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共政策为导向的加拿大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_邢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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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 网 址:丧孝占管猩2021年4月1日・81・加拿大高中课程体系评估及启示**该文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课题"破'五唯'视角下的学生评价改革研究”(GYH2019003)的研究成果万作芳1王欣晨2胡秀丽彳(1冲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100088 ; 2.加拿大苏安高级中学,多伦多,M9N3X9;3.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实验小学校,重庆,409800)摘要省管教育是加拿大教育体系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加拿大公殳高中由省、地区和地方政府资金支持,各省的高中课程教学时间有统一规定。
进入21世纪后,高中实行了省考加入计算机能力评估、取消高中分科分流制度等改革措施。
高中生根据未来从事的职业决定选课;教师教学自由度大,对学生采取多元评估标准;大学依据高中生11年级成绩预录取学生,根据12年级成绩决定录取与否。
我们应理性看待大学预录取制度,给予教师 一定的评分自由裁量权,鼓励大学用“黑白名单”评判高中等措施。
关键词 加拿大 高中生省管教育自17世纪欧洲移民漂洋过海来到加拿大之后,400年间加拿大教育体系经历了从宗教到宗教和世俗并存,从私立到公立和私立并存的发展变 化。
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_阶段是18世纪早期到19世纪中期,从天主教教会办学开始,各种基 督教和天主教教会支持的学校控制着教育体系;第 二阶段是19世纪中期到19世纪晚期,出现了集中 教育管理权,地方上由纳税人支持的免费、普及型教育;第三阶段是20世纪早期开始到二战,加拿大 各省出现了负责本省教育发展的政府部门,形成了 更稳定的教育课纲和更专业化的教师队伍,也逐步形成了由省级政府财政支持的学校;第四阶段是二战后至今,各省政府教育部门全面参与到本省 教育的各个层面。
在第四阶段,加拿大基本上形成了今天的省管教育体系。
从幼儿园到高等教育,各 省由各自的财政支持本省的公立教育。
联邦政府在基础教育阶段也仅仅在资金上对原住民教育进行支持。
加拿大食品安全管理与HACCP系统的运用乔光华 辛盛鹏一、加拿大的食品安全管理体制 加拿大食品安全采取的是分级管理、相互合作、广泛参与的模式。
联邦、各省和市政当局都有管理食品安全的责任。
在联邦一级的主要管理机构是加拿大卫生部以及农业部(Agricul2 ture and Agri-food)下属的食品检验局(CFIA)。
这两个部门相互合作,各司其职。
卫生部负责制定所有在加拿大出售的食品的安全及营养质量标准,制定食品安全的相关政策。
CFIA负责管理联邦一级注册、产品跨省或在国际市场销售的食品企业,并对有关法规和标准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实施这些法规和标准。
省级政府的食品安全机构提供在自己管辖权范围内、产品本地销售的成千上万的小食品企业的检验,市政当局负责向经营最终食品的饭店提供公共健康的标准,并对其进行监督。
政府要求农民、渔民、食品加工者、进口商、运输商和零售商根据标准、技术法规和指南来生产、加工和经营。
家庭、饭店和机构食堂的厨师则要根据食品零售商、加工企业和政府提供的指南加工食品。
CFIA的合作单位———加拿大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组织还通过互联网向消费者提供如何避免病从口入的信息和知识。
同时,加拿大其他联邦政府的部门也参与相关的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如外交部、国际贸易部参与食品进出口贸易和国际间的食品安全合作。
此外,大学,各种专门委员会,如加拿大谷物委员会、加拿大人类、动物健康科学中心和关扶大学(University of Guelgh)等机构也参与食品安全的工作。
在加拿大,食品安全人人有责是一个普遍接受的原则,体现了参与的广泛性。
尽管参与食品安全管理的组织很多,但在联邦一级的CFIA是最主要的机构。
CFIA的使命有三项,即提高联邦一级食品企业的食品安全、保证动物的健康和福利、保护植物资源基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Chapter64.An Act T o regulate interstate and foreign commerce in live stock,live stock products,dairy products,poultry,poultry products,and eggs,and other purposes.American Statute,Vol.422.McC oy,John H.and M.E.Sarhan,(1988).Livestock and Meat Marketing.3rd edition3.Darrah,L.B.,(1967).Food Marketing.The Ronald Press C ompany4.Fowler,Stewart.,(1957).The Marketing of Livestock and Meat1The Interstate Printers&Publishers Inc5.X iu Changbai(1999).Livestock Marketing in Rem ote Areas:A Wyoming Study,the United States6.http:ΠΠ.7.修长柏.美国有关家畜营销的法案.世界农业,2002(6)(作者单位:修长柏 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呼和浩特 010019敖都吉雅 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呼和浩特 010019)—61—础。
