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书法作品欣赏
谈到丰子恺的书法，世人评价很不一般。丰子恺的书法多以碑笔入书，参章草和“二王”，侧锋取险势，结字瘦劲峻峭，出锋尖锐，笔力刚健，俊逸洒脱而又富幽默、诙谐和烂漫的童稚，弥散着一种人间温情。
祝允明在《论书帖》中说：“有功无性，神彩不生；有性无功，神彩不实。”功性双栖，自是书法的至境。丰子恺书法的理趣并重，是建立在他对书法的功性双栖的基准上的。探寻丰子恺的书法，不能不探寻他的艺术综合的包容立场，在时代的多变和人生的际会中，他能永持童真，淡泊应对，以如叙家常的方式，给读者和观众展现一个平民的赤子情怀。探寻丰子恺的书法，不能不涉足他享誉日隆的漫绘。他的漫绘以水墨线构为表现手段，以稚童场景、诗词意境、民间生活、自然风物、文人心绪为表叙主题，浸淫和播撒着一种个人的至爱。在丰子恺以及他的师友的文字描述里，很少涉笔关于他的书法的文字，甚至他的书名多被漫绘和散文的盛名所掩。但丰子恺的书法一帜独树却是不争的事实。他的漫绘的简静、淡定，一方面得力于他的性情和气格，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他在木刻方面的训练和书法上所下的功夫。朱光潜在《丰子恺的人品与画品》一文中说：“书画在中国本有同源之说，子恺在书法上曾下过很久的功夫。他近来告诉我，他
在习章草，每遇在画方面长进停滞时，他便写字，写了一些时候，再丢开来作画，发现画就有长进。”这种描述可以见出中国书画的关联所在，也可以见出丰子恺的个人倾向。
丰子恺书法早年临写《张黑女墓志》，后受《爨宝子》、《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魏齐造像》影响颇深。对于取法“碑体”，丰子恺有这样的自述：“以前临这些碑帖，只是盲从先辈的指导，自己非但不解这些字的好处，有时却心中窃怪，写字为什么要拿这种参差不齐，残缺不全的古碑来模范？但现在渐渐发觉这等字的笔致与结构的可爱了。”此外，索靖《月仪帖》是丰子恺的毕生至爱。一九三九年，正值抗战时期，丰家避寇居广西宜山时购得，倍为丰子恺珍爱的“缘缘堂”已被战毁，逃难期间行物萧条，但《月仪帖》一直伴其左右，走过战乱年月，经历建国后的和平岁月、“文革”的再劫，晚年的再度临写，直到丰子恺辞世。无论是丰子恺的艺术启蒙，还是艺术概貌的日趋成形，包括他以居士之实皈依佛门，都深受其师弘一的深远影响。他的博爱于音乐、美术、文学、翻译与弘一如出一辙。但其书风却与弘一有天壤之别。弘一书法初习魏碑，早期书作亦多方笔折锋，但弃俗入佛后，字法则渐退火气，多以中锋行笔，越迈圆融、通脱、空灵之境，有出世俗、远凡尘的静穆之气。两人书风的反差，是其人生观的迥异使然。
因其博雅，丰子恺在装帧、美术、音乐、书法、文学、
教育、翻译等领域都卓然大家。他的博雅来自于生活和大众之间，曲高而和众，这源于他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在同代文艺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因了这一点，他的书法的意味是超越点划和墨构以外的，是颇值得玩味的。他扑面摄魂，甚至令我们有爱屋及乌的偏好。所以，便有了“功性双栖，理趣并重”的嘉誉。但我们坚信，我们不会错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