、考据、词章之分。

①钱大昕《嘉定钱大听全集》，陈文和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②《二程语录》卷十一。

③戴震《与方唏原书》《戴震集》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89页。

’钱大听寓义理于训诂的义理观探讨67流派的演变与发展，却往往不依人的愿望为转移。

问题在于上述各学术流派间的争论，常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相交织，而政治斗争则很难调和，加之分别隶属于经今、古文学派及汉、宋学派的学者们，往往又都有很深的门户之见。

论传统训诂中的义理阐释
“义理阐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普遍流行的一种理论体系，是一种解释规范期望行为的古老
思想。

其基本处于道家思想的影响下，认为identification with brithais a core val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义理阐释依据至善至美，在应用中，义理阐释被普遍用于
治学、政治、法律等方面。

义理阐释以“正义正中”为原则，把客观的道德规范融入文化思想，深入人心深处。

义理阐
释以理念加以阐释，从理性上来说，它能在理智与荒诞之间取得平衡，让人们不被感性影响，按其规范要求去做。

义理阐释倡导仁义礼智兼备的理想，能有效促进社会和价值观的发展，从而让人们满足自身的价值潜能，慧剑自知。

此外，义理阐释的用途广泛，被应用于政治、管理、教育、文学等各个领域，被广袤的中华文化所接受。

义理阐释的价值观和表达方式为传统中国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极有效的评判及实现途径。

义理阐释通过引导人们安身立命、追求至善、勇敢地履行义务及努力去实现自身价值潜能，增强了国家文化的团结合作力，有助于学者更深入思考传统中国文化的作用，从而提升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中国古代经部古籍中的义理中国古代的学术中有一门，称为义理之学，所谓义理之学，就是对古代典籍中的思想含义的发微阐幽，读古书不重视深入了解其中的义理，就等于不读，可知义理之学之重要。

中国古代学术的基本核心就是所谓的义理，一切学问都要围绕这些义理来展开，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以不断深化、凝炼，分散到经、史、子、集，各具不同的形态，而从不同的部类出发，对于义理的探讨、表述又各有不同的形式。

“义理”二字，是古人的概念，二字各有含义。

义，包括几个层次，首先是字之义，然后是句之义，最后是文之义。

中国古代的文字，常常都是一字多义，不同的字组成为句子和文章时，这个字是何义，则受句子和文章的限定，这可以通过全句和上下文义而确定。

另一方面，一篇文章，由不同的字组成，整篇文章的文义，又由每个字的字义所决定。

所以，字义、句义与文义，是相辅相成的，可以相互启示。

只有准确理解了一篇文章的每个字的字义以及每句话的句义，才能了解整篇文章的文义，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理解其中的“理”。

理是超出文字与文章的言外之义，即古人所说的得意忘言之意。

义与理相结合，表示古人所撰写的文章所含有的表面之义与深层之理。

须先知表面之义，才有可能知其深层之理。

由于中国文字常可表达多义，而由字所组成的句义和文章之义也就可以有多种解释，所以包含在其中的理也会有多种解释，绝不会是一种固定单纯的道理，不然的话，也不会有历代学者不断进行阐释，从中发挥出越来越多的道理了。

这说明：义理之学就是后人对前人的著述的字义句义文义以及深层道理的不断探索，不断理解，而这种探索与理解，从方法论角度讲，就是义理之法。

纵览国学的各个部分和层面，都可以从中挖掘出一以贯之的义理，这种义理的理解与阐释，即使到了今天和将来，仍可以不断温故而知新，义理之求正未有穷尽。

以下分别从经、史、子、集四个方面各选一例，简略论述其中义理的阐释方式，使读者了解国学的义理之法与义理之学之原貌。

经部之学中的义理阐释方法，主要是对最原始的经进行注释，这称之为传，然后在经与传的基础上，由后代学者不断加以注疏和阐释。

“中国阐释学”义理与典籍翻译中的多元阐译中国阐释学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它旨在阐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理和思想。

在阐释中国典籍的过程中，多元阐译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本文将从中国阐释学的概念入手，分析多元阐译在典籍翻译中的作用和意义。

中国阐释学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理和思想的学科。

它主要涉及到对中国经典文献的解读和翻译。

中国阐释学不仅仅是对文字的解读，更重要的是对其后面的意义和思想进行理解和解释。

中国阐释学旨在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思想体系和道德准则，为现代人的生活和思考提供参考和借鉴。

在中国阐释学中，多元阐译起着重要的作用。

多元阐译指的是对同一文本进行多种不同理解和诠释的过程。

在典籍翻译中，多元阐译能够帮助读者更全面地理解和领悟文本所包含的意义。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一词语或句子可能有不同的涵义和解读方式。

通过多元阐译可以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文本，更好地把握其中的思想和意义。

多元阐译在典籍翻译中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多元阐译能够促进思想的碰撞和交流。

当不同的诠释方式相互对立或相互补充时，产生的思想冲突和交流可以激发出新的思考和见解。

通过多元阐译，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文本，从而开阔思维，激发创造力。

多元阐译能够促进跨文化的交流和理解。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特点和价值观念，对于外国读者来说，理解和接受这些文化内涵可能会存在障碍。

而通过多元阐译，可以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和价值观与外国文化相结合，使其更容易被外国读者理解和接受。

多元阐译能够提高翻译的准确性和质量。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单一的诠释方式可能无法涵盖所有的意义。

而多元阐译可以通过不同的解读，避免对文本意义的偏颇和误解，从而提高翻译的准确性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