当“幸福”上升为国家意志作者:刘耿来源:《决策探索》2011年第05期“中国最怕提‘工程’,一提‘工程’就有可能跟‘形象’联系在一起,如果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就可能偏离决策者的价值追求,甚至导致民众对‘幸福’的反感。
”“和谐”之后,“幸福”将成为下一个国家级词汇。
1月以来,各省区市陆续召开的两会传递着幸福接力棒,这一棒最后要交给3月初的全国两会。
《人民日报》称,“提升幸福指数将成十二五施政导向”。
在中国特色的语境下,幸福指数生来就与施政目标密切相关。
而在学界看来,这很容易跑偏。
听到“幸福工程”这个词,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邢占军教授感到有些担忧,“中国最怕提‘工程’,一提‘工程’就有可能跟形象联系在一起,如果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就可能偏离决策者的价值追求,甚至导致民众对‘幸福’的反感。
”摸着幸福过河,第一步如何迈很重要。
关键靠地方给力将幸福指数纳入五年规划是将“幸福”上升为公共意志的强烈信号。
各地都试图出台不同版本的幸福指标体系。
但在邢占军看来,“目前还很难讲有特别成型的或者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指数指标。
有些地方推出了类似的、大致接近国际上理解的幸福指数指标,但实质上更像政府工作目标,与国外常见的科学量表或者评价工具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一个五年计划过去了,国家统计局的幸福指数仍未推出,幸福的國家标准仍然缺席。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肖巍认为,关于幸福指数的顶层设计不能出台统一标准,搞一刀切。
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差距很大,东部的解决方案拿到西部不一定行得通。
仅以处理GDP与GNH(国民幸福总值)的关系为例,各地两会传出来的见解并不一致。
广东山东等多地要求“十二五”期间提升民众幸福感,长三角集体调低了GDP预期增速,一升一降,都是要摘掉GDP崇拜的帽子。
发展中地区仍视GDP为幸福感的第一推动力,重庆、广西、黑龙江等地区都提出快速发展的“十二五”经济增长目标,力争到2015年地区GDP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
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9月/17日/第024版国民幸福如何建构中国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主任王绍光整理欧树军中国需要自己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要寻找比GDP更好的替代指标体系,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人能不能发展一个自己的指标体系?哪怕不是为全世界,只是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出一个替代指标体系。
除了不丹和泰国以外,亚洲地区还没有提出一个有吸引力的指标体系,还缺乏系统的研究。
萨科奇的法国指标体系,总的感觉是比HDI好,比GDP好,这是个很大的进步。
但毕竟绝大部分参与者来自法国与美国,他们对第三世界的考虑可能比较少。
萨科奇指标体系的追求本身是好事情,但我们不能太轻易地拿过来就用。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指标体系可能不完全一样。
美国、加拿大和法国的指标体系,也许在其本国特别适合,但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中国的,我们不清楚。
我们需要寻找一套自己的替代性生活质量指标。
从中国现实出发,我们知道GDP本身是不可靠的东西,不一定能改善人们的福祉,但是,怎么发展一套符合中国、东亚的具体情况,重视家庭,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指标或者思想方式,这方面仍然缺乏真正的讨论。
先讨论什么是好的生活要想改善大多数人而不是生活最好的那些人的福祉,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就要先从哲学、社会学意义上思考他们的生活、诉求、生理和心理状况,先要思考这类不可测量的东西,思考应该怎么做。
把这些东西想清楚了以后,再来找可测的指标。
指标是必要的,但先要解决目标和方向问题。
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在现代社会,在各种情形下,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追求的生活?简言之,我们要探讨如何给大多数人一个好的生活,这是最重要的。
应该让大家而不仅仅是专家来参与讨论,究竟什么是好的生活?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有了基本共识以后,再来找指标,再来衡量哪个地区做的比较好。
第一步讨论可能是最重要的。
专家的意见很重要,但有时候未必想得到一般民众会碰到什么问题,无法想象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
ICS NO 和加拿大标准随着全球贸易的日益发展,国际贸易标准的制定和遵循变得愈发重要。
在这其中,ICS NO(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for Standards Number,国际标准分类号)在国际贸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在加拿大,加拿大标准局(Standards Council of Canada)则是负责制定和推广国际贸易标准的机构。
本文将深入探讨ICS NO 和加拿大标准的相关内容。
