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届高考语文小题天天练【43论述类文本阅读专练基础过关篇】及解析
一、[2019·广州测试]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
人们在学习中能否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以获得理想的效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学习目标不同，采取的阅读模式也不同。大体而言，阅读模式有知识型阅读与研究型阅读两种。研究型阅读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是疑问式阅读。在知识型阅读阶段，读者往往将自己所阅读的著作视为权威的看法与正确的结论，很少对它们提出疑问，对经典的作品与权威人士的著作就更是如此。但是在研究型阅读中就大不相同，怀疑是读者面对所有著作应该持有的态度。疑问式的阅读对于研究能力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所有的学术研究不外乎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而发现问题又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而具有质疑的眼光又是发现问题的前提，可以说提出疑问是所有人在学术上取得进展的基础。提出的疑问如果一时解决不了，最好的做法就是先将它存起来，等遇到坚实的证据时再解决。脑子中有一批问题储存着，这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学术财富。
二是对比式阅读。在知识型阅读阶段，由于要追求知识的准确性与可靠性，读者就必须精心挑选阅读的对象，并将其作为权威的说法加以记忆，从而构成自己稳定的知识谱系。但是这种阅读习惯也容易形成盲从的缺陷。其实我们认识事物，经常都是在对比中进行的，研究型阅读也是如此。例如对比东晋的郭象、支遁和宋代的林希逸对《庄子·逍遥游》中“逍遥”的解释，我们就会发现支遁的解释比较接近庄子的本意，而郭象与林希逸的解释则分别深受魏晋玄学与宋代理学的影响。一般说来，在阅读这类经典性古籍时，研究者很少只读一种本子，而是选择几种重要的权威注本，同时进行细读以便进行对比，从而发现问题，提出疑问。
三是联想式阅读。在知识型阅读阶段，由于记忆知识的需要，读者常常将知识归纳成要点，然后努力将其纳入自己的头脑中。至于它们之间究竟有何联系与同异，一般是不在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的，研究型阅读则不然。一个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读书时不仅会常常想到自己的专业，更重要的是还会常常想到自己目前所研究的对象与问题。经常进行这种联想式的阅读，就会有效地训练自己眼光的敏锐性与思维的鲜活性，从而提高自身的思辨能力。尽管联想式的阅读不太可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先天因素，但人们通过有意识的训练，可以大大提高或最大限度地发挥自我的先天能力。
在人的一生中，知识型阅读与研究型阅读相互结合，互为补充，人们需要弄清哪些领域需要研究型阅读，哪些领域又需要知识型阅读，并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摘编自左东岭《从知识型阅读到研究型阅读》)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研究型阅读中，发现问题的前提是对阅读对象持怀疑的态度，并具备质疑的眼光。
B．研究者阅读经典性古籍时，选择几种权威注本细读，就可以发现问题，提出疑问。
C．研究型阅读不用归纳知识点，它关注的是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与异同，目的性较强。
D．知识型阅读与研究型阅读之间是互补的关系，在学习的不同阶段，二者缺一不可。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B项，选择几种权威注本细读，不一定就可以发现问题，提出疑问。C项，“研究型阅读不用归纳知识点”没有依据。D项，由“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学习目标不同，采取的阅读模式也不同”可知，在学习的不同阶段，二者并非缺一不可。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以引导人们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为出发点，论述了不同阅读阶段的阅读特点。
B．文章主要运用了对比的论证方法，突出了研究型阅读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C．文章以郭象等人对“逍遥”的解释为例，旨在证明学术观点易受时代思潮影响。
D．文章在论述知识型阅读与研究型阅读差别的基础上，强调要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以郭象等人对“逍遥”的解释为例，旨在证明学术研究经常是在对比中进行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提出问题对学术研究非常重要，一个人质疑能力越强，越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B．如果不精选阅读对象并将其作为权威的说法加以记忆，就无法获得准确、可靠的知识。
C．一个人如果经常性地进行联想式阅读训练，就能够有效地提高自己的思辨能力。
D．融合了疑问、对比和联想的阅读方式之后，知识型阅读才能发展为研究型阅读。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能力。知识型阅读只要有疑问、对比或联想三种阅读方式其中之一，便可发展成为研究型阅读。
二、[2019·湖南联考]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
“孝”在中国不仅是维系家庭稳定的道德伦理，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规范。古代社会诸多人际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就是君臣与父子。事君为“忠”，事父为“孝”。朱熹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人道之大经，政事之根本也”。在家国天下中，君主是所有人的“家长”，事君既为“忠”，也为“孝”，忠孝本为一体。儒家的中心思想是“仁”，认为一切德目都发于仁，而在诸德目中，孝悌又是最基本的。《论语·学而》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也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把“父子有亲”列为“教以人伦”的“五伦”之首。儒家的思想家编著了《孝经》一书，虽不足两千言，却被推崇备至，影响极为深远。孔子的弟子中，曾参、仲由、闵子骞等都是著名的孝子。自尧舜开始，历代统治者都极力倡行孝道，力主以孝治天下。舜本人就是一个难得的孝子。
古代社会在考察官吏的时候，总是把孝作为一条用人准则。人子对父母兄长的爱、敬、顺，同样可以推移到君臣关系上，从而实现对君主的“忠”。西周在选拔官吏时，吸取夏商亡国的教训，特别强调道德品行，以“六德”(智、信、仁、圣、义、忠)与“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秦律规定了“五善”与“五失”的考课原则，“五善”，即“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晋朝颁行的《诸郡中正六条举淹滞令》对官员的德行准则也有明确规定：“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孝道之有益于治道，就在于它可以使不同阶层的人恪尽职守，谨慎为人，各安其位，这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一味“神药”。
古代社会孝道的倡行，是对匮乏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一种自发式补充，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战乱不断，一直处于积弱积贫的状态，政府根本无力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每一位父母在年老以后，只能依靠自己的后辈照料，孝顺父母成为维持家族繁衍生息的纽带，绵延千年而经久不衰。
“孝”除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真挚情感和道德义务外，还隐约含有一种感恩的思想，“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这种感恩的文化薪火相传，促进了家庭和睦，延续了家族的传统。中国人倡行孝道，主张孝、慈并举，讲求父慈子孝。父辈勤勉辛劳，省吃俭用，为的是积攒钱财抚养后辈。后辈们也尽己所能尊老、敬老、养老，丝毫不敢有所懈怠。而父慈子孝的思想推而广之，即为现代社会的博爱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