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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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中国传统文人做学问,最看重功底。
就像僧人设坛传经,没有人看哪个僧人写了什么鸿篇巨制,而是看他在讲经时,是否真有学问。
有的学人穷其一生,可能只写了薄薄一本“小册子”,但腹中诗书却车载斗量。
这种注重学问功底的“评价体系”,从他们治学的路数即可看出。
中国传统文人的治学路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我注六经”,一种是“六经注我”。
所谓“我注六经”,就是根据其他典籍提供的知识来注经书,力求追寻经书的原始意义,所谓“无证不言,孤证不立”,意在强调言必有出处,不可望文生义,牵强穿凿。
这种注释经书的工作,最见学术功底,也最能体现一个学者的学术视野。
直到今天,为古籍作注,仍被视作古典文学研究的“见功力”行为。
一部有价值的注本,比所谓的一部部“专著”,也更能引起同行的敬重。
所谓“六经注我”,就是在“我注六经”的基础上,做更深入的研究,融会其他领域的知识,打通经文与经文之间的思想壁垒与价值壁垒,对原有的经文加以引申、发挥,提出建设性的学术观点,建立新的思想体系。
这一点我们从上个世纪初王国维对《红楼梦》的研究路数,可以看出“六经注我”带给王国维的“学术便利”。
上个世纪胡适曾提出个有名的口号,名之曰“整理国故,输入学理,再造文明”。
我们可以形象(当然亦有失准确)地把“整理国故”的工作理解为“我注六经”的“打基础”、“见功底”的工作,把“再造文明”的工作理解为“六经注我”、“容纳古今”、“会通创新”的创造性工作。
治学如是,读书亦当如是。
在我接触的朋友中,有许多手不释卷的“书中瘾君子”,但也不乏把书读成“文明的碎片”的“书中迷路者”。
正如一位学者说的那样,从一个人读书的方法,可以看出这个人受教育的程度,可以看出这个人学问的深浅。
这话是否说得绝对了些,这里按下不表。
但用中国传统文人做学问的路数来读书,的确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用“我注六经”的方法来读一本书,我们可以从书中的一个个细节入手,从一个个知识点入手,把书中的内容弄懂吃透。
梁启超墨学研究方法中所呈现的“六经注我”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化名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影响。
他提出的“六经注我”墨学研究方法是他对儒家经典的独特解读和应用。
以下将从“六经注我”的基本含义、具体内容和特点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六经注我”是梁启超墨学研究方法的核心内容。
“六经”指的是《易经》、《尚书》、《诗经》、《礼记》、《周易》和《春秋》六经经典,是儒家经典的核心篇目。
而“注我”,则是指对经典的注解和个人体验的注解方法。
梁启超认为,经典是有限的,注解是无限的,个人体验是与众不同的。
通过将个人体验与经典进行对照和注解,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和阐释经典的内涵。
“六经注我”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对经典的注解和对个人体验的注解。
对经典的注解是通过梳理和解释经典中的核心观点和理论,将经典的原文进行解读和注释。
同样,对个人体验的注解则是将个人的思考和感悟与经典内容进行对照和解释。
通过将个人的体验与经典进行对话和对照,可以使个人的体验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更广阔的内涵。
“六经注我”的方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这种方法是一种主观的、个人化的阐释方法,强调个人的体验和理解。
梁启超认为,经典的理解和应用必须结合个人的体验和认知,才能真正理解和弘扬经典的精髓。
这种方法是一种综合性、对话性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经典文献和个人体验的对话和对照,使研究者能够对经典进行多维度的解读和理解。
这种方法是一种动态的、创造性的研究方法,强调在理解经典的基础上进行个人的思考和创造。
梁启超认为,经典是不断发展和演化的,个人的独特体验和思考可以为经典的传承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梁启超的“六经注我”墨学研究方法是对儒家经典的独特解读和应用。
通过注解经典和注解个人体验的方式,实现个人对经典的深入理解和阐释,并为经典的传承和发展作出贡献。