一、ICS NO 的作用和意义1.1 ICS NO 的定义ICS NO,即国际标准分类号,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定和管理的一套标准分类编号系统,旨在对各种标准进行分类和编码,以方便国际贸易中的标准化管理和使用。
1.2 ICS NO 的作用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家和地区的标准和规范各不相同,为了便于贸易双方的交流和协调,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分类系统。
ICS NO 的出现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通过对标准进行分类和编号,便于使用者对各类标准进行检索和理解。
在国际贸易中,ICS NO 不仅可以帮助各国贸易伙伴理解对方的标准要求,还可以作为评估和监督的依据,起到促进贸易便利化和质量管理的作用。
1.3 ICS NO 的意义ICS NO 的推广和应用对于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
它不仅为各国商贸合作提供了统一的语言和基础,还为全球范围内的质量管理和技术合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ICS NO 的使用也有助于促进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提高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和安全水平,有利于增进全球贸易的互信和发展。
二、加拿大标准局的职能和作用2.1 加拿大标准局的职能加拿大标准局(Standards Council of Canada,SCC)成立于1970年,是加拿大的国家标准化机构。
作为加拿大政府的机构,加拿大标准局负责制定、审核和认证加拿大的国家标准,推广国际贸易标准,提供标准化技术及标准认证服务,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标准制定和审核工作。
域外观察加拿大执行法改革与执行质效在英美法系,加拿大是执行法改革力度较大的国家之一。
加拿大对民事判决的执行质效问题较为重视,并且有针对性地推出了改革措施。
尤其是阿尔伯塔省和莎斯卡切望省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改革模式,引人瞩目。
改革主要集中在执行机制总体设计、执行私有化、登记程序、执行优先权、发现程序、判决前财产保全、财产变价分配、执行豁免等方面。
一、执行机制总体设计1.改革进展情况加拿大执行法改革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由于在加拿大民事判决执行主要属于地方事权范畴,因此改革措施最先在地方推出,其中阿尔伯塔省和莎斯卡切望省的改革最为成功,两省的改革已不仅仅是停留在建议层面,而是最终形成立法。
阿尔伯塔省率先于1994年通过《民事执行法》(Civil Enforcement Act of Alberta,以下简称“阿省模式”),该法采纳了阿省法律改革研究所金钱判决执行法报告的大部分建议。
莎斯卡切望省在采纳学者关于萨省金钱判决执行法现代化建议及借鉴阿尔伯塔省立法的基础上,于2010年通过《金钱判决执行法》(The Enforcement of Money Judgments Act of Saskatchewan,以下简称“萨省模式”)。
两省的改革措施在加拿大得到积极响应。
如部分省份开始效仿通过相应的立法,加拿大统一法会议(ULCC)也开展了全国性的金钱判决民事执行现代化专项调研工作[ Tamara M. Buckwold, The Reform of Judgment Enforcement Law in Canada: An Overview and Comparison of Models for Reform, 80 Sask. L. Rev. 71 (2017) (以下简称“巴克沃特”),P71 et seq.]。
改革所针对的弊端主要是原来的执行机制体系性差、操作上过于复杂、低效('a patchwork of English and Canadian legislation andjudge-made rules which do not fit together into a comprehensible or workable pattern.' [ CRB Dunlop, Creditor-Debtor Law in Canada, 2nd ed (Toronto: Carswell, 1995) at 9.引自巴克沃特,P71。
48 农村·农业·农民2023.08A农村居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摘 要:人民的幸福是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
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历史性的全面脱贫,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如何为农村谋发展、为农村居民谋幸福成为关键问题。
本文以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的20字方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基础,结合层次分析法(AHP),试图构建株洲市农村居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
关键词:农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层次分析法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对幸福也有了更高的追求,“幸福”一词引起了各界学者的关注。
但幸福感作为一种积极的主观感受,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至今未有任何一种对幸福进行测度的工具得到全社会的认可。
有学者认为,客观的物质条件决定了农村居民是否幸福。
在这种认知下,研究者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或收入来核算居民的幸福指数,数据显示随着人均GDP 的增长,居民的幸福感呈现“倒U”形走势。
