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元记忆监测特点的综述作者：张李斌毛青松刘鑫菲杨娅卓岩瑞婷宋玉英罗红格来源：《文教资料》2017年第28期摘要：本文旨在探讨大学生元记忆监测的概念及其影响因素。
元记忆监测是指个体对自身记忆能力的评价和估计，其中任务变量、个体变量、知觉线索变量和策略变量均会对元记忆的监测判断有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元记忆监测影响因素拒绝敏感性1.元记忆监测的概念元记忆是指人们对记忆的认知和记忆过程的监测与控制，分别对应元记忆知识、元记忆监测和元记忆控制三个因素[1]，其中元记忆监测是元记忆的重要组成因素，同时是与元记忆能力紧密联系的重要因素。
元记忆监测是指个体对自身记忆能力的评价和估计，或者说是个体对自身记忆能力的评判，个体对于外部客体记忆资料的记忆能力的主观体验。
元记忆的检测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时候我们会感觉自己的记忆力下降，总是忘记一些事情，从前能记住的东西记不住了；也有的时候会感觉自己的记忆能力空前得强，记什么都又快又准确，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对元记忆的一种监测。
简而言之，元记忆监测表现为个体记忆活动结束之后，自己对忆材料难度、回忆的正确与否，知晓程度、自信程度的判断。
元记忆监测的分类如下：一类是回溯监测，比如提炼记忆的活动完成后，对自己的回忆或再认准确性的鉴定称为自信心判断（judgment of confidence，JOC）；另一类是预见监测，比如：在记忆任务开始前鉴别当前任务难度（ease of learning，EOL），记忆任务进行中对自己最终回忆结果的预估，称为学习判断（judgments of learning，JOL），对当前无法回忆但又能唤醒一部分影像的资料在之后再认任务中的成绩的预估称为知道感判断（feeling of knowing，FOK）[2]。
2.元记忆监测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任务变量、个体变量、知觉线索变量和策略变量均会对元记忆的监测判断有一定的影响[3]-[4]。
Busey等（2000）发现亮度影响个体的学习判断和自信心判断。
研究者给被试展示出一系列亮度水平不同的人脸图片，被试每学完一张人脸图片后进行学习判断，所有图片学完之后进行再认测试，并做自信心判断。
结果发现，被试的学习判断和自信心判断都受亮度的影响，表现为被试给予高亮度图片更高的学习判定和自信心判定。
有研究表示字体大小和个人的学习判断之间也有关系。
在研究中，被试学习不同字体大小（18 pt/48 pt）的项目，每学完一项目即进行学习判断，最后完成自由回忆测试。
结果发现，相对于小字体的学习项目，被试给予大字体的学习项目更高的学习判断，但回忆成绩不受字体大小影响。
更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发现字体大小对学习判断的影响是稳定的：即使明确告诉被试实际回忆结果与字体的大小无关，字体大小仍然能作用于学习判断。
这种字体大小效应在后续的研究中被反复验证[5]-[7]。
此外，Susser等[8]发现字体大小效应是相对的。
实验中，一组被试学习字体大小不同的词汇（被试同时具有流畅和不流畅的体验），另外两组被试分别学习大字体或小字体词汇（被试只有流畅或者不流畅体验）。
结果发现，只有当被试同时有流畅和不流畅体验时，字体大小才会作用于学习判断。
而Ball等（2014）研究则发现，字体大小效应因学习材料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他们以文本（由心理学术语及其定义组成）为学习材料。
被试自定步调学习不同字体大小（24 pt/48 pt）的文本材料，每学完一术语定义后做学习判断。
结果发现，被试对小字体文本的学习判断高于大字体文本，这一结果和以往研究发现的字体大小效应相反。
Ball等人认为，这可能是文本材料不同于单词所致。
Miele和Molden（2010）发现文本清晰度也影响学习判断。
他们让被试浏览清晰度不同（清晰：Times New Roman 字体/模糊：Juice ITC 字体）的文本，并进行学习判断。
结果表明，被试对于清晰文本的学习判断更高。
此后，Yue等（2013）通过操纵分辨率（模糊文本较清晰文本向外扩散10%的像素点）验证了这一结果。
尹观海等（2014）针对聋童的元记忆研究发现，聋童的元记忆监测与控制的发展水平均随年龄增长不断提高。
低年级不能准确地判断和估计自己的学习程度及在记忆测验中可能取得的成绩，也不能有效地分配学习时间；中年级处在元记忆监测与控制发展的加速期，其监测判断的准确性显著提高，并有意识地进行记忆控制；高年级记忆监控能力达到较高的水平。
