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人有多少学问(本文选自《随笔》2011年第6期) 作者：沈宁有这个疑问，是很久的事了。
引起冲动，下笔成文，则是因为最近连续遇到的几件事。
第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何兹全去世;第二，英国威廉姆王子结婚;第三，读到萧功秦教授文章为什么我们缺少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第四，清华大学百年大庆。
这几件事本来天南海北，互无关联，但在我的大脑里混杂一处，却撞击出对中国现在文化状况的一些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何兹全教授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个大师级人物，他去世后胡锦涛、温家宝率全体国家领导，都敬送了花圈。
我不是北师大历史系的学生，却因跟何兹全教授算是世交，也送了一个花圈去他的灵堂。
何兹全教授是我外祖父陶希圣先生的得意弟子之一，母亲叫他师兄，我们尊他师舅。
近十年，每次回北京，我都要去何师舅家请安。
师舅母郭良玉还健在的时候，每次去都要留下来，吃一大桌美味饭菜，老太太欢天喜地，忙前忙后，乖乖长乖乖短地叫，我已过半百，在她眼里还是小孩子。
多年前我出版《百世门风》那本书之前，请何师舅批阅，并求他著几字为序。
那时何师舅年逾九旬，早已封笔，不作应酬，却爽快地答应了我。
在序中何师舅指教，我虽略有才华，可惜读书太少，学问贫乏。
我是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毕业生，海内外出版过八本书，港台陆报刊发表了大量作品，被何师舅哀叹无知。
想起外祖父九十岁生日时，我在酒席上献诗贺寿，外祖父很高兴，对在座朋友说:我这个外孙，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没有文学基础，能写出一首律诗来，很不错了。
我也记得，我多年发表或出版的文字，都寄回家，父亲从来不读，只当我还是练习作文而已。
在我们这样的家庭，听长辈讲这样的话，是经常的。
我们做晚辈的，羞愧之余，只能心服口服，因为家里长辈，确实都是博览群书，满腹经纶，我们只能望其项背。
因为何师舅那篇序，我对比寻找自己与长辈们在学问上的差距，写了一篇文章，名叫《清末少年读书郎》，2006年发表在《书屋》杂志上，听说引发许多议论。
但我很少上网阅读，也从来不关注别人对我文字的评论，所以不得而知。
最近因为何师舅去世，我上网搜寻相关信息，意外发现，直到2011年3月，网上还有人继续议论五年前我那篇少年郎文章。
出于好奇，匆匆浏览了若干，才发现目前国内许多青年认为自己很有学问，不像我那样自惭形秽。
有人反问:我们九岁没有读过《三国志》，可是我们会用计算机，你的外祖父九岁的时候会吗?有人说:读过四书五经就算有学问么?他们懂物理、化学、生物吗?读过这些，我只能长叹一声:这些青年学问着实浅薄，思维缺乏逻辑，连我一篇小文章也读不懂。
中国自古把熟读四书五经当作学问，而所谓四书五经，全是文史书集。
李时珍研究医药，写出《本草纲目》，张衡研究地理，制造浑天仪，成就固然可观，但在古人眼里，不算有学问。
我的父母两系家族，祖祖辈辈读书入仕，所以家中历以读史习文为业。
我的曾祖父和外曾祖父，都是清光绪年的进士。
我的父辈，一位堂伯父沈钧儒先生，还赶上考取中国最后一代进士。
我的父亲，先读历史，后学英文，从来算不出鸡兔同笼的数学题。
我的母亲先习文学，师从朱自清，后读英国文学，为俞大絪高足。
我们在家，幼承庭训，古往今来，也都装了一脑子。
我的弟弟是美国金融学博士，我的妹妹是美国计算机系统专家，可我们在一起聊天，话题几乎全是历史和文学。
原来在国内的时候，以为只是中国古人把文史当作学问。
哲学是近代才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而哲学乃文史的总括和升华，可并称文史哲。
现在国内大概仍然有很多人这样认为，而且因为了解到西方国家自然科学的发达，更相信中国落后是因为重文史轻理工所致，便来个反其道而行之，更变成重理工而轻文史哲了。
我到美国住得久了，才发现大多西方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其实跟中国传统是一样的，把文史哲看作学问。