这种方法强调主观的个人思考和创造,综合的对话与对照,以及动态的发展与演化,对后来的学者和研究者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什么意思核心提示:【名句·出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宋史·陆九渊传》)【原文·语境】或劝九渊著书,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 ——《宋史·陆九渊传》节选尝闻或谓陆先生云:“胡不注六经?”先生云:“六经当注我...【名句·出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宋史·陆九渊传》)【原文·语境】或劝九渊著书,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宋史·陆九渊传》节选尝闻或谓陆先生云:“胡不注六经?”先生云:“六经当注我,我何注六经。
”——《陆九渊集·年谱》节选【释义·点评】六经是指六部儒家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
陆九渊提出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说法,蕴义玄妙,如同禅语,后世学者对其解释也不尽相同。
有人认为陆九渊“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意谓其思想皆出自“六经”,可以与圣人之言互相发明。
“六经注我”,就是把六经作为我的注脚,也就是以主体自我为中心,借助文本来阐发自我的思想。
文本可以根据主体阐发个人观点和思想的需要进行演绎和发挥;“我注六经”,就是我来为六经做传注,即以文本客体为中心,主体对文本进行忠实的还原工作。
“六经注我” 与“我注六经”意思是相对立的,是两种相反的态度、方法和门径。
也有人这样解释:陆九渊认为真正的圣贤事业不是对先圣经书做文字层面的诵读传注,而应该是自己发自本心的言行实践。
这种本心,是人人固有的,是与圣人本心相同相通的。
这种发自本心的言行,自然是圣贤事业的最好体现,也是对记载先圣言行的六经的最好传注。
既然我已与圣人同心,而六经既然是圣贤言行注脚,我的言行也自然与圣人言行不悖,因而六经也就是我的言行注脚,这就是“六经注我”。
既然我的言行与圣人言行即六经并无不同,也就是说,我的言行实际上已经为六经做出解释,即“我注六经”,也就用不着再去从文字层面去为六经做传注。
“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二水居士这样注释古拳谱编者二水居士校勘的新书《王宗岳太极拳论》《太极功源流支派论》《太极法说》,已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正在各大书店、电商热销。
读着这三本书,再听听二水讲他是怎样校勘古拳谱的,特别长学问。
传统的校勘疏证,所谓“我注六经”,无非是版本的校勘,与字形字义的疏证。
把校注者“我”,隐藏在字里行间。
即便想表达一私之见,也仅仅只是通过比较以往校注者之间的分歧,说声yes或no,绝对不会针对六经本身呛声。
老拳谱在传承过程中,始终以抄本形式,非公开的得以流传,无严格意义上的“版本”可言。
籍以参校的本子,非常有限,本子里豕亥鱼鲁,暂且不论,有些文辞讹误,词不达意,莫衷一是。
所以校勘过程更像是猜谜。
猜谜,唯一有效的方式,只能通过进入设置谜面者内心的知识储备库中,去检索与谜面最为相近的谜底。
再者,三个拳谱都是晚清的文本。
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已经与传统的语意环境渐行渐远。
今人面对自己老祖宗留下来的汉字,其实已经无法走入老祖宗的内心,或有可能误入夷寇陷阱。
所以,二水在校勘疏证的同时,更侧重于三本老拳谱语义的关联性,在发掘文本作者字字皆有出典,字字皆有着落的同时,试图走入他们的内心知识储备库,去探讨原作者的内心情怀,在此基础上,梳理出三本老太极拳理论内在的脉络,并为纷繁杂芜,乱象众生的太极拳,找回其原本应有的“定位”:太极拳,一门性命践行的哲学。
从这个意义上说,二水所做的其实更接近“六经注我”的工作。
借用象山先生“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貌似有些狂妄了,但二水以为在今人几乎视古汉语为外语的情形下,这种做派,或许更能体现孟子“先立乎其大”的训示。
编者注象山先生,即陆九渊(1139年-1193年),南宋哲学家,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
书斋名“存”,世称存斋先生。
又因讲学于象山书院(位于江西省贵溪县),被称为“象山先生”,学者常称其为“陆象山”。
“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说的这句话,意思是:不管做人还是做学问,应该遵从德行第一的原则,而做学问假如想要求得根本,就不要拘泥于对古代经书的追根究底,而是要另辟蹊径,所谓的六经都是为我做注脚的。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这两个词汇是大家经常听到的,到底什么意思呢?六经注我,拼音是liù jīng zhù wǒ,意思是用各种经典著作中的论断来解释和证明自己的观点,为自己的议论服务。
