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文学对比
说起港台文学，我首先想到的是台湾的文学作品，比如《乡愁》、《城南旧事》，香港的电影《无间道》，武侠小说《鹿鼎记》、《射雕英雄传》。
其实，无论在形式或者内容上，港台文学都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在形式上而言，台湾的文学作品更倾向于小说、诗歌、散文，而香港则更倾向于电影、短篇、长篇连载小说。
这与两地的历史、政治背景有很大关系。
台湾在50年代后，大批大陆人士入住，文化习俗受到强烈冲击，整个社会处于调整期；同时国民党当局对于文化的传播有着严格的控制；而且，台湾的经济比较落后，电视电影等发展水平较低。
而香港属于资本主义制度，城市化发展较为成熟，生活节奏快，实施以商业为主导的香港模式，电影更符合大众需求。
同时香港纯粹的文学期刊不多且很不稳定。
因此发达的报业给小说提供了重要阵地。
很多长篇小说起初都是在报纸连载，然后再出单行本。
发表阵地的“报纸化”，决不仅是发表方式的简单改变,这对小说创作的选材、叙述、结构、语言和手法都有很大影响。
从内容上而言，台湾文学的主旨大多与怀旧思乡有关，同时作品中总免不了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
台湾现代派先驱纪弦“槐树叶被夹在一册古老的诗集里，多年来，竟没有些微的损坏”，以在故国捡到的一片槐树叶作为自我寄托，表现出了深切的怀乡之情。
我最喜欢的于右任的《思乡曲》中也写到：“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苦！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每每读来总忍不住欷歔慨叹。
白先勇的《台北人》由14篇故事组合而成，涉及到的人物从年迈挺拔的儒将仆公、上流社会的窦夫人、知识分子余嵚磊教授到退休的女仆顺恩嫂、帮佣工人王雄，这些各式各样的人物都拥有着同样的历史背景——他们皆出生于中国大陆，都是1949年到台湾这个小岛的，而且他们在大陆的“过去”并没有随着迁台而完全消逝，在台湾也不真的是“新”生活，那些无法遗忘的回忆，直接影响了他们在台北的现实生活。
小说中处处充满着今日台北与往昔南京的对比，如钱夫人认为“台湾的衣料光泽扎眼，尤其是丝绸”，而“大陆货”则“细致”、“柔熟”。
在她眼里，今是总不如昔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忧伤而无奈的怀念之情。
从南京到台北，一切都已时过境迁。
潜流于14篇中的撼人心魄之失落感，源于作者对国家兴衰、社会遽变之感慨，对面临危机的传统中国文化之乡愁。
作家陈映真称台湾文学为“在台湾的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脉”，“是以中国为民族归属之取向的政治、经济、文化运动的一环”。
其实，从遥远的年代开始，台湾由于地缘的关系，在文学和社会形态上，承续的便主要是来自中原汉民族的传统。
后来，由于政治原因，一大批大陆人士来到台湾，对于整个台湾的文化思想均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他们当中的文人作家也成为整个文坛的中流砥柱。
对于旧生活的怀念，对于亲人故乡的思念都将整个文学带向了怀旧思乡路线。
而香港文学则更多的表现出一种对利益的追求，对武力甚至暴力的崇尚。
警匪片与武侠小说是香港文学史上永不磨灭的辉煌。
《无间道》中身份本不应该属于自己，互为警察和黑帮卧底的刘建明与陈永仁的悲剧人生，黑社会老大与警司头头的前恩后怨，在黑帮警察的战斗中善与恶、正与邪的较量，以及那一句印象深刻的“我只想做一个好人”。
影片的核心在于主人公颠倒错位的身份以及由此引起的角色定位的错乱和主人公对真正自我的找寻。
我是谁？我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或许他们早已分不清。
《暗花》中阿琛作为一个警探，却总是一言不发就向旁人挥起棍棒，黑帮大佬、地盘、谋杀、尸体构成了整部电影。
梁朝伟在影片内饰演一个和黑社会过从甚密的警探，刘青云则是洪先生派来执行计划的黑帮人物。
两个角色，一个狠毒，一个嚣张，最终却发现彼此都只不过是处在一个迷局中无法主宰自我的棋子，在这个悲凉的地下社会中，没有法律和公正，只有陷阱和阴谋，谁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谁都在劫难逃。
整部电影象一盘弥漫着杀气的棋局，或是一场大限将至下一座死迷宫内的困兽斗，无论怎样挣扎，已定的宿命都已不可改变。
一句“你和我就好像弹珠一样，会滚到哪里，何时停止都是身不由己”又让人绝望无力。
当然，还有《大旗英雄转》、《名剑风流》、《绝代双娇》、《楚留香》、《天涯·明月·刀》，《流星·蝴蝶·剑》《书剑恩仇录》、《碧血剑》、《雪山飞狐》、《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飞狐外传》、《白马啸西风》、《鸳鸯刀》、《连城诀》、《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侠客行》、《笑傲江湖》这些吸引了无数中外读者的武侠小说。
在这些书中，大侠们策马扬鞭，纵情恣意，畅快人生，令人心向往之。
也有卑微到尘埃里的人物在不断拼搏，试图跳脱却永不得的悲凉。
香港曾在英国与中国文化间生存，就如同潜伏在双重文化挤压的狭窄空间中，对于是否能够最终掌握自己的命运，总是抱有深深的疑惑。
香港，作为世界最自由的丛林式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竞争相当激烈，人们普遍都少有恒产，大部分人被租金或房屋供款所压迫，因此，一种对利益的追求与崇尚观念，逐渐深入生活文化中，而这样的心态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便表现为不停歇地寻找自己的生存问题，节约每一分钟去创造价值，为消弭不安稳的内心担忧。
香港文学用自己来抚慰香港市民，让他们在电影小说中得到情感的发泄，当然，也让他们自己的情感得以些微的释放。
不同的人，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环境，孕育出不同的文学作品。
但是，不论形式、内容、主旨如何千差万别，人心、人性却总是永恒的。
致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