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学森之问看我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走向

如何从教育改革角度回答“钱学森之问”如何从教育改革角度回答“钱学森之问”摘要：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学森之问”反映出了中国杰出人才培养乏力的问题，切中了我国高等教育问题的要害，该问题的解答需要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的思考，在对现状反思的基础上才可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关键字：教育改革钱学森之问创新型人才“钱学森之问”深深的触及到了中国教育的痛处，也让无数中国人倍感困惑：政府每年投入那么多的经费，为何中国教育离我们所期待的反而越来越远呢？这使得我们的教育改革面临着无限的尴尬。

我们现在的教育出现了哪些问题？原因为何？教育改革之路去向何方？当今的教育制度存在着许多弊端，等待我们去改善。

首当其冲的是基层中学教育体系的问题，尤其是填鸭式教育。

有些学校为了完成教育指标，不尊重学生个人的接受能力与接受方式，一律要求学生死记烂背，使用题海战术，导致学生的头脑僵化，思维单一。

其次是高校发展出现方向性错误。

现行的教育体制之所以问题重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以往众多次改革中，教育体制并没有彻底改变教育培养的人才目标，因此难以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对人才的要求。

既然改革需要经济的逐渐发展与人们认识的不断提高、改革难以"一蹴而就"，我们不如从具体操作层面上做些实在的事情、想想当下可行的办法。

我想这也是渐进式改革必经之路。

1、基础教育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

人才培养要从基础教育抓起，包括高中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坚持德育为先。

坚持能力为重。

坚持全面发展。

全面加强和改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

降低课程标准减轻课程难度，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让学生在学好课程的基础上有闲暇全面发展，有闲暇发展能力和培养创新精神。

对“钱学森之问”的思考作者：周哲来源：《教育界》2010年第03期“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间是大国教育与人才之问，它是沉重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这个问题，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

“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思考“钱学森之问”，让我想到了一个企业家的故事：美国有一个厂长叫罗哥，面对日本人的竞争，他的企业状况每况愈下。

罗哥苦苦思索，究竟怎么做，才能提高竞争力。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罗哥碰到了物理学家钟纳，向他诉说了自己的苦恼：他绞尽脑汁，用尽办法，甚至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机器人，但仍然没有让自己的企业起死回生。

没想到钟纳提了一个在他看来是违反常规的外行问题：“机器人真的提高了你们的生产力吗?”“当然，使用了机器人后，生产效率平均超过百分之九十，每个零件的平均成本也大幅下降。

”钟纳不以为然，又问：“说实话，你的存货直线上升，对不对?”这话问到了罗哥的痛处。

他知道：虽然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了，但仓库里积压的存货越来越多。

钟纳的话让罗哥思考：我到底在干什么?办工厂，显然不是为了把仓库填满。

那么是为了什么?——为了销售赚钱，赚钱才是目标。

假如公司不赚钱，那么工厂的各项工作都变得一文不值。

不能赚钱的行动就是没有生产力的行动。

有了这次彻悟之后，罗哥的企业终于起死回生了。

言归正传。

我在这里以这个案例来思考我们的教育问题。

罗哥认识到：假如公司不赚钱，那么工厂的各项工作都变得一文不值。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为社会接受，为国家做出贡献，那么，即使高考录取率再高，这又有什么意义?学校的各项工作都变得一文不值。

这个说法可能许多人不能接受，但现实是很残酷的，大到我们国家目前没有自己培养出一个诺贝尔获奖者，小到许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实。

2016.3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0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去看望钱学森老先生，当时钱老感慨：“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老的这一发问突出暴露了我国杰出人才培养的不足。

钱老走了，但他留给整个教育界的这一疑问却没有立即解决。

从2005年提出“钱学森之问”到2014年新高考改革方案的公布，将近10年，在这10年里，高校招生的扩招使我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完成了量的提高，但在人才培养的质量上还有很大不足，尤其是杰出人才的培养还不能尽如人意，此次的高考改革方案是继扩招以后的提高质量之举，也可看作是对“钱学森之问”的一种回答。

