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研究】DOI ：10.14168/j.issn.1672-8572.2017.01.13秦汉以前汉语复音词研究综述杜航（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81）摘要：社会属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社会的变革，导致新事物、新概念层出不穷，必然推动汉语词汇从以单音节词为主逐渐发展为以复音词为主，以适应社会的发展水平，满足人们准确表意的需要。
秦汉以前是汉语词汇复音化形成的关键时期，是复音词在数量上和构词方式上迅猛发展的时期，对于这一时期复音词的研究也就成为了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大重要课题。
关键词：复音词；传世专书；出土文献中图分类号：H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8572（2017）06-0067-05一、复音词的产生关于复音词的产生，目前学界有两类观点。
一类以郭锡良先生为代表，认为“到了西周时代，才有了若干双音单纯词和少数复合词”［1］218，甲骨文中的语言还处在单音节语系统中，除却在卜辞中出现的所谓“复音结构”的人名、族名、宗庙、职官外，没有别的复音词。
另一类以向熹先生为代表，认为汉语词汇的复音化始于殷商时期，只是数量有限，结构方式也不甚完备［2］406。
针对以上两类说法，唐钰明先生在《金文复音词简论———兼论汉语复音化的起源》中引用大量的甲骨卜辞和金文材料证明了向氏之观点，明确统计出除人名、地名外的甲骨文复音词共计35个［3］117。
唐元发在《先秦复音词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指出，首先，殷商时期甲骨文中用作专有名称的复音形式都有特定的意义，与普通的复音名词在意义特征和句法功能上没有什么不同；其次，汉语中的词从形式上分为单音词和复音词，是以一个词所包含的音节数量为标准的，复音形式的专有名词从音节上区分于单音节词，具备判定为复音词的基本要素；另外甲骨卜辞中记录的字词只是殷商时期书面语的一部分，而书面语的发展通常都落后于口语，很难断定整个殷商时期的词汇系统中不存在复音词［4］。
冯英在《复音词的产生与复音化的关系———汉藏系语言复音化思考》中提到，复音词的产生与复音化的形成应当是两种概念［5］。
复音词的产生，是指出现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节组合而成的新词，而词汇的复音化是指整个词汇系统由以单音节词为主转变成以复音词为主。
从复音词的产生到复音化形成，是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的，不是一蹴而就的。
语言处于单音节语的词汇系统中，只能说明词汇的复音化尚未形成，根据甲骨卜辞中已经有了双音节词这一事实，即可判定殷商时期为汉语复音词的萌芽时期。
综上所述，有理由相信汉语复音词在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已经产生。
二、传世专书复音词研究专书，是指就某一专题而编写的著作。
对复收稿日期：2017-07-10作者简介：杜航（1991—），男，河南郑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
第20卷第1期2018年2月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Eastern Liaon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1.20No.1Feb.2018音词研究的专著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三十多年来，学界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
(一)专书复音词研究方法论程湘清先生在《汉语史专书复音词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一书中，对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有代表性的多种专书的复音词，进行了系统的静态研究，并运用历史比较法，与前后断代做出动态分析，从中总结出断代专书复音词的研究方法论，这对于后代专书复音词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6］7。
其还指出，研究断代专书，首先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确定作者是否属于该断代，二是看该专书语言是否能够反映该断代的典型语言特点，三是专书的篇幅必须足够，三者缺一不可。
如对春秋时期的语言进行研究，仅仅选择传世本古文《尚书》显然是不妥的，因为清华简《尹诰》《说命》等篇明证古文《尚书》系后人拟作，不能切实地反映出该断代真实的语言特点；其次要对语料中的复音词进行分析与综合，分析即分门别类，条分缕析，要凸显出不同语言现象的本质区别。
综合是指脱离长期以来靠举例说明做词汇语法研究的状态，对封闭语料采用数学方法，做定量、定性的穷尽式研究，应包含所要研究专书的全部复音词，和某一词汇在专书中出现的全部情况，概括出全书复音词的总量、不同词性复音词占总量之比、各个复音词的义项、构词法的状况等，从而便于与该断代的其他文献比较，最终汇总得出所在年代的整体状况。
正如王力先生所说，“普通语言学还有这样一个原理：语言的历史发展也是系统的。
从一个时代变到另一个时代，是一个新的系统代替一个旧的系统。
它不是零零碎碎地变的。
所以我们研究语言学史决不能零打碎敲。
必须对整个语言系统进行全面的审查。
［7］”可见，从随意引证到做定量、定性的穷尽式研究，是专书复音词研究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二)专书复音词的判定标准专书复音词的判定标准是研究复音词时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
对此，赵元任先生在《语言问题》中曾说：“广义的词汇里头，包括不但是狭义的词汇，并且包括：凡是意义的结合不等于结合的意义的复词。
［8］72”即如果两个成分意义的单纯相加不等于其最终组合之意义，那么这个组合是复词。