诸如一些经济发展滞后的农村地区,当地居民追求幸福的途径更多体现在物质上。
而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物质方面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后,农村居民开始追求精神上的富足,此时人均GDP 的增长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提升作用并不明显,从而出现幸福感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
因此物质条件的满足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但单纯使用经济指标来衡量农村居民的幸福指数过于片面,它忽视了与农村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政策法规、身心健康、社会治安等问题。
幸福指数作为一种衡量人们生活及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能够反映人们对社会发展的满意度,从而帮助各级政府作出有效决策。
一、农村居民幸福指数设计原则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即体现人们幸福感的一种指数。
农村居民幸福指数的构建需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全面性原则。
农村居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应该充分考虑农村地区的发展特征,全面分析影响农村居民幸福的关键要素,通过深入农村地区展开实际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切实了解农村居民的实际情况,以确保在构建幸福指数指标体系时所选取的指标能够全面反映出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的本质和内涵。
国民幸福:执政理念与评价指标
邢占军
【期刊名称】《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年(卷),期】2007(000)003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民财富的迅速积累,近年来国民幸福,特别是幸福指数问题,引起了决策者和社会各界较多关注,也提出了一些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从理念层面上看,关键是国民幸福是否应当成为一种执政理念;从操作层面来看,关键是幸福指数能否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评价指标。
本文仅从这两个方面做一些初步的思考。
【总页数】3页(P4-6)
【作者】邢占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5002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035
【相关文献】
1.国民幸福:折射执政理念的新变迁 [J], 张莉
2.国民幸福:党的执政理念的新飞跃 [J], 李贵成
3.国民幸福感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测算 [J], 姜海纳;侯俊军
4.GDP与国民幸福指数在以人为本执政理念中的体现 [J], 奈方方;邢佳;尚淑娴
5.大国崛起与国民幸福——国民幸福指数是实现大国崛起梦想绕开不的必然选择,而大国崛起的落脚点必将是国民幸福指数的提升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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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工作重要性认知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研究邢占军;陈肖涵【期刊名称】《旅游学刊》【年(卷),期】2024(39)4【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休闲重要性与工作重要性的认知也发生变化。
文章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1990—2018年的中国数据,考察长时间序列下我国居民的休闲重要性和工作重要性认知对幸福感的影响,试图回答看重休闲胜过工作的人是否更幸福,并进一步探讨收入、休闲重要性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休闲重要性与工作重要性均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1990—2018年间,休闲重要性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由负向变为正向,工作重要性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由正向变为不显著;整体而言,更看重休闲的人没有更幸福,但分年份回归分析结果显示,1990年更看重工作的人更幸福,2013年逆转为更看重休闲的人更幸福;休闲重要性在收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在休闲与工作之间寻找新的平衡,对此,国家应贯彻落实工时制度和休假制度,切实保障居民休闲权益,引导居民形成良好的工作和休闲价值观。
【总页数】12页(P53-64)【作者】邢占军;陈肖涵【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59【相关文献】1.认知干预对女性护士工作家庭关系及幸福感的影响分析——基于工作家庭积极增益理论的应用研究2.骑乘者休闲涉入、休闲效益与幸福感结构关系研究——以肇庆星湖自行车绿道为例3.城市休闲游憩空间发展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研究——以潮州市区为例4.主观阶层认知、主观幸福感与城乡居民休闲消费研究——基于CGSS2018数据的实证分析5.休闲活动类型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2017的实证研究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722008/22007年底,笔者应邀到加拿大多伦多、首都渥太华、魁北克、蒙特利尔等城市进行和谐社区建设与管理学习考察。