出自《语录》。
“我注六经”的学习态度——我为“六经”还原,尽力阐释六经之中的本义。
今天就谈谈这个话题,从根源上给出一个解答。
这里面的“经”指的是经典,哪些经典呢?是儒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统称为六经。
由于《乐》已失传,目前只有“五经”的说法。
为什么要注解这些经典呢?就要从汉武帝“独尊儒术”说起。
汉朝取代秦之初,汉高祖刘邦虽然也重视儒家的礼乐制度,重用了陆贾、叔孙通等一些儒者,但是在国家意识形态上,还是以“黄老之学”治国理政,儒家学说作为诸子的一种,并没有上升到独一无二的地步。
到了汉武帝时,情况开始转变。
汉武帝刘彻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登基时,汉朝已建立了六十多年,国家承平已久,他为了加强集权,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显现是不能实现的。
他听从一代儒宗董仲舒的建议,把儒家思想当作国家治理的主导思想,直接导致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施。
儒学由此开始上升为官学,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在都城长安创立了专门从事儒学教育的学府“太学”。
从此天下的读书人要想做官从政,就必须熟读儒家经典,在研究这些经典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问,就是“经学”。
经学的产生,完全是时势造成的,或者看成是儒学主动靠近政治的结果,也未尝不可。
到底是儒学利用政治,成为一家独大的思想学派,还是政治利用儒学,而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这个问题今天先不论,接着说说“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各自特点。
儒家的典籍相比其他诸子学说虽然多一些,不过也只有几种,研究来研究去,还是那些书籍。
一个一统的王朝,天下之大,学者众多,都去研究这些典籍,最后注解经书的书就会越来越多,注解的内容也越来越复杂,这也是必然结果。
陆九渊心学中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古今中外思想家,都有名言传世。
或正,或误,或庄,或谐,或混沌,或直截,或易简,或广大,或缜密,或警策,都是思想一闪光,针砭时弊,启迪后人。
若是至理,则流韵百代,甚至成了生活中用语,这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积淀的吉光片羽。
但是,事有所指,言有所寓。
不问时间地点条件,神化或苛求古人都是不对的。
陆九渊就说过一句名言:或问先生:何不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陆集》399页)前面是明白话,后面是陆的“对曰”,则是智慧语,有点混沌味。
乍看,似是批评著书,反对著书,实际上它的涵盖面是比较广的。
如果还原于南宋当时的大文化背景,细心研究陆九渊所处的环境与人和事,就会清楚地发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其实质是针砭当时颓败的学风,即所谓“学失其正”、“学失其道”的。
这闪光的刃,仍是一句学悖语,深蕴陆氏的愤慨和观察之微及高度概括力。
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陆集》95页)读了这条陆氏的话,再细读《与徐子宜《与陈正己(陆集67-69页;162-163页)两封书信,就基本明了陆子“此话底”了!汉儒重注疏,唐儒重章句。
两宋以来,特别是南宋,繁琐的“注疏章句之学”复活,以至蔓延,败坏了学风,毒害学子。
陆九渊对此痛心疾首,为此,他建立自己的易简哲学——心学,又时而对此辟之。
有的话说得幽默,诸如:“今之论学者只务添人底,自家只是减他底,此所以不同。
”《陆集401页)“某读书只看古注。
圣人之言自明白。
且如:弟子入则孝,出则。
是分明说与你入便孝,出便悌。
何须得传注?学者疲精神于此,是以担子越重。
到某这里,只是与他减担,只此便是格物。
”(《陆集441页)有的话说得尖锐:“传注益繁,论说益多,无能发挥,而祗以为蔽……而举世不以为非,顾以为常”(《陆集》237页)“自古圣人亦因往哲之言,师友之言,乃能有进。
况非圣人,岂有自任私智而能进学者?然往哲之言,因时乘理,其指不一。
方册所载,又有正伪、纯疵,若不能择,则是泛观。
六经注我鉴赏及原文注释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注释
选自《宋史?陆九渊传》。
译文