马真先生的《先秦复音词初探》主张根据复音组合的结合的紧密程度来划定合成词，如果两个成分结合后，形成了新的具有唯一性整体意义的复音组合，无法拆分或随意扩展，这样的组合就是词，不是词组［9］。
程湘清先生在《试论上古汉语双音词和双音词组的区分标准》中提出从修辞特点上区分，即在同一语境内，处于相同句式的同样位置上的不同双音组合，其中一个已确认为复音词，那么其余双音组合也可以认为是词而不是词组［10］1。
除此之外，唐钰明先生还主张从文字构形角度上，看这个组合是否有“合文”这一形式标志，“合文”多见于甲骨文、金文之中，春秋战国时期的专书中也有出现。
“合文”不仅是书写单位，也是意义单位，表明语义的整体化［3］119。
这一观点固然可从，但要注意对“合文”加以甄别，使之在意义上和结构上符合复音词的基本特征后，方可判定为复音词。
综上诸位学者的研究，可将专书复音词判定标准归为以下四点：1.意义上的融合性。
两个或以上的语素结合之后，形成一个更加概括、程度更深的意义。
如“远迩”是由两个意义相对的语素构成的复音词，表示“远”与“近”的意义融合，构成了一个概括性更强的名词，意为“远近之地”。
如《尚书·盘庚上》有“乃不畏戎毒于远迩”［11］49之语。
2.结构上的紧密性。
从语法结构上来讲，无论单纯复音词还是合成复音词，都必须具备紧密的内部结构，以及不可扩展、拆分的整体意义。
如“干戈”是只包含一个语素的复音词，意为第20卷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兵器的通称”，若扩展为“干与戈”，其性质就只是一个并列的名词组合（按：“干”甲骨文像有丫杈的木棒形，为古人狩猎、征战所持武器，后来演变为“盾”之义。
《方言》：“盾，自关而东或谓之瞂，或谓之干。
”［12］26“戈”《说文》释其为“平头戟也”［13］74，可见其形如一种长柄横刃的兵器，是象形字，不再是复音词了）。
3.构形上的整体性。
秦汉以前专书中常见的“合文”，其实就是将两个字合写在一起，形式上成为一个文字单位，但音义及用法皆无任何变化。
这是一种记录复音词的特殊手段，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合文”都是复音词。
古文字的书写载体，其材质都较为笨重，文章所占版面的增加势必会增加其储存、搬运、携带以及阅读的负担。
因此，有些“合文”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书写简便。
如郭店楚简《老子》丙本中的（之所）［14］224，语素之间结合不够紧密，显然只能看作一个惯用词组，不符合复音词的判定标准。
4.修辞上的对应性。
所谓“对应性”，是指在较为严谨的对偶句式中，处于上句某一位置的某个双音组合已确认为复音词，那么下句处于同一位置上的组合可优先考虑为复音词。
这样的例子在秦汉以前的专书中不胜枚举，尤其是在逻辑严密、对仗工整的说理性散文中。
如《庄子·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15］11一句，“晦朔”和“春秋”对举，晦为黑夜，朔为白天，“晦朔”泛指一日的时光。
下句对应位置的“春秋”，春为春季，秋为秋季，“春秋”泛指四时，两词均为“名+名”型的联合式复音词。
通过上述例子可以发现，利用对偶修辞的特点不仅有助于复音词的判定，更可以判断处于相应位置复音词的结构类型。
三尧出土文献复音词研究1925年7月，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一次演讲中提到：“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
……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
”出土的新材料历来就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古有汲冢竹书和孔壁中书，时至今日，一批又一批种类繁多、保存完整的简帛文献，尤其是众多佚篇和可以与传世本对校的文献的出土正让21世纪成为一个“简帛的时代”，脱离“地下之新材料”而单谈“纸上之材料”早已成为天方夜谭。
兹以睡虎地秦墓竹简、张家山汉墓竹简及银雀山汉墓竹简为例，谈一谈近年来对于出土文献复音词方面的研究。
魏德胜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复音词简论》通过对睡虎地秦墓竹简复音词的穷尽式汇总和分类别统计，与先秦时期其他主要文献的复音词形成对比，得出以下结论：1.《睡简》符合程湘清先生在《先秦双音词研究》中关于先秦复音词在结构上“语法造词比例逐渐增大，语音造词比例降低”的论断，并指出睡简“近一半篇幅为法律条文及解释，另有一半是趋吉避凶、选择时日的《日书》”，限于文体多是叙述性语言，因而复音单纯词少于其他先秦主要文献。
2.《睡简》复音词与先秦文献偏正结构词占较大比重的普遍特点基本相符，并出现了“动+动”型的偏正结构词，主谓结构复合词也有一定的发展。
3.《睡简》中的复合词已不囿于双音词，出现了大量由复杂语素构成的复合词，在数量上大大超越了秦汉以前的其他主要文献。
4.《睡简》大量出现了将两个相关复合词凝缩为一个词的现象，体现出构词上的灵活性。
5.《睡简》中发现的大量新词，对字典辞书起到了充实和补正作用，具有很高的词汇学价值和词典编纂价值［16］。
为凸显《睡简》乃至所有其他出土文献在编纂大型辞书方面的特殊价值，魏德胜另著《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复音词对〈汉语大词典〉的补充》一文，以睡简复音词为语料基础对《汉语大词典》的词条、义项、用例予以补充［17］。
他指出“可以第1期杜航：秦汉以前汉语复音词研究综述利用的工具比如以词为单位的‘索引’不多”是造成《汉语大词典》未能充分吸纳出土文献资料的原因，这就对出土文献的归纳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石锓《古汉语复音词研究综述———兼谈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复音词》一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独创性地提出，在构词法上，《睡简》的附加式合成复音词有较大的变化，出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词尾“子”［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