加拿大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使人赞叹,近百年来历届城市政府在城市管理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更使人敬佩。
我国要达到如此完备的城市功能,还需要很长时间,有许多工作要做。
借鉴加拿大的城市管理经验,取长补短,有利于城市管理工作的改进,有利于当下城市管理水平的提升。
加拿大城市管理面面观胡世钦 (北京市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北京 100044)加拿大城市管理理念——人的权利高于一切加拿大是一个老牌的、具有多元文化、发达的资本主义移民大国。
“民主”与“自由”被公认为公民至高无上的权利,公民在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同时,更注重尊重别人的自由与权利。
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城市管理的理念上。
“以人为本”是加拿大城市管理的一个首要理念。
他们强调,人的权利高于一切。
城市管理从规划策划到运行实施,从市政作业到管理监控,从抢险急救到疏导到位,无不强调与体现“以人为本”的城市管理理念。
加拿大城市非常强调城市规划的目的,即为当代与后代留下可利用的管理和保护的自然资源,既要满足当代社区居住人的种种需求,又要为后代人预留需求空间。
城市管理从规划之初,到规划实施之中,以至于规划验收,都要请市民和规划范围内的社区居民参与提方案、提意见,通过听证会、志愿服务等形式让居民充分享有决策权利。
有些城市或社区改造项目,如社区需求的市政、环卫、环保等设施,健身、娱乐、保障服务场所等,都是由社区群体、中介服务组织或志愿服务团体来征求社区居民意见后提出,报市政局批准后,政府全额拨款实施。
加拿大城市规划的过程,本身就是广大市民和社区居民不断参与的过程,同时更是一个集民智、聚民力的过程,处处显现着“以人为本”的理念。
我们学习借鉴这一做法,就是在城市道路大、中修,危旧房屋修缮,公厕改造过程中,也要先行征求周边群众、房屋当事人意见,多方听取市民的改造需求,请他们提出改造、修缮方案,改变目前由中标单位设计、领导研究拍板、社会公示通过的做法。
2008年第5期行坡论坛N o.52008 (总第89期)A D M I N I S T R A7n V E T R I B U N E Ge ne ra l No.89·他山之石·加拿大公共服务社会化之我见于凤荣(黑龙江省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哈尔滨150080)摘要:加拿大公共服务社会化特点突出,表现为:非政府组织参与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多样化,公共服务运行机制人性化和各级政府隐于其他社会组织之后。
加拿大公共服务社会化的成功经验可以概括为“五重五轻”,即:重服务轻管制,重人才轻身份,重法治轻人情,重创新轻形式和重自治轻治理。
加拿大公共服务社会化成功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现,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必须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和必须加快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关键词:加拿大;公共服务;社会化中图分类号:D771.13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460X(2008)05—0086—032008年1—9月,受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的委派,我们首先是语言测试及免费培训;其次是基本就业技能培训;然后一行18人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的约克大学进行了为期九个月是向一些公司或雇主推荐服务。
这个中心组织机构完备,运行的学习培训。
本次学习培训的内容主要以公共管理学与区域方式成熟,社会认可程度很高。
它的经费来源于两方面:一方经济学为主。
与此同时,也实地考察了加拿大的一些公共服务面来自于联邦政府、省政府和市政府的资助,另一方面主要来组织,对加拿大公共服务社会化的现状和取得的成效有了一源于社会捐赠,是政府与社会合作比较成功的典范。
多伦多市些粗略的认识。
区法律援助中心是安大略省政府和多伦多大学共同出资开办的社会服务组织。
中心对内是多伦多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培训基一、加拿大公共服务社会化的特点地,对外免费为移民、难民、住房纠纷当事人、家庭纠纷、学生与加拿大是一个英联邦国家,总督代表英国女王成为象征校方纠纷等案件提供法律服务。
DOI:10.14112/ ki.37-1053/c.2011.01.0042011年第1期 山东社会科学 N o.1 总第185期 S H A N D O N GS O C I A LS C I E N C E S G e n e r a l N o.185以公共政策为导向的加拿大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邢占军 赵 晏(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山东济南 250100)[摘要] 加拿大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40多年的发展,逐步呈现出以公共政策为导向的趋势和特点。
本文对加拿大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以探究其以公共政策为导向的特点是如何产生和发展变化的。