聋童元记忆监测的不同方面发展轨迹不一致：自信心判断（JOC）和知晓感判断（FOK）发展早，发展水平较高，学习程度判断（JOL）发展缓慢，发展水平低。
针对学习困难的孩子的元记忆监控研究发现，学习困难的孩子在三种元记忆监测判断值上均显著低于学优儿童；学习困难的孩子具有元记忆控制能力，但其控制水平相对低于学优儿童；学习困难的孩子的元记忆监测判断和学习时间分配之间存在交互影响；学习困难的孩子的元记忆监测和控制水平存在较为复杂的发展特点。
据此得出结论，学习困难的孩子的元记忆监测与控制能力都比学优儿童弱，同时揭示了一定的发展趋势。
2.1情绪对元记忆监测的影响关于情绪影响元记忆监测的研究范式有两种：分别为材料变换式和情绪诱发式[9]。
材料变换式是目前研究情绪对元记忆监测作用的主要范式，简而言之就是将原来的（中性材料）实验材料替换成情绪性材料，而原来的实验范式和实验过程不做更动。
根据所使用实验形式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情绪词（对）、情绪图片和情绪面孔三种。
Zimmerman等首先使用情绪词，Resh首先使用情绪图片及Kelly和Metcalf首先使用情绪面孔进行了元记忆的监控研究。
情绪激发是在传统的元记忆研究范式（R-J-R）的来源根基上，加入一个情绪激发的过程。
通过对被试情绪的激发，他们在一定情绪状态下完成元记忆监测的任务。
根据情绪诱发的方法不同可以区别为行为激发、认知激发和感官激发三种。
Koriat和Nussinson最早使用行为激发研讨元记忆，张振新和徐宪斌则使用认知激发研讨元记忆，Resh使用感官刺激引发的办法，情绪图片与中性词进行匹配，通过对视觉刺激诱发情绪的办法以研讨元记忆。
情绪词能影响情绪，情绪能引发心理活动，作为心理活动的诱因，情绪可以影响一个人的记忆。
积极情绪词可以引发正性情绪，增强被试的自信心，从而推动记忆更高效的提取。
而消极情绪词导致了负性情绪，使被试变得不那么自信，降低了被试的唤醒水平。
研究发现，人们之所以深刻地记忆某些人际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体验而不是其他的体验，是因为这些体验附带着使个体感受强烈的情绪。
社交情绪是指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与他人接触所唤起的回忆的、想象的、预期的或真实的情绪。
研究表明，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个体对于附带情绪的体验记忆得更好，特别对于积极情绪的记忆。
而对情绪词记忆的研究也得到相同的结果，Tse等人的研究表明，在情绪词的瞬时顺序的记忆中，被试对积极情绪词的记忆要好于对消极情绪词的记忆。
已有记忆方面的研究表明，自我参照效应在记忆中起重要作用。
自我参照效应是指当记忆材料与自我相关时，对于材料的记忆要好于对材料进行其他方式的编码记忆的现象。
在Rogers等人的研究中，当被试用某个形容词描述自我的时候，回忆的成绩要比使用其他的编码方式记忆材料的回忆更好。
根据自我参照效应的图式理论，自我参照以某个事件或情境为基础对信息进行加工，从而促进信息的回忆。
2.2拒绝敏感对元记忆监测的影响拒绝敏感是指个体忧虑地推测他人的拒绝的一种人格倾向，即个体经常推测自己会被拒绝，容易感觉到拒绝，对拒绝过分敏感，并为之恐慌，在模糊情景中过早地预计自身会遭到拒绝，并产生过激的行为。
当觉察到预估的屏绝时，个人就会产生敌意或攻击行为--这是具有高拒绝敏感的个体不容易脱离的一个恶性循环[10]。
有的人他们对拒绝十分敏感，这种敏感使得他们产生了心理偏差，在不知情或是模糊的情景中认为自己会遭到拒绝[11]。
Downey等人的研究表明，重要他人对于其需要重复性拒绝是个体的高拒绝敏感性的来源[12]。
拒绝敏感性对元记忆监测也有影响，拒绝敏感性过高会导致社会生活的不适应，人际关系的不和谐，因此如何尽可能多地获得支持和肯定，免受拒绝和排斥也就成为其行为的基本动力。
个体先前经验可能造成其以后的思维定式，如果先前遭受过过多的拒绝或是其他社会交往中的挫折都可能导致其对社会交往中的拒绝存在焦虑的预期。
关于拒绝敏感性的测量，大多用自陈式问卷的方式，如赵艳林等修订的《Downey拒绝敏感性量表中文修订版》。
研究显示，不同拒绝敏感性的个体在认知的加工机制上可能存在差异，这项研究成果给了人们对拒绝敏感性研究的新方向[13]。
有关高拒绝敏感个体认知加工特性的实验主要探讨了高拒绝敏感个体的注意特点，研究结果表明具备高拒绝敏感的个人在对社交拒绝材料的加工可能存在偏差[14]，但拒绝敏感性在认知的其他方面的作用仍有待发现。
拒绝敏感与社交情绪之间相互影响。
社交情绪会诱发拒绝敏感的产生，而相对的拒绝敏感会带来一系列社交情绪，二者之间没有绝对的相交关系并非绝对的平行关系。
高拒绝敏感性的个人在面临屏绝或思路不清的情境时的情绪唤醒度更高，对信息记忆的情境依赖性更强，所以高美等[15]发现高拒绝敏感性的个体更倾向于记忆描述自我积极情绪的词语。