六经应当注我,我为什么要注六经。
赏析
这是关于真理标准和认识目的的分歧。
朱熹认为理在人间的代表就是圣人,圣人就是为人的极则,因此,所谓学问,即要读圣人之书,注解经书,唯圣人的话是听,如果借助了圣人的教化而洞彻自然变化之理,就完成了学问的功夫。
而陆九渊认为,圣人之言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真理标准,主张主体的.权威性,把“本心”即良心作为衡量圣人经书和真理的标准,他明确说:“九渊只是信此心”。
有人问他为何不注六经,他回答说:“六经当注我,我何注六经!”这就是一个尖锐的真理标准和认识目的问题。
陆九渊提出的“六经注我”的命题,将良心作为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显然打上了一种唯我论色彩,但是他却又因此开创了一种“自我主宰”的认识格局,这对于打破权威教条,启发主体对既定伦理修养问题的独立判断和重新认识,无疑在思维方式的推进上有着重要意义。
当然,无论是朱熹还是陆九渊,都未真正解决真理标准问题,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看到,只有道德实践,特别是道德实践与整个社会实践的结合,才是检验一切道德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作者:何泽华来源:《博览群书》2016年第05期对待传统文化有两种态度,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中提出“照着讲”和“接着讲”。
“照着讲”,就是固本溯源,把握本质,依据古代圣贤的本初意蕴,实现真实性把握和传承;“接着讲”就是在把握经典本蕴的前提下,直面时代问题,回应时代呼声,这样才能接地气、有人气。
本文拟从“接着讲”的角度探讨君子文化的时代性转化。
能够实现君子文化时代性转化的原因,一是时代的要求。
当前,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就是丰富的物质财富和匮乏的精神追求形成的巨大反差,倡导精神追求,就成了时代的要求。
二是君子文化自身发展的本质要求。
君子形象穿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根本在于“君子终日乾乾、与时偕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品质。
君子的时代精神正是我们实现时代性转化的基本目标。
一是君子培养目的的转化。
传统儒家君子的目的是“学而优则仕”。
君子国里的君子,不仅有道德学问,还有富贵功名。
君子们追求的“立德、立功、立言”“修齐治平”都要通过仕途来实现。
孔子欲将士人培养成仕人,做官必须是好人这应该充分肯定。
但其培养君子的最终目的不是如何做人,而是如何做官。
中国几千年来“官本位”的影响至深与这种价值取向不无关系。
如今,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自由发展的人成了君子文化的时代目标和历史使命。
君子的社会身份正由臣民转变为公民,社会成员人格完全平等,“人本位”取代“官本位”,道德君子也悄然转变为人格君子,健全向上、全面发展的君子人格的树立使君子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标识和新符号。
从做官到做人,衡量君子的角度也从官品变为人品,“立德、立功、立言”转变为“立人”。
二是君子阶层范围的转化。
两千多年前,孔子对君子概念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他把君子有位且有德的标准转变为有德且有学,大大扩大了君子的社会基础。
自孔子始,读书之士皆可修为君子,“贵族君子”变成了“士人君子”,君子从传统的“高贵之人”变成了“高尚之人”,君子文化亦从“贵族文化”转化为“精英文化”。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探微“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是人们经常引用的话,大都理解为两种阐释方式,即文本为我所用和文本还原。
人们往往视之为现代阐释学两大原则的中式表达,甚或认为是中国人最早提出了这两大原则。
笔者对此颇感怀疑,于是便想探探来历。
与此相关的,是《象山集·语录》中的两段语录:其一为:“或问先生: 何不著书? 对曰: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其二为:“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在陆著中,“本”往往指称“道”,宋史象山本传干脆就作“学苟知道”。
将这两段话联系解读,可知“六经注我”也即“六经皆我注脚”,当然有个前提,即“知本”也即“知道”。
意思是说,只要掌握了儒道,六经就都是给我服务的东西。
关于“我注六经”的含义,尚不见原著直接旁证。