虽然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早于中国数百乃至千年，学科细密，研究精深，什么科都有专家大师。
但不论生物化学，天文地质，读书读到头，万流归宗，就是一门功课:哲学。
西方人从开天辟地就认为，只有哲学才是真正的学问，才是真正的思想，才是真正的文化顶峰。
古希腊和古罗马，最具智慧的人，无一例外，都献身哲学研究。
柏拉图、亚利士多德、苏格拉底等等，最具盛名的学人，均为哲学家。
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科学美术样样出众，可他最大的声誉则在哲学。
法国人卢梭，写了《忏悔录》，万世流芳，可是欧美人只认他是哲学家。
最近英国王孙威廉姆王子结婚，全球热闹。
谁查过这位王子的学历?他在伊顿学院读书时，地理得A，美术史得B，生物学得C。
到安德鲁大学深造，先读美术史，后改地理学，获硕士学位。
其父查尔斯太子，在剑桥大学读三门专业:历史，人类学，古人类学。
作为皇族子弟，父子两位王子，当然是想进哪所大学，就进哪所大学，想读哪个专业，就读哪个专业，可他们读的都是历史类的文科。
国人会不会觉得奇怪?他们怎么不去读MBA?对于生活于自然科学特别发达的西方人来说，那一点都不奇怪。
现代世界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讲过:在全世界所有的学科之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历史学。
细想一想，这真是至理名言。
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从哪里走到今天，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今天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更怎么可能知道我们明天会走向何方。
儿子进了高中，我们开始收集资料，以备日后报考大学。
遍查之后发现，美国著名大学如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史坦福等等，本科学生选读最多的，都不是理或工或商，而是历史，英文，经济，政治，哲学等科。
可以想知，到名校读书的学生，都有将来做国家社会栋梁的志气，绝不甘心做合格的工匠，而是要做思想家，那么他们必须具备哪些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不言而喻。
据我所知，不光英国父子两位王子，都选择以历史为专业，英国或欧洲大多数贵族子弟，进大学通常都是读文学、美术、历史、音乐、哲学等专业。
我似乎不记得听说过，某某王爷的公子读MBA，或者某某公爵的儿子读计算机编程，或者某某伯爵的女儿读医学。
当然没听说过，不等于没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但我相信，绝大多数欧洲王公贵族（也包括美国巨富大亨）的子弟，大多不读理工或农医工商各科，合情合理。
因为这样家族的子弟，有世袭的爵位，有公认的社会地位，有祖传的财富，他们用不着去寻求一份工作来赚钱养家糊口。
换句话说，他们上学读书，仅仅是不得不为的习惯性服从，或仅仅为满足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他们不必费尽心机去掌握一种谋生手段，他们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专业，或者接受社交技能的充分训练。
各国都一样，王公贵族，巨富大亨，上流社会，所最需要也最重要的，并不是哪种具体的工作技术，而是建立广泛而牢固社交关系网的能力。
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不难想象，人们在聚会的时候，相识交流，通常都谈论些什么。
我想，恐怕不会是计算机程序或疾病治疗或企业管理吧，那都是工作场所和学术会议上的话题。
据我观察，社交场合，特别是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最多交谈的话题，无非涉及各国各地的历史和文化，世界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社会生活的状况和变化等等。