高考改革迫使目前的高等教育作出相应改变，尤其对高校人才培养的影响非常明显。

一、高校选拔评价人才的方式增加新高考改革方案规定，综合素质评价是高校录取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并且规定高校应提前公布具体使用办法，情况必须规范、公开。

这一政策出台的目的是更加全面地对学生素质进行评价，使高校更好地选拔出优秀人才。

近年来，社会上对大学生的评价较为负面，认为大学生普遍眼高手低，综合实践能力较差，是只会纸上谈兵的“书呆子”，新高考为解决这一问题，增加了评价的方式，有利于人才的培养，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一）过去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之前已经有多个省份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与高考挂钩，但结果并不乐观，综合素质评价并未与高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挂钩。

过去高校在阅读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报告时，发现了部分报告随意性强、缺项漏项严重等问题，而且综合素质的评定，没有设置量化指标，在实际操作中，教师对于学生的评定，除了事实上确有不良记录的学生，对大部分学生都会尽量说好话。

另外，对于高校来说，招生录取要在短短几天内完成招录几千人的任务，对每份档案中的综合素质评价不可能详细看，也就出现了一些高校为应付了事，走个过场，流于形式的情况。

因此，怎样进行综合素质评定？评价的形式是怎样直面钱学森之问的高考改革形势新探马小燕（黑龙江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80）摘要：教育公平与人才培养历来是教育的两大核心问题，传统高考基本实现了教育公平。

中国成人教育CHINA ADULT EDUCATION“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科学泰斗钱学森多次向温总理提出的疑问，简称“钱学森之问”。

总理最早公开提起钱老对中国教育的这一忧虑，是在2006年在中南海召开的教育座谈会上。

随着大师的离世，这个疑问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它不仅成为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直面的疑问，更成为整个教育界及教育工作者反思与求解的疑问。

一、疑问引发的讨论随着“钱学森之问”在社会上引起的广泛讨论，很多专家、学者也在不同场合阐述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2009年8月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中国科学院朱清时院士在国家图书馆学津堂的教育家论坛上作了一场题为“求解中国创新人才培养困局：教育体制和思想”的主题讲座。

他谈到，1952年教育界的一件大事“院系调整”，影响了中国高教60年，因为这种苏联专才教育模式，学生分专业较早，导致知识面过窄，不利于交叉学科的创新，所学专业可能不是学生有天赋或感兴趣的，抹杀了人的个性发展。

并指出高校长期受政府行政干预，这种以知识为主的教育，限制了创新人才的培养。

他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4位科学家获奖，其中有11位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朱院士在接受《南方周末》的访问时谈到，没有崇尚学术卓越的大学精神，就培养不出大师。

何为大学精神，就是大学里的人崇尚什么、追求什么，像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大学，大家崇尚的是学术卓越，都憋了劲去竞争做到最好。

同年11月，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更是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

他们说：“中国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是时候直面‘钱学森之问’了，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思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钱学森之问”下的大学人才培养“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来人才”，这是钱老留下来的问题，也是我们国家教育的积弊。

当前我国大学不仅缺少独特创新的东西，而且也没有以培养科技发明人才作为目标实施教学，因此尽管高校教育培养规模尽管庞大，但很少“冒”出人才。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高校的历史使命，在当前推进“双一流”建设和李克强总理提出培养工匠精神人才的背景下这一使命更加凸显，更加具有时代的意义。

新世纪的教育，需要培养创新型人才，而这些创新人才需要“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

一、中国式教育问题中国教育自出现起，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其发展轨迹、特点就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发展至今天，在教育的发展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教育体制固化目前我国大学的结构基本还是由政府主导，政府对高校的资金、招生、办学等方面实施宏观管理，进入管制的壁垒很高，社会资金难以进入教育领域。

