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向主流经济学宣战柳欣（自述）——近三十年理论经济学研究述略众所周知，目前的经济学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在理论上，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６０年代由罗宾逊和斯拉伐引发的剑桥资本争论，揭示了以新古典理论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的逻辑矛盾，这种逻辑矛盾存在于新古典理论的几乎所有研究领域，经济学家在所有的主要问题上都存在着争论，而且所有的争论都没有解。
在对实际经济的预测上，经济学家的预言实在让人们失望，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以及２０００年后美国的经济衰退，可以说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提出过明确的警示，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对东南亚经济和美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新经济”赞誉有加。
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如果你把中国经济学家在１９９５年之前做的预测报告看一下就会发现，其预测与现实的差距何等之大，几乎没有一个人预见到今天中国会有如此之多的高楼大厦，会成为“世界工厂”。
在经济政策问题上，经济学家几乎在所有问题上可以使用同样的统计数据，却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如人们经常开玩笑说，两个经济学家可以有三种观点，这让政策制定者无所适从。
人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经济学家的尴尬和无奈，但上述例子已经足以说明我们有理由对目前的主流经济学产生怀疑乃至否定。
本人的研究方向是理论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就是教科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就是找出教科书的错误，然后修改它。
当然，这种研究离不开上述经济学存在的问题，上述问题实际上已经说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从根本上错了，但错在哪里呢？自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的“边际革命”以来，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统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对现实的解释已经一百多年了，通过教科书把它的观念一代又一代地传输下来，形成顽固的理念和教条，这就是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和对所有现实经济问题完全从技术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解释，其中最典型的是把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所有统计变量套用到生产函数中进行解释，即这些变量所表示的是实物和实物生产的技术关系。
笔者通过对剑桥资本争论和关于凯恩斯经济学争论的研究，在１９９８年得出一个惊奇的结论：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所有由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完全是由社会关系或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决定的，更明确讲完全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决定的，与新古典理论中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完全无关。
主流经济学的错误就在于把表示社会关系的国民收入统计变量应用到技术关系的分析中，更进一步讲，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技术关系或资源的最优配置，而是社会关系。
新古典理论的基础是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相对价格理论，即资源配置可以通过表示要素稀缺性和人们偏好的相对价格进行而达到最优，但在这个理论中，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有意义的总量以及总量之间的关系。
作为总量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完全来自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即人们为了获取纯粹的价值符号———货币而进行的竞争或游戏，如马克思所表明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实现“按比例分配劳动”或资源配置的一种特殊的方式，这种特殊的方式就是以货币价值为基础的竞争。
经济学所要研究和解释的主要现实问题并不是技术关系，而是这种特殊的经济制度下的竞争规则和运行规律，并通【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７－３０过修改竞争规则把人们之间残酷的竞争转化为游戏，从而实现人类的文明，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分析根本不能用于解释这种特殊的经济制度和承担这种经济制度的研究。
当主流经济学把由经济制度所决定的国民收入统计变量完全套用在生产函数上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理论中严重的逻辑矛盾，这种逻辑矛盾在剑桥资本争论中被揭示出来，作为逻辑问题就是总量与相对价格之间的矛盾，而在现实的经验问题上，则表现为新古典理论不能直接使用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资料来说明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更不能解释有效需求和经济制度问题。
主流经济学中这种理论和现实的矛盾，导致了目前经济学在几乎所有的理论问题上都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复杂争论。
而在现实问题的分析上，由于其理论中的严重逻辑混乱，根本不能对现实经济问题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和进行有效的预测。
本人目前对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正是要彻底否定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在重新建立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对当前我国的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讨论，特别是在主要理论问题和经验问题上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展开争论。
一、剑桥资本争论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发生的“剑桥资本争论”是以英国剑桥大学的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和帕西内蒂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和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处麻省剑桥）的萨缪尔森、索洛和莫迪利安尼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之间进行的，争论的焦点是新古典理论的逻辑一致性问题。
这场争论的背景是，在战后，新古典综合派把凯恩斯经济学所讨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所有宏观变量用生产函数进行解释，即现在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而新剑桥学派则是把凯恩斯经济学与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强调“社会经济关系”分析的古典传统联系起来，试图表明财产所有权和收入分配对这些宏观变量的作用。
１９５３年，罗宾逊提出了在总量生产函数中那些异质的资本品如何加总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联系到ＧＤＰ的加总，即在国民收入核算中，那些完全不同的产品和劳务怎么可以加在一起，比如巩利拍一个广告所得的８００万竟然和馒头加在一起构成ＧＤＰ。