而正是这些话题，比如意大利雕塑的壮丽，德国音乐的优美，法国服装的迷人，或者中国历史的神秘，更能在社交场合显示人的学识和品位。
也因此，欧美贵族或大亨们的子弟，上学读书热心于音乐美术或历史文学等学科，那才是他们日后遍游世界广交朋友最用得着的学问和技能训练。
我相信，查尔斯和威廉姆两位英国王子，不管走到地球任何一个角落，都一定会以他们广博的历史学识而赢得人们的赞扬，谁也不会在乎他们懂不懂得计算机，或者具备不具备一种谋生本领。
再说，如果他们真的需要，他们可以雇用一百个计算机博士或者其他某专业的博士，来替他们完成所需。
这本是一个基本常识，古今中外同一道理。
家境富足的门户，子弟不愁吃穿，就不必非学得一门手艺以谋生。
而境况不佳的家庭，子弟通常都没有那么多选择的可能，而首先必须设法掌握一种谋生技能，比如木匠铁匠泥水匠，或者行医打拳走江湖。
人必须先得以生存和温饱，然后才谈得到追求兴趣和爱好。
我的母亲出生官宦世家，外祖父二十几岁就做了大学教授，三十几岁进入国民党核心。
虽然母亲跟随其父母，屡经战乱，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但生活一直相当优裕，家里有佣人，出门坐汽车。
母亲自幼喜爱文学，大学考入西南联大读中文系，后来转入重庆中央大学改读英国文学，全凭兴趣，从没有想过靠读书来谋职。
我的父亲也出生书香世族，可因为曾祖父英年早逝，又逢民国革命，废了科举，祖父无路可走，于是家境渐衰。
为获得微薄的补助，父亲中学读师范学校。
父亲幼承庭训，酷爱文史，先在上海考入暨南大学读历史专业，后来辗转到重庆入中央大学，则改读英文专业，原因是听人说读英文毕业之后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对于父亲来说，读书成为获取谋生手段的途径，功利目的非常明确。
若论起来，最早如诗经时期，或春秋战国年代，先人们曾经是相当浪漫和理想主义的，不多功利思想，屈原是个鲜明例子。
可从秦始皇统一独裁开始，中国专制社会持续至今，伴随发展的就是极端功利主义的生活和文化意识。
直到今天，绝大多数国人的所作所为，都始于功利，终于功利。
比如宗教信仰，在中国也是为了求子求免灾求发财等等功利目的，如果没有好处，没人去拜菩萨。
又如信仰某某主义，不过是为夺取或者坐稳天下的功利目的，并没有真要解救国家大众的理想。
再如生儿育女这样最纯粹的自然行为，也蒙上功利色彩，把儿女当作父母的退休保障，父母骂子女最常用的话就是:我生你养你图了个啥?这种无处不在的功利主义传统，当然也侵蚀了中国文化体系。
于是国人读书，为的是功利目的，一说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说是十年寒窗苦，金榜题名时，一说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中国古代，虽有七十二行，以木匠为业的如鲁班，以杀猪为业的如镇关西，以行医为业的如李时珍，以开商店做生意为业的如西门庆，但三千年来，对国人而言，人生最高境界或称最优职业，就是进士及第，到朝廷做官。
而科举考试考的都是四书五经，也就是历史和文学，所以读书人自古只读文史，只把文史看作学问。
李时珍写了书，却入不了史，李白会写诗，就被请入朝廷做官。
张衡造了浑天仪，只是被后来懂了科学的人们尊崇，史书上记录的是他任太史令或尚书的官职，还赞誉他写汉赋出色，称他为大文学家。
或许因为遭受近百年的贫困，国人穷怕了，求生本能成为几乎所有国人潜意识里最牢固的基础思维，合情合理。
物极必反，因为改革开放，国人终于看到世界上有许多富强的国家和社会，而后获得一些创业发展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懂得了许多以前没有听说过的科学技术，比如管理国家或企业不是忠于组织就行，还有MBA一说。
于是上大学，读理工，拿学位，凭借掌握的技术来改造自身生活和社会地位，便成为人们热心追求的目标。
这种风气继承着读书谋生的古老传统，却转变了学科追求的方向，文史被普遍认为无用低贱的学科。
小学开始，好学生都进理科班，在文科班的都被当作不用功的孩子。
因为这，加上某些政治因素，以理工见长的清华大学，在今日中国位居老大，北京大学好像也只能给清华提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