但从语义表达形式推断,其文义应是与前句相反对应的,应指“我皆六经注脚”,似可理解为,“我”之思想皆是对“六经”的“注”也即阐释。
但这种理解,不太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根据汉语习惯,也可将“我注六经”按主谓宾格式,直接理解为“我”去“注”六经,也即文本还原的功夫。
与此对应,可将前句理解“六经”为“我”所用,也即创造性误读。
这样,“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就成为对上述两大阐释学原则的中国式表达。
事实上,在中文语境中,绝大多数人就都是这样理解和运用的。
如对文本原意忽略不计,这样运用也并无不妥。
不过,一联系文本根据,麻烦就大了。
因为这两句话是对“何不著书”的回答。
文本还原和创造性误读,与“何不著书”有何关系呢? 不是答非所问吗?因上之故,我也曾对两句话的文字是否有错漏产生怀疑,但苦于找不到证据。
近读陈来著《宋明理学》(辽教1991年12月版)第203页,见所引《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作“六经注我,我安注六经!”,不禁大喜过望。
可惜引文未注版本,无法核对,也不知校勘依据何在。
敬请有条件的先生查一下。
也许是依据上文的一种推断,增补了一个“安”字从而构成反问句式罢,但文意确实豁然贯通了众所周知,理学家大多通过阐释“六经”建构理论体系,论著每每采取注疏形式,朱熹堪为代表。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时间:2009年07月24日| 文章来源:《中国远程教育》(资讯)2005.11 | 【字号:放大缩小】《陆九渊集·语录》中有这样一段话:“或问先生: 何不著书?对曰: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自此之后,经过后人的不断阐释,“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被当作两种不同的治学方式的象征,逐渐成了名言。
古人所谓“治学”,大概相当于目前的“研究性学习”,应该算得上学习的高级阶段。
我们知道,“六经”就是儒家的六部经典: 《诗》、《书》、《礼》、《乐》、《易》、《春秋》(因《乐》散佚,故又称“五经”),而“注”则是中国古人做学问的一种特殊方式,即“注释”、“注解”或“评注”等等。
因此,照字面来看,所谓“六经注我”就是以“六经”来为我的思想做注解,它强调的是作者(“我”)的主观思想的至上性,即便是“六经”也要以我为中心;所谓“我注六经”则指作者(“我”)要充分尊重“六经”的客观真实,务必克服自己的主观偏见,力求接近“六经”中的真实内涵。
陆九渊(1139-1192),字子静,号象山。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
很显然,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学方式,也可以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学风格。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偏重于“六经注我”的学者大多特立独行、敢于“自说自话”、自创体系,因此显得“别无依傍”;而偏重于“我注六经”的学者则喜欢寻章摘句、皓首穷经,比如一辈子研究一个人或一本书,喜欢埋头于别人的著作之中。
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说法,这就是“思想家”和“学问家”的区别,或者“哲学家”和“哲学教授”区别。
从学习的角度看,属于“我注六经”的学习者不乏其人,特别是在我们中国。
这些人总的来说喜欢学习,但就是迷信书本和老师,对书上的话和老师的话深信不疑,即便老师或者书上说错了话,也认为一定是“微言大义”,非要给出一种恰当的解释不可;表现在问题研究或问题解决上,就是强调“无一字无来处”,喜欢引经据典,不敢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或解决问题的办法。
梁启超墨学研究方法中所呈现的“六经注我”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的重要思想家和政治家,在墨学研究方面有着卓越的成就。
他所提出的“六经注我”研究方法是其学术成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墨学研究中有着深刻的影响。
“六经注我”是梁启超对墨学研究的总结和提炼,指的是对儒学经典中的“六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论语》)进行注释和解读,并从中提取和发挥自己的思想观点,这个过程中的“我”即指的是梁启超自己。
此方法旨在通过对六经的深入研究,把传统经典的思想与当代社会的现实相结合,达到“古为今用”的效果。
在“六经注我”研究方法中,梁启超首先注重古籍的原始性和纯正性。
