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两点整，由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的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和高岗以及周恩来等56名委员宣布就职。

会议一致决定，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新政府的施政方针，随后集体乘车前往天安门出席开国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标志着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站了起来。

同时，也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逐渐开始。

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率先完成了“三大改造”，各界群众齐聚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活动，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一同出席了大会。

作为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在会上庄严宣布:
今天起，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北京之后，上海、重庆和其他省市也相继宣布“三大改造”顺利完成，各地都先后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从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实现了，我们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文化工作的需要，毛主席于1956年4月2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即: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之后，在5月份召开的国务会议上，他又形象地阐述了这一方针:
现在春天来了，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是说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内，各种学术思想，无论是正确的、错误的，都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

从此以后，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成为指导我国科学和文化工作的准则，极大地适应了当时对解放思想和繁荣文化的要求。

正是在这一方针的引领下，我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领域都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更加彰显。

到了1957年2月，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第一次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命题，也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其中，再一次提到了“双百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得益于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都贯彻执行“双百方针”，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出现了越来越
多挑战权威的声音。

对于这种可喜的变化，毛主席认为这是打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束缚的积极尝试，多次予以支持和鼓励。

例如，毛主席在1957年4月29日阅读了刊登在《光明日报》上一篇“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的文章，不住地称赞作者李汝祺。

之后，他作出批示:
送乔木同志阅，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

毛主席把遗传学领域的事件，上升到国家发展的高度去考量，不仅是对科学发展规律的高度概括，也体现出对“百家争鸣”方针不遗余力的支持。

在他的推动下，这篇文章改之以“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为题，在《人民日报》进行了转载，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建国后，毛主席对于水利工程和水电建设都极为关心，多次对长江防洪、水资源利用和南水北调等作出过重要指示。

1958年，他在南方调研期间实地考察了长江，继续提到“百家争鸣”并且非常重视一些少数意见，当面倾听了林一山和李锐对于三峡工程的激烈争论。

当时，林一山是主流派，主张尽快上马三峡工程；而李锐是少数派，主张推迟上马三峡工程。

最终，毛主席肯定了李锐的意见，认为在工程技术、国防安全和生态环境等环节没有十足把握前，应暂缓该工程。

为了给“百家争鸣”创造良好的土壤和条件，毛主席尽量避免自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1958年11月，三联书店出版了周谷城等人的论文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他就婉言谢绝了作序言的请求:
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

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

问题还在争论之中，倘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

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
1960年1月18日，正在杭州视察工作的毛主席出席文化工作座谈，还观看了由浙江婺剧团演出的《对课》和浙江越剧团演出的《挡马》。

演出结束后，他亲切接见了所有的参演人员，还在两位越剧小演员的再三请求下即兴演唱了一句梁山伯与祝英台，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伟人的戏剧演唱功底虽然一般，而且还带着浓浓的湖南乡音，但却充分体现出他一贯坚持的“百花齐放”方针。

即便是到了那场大运动期间，毛主席也依然坚持并且多次提醒不要忘了“双百方针”。

1973年11月，他在阅示完署名为“一个普通党员批评江青的来信后”，当即作出了批示:
请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一直到了1975年7月，尽管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但毛主席还是在谈话中多次强调: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不要动不动就撤职，动不动就关起来。

可见，毛主席对于“双百方针”是一直坚持的，并且对违反该方针的言行一直都在进行批评和纠正。

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双百方针”真正成为了新中国科学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针，持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溘然长辞，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国家和人民。

与此同时，“四人帮”却加紧了阴谋篡权的行动，终于遭到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的果断制止，成功结束了十年动乱。

“文革”结束后不久，文艺界便开始了对重新恢复“双百方针”和艺术民主的呼唤。

到了1977年12月，华国锋同志在为《人民文学》的题词中，重新提出要贯彻执行“双百方针”，还在五届全国人大将其列入了宪法。

邓小平同志复出后，他在坚持和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多次指出:
“双百方针”对我们国家有深远的影响，对我们党有极大的好处，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的好处，否则“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同志还发展了“双百方针”，创造性地提出:
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才能在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过程中推进文化建设发展。

改革开放后，“双百方针”作为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针被继续坚持，更被赋予了充满时代特色的解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