虽然我国在改革开放后陆续通过颁布政策文件以打破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高校和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行政队伍成为支配和支撑大学的主导力量，通过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推进，高校的办学权和自主权逐渐放宽，高校拥有更多空间对学校的运行进行调控[1]，但新时期下高校的自主办学并没有如愿真正推动高校的学术自主，推动高校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而是在权力下放的背景下，我国高校却出现了专业的盲目设置，忙于升级、评比而忽视对教学质量和学术研究的监控和官本位思想的涌动，这些都阻碍了在新时期高校“杰出人才”的培养。

2007年南方科技大学的创办就是在努力打破我国高校创设、运行的陈旧格局，拒绝一步一步从专科院校开始到研究性大学的发展轨迹，拒绝与中国科技大学联合招生，学生保持中国科技大学学籍，实行自主招生、自授学位。

（二）单一评价体系，降低了学生的创造性现行的学生评价制度过多的将目光投向了其选拔和甄别的功能上，对学生“贴标签”，而较少考虑评价的改进、激励和发展功能；此模式下的评价使多少学生将注意力投向学习的结果而非学习本身及自身的发展，这样的评价结果并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评价中获得有效信息并改进自己的学习。

从钱学森之问看我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走向5篇第一篇：从钱学森之问看我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走向从“钱学森之问”看我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走向［摘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自2010年7月29日正式颁布实施以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2011年3月全国两会在京召开，教育再一次成为热议的话题。

本文直面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并结合“李约瑟难题”，对当代中国教育予以深邃思考，并对中国未来中长期创新人才的培养提出建议。

［关键词］：“钱学森之问”，“李约瑟难题”，创新，人才培养一、问题的提出2009 年10月31日，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驾鹤西去，我们在怀念这样一位大师的同时，他那一句振聋发聩的质疑——“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也引起了上自国家总理、下至黎民百姓的广泛讨论和深思。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8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4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钱老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归结起来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其实，“钱学森之问”，在上个世纪也有一位英国人提出过。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分析了原因：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从“钱学森之问”的视域纵论高校人才培养的战略机制作者：张爱蓉来源：《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 2013年第11期张爱蓉（西安翻译学院）摘要“钱学森之问”已经越来越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它对整个国家的教育和人才培养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特别是对高校如何培养“杰出人才”提出了一个崭新命题。

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钱学森之问”对人才培养机制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关键词钱学森之问高校人才培养战略机制1 “钱学森之问”的背景由来及当前高校的态度“钱学森之问”缘于2005、2007、2008 年先后三次党和国家有关领导人前往医院探望钱学森病情时，钱老表达出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造成人才“冒”不出来的主要原因是，目前的大学在办学时没有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和文学艺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

他对温家宝同志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是钱学森先生为中国人留下的设问。

此后，无论是在教育界还是文化学术界，这个设问便以“钱学森之问”、“钱学森问题”以及“世纪之问”等名称流传开来，这不仅成为许多人试图解答的命题，也是一个很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这不仅对中国教育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命题，更是对中国人才培养观问题的沉痛反思。

回头想想，与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这么多年还没有培养出一个学术成就的学生。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在钱老心中为什么动荡不安的民国能够人才辈出，而形势大好的时期却日月不光、山岳潜形。

换言之，所谓“钱学森之问”是钱老的自问自答，是钱老对中国教育胸中早有现成的答案[1]。

有研究者论证指出：钱老以他接受欧美现代教育而成为杰出科学家的教育背景，他不可能不明白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症结所在。

他生前对人们一再强调他在加州理工学院自由探索的经历，说明他对于造就科学大师——更宽泛些，造就大学者、大思想家——所需要的环境条件，了然于胸；更重要的是，他从上个世纪50 年代以后亲眼目睹了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具有强烈独立意志的知识分子群体从失语到覆亡、再到新一代鹦鹉学舌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过程，而他本人也在“科学为政治服务”那种咄咄逼人的政治氛围中，有违科学家的基本修养、写下那为后人诟病的“科学帮闲”文章，他不可能不明白，对杰出人才的致命戕害来自何方。

