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女性教育的发展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博大精深。其中，教育是使上下五千年中华文化得以传承与延续的重要手段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便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无论身份与地位，无论贫富与国籍，一概可以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但纵观历史，其实不然，直至近代，女性教育才开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并逐渐占据了人类教育中的一半比重，其地位也越来越不可或缺。而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圣人的时代，只空有“无类”的主张，却做不到真正的无差别教育，这从女性教育权利的被剥夺中可窥见一斑。
中国从父系社会时期开始，女性便一直处于附庸地位。生产能力的低下以及封建道德规范的束缚使得女子在古代社会一直处于劣势，其对于自身低下地位的反抗通常也不了了之。儒家礼教提倡男尊女卑，对女性的行为作出了“三从四德”的要求，这更进一步加强了男性社会对于女性权利的剥夺力度和对女性身份的贬低。由此，与身份地位相关联的教育也对女性关上了大门，中国产生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
虽然历史上不乏著名的才女，但她们与古代发达的男性社会相比，只不过是凤毛麟角罢了，她们的卓越才华经常得不到表现，不能获得深造的地位，更有甚者，受到男性的打压。而在古代社会，受到良好教育的女性大多分为两类——名门之后与青楼女子。前者因家庭环境良好，故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后者因生活环境较为无束缚，常与骚客迁人往来，杯盏之间才情毕露。但绝大部分的古代中国女子，还是被困于“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家庭生活之中，纵是钟灵毓秀，也只眼看他起朱楼。
世事变迁，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在中国兴办教会学校的权利，这为中国女性教育开辟了新道路，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同时这也是近代中国女性教育的开端。在同一时期，中国的先进女性亦为谋求自身受教育权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海外留学。中国早期的女性留学生主要有两类，举家迁徙海外并在当地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以及受在华传教士资助外出留学的女性。无论是教会学校或是海外留学，都为闭塞的中国以及守旧的中国教育体制带来了一丝曙光，中国女性的教育权也开始有了希望。
清末郑观应曾于1892年发表《女教》一文，表明中国应向西方学习，重视女性教育。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也曾经撰写《论女学》一文，尝试在女性教育方面有所发展，与维新运动相辅相成，以达到复兴中国的目的。二十世纪初，状元实业家张謇率先创办女子师范学校，采用“中体西用”的思想，使西方先进的女性教育与中国文明将结合，为我所用。虽然这所女子师范学校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不可谓不是一次有意义有价值的创新与尝试。
中国近代女性教育真正的发展，是在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时期出现的。戊戌变法激起了中国人自己兴办女学的愿望，而辛亥革命时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三民主义的提出，推动了女
子教育的普及。
1898年，经元善等官员开办经正女学堂，梁启超为其起草《倡设女学堂启》及《女学堂试办略章》，可惜不久后关闭。1902年，蔡元培开办上海爱国女学。此时的女性学堂多为私人兴办，未获统治者的直接肯定。
至1906年，慈禧太后下令“振兴女学”，次年，清政府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及《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这意味着中国女性教育正式被纳入中国教育制度的范畴，中国女性的教育权终于获得了承认。同一时期，妇女解放运动也悄然拉开序幕，“不缠足会”及各类女性团体开始兴起。
此时的教育为双轨制，以性别划分受教育者，女性获得的教育相较于男性未曾真正平等。至1920年，北大校长蔡元培首开单轨教育之风，后中国各大高校陆续效法。两年后，新学制确立，全国统一采用单轨制教育，不分性别进行教育。1929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实施其方针》，这是中国政府在历史上第一次对男女受教育机会平等进行法律上的明确规定，是中国女性教育的第一份法律成文。至此，我国女子教育开始走入正轨。
俗话常说，女性是人类的半边天，但在古老的中国，从古至今几千年的历史都不曾正视过这半边天的受教育权利。近代社会的女性教育虽道阻且长，发展缓慢，最终还是冲破了旧社会旧礼教所设置的藩篱；而近代社会的女性在接受了教育之后，积极地投身于历史社会洪流中，为中国的发展与建设贡献出了不容忽视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