他认为,经典是古代文化的代表,经典中的思想观点是精华所在,必须要尊重经典的原貌,深刻体悟经典中的精神内涵和知识体系。
同时,他认为墨学应该在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寻求新的思考和发展途径,不能仅滞留于传统神秘和形而上学的理论框架,更应该关注现实生活的问题与需求。
其次,梁启超在“六经注我”研究方法中注重对六经的整体把握。
他认为六经中的各段经文虽然存在着不同的主题和内容,但是它们之间却具有相互联系和相互关联的特点。
因此,在研究某一经典时,必须要将其整体考虑,了解其脉络结构和内在含义,领悟其中的总体感觉和思想精神,并加以总结和阐释。
此外,梁启超在“六经注我”研究方法中注重经典中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思想。
他认为经典不仅仅是一些散文或诗歌的集合,其中还蕴含着严密的逻辑和深刻的哲学思想。
因此,对于经典中存在的某一内容和观点,他不仅要加以注释和解释,还明确其与哲学中的相关概念、思想、观念等的联系。
通过对“六经”的理解和传承,梁启超试图通过哲学的分析和解释,将传统文化内涵与现代社会的现实问题相结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效的思想支撑。
总之,“六经注我”是梁启超对儒学经典进行深入研究的一种新方法,旨在把老经典当做灵感源泉,从传统思想中汲取精华,并在现实社会的基础上运用自己的理解和思考来发展和完善。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时间:2009年07月24日| 文章来源:《中国远程教育》(资讯)| 【字号:放大缩小】《陆九渊集·语录》中有这样一段话:“或问先生: 何不着书对曰: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自此之后,经过后人的不断阐释,“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被当作两种不同的治学方式的象征,逐渐成了名言。
古人所谓“治学”,大概相当于目前的“研究性学习”,应该算得上学习的高级阶段。
我们知道,“六经”就是儒家的六部经典: 《诗》、《书》、《礼》、《乐》、《易》、《春秋》(因《乐》散佚,故又称“五经”),而“注”则是中国古人做学问的一种特殊方式,即“注释”、“注解”或“评注”等等。
因此,照字面来看,所谓“六经注我”就是以“六经”来为我的思想做注解,它强调的是作者(“我”)的主观思想的至上性,即便是“六经”也要以我为中心;所谓“我注六经”则指作者(“我”)要充分尊重“六经”的客观真实,务必克服自己的主观偏见,力求接近“六经”中的真实内涵。
陆九渊(1139-1192),字子静,号象山。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
很显然,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学方式,也可以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学风格。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偏重于“六经注我”的学者大多特立独行、敢于“自说自话”、自创体系,因此显得“别无依傍”;而偏重于“我注六经”的学者则喜欢寻章摘句、皓首穷经,比如一辈子研究一个人或一本书,喜欢埋头于别人的着作之中。
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说法,这就是“思想家”和“学问家”的区别,或者“哲学家”和“哲学教授”区别。
从学习的角度看,属于“我注六经”的学习者不乏其人,特别是在我们中国。
这些人总的来说喜欢学习,但就是迷信书本和老师,对书上的话和老师的话深信不疑,即便老师或者书上说错了话,也认为一定是“微言大义”,非要给出一种恰当的解释不可;表现在问题研究或问题解决上,就是强调“无一字无来处”,喜欢引经据典,不敢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或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举例说明
哎呀呀,“我注六经”呢,就好比是你在读一本超级厚的书,你特别认真地去研究它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试图把作者的原意啊都给搞清楚,就像你钻研《红楼梦》,非要把里面的人物关系和情节细节都弄得明明白白的。
比如说,你会去查阅各种资料,去和别人讨论,这就是在努力地“注”这本书呀,把自己的理解和感悟都融入进去,这算不算是“我注六经”呢?
那“六经注我”呢,嘿嘿,就好像是这些经典书籍都来为你服务啦!不是你去迎合它们,而是它们来成就你!就像是你站在舞台上,六经就是你的配角,来衬托你的伟大!比如说,大诗人李白,他的诗作里就有那种豪情万丈,感觉那些经典都在为他的情怀添彩呢!他就是把六经都变成了他表达自己的工具,这多厉害呀!