国外以往的研究表明，高拒绝敏感性的个体更倾向于注意具有威胁的社交线索，对消极的社交线索的记忆更好。
高美等发现高拒绝敏感性的个体更倾向于记忆描述他人消极情绪的词语。
拒绝敏感性过高会导致社会生活的不适应，人际关系的不和谐，因此如何尽可能多地获得支持和肯定，免受拒绝和排斥也就成为其行为的基本动力。
个体先前经验可能造成其以后的思维定式，如果先前遭受过过多的拒绝或是其他社会交往中的挫折都可能导致其对社会交往中的拒绝存在焦虑的预期。
参考文献：[1]张振新，明文.元记忆监测研究的横向比较[J].心理学报，2012，35（5）：1102-1106.[2]周楚，刘晓明，张明.学习困难儿童的元记忆监测与控制特点[J].心理学报，2004，36（1）：65-70.[3]陈芳艳，李锋盈，李伟健.知觉线索对元记忆监控的影响[J].心理科学进展，2016，24（4）：494-500.[4]金玉华.认知方式和内外部线索对元记忆监控和回忆成绩的影响[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6.[5]Kornell， N.， Rhodes， M. G.， Castel， A. D.， & Tauber， S. K.. The Ease-of-processing heuristic and the stability bias： Dissociating memory， memory beliefs， and memory judgements[J]. Psychological Science，2011，22（6）： 787-794.[6]Miele， D. B.， Finn，B.， & Molden， D. C.. Does easily learned mean easily remembered： It depends on your beliefs about intelligence[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1，22（3）：320-324.[7]Mueller， M. L.， Dunlosky， J.， Tauber， S. K.， & Rhodes， M. G. The font-size effect on judgments of learning： Does it exemplify fluency effects or reflect peoples beliefs about memory？[J].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2014，70（1）：1-12.[8]Susser， J. A.， Mulligan， N. W.， & Besken， M. The effects of list composition and perceptual fluency on judgements of learning （JOLs）[J]. Memory & Cognition， 2013，41（7）：1000-1011.[9]王勋，姜珊，高艳芳，张振新. 情绪影响元记忆监测的研究范式及其机制[J]. 心理研究， 2015，8（1）：8-14.[10]Boyce P， Hickie I， Parker G， et al.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the one-year outcome ofa depressive episode[J].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92， 26（2）：156.[11]张莹瑞，李涛. 拒绝敏感的认知与神经机制[J]. 心理科学进展， 2013， 21（11）：1939-1948.[12]Downey D.， Dumais S.， Dan L.，et al.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archers’ queries and information goals[J]. 2008：449-458.[13]杨玲. 大学生学业自我调节问卷中文版的修订[J]. 教育技术研究， 2012（3）：247-247.[14]赵艳林. 社交拒绝对个体心理反应的影响：拒绝敏感性的调节作用[D].宁波：宁波大学， 2012.[15]高美，耿晓伟. 不同拒绝敏感性大学生对社交情绪词记忆的偏好[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6 （1）：137-141.基金项目：华北理工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X2016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