杰出科技人才培养与高等教育改革浅议——从“钱学森之问”谈起[摘要]本文围绕钱学森教授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从“分类管理，抓好领头羊”“大学校长选拔”“博士生研究生培养”“去除大学行政化”和“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等五个方面提出大学培养杰出人才的五条对策建议。

[关键词]钱学森之问杰出人才高校改革对策一、分类管理，抓好“领头羊”当前，我国各个大学都在组织教职员工认真学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的发展纲要(2010-2012年)》，结合钱老对教育的进言开展热烈讨论，纷纷提出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更新办学模式、建设现代大学奋斗目标的建议和规划举措。

对此，笔者认为，“世界一流”“现代大学”是一个多层次，多内涵的集合体，包括现代大学理念、科学的教学方法、开放的办学模式、自由的科学研究以及城市交通、人居环境、社会学术氛围等，把每一所大学都办成世界一流现代大学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比如：从财力上来说，“世界一流”这个定语恐怕只有少数大学可做这样的梦想，按照法规条文GDP(国内生产总值)4%标准的财政投入，未来十年之内每年投入也就是1.6万亿元至4万亿人民币之间，而教育事业是一个整体，国家教育投资不可能全部由高校享用。

因此，各个大学应该根据自身的实力及所处的环境、地位和培养目标，从实际出发、科学定位。

笔者认为，国家管理高校时，应把住宏观、管好微观、分类指导、重点突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抓大放小”。

国家可以在全国二千多所高校中精选十所左右综合性名牌大学建设成研究型大学。

这些研究型大学的建设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生员选拔。

研究型大学要从全国几十万所中学中选择两百余所有条件培养研究型人才的中学作为重点示范。

可以根据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要求自主出题、自主招生。

对于那些确实具有优异研究特质的潜在人才，就可以直接进入大学接受重点培养，承担科研重担。

（二）教学方法。

凡属研究型大学，国家要授予其办学自主权，或引进或自编赶超世界科技潮流的新教材，采用世界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如专家引导法、头脑风暴法、社会调查法、科学实验法等，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异向思维和动脑动手自主科研能力，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潜能。

“钱学森之问”对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启示1 “钱学森之问”的提出钱学森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和“火箭之王”，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钱学森对火箭与航空领域的研究处于领先地位。

此外，他还开创了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新的学科领域，对我国科技的现代化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00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探望钱学森先生时，钱学森先生感叹：“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先生认为我国并没有全力发展起来，是由于我国大学创新性不强，其现有办学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具备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没有突出的“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之问”的提出引发了全社会各行各业的普遍关注，然而这个疑问并不是在某一个领域就能简单解答的，而须要整个教育界、科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协同配合来研究破解。

2 杰出人才难以“冒”出的症结所在2.1 教育与受教育根本目的的异化对于学生来说，人们普遍认为只要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以后就可以找到一份稳定轻松又高收入的工作，所以很多学生在学校都是以找到满意的工作为目的，没有从内心想要进行科学研究，想要真正做出点学问，甚至很多人只为拿到一个毕业证和学位证而进行学习。

这些学生受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全面的发展，做出一定的科研成就，而是成为立足社会，求得生存的一种手段。

迫于我国教育升学体制的压力，我国的中小学教育大多以升学为目标，功利性很强，尤其是当今社会教育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升学带来的压力更大。

而高等教育大多以就业为目标，却忽视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导致学者无法专心科研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经济的回馈上，这是我国教育无法培养出杰出人才的一个重要的主观原因。

2.2 以知识评价制度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对于我国的教育而言，升学率、分数是束缚创新教育发展的枷锁。

“钱学森之问”引发的对教育改革的思考摘要：“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在如今依旧如晨钟暮鼓，使人振聋发聩。