通过对加拿大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的特点及存在问题的分析,为我国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建构提供参考。
[关键词] 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公共政策;加拿大[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1]01—0030—06 一般而言,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研究大致是从个体微观和社会宏观两个层面展开的。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加拿大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经历了由客观测量为主到主观测量凸起的转变,其中基于社会宏观层面的、以公共政策为导向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开始较早、数量庞大、成果丰硕,对加拿大福利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加拿大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中一些基本概念的使用与国内的理解有一定区别,本文将在对这些概念讨论的基础上,对加拿大以公共政策为导向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构建研究进行梳理。
一、加拿大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中的几个核心概念(一)生活质量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加拿大学者也经常从主观、客观或者主客观相结合的角度来界定这一概念,但他们理解的角度又不完全相同。
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北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A l e x M i c h a l o s教授的观点。
在他看来,对生活质量的理解应当包括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指种类、分类、排序而不仅仅是数量;二是指事物的价值和重要性,这两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①。
因此,对不同的生活质量概念进行理解时,要特别注意其内涵的价值观。
在进行生活质量研究时,不仅仅是看绝对数量值的增长变化,更要明确这一数值的代表意义和价值。
比如,人均消费量这一指标值,它的增长表明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也可能反映出对资源的消耗量变大,涉及到资源保护问题。
(二)生活质量指标加拿大学者认为,生活质量只有通过一系列指标才能加以衡量。
对于生活质量指标分类,国内学者最常用的是主观与客观之分。
而在加拿大相关文献中,出现较多的不是“s u b j e c t i v e i n d i c a t o r s”(主观指标)、“o b-j e c t i v e i n d i c a t o r s”(客观指标)而是“q u a l i t y o f l i f e i n d i c a t o r”(生活质量指标)、“s o c i a l i n d i c a t o r”(社会指标)。
也就是说,在内涵上,加拿大学者所讲的生活质量指标相似于国内的主观指标,而他们对社会指标的理解相当于国内的客观指标。
M i c h a l o s教授认为,这种理解符合国外大多数学者的用法②,但是他并未对此进行深*收稿日期:2010-10-30作者简介:邢占军,男,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赵 晏,女,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①M.J o s e p h S i r g y,A l e x C.M i c h a l o s,A b b o t t L.F e r r i s s,R i c h a r d A.E a s t e r l i n,e t a l.,2006,T h e q u a l i t y-o f-l i f e(Q O L)r e s e a r c hm o v e m e n t:p a s t,P e r s e n t,a n df u t u r e,S o c i a l I n d i c a t o r s R e s e a r c h76,p p.343-466. ②A l e x C.M i c h a l o s,A n d r e wS h a r p e,J e a n-F r a n c,o i s A r s e n a u l t,N a z e e mMu h a j a r i n e,R o n a l dL a b o n t e,K a t h e r i n e S c o t t,M a l c o l mS h o o k n e z,2006,A na p p r o a c ht o t h e C a n a d i a ni n d e x o f w e l l b e i n g,Wo r k i n g P a p e r p r e p a r e df o r t h e A t k i n s o nC h a r i t a b l e F o u n d a t i o n,T o r o n t o.入的论证。
不过,在查看加拿大相关文献时,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研究者的确是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的。
鉴于我国实际研究中对生活质量相关概念的习惯沿用,本文所论及的“生活质量指标”既包括加拿大文献中所指的客观社会指标,也包括主观生活质量指标。
(三)指标框架(I n d i c a t o r f r a m e w o r k s)在加拿大及其他国家的很多文献中,“I n d i c a t o r f r a m e w o r k s”被经常提及和使用,但是其概念内涵以及用途的差别却是很大。