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呀?“我注六经”是一种谦逊的学习,而“六经注我”则是一种自信的发挥呀!二者其实都很有意思呢,不是吗?。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为主题作文"。
刚开始,我读得磕磕绊绊,那些之乎者也的语句搞得我晕头转向。
就在我想要放弃的时候,我爸走了过来,他瞅了瞅我,笑着说:“怎么,这就被难住啦?”我嘟囔着嘴:“这也太难懂了嘛。
”我爸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孩子,你得把自己放进去读,让六经来注解你,你也去注解六经。
”我一脸茫然地看着他,他接着说:“就好比‘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你想想自己,学到了新知识,然后经常复习巩固,是不是会很有成就感,很快乐?”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从那以后,我试着按照爸爸说的方法去读。
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时候,我就回想自己和小伙伴相处的场景,如果我不喜欢别人对我做的事,那我也不能对别人做。
有一次,同桌想抄我的作业,我想起这句话,就坚决拒绝了,还跟他说:“我们都要自己做,这样才能真正学到东西。
”同桌一开始还不高兴,后来明白了我的苦心,我们一起努力学习,成绩都提高了不少。
读“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时,我不再只盯着成绩好的同学,而是发现每个同学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我发现小李画画特别棒,小王体育超级强,就连平时调皮捣蛋的小张,都有着一颗善良热情的心。
我主动向他们请教,和他们交流,感觉自己收获满满。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六经不再是高高在上、难以触及的经典,而是能够融入我生活,为我指明方向的智慧宝典。
而我,也在不断地用自己的经历和理解去诠释这些经典。
现在,每当我翻开一本经典书籍,就像是开启了一场与古人的对话。
我不再畏惧那些晦涩的语句,而是勇敢地去探索,去让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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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4月 第18卷第2期JOURNALOFZHENGZHOUUNIVERSITYOFLIGHTINDUSTRY(SOCIALSCIENCEEDITION) Vol.18No.2Apr.2017 收稿日期:2016-05-2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ZD006);河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项目(MYZX-2014011)作者简介:姚锡长(1962—),男,河南省汝南县人,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引用格式:姚锡长.“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对重回马克思的借鉴价值[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2):8-13,21.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2.002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2-0008-06“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对重回马克思的借鉴价值Referencevalueof“Inotesixchannelsandsixchannelsnoteme”tothereturnofMarx关键词:我注六经;六经注我;重回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实践姚锡长YAOXi chang河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郑州450046摘要:诠释经典一直是儒家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传统。
以往人们诠释经典过多地偏重于“我注六经”,这一做法割裂了“我”与经典的深层关联,不免带有主观主义色彩。
陆九渊的“六经注我”扬弃了“我注六经”的弊端,极大拓展和提升了儒家对经典诠释的思想深度。
其深刻之处在于揭示了“我”与经典之间的本质统一关系,强调研习经典的目的和宗旨是人自身安身立命之需。
这一做法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有着重要启示:不能限于“我注六经”,即停留在“为学习而学习”的层面,而应将“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有机统一起来。
一方面,要充分肯定经典的地位,即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和思想的认真学习;另一方面,又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凸显马克思主义求解中国问题的真理性和科学性。
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作文小明叹了口气说:“爸爸,我在读一本书,书里说‘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我真搞不懂这是啥意思。
”
爸爸笑了笑,坐下来陪着他说:“好吧,我来告诉你。
这个‘我注六经’的意思是说,我在研究这些经典书籍,试图理解它们的意思。
”
小明眼睛一亮:“那‘六经注我’呢?”
爸爸继续解释:“‘六经注我’是说,这些经典书籍反过来影响了我,改变了我的想法和理解。
”
小明点点头:“哦,我明白了!就是我学这些经典书籍,它们让我变得更聪明,对不对?”
爸爸笑着说:“对,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你读了《论语》,它里面讲的做人做事的道理,就会影响你的行为和思考方式。
”
小明似懂非懂地说:“所以,我就是把我的思想放进书里,然后书里的思想又回到我身上!”
爸爸点点头:“对,你可以这么理解。
你在学习的时候,把自己的理解和体会注入到书本中,同时书本的知识和智慧也会回过来影响你。
”
小明眼睛里闪烁着好奇的光芒:“原来是这样!那我现在就要认真读书,把书里的智慧变成我的!”
爸爸笑道:“对的,小明。
通过学习经典,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也能更好地认识世界。
”
小明兴奋地拿起书:“谢谢爸爸,我这就去读书,让它们教我更多的东西!”