１９６０年，斯拉法在著名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采用两个部门（多部门）模型证明，新古典生产函数只能用在单一产品模型中，一旦用于两个部门（多部门）模型，由生产函数所推论出来的新古典理论的所有基本定理就都不成立了。
这种批评的有效性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争论中得到证实，１９６６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６０年代￣７０年代，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很快从资本测量扩展到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等更广阔的领域，批评的有效性在争论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澄清和证实，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加入到英国剑桥学派的行列。
同时，新剑桥学派开始通过复兴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并吸收卡莱茨基的理论试图重建经济学体系。
虽然在这种逻辑争论中新剑桥学派取得了优势，但人们很快发现，这种异质品加总问题在新剑桥学派试图重建的理论体系中同样存在，如他们试图复兴的古典理论中存在着李嘉图的“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和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即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命题也只能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成立而不能推论到两种（多种）产品模型，萨缪尔森发表多篇文章表明马克思在“转型问题”上逻辑不一致，与此相联系的是关于“帕西内蒂悖论”的争论，即由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新剑桥增长模型依然不能脱离生产函数，新古典经济学家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为其挽回了一些面子。
但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英国剑桥学派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罗宾逊、斯拉伐和卡尔多等人相继去世，有关剑桥资本理论的争论似乎也中止了，就整个经济学界而言，这些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著作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当剑桥资本争论中止了，对新古典理论的批评或对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也几乎完全中止了。
本人自１９７８年入南开大学经济系学习经济学至今，最感兴趣或难以割舍的就是剑桥资本争论。
大学四年中，主要学习的是马克思经济学，或者说是在背《资本论》，但这对于研究剑桥资本争论却是必修课，《资本论》和与之“配套”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经济学汉译名著似乎是理解剑桥资本争论的必经之路。
在大学四年级时买到了陈彪如教授翻译的罗宾逊和伊特维尔所著的《现代经济学导论》，从中比较系统地了解到剑桥资本争论，此后的学习和研究总是不能忘记剑桥资本争论，虽然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学习主流经济学，但似乎总是有一种天然的敌视态度，当然，那时根本搞不懂剑桥资本争论的问题。
１９８６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得到了世界银行１０万美元的贷款购买图书，我有幸成为理论经济学方面图书的挑选人之一，得以获得大量有关剑桥资本争论的文献资料，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剑桥资本争论的研究，并把我博士论文的方向定为研究这个复杂的理论问题。
１９９２年完成了５０万字的博士论文：《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我对这本书可以说是竭尽全力，写作就用了三年时间，但完成时就知道剑桥资本争论的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现在看来只是在绕圈子，其原因就在于全书的主题是围绕剑桥学派的观点“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相互作用”展开的，而这正是导致剑桥资本争论问题长期难以解决的主要原因之一。
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６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完成了早就计划好的该书的下卷《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讨论宏观经济学与货币理论，主要是关于凯恩斯经济学的争论。
同样在完成时就知道，所有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完成后这本书一直打算修改而没有立即交出版社。
实际上，当时已经心灰意懒，或者说已经打算放弃了这种没有希望的挣扎。
然而，在１９９８年下半年的某一天，我突然发现“ＧＤＰ是假的”，由货币价值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所有统计变量与统治人们观念的新古典理论的实物和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完全无关，这些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作为货币的总量完全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发现了“实际ＧＤＰ是假的”这一命题，使我能够重新思考那些理论争论问题，极端复杂的剑桥资本争论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
实际上，这个结论在《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一书的初稿中讨论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时已经采用价值方式推论出来了，在《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一书中也已经对加总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法，所有的问题都产生于新古典理论的教条，即实际ＧＤＰ和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统计变量反映的是实物和经济学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
１９９９年，我把这一发现和重新讨论剑桥资本争论的文章发表在《南开经济研究》杂志上，接下来开始重新修改《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该书在２００３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系统地阐述了我的发现和对宏观经济学争论的解释，并重新建立了以有效需求和货币金融体系运行为核心的宏观经济理论。
同时主编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经济波动》（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一书，采用这种新的宏观理论对１９９０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进行分析。
近几年，在我的博士们的协助下，初步完成了对价值、分配理论和货币理论主要文献和争论的重新梳理和解释，２００６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王潞，柳欣）、《货币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柳欣，陈祥，靳卫萍）、《资本理论与货币理论》（柳欣，郭金兴，王采玲）、《货币理论的发展与重建》（樊苗江，柳欣）。
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目前经济学争论的所有问题和逻辑悖论都与主流经济学试图直接使用统计资料表明其理论和解释现实有关，而这些统计资料与主流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是完全不同的。
我在２００６年出版了《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人民出版社）一书，该书试图采用简单通俗的语言表明我的观点并在经济理论和政策上与主流经济学展开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