回顾中国的教育现状和教育改革的历史，“钱学森之问”给予了我们新的思考：经过这几年的教育改革，为什么我们的学校还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怎样开展教育改革，我们的学校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关键词：“钱学森之问”;教育现状;教育改革著名的爱国物理学家钱学森先生逝世已有五年，但他留下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如今依旧如晨钟暮鼓，使人振聋发聩。

钱学森先生的疑问，直击我国教育的咽喉，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也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

钱先生曾不无感慨的说过，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确实，无论是从道德修养上，还是从学术成果上，如今培养出来的学生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有很大的差距。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对于这个问题，钱先生自己也说过，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不如让我们看看中国如今的教育现状。

从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1905年废除科举至今，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已逾百年。

从1977年重新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至今，中国当代教育的改革已经有30余年。

应当说，积30余年来的发展和改革，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但是，不能回避的是，今天中国的教育依然存在着许许多多让人痛心疾首的问题。

现有教育发展模式僵化腐朽，基础教育主抓考试分数，评估重点是考试成绩，高等教育主抓招生人数，评估重点是是否取得毕业证。

应试教育使所谓得优秀学生人才都难逃“书呆子”的结果。

学校行政化趋势加剧，教师功利化趋势加剧，大学功利化，学术腐败……这一个个的问题依旧层出不穷。

从“钱学森之问”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摘要2010年3月12日，题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集体采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

教育部副部长郝平等出席并回答了相关问题。

有记者问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受到广泛关注的瓶颈，也就是如何回答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的问题。

这一话题自大师陨落后的讨论一直被媒体高度关注着，这一有关中国教育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否在两会之后得到解决？本文试图对这一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关于高校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模式的发展做一些思考和分析。

关键词：钱学森之问、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一`“钱学森之问”事件回顾“当你走近病榻上的钱学森,你能感受到的:他虽垂垂老矣,却思维敏捷，学识渊博，时刻关注国家和世界大事，想的都是国家长远发展的大事。

”钱学森的秘书、学术助手涂元季曾这样说起。

这位老人在晚年不止一次向温总理谈起他的忧虑“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言之谆谆,意之殷殷，教育成了科学巨星陨落的最后心结。

时至2009年11月，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将这一事件推向高潮：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钱老安详地离去了,没有留下什么遗嘱。

但人们更愿意把老人关于教育的话看成他的遗愿,并称之为“钱学森之问”。

从2005年开始就发问不休，直到现在还能引起广泛共鸣，振聋发聩，根本就在于“钱学森之问”问到了中国痛处——教育体制的人才培养模式！二、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及问题1、“人才培养模式”概念的提出“人才培养模式”是从1996年我国开始普及的概念。

第八届全国人大四次全体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到：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

它虽然以理论形态表现，但其内容是实践的，我们自然想到西班牙著名思想家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大学的使命》中提出两个极具统摄力的命题：大学是什么？大学应该干什么？从上古时期的柏拉图强调的“智慧训练”及孔子强调的“克己归仁”，到中世纪的“博雅教育”强调的职业训练，历史长河中早已将大学与高等教育分开来看，当今的大学的人才培养活动的矛盾与历史进程有前后一贯的关联性，无不在环境变迁下凸显出来。

从人才培养模式浅谈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可见，中国崛起太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教育。

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国家崛起就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

因此钱学森的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答案是很简单的。

学校里，关心科技发展的人已成少数—没氛围；提得出又打创新性研究成果的人已成少数—没数量；关心的往往是创业问题并非科学研究——没火候；现在社会，人人祈求安贫乐道，不搞也不敢搞科技创新—没手段。

总之，一般的，传统的，不打破常规的思维是绝不可能造就出像达·芬奇，牛顿，冯·卡门，特斯拉，诺贝尔，爱因斯坦这种伟人的！归根结底在于教育系统的改革始终如“老牛爬坡”，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存在不足，学校行政化趋势加剧，教师功利化趋势加剧。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是时候直面“钱学森之问”了。

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需要革新人才培养模式。

自1999高校进行大规模扩招以来,高校在大规模扩招的冲击下,在人才培养、科研能力等方面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