为此,加拿大统计局微观经济分析研究所的P a u l W a r r e n对该术语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和说明①。
他认为,指标框架应该包含两方面:一是指标构建组织的性质和构建意图,包括:组织性质,如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等;指标聚焦点,如收入、健康等;指标构建目的;指标关注的目标整体;指标体系本身所具有或者借用的理论基础,如因果关系、存留量关系、系统动力学等。
二是被构建的指标本身的性质,这取决于指标构建的决策过程,包括:关于指标选择的决策,如是否有社区参与、指标选择过程中统计技术被应用的程度;最终构建起来的指标体系如何表述呈现出来,如最终是否将一系列指标整合成一个综合指数、指标表述所采用的单位等。
这里涉及到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对指标加以选取的决策过程。
这一点对于整个指标构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决定了指标体系构建过程和路径,也决定了最终所选择的指标以及所选指标能够表达出来的信息。
通常,指标选择决策有三种方式: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
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构建指标体系时,指标选取的决策仅限于少数相关者(大部分是精英们)的理解和意见,主要根据已有的经典理论或已被证明为正确有效的标准、原则来进行构建,走的是理论路线。
而自下而上的方式则恰恰相反,它是在指标所涉及的最大范围内(既包括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社区组织,也包括最普通的平民大众),广泛收集数据资料、咨询各方意见、不断反复讨论、磋商,最终达成协调一致的意见和看法,选择出来的指标是最大范围地权衡各方观点的成果,走的是实践路线。
双方向互动路径则结合上述两种方式同时进行,既先参考经典理论和标准原则构建一个概念框架,又同时广泛搜集各方意见信息来加以补充修订,走的是实用主义路线。
二、加拿大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概览(一)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中公共政策导向的形成加拿大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是从宏观社会层面开始的,一开始就呈现出以公共政策为导向的研究特点。
众所周知,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起源于美国,自1929年美国胡佛总统任命经济学家W e s l e y M i t c h e l l 主持完成反映美国社会情况的报告到上世纪60年代,美国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主要致力于社会状况和发展趋势研究②。
1973年,由P a l y s发表的《加拿大生活质量社会指标:一项基于实践或理论研究的报告》,试图把美国以往有关研究成果应用到加拿大的十个城市的相关决策中,体现了为宏观决策服务的研究取向。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以客观指标为主,根据B a t e s等人的考察,加拿大上世纪70年代早期的生活质量指标研究主要是围绕客观指标展开的。
70年代中后期,加拿大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的焦点逐步由客观指标向主观指标方向发展。
美国学者C a m p b e l l等人于上世纪70年代完成了一项比较经典的主观生活质量调查研究。
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们的方法被加拿大约克大学的行为科学研究所借鉴,发起了“加拿大生活质量计划”,同时该研究所还实施了一项名为“城市关注点”的调查,分层选取了11000位市民进行调查,以了解市民对公共政策争议问题、公共政策决策问题和城市环境中社会潜力等问题的看法。
上世纪80年代,加拿大生活质量指标体系逐渐被许多社会规划项目所借鉴和应用,并且向更整体、更综合的方向发展。
许多研究实践逐渐融合进可持续发展理念,并且开始关注社会经济因素对人口健康的影响。
1991年多伦多市规划司发布了“创建适宜人类居住的大都市”的报告,被视为生活质量测量中社区导向的居住适宜度测量模型的发端。
后来这个模型被约克大学的社会研究学院所改进,并成为监测加拿大社区生活质量的模型。
这个居住适宜度测量模型不同于C a m p b e l l等人的研究,C a m p b e l l等人的研究主要的着眼点是理论层面,而该模型则被明确地界定为市政当局的政策工具。
加拿大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在上世纪80、90年代出现的转向,深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
1986年,为了促进联合国环境发展委员会来访,加拿大资源与环境委员会的部长们建立了国家环境与经济特别小组①②P a u l W a r r e n,2005,K e yI n d i c a t o r s i n C a n a d a,E c o n o m i cA n a l y s i s(E A)R e s e a r c h P a p e r S e r i e s37.易松国:《生活质量研究进展综述》,《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来处理能源工业和环境保护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公共冲突。
特别小组建议在省级和联邦级建立环境与经济圆桌会议,建立政府、企业、环境保护组织、劳工、学术界和土著居民的联盟,就环境经济问题进行磋商。
1988年,加拿大前首相穆罗尼宣布建立国家环境与经济圆桌会议,到1990年加拿大各省、各地区政府都相继建立起各自的圆桌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