爸爸拍拍小明的肩膀:“加油,小明!记住,学习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要不断地探索和进步。
”
小明点点头,认真地翻开书本,脸上充满了决心。
他明白了,“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不仅仅是书里的文字,更是他成长的旅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
时间:2009年07月24日| 文章来源:《中国远程教育》(资讯)2005.11 | 【字号:放大缩小】《陆九渊集·语录》中有这样一段话:“或问先生: 何不著书?对曰: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自此之后,经过后人的不断阐释,“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被当作两种不同的治学方式的象征,逐渐成了名言。
古人所谓“治学”,大概相当于目前的“研究性学习”,应该算得上学习的高级阶段。
我们知道,“六经”就是儒家的六部经典: 《诗》、《书》、《礼》、《乐》、《易》、《春秋》(因《乐》散佚,故又称“五经”),而“注”则是中国古人做学问的一种特殊方式,即“注释”、“注解”或“评注”等等。
因此,照字面来看,所谓“六经注我”就是以“六经”来为我的思想做注解,它强调的是作者(“我”)的主观思想的至上性,即便是“六经”也要以我为中心;所谓“我注六经”则指作者(“我”)要充分尊重“六经”的客观真实,务必克服自己的主观偏见,力求接近“六经”中的真实内涵。
陆九渊(1139-1192),字子静,号象山。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
很显然,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学方式,也可以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学风格。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偏重于“六经注我”的学者大多特立独行、敢于“自说自话”、自创体系,因此显得“别无依傍”;而偏重于“我注六经”的学者则喜欢寻章摘句、皓首穷经,比如一辈子研究一
个人或一本书,喜欢埋头于别人的著作之中。
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说法,这就是“思想家”和“学问家”的区别,或者“哲学家”和“哲学教授”区别。
从学习的角度看,属于“我注六经”的学习者不乏其人,特别是在我们中国。
这些人总的来说喜欢学习,但就是迷信书本和老师,对书上的话和老师的话深信不疑,即便老师或者书上说错了话,也认为一定是“微言大义”,非要给出一种恰当的解释不可;表现在问题研究或问题解决上,就是强调“无一字无来处”,喜欢引经据典,不敢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或解决问题的办法。
因为中国一直有“师道尊严”的传统,再加上集权主义的文化土壤,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很普遍的。
中国人那么重视“六经”,解释“六经”的书以至于“汗牛充栋”,就是一个证明。
当然,属于“六经注我”的学习者也不在少数,这在西方国家尤甚。
这类学习者独立性强,绝不迷信书本和老师,能够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出发提出自己的见解,敢于向书本和老师“叫板”,即便引经据典,也是以我为中心,有时甚至不惜“断章取义”地加以发挥,以便“为我所用”。
如从西方哲学史来看,虽然古希腊以来的哲学家们也喜欢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进行注解,但大都属于“别子为宗”,敢于自创体系,实际上也的确形成了各式各样的、色彩斑斓的不同哲学派别和哲学体系。
显然,这和中国人从孔子开始的“述而不作”的治学传统迥然不同。
但话说回来,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区别。
有时候,太过强调“为我所用”,有造成“让古人替自己说话”的可能,像属于今文经派的康有为所著《孔子改制考》,即因此嫌疑而为时人所诟病。
而“我注六经”呢,也不是没有价值,而是一切学术研究和一切学习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因为“凌空蹈虚”毕竟不是好事。
因而,“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在治学层次上实在没有高低之分,而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具体说来,“六经注我”不是靠它所解释的对象,而是靠它所提出的观念、问题获得思想价值;“我注六经”以接近历史真相为主旨,虽然有一定的限度,但却具有学术史、资料史的价值。
而从事实上看,即便是历史上明确主张“我注六经”的学者,也很难真正地恪守这一原则,主张“六经注我”的学者亦然。
这是因为,任何学术研究和学习活动都不能避免自己的主观介入,按照解释学的说法,都有自己的独特“视域”;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都有自己的“前见”。
因此,虽然解释者声称什么“我注六经”,但实际上却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结果反而是“六经注我”。
同样地,那些主张“六经注我”的人,有时看上去是在“别出机杼”,但要想完全地“逃出历史”也是有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单纯地从表面上来理解“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关系。
一方面,“六经”作为原典、文本或者老师的话、书本上的话,它固然告诉人们一种知识、一种信仰、一种生存样式;但另一方面,“经为写心之书”,它本身也是一种解释,是圣人、老师、作者、他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而提出的“一孔之见”。
因此,正确地对待“六经”和一切文本的态度是: 尽量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它的内涵,同时根据自己的识见、立场和需要进行“创造性地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