由于在校生人数的大量增加,政府、地方等对教育的投入与之不能适应,使得高校对人才培养的质量有所下降。

我想通过对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与国外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对比，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进行浅析后提出相应的培养新对策。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和高等教育体制的不同，中西方在人才培养理念、模式和方法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别。

答“钱学森问”议人才培养作者：来源：《教育与职业·综合版》2011年第01期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里，我国杰出科学家钱学森的一句振聋发聩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成为教育界、知识界和学术界的热点话题。

近日，由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中国海洋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科学时报社共同主办的首届“创新中国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专家学者们围绕“求答钱学森之问：中国如何培养创新人才”的论坛主题，针对创新与人才培养领域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杰出人才培养要从“去行政化”开始朱清时南方科大的定位是以理工学科为主，同时兼有独具特色的人文学科、经济管理学科。

我们的目标就是一步到位办成一所研究型大学，培养多层次的创新型人才。

我是1998年出任中科大校长的，在此之前的10余年间，我在英国、美国、法国都工作过。

我深深感到，我国的高等教育水平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甚大，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一定要改变。

学校的社会定位应该是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学术机构，管理体制应该应“学术优先，学者主导”，但现在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管教育的人并不见得真正懂教育。

因此，我的根本观点就是中国教育一定要改革，而大学的改革要从“去行政化”开始。

在这里我解释一下“去行政化”的含义：依法治校，不是因人而治校，由教授组成委员会制定各种规章制度，然后授权行政管理人员照章来管理学校，为教授服务，而不是完全不要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

要想贯彻“去行政化”办学理念，首先必须厘清学校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和互动模式。

我们知道，政府现在管理学校的模式就是谁官大谁说了算，我当校长这么多年对此深有体会。

为了彻底杜绝这种现象，深圳市委市政府已经向南方科大承诺，运用深圳特区地方立法权，制定《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条例》，明确界定政府、学校、社会、学生、行政、学术的权界，作为学校依法治校的法律保障。

以后不管市长、书记怎么换，大家都依法治校。

但我们知道立法是非常严肃、非常慎重的事情，条例制定得不好以后会限制学校自身的发展，漏掉了一条以后补上也不容易。

袁贵仁回应“钱学森之问”通过改革提高人才创新力本文是关于作文素材的袁贵仁回应“钱学森之问”通过改革提高人才创新力，感谢您的阅读！今年是“十一五”迈向“十二五”的重要转折，也是落实教改纲要的第一年。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近日就此接受记者采访，介绍了“十一五”期间教育发展的成就。

针对“钱学森之问”，袁贵仁说，要加大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上的改革，先试点再推开，注重对学生实施“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因材施教”的培养，让每个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教育。

22年全国普及义务教育记者：如果把“十一五”这五年教育事业的发展放在你40多年教育工作生涯中去衡量，你会给出什么评价？袁贵仁：“十一五”提出的关于教育发展的几个主要指标，有的已提前实现，有的可望如期实现。

近五年，教育改革发展成就可以概括为四方面：第一是城乡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现，惠及1.6亿学生；第二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提高，2009年在学总规模达2979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第三是职业教育取得突破性进展，中职高职分别占据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总规模的“半壁江山”；第四是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最突出的是建立健全了国家教育资助体系。

集中到一点，就是实现了由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转变。

记者：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已提出免费义务教育，但为什么到“十一五”期间才真正实现？袁贵仁：我们用22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近百年的普及义务教育之路，这在占世界1/5人口的大国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我们不仅确保了所有义务教育适龄儿童都能“不花钱、有学上”，也减轻了亿万家庭经济负担，改善了民生。

此外，免费义务教育还推动了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制度建设。

记者：“十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但质量问题相应凸显出来，“十一五”时期围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做了哪些工作？袁贵仁：“十五”期间，高等教育的“扩招”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我们必须充分肯定这项决策和成果。

提高质量，不是说只有一个标准，而是鼓励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校，体现办学特色，努力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争创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