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化散文”的艺术特点
1、中国历史是文化散文的鲜明主题。余秋雨的散文开始“提及一些重大的事情”，在余秋雨的一系列“文化散文”中，始终贯彻着一个鲜明的主题：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个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是这个民族的民族特性中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纠结而成的“沉淀物”。历史是走向未来的阶梯，忘却了历史，也就丧失了通往未来的立足点。因此，余秋雨在90年代初这一特定的时刻，把“历史”作为自己思考的核心材料，对历史进行了一场艰辛的“反刍”，把对历史的重新阐释作为重建新文明的第一步。
余秋雨创作的历史并不是抽象的历史。他试图与历史对话，与历史共鸣，在自身与历史的对话中形成他自己独特的历史语境与历史情怀。“他因历史而博大，历史而他而鲜活”，说的正是这层意思。余秋雨奔波在大江南北，往返于海内外，用一支插入山水古迹的笔把游记的面积拓展出山青水绿的一片，也把中国散文的题材范围拓展了面积不小的一块。他的《文化苦旅》把沉重的文化反思和秀丽的自然山水艺术地融合在一起。他在山水和文化之间找到了表达自己生命情感的最佳形式。如余秋雨最初是到了甘肃敦煌，在那里写下了最初的散文《道士塔》、《莫高窟》、《阳关雪》，这些文章无一不表现了他面对历史、文化、山川、人物进行深刻的反思后倾吐的文化感受，也是他对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的思考和期盼。而在《山居笔记》中，余秋雨所要阐述的正是一些历史问题和难题，所要触摸的正是中国历史中的痒处和痛处。如《一个王朝的背影》以清王朝的兴衰为例，演绎了历代王朝兴亡中的辉煌和悲凉。《千年庭院》以岳麓书院的演讲过程，阐释了中国教育的某种程度的宿命，表达了一个教师在很多时候的无奈心境。《乡关何处》试图阐释千古难解的乡关情结，表达面对乡关的困惑。这一个又一个历史的难题，历史的痒处，历史的痛处，正是余秋雨之所以要花数年的时间来剖析和阐释这些历史文化难题的原因所在，也是《山居笔记》的历史价值所在。
余秋雨创造性地在历史与文学之间找到了契合点，在文化学者与人民大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现实与理想之间，纵横捭阖地进行了富于时代意义的思想驰骋。梅洁女士评论说：余先生以一个文学理论家、文化史学家和作家的多重身份，依着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借助人类文字的载体——散文，洋洋洒洒地揭示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和古老、神秘的中国历史中，竟以轻扬的散文做着最深刻最潇洒的穿越。余秋雨的散文“深入浅出，把很大的问题，很深的道理，用不多的篇幅，浅近的话说出来”，这才称得上大手笔。是啊，读余秋雨的每一篇散文，仿佛看见一个历史的哲人，沉思着跋涉在大自然的山水、江河、废墟、小镇之间，我们也与这位哲人一起，品味历史，体验文化，让唐朝的烟宋朝的风，拂拂地吹过多情而脆弱的心灵。
2、把“形散”与“神聚”结合起来，做到寓控制于放纵。这是余秋雨文化散文的一个显著特点。从放纵一面说，丰富想象、说理畅达、冲谈平和，这些因素构成放纵的张力，使他的笔如同奔马，纵横驰骋，叙事、联想显得自由自在、游刃有余，表现出情溢于言，理胜于辞的文章气势。从控制一面说，叙述、描写、议论、抒情总是贯串着这样的思想线索——低徊、感伤的历史氛围。在题材的剪裁、缝合和表现主题的过程中，散文的线索成为内在的凝聚力，使叙事、写景、议论和一切知识性材料，时时、处处都紧扣住说理或抒情的“中心”，散而归一，杂而不乱，形散而神不散。在他的每一篇散文中，都叙述着鲜为人知的掌故、轶闻、趣事、传说、故事以及中国和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这些丰富的历史知识，有助于思想的敏捷，想象的翱翔，以及作品内容的深厚和境界的开拓。如在《上海人》一文中，
作者思接千载，天马行空的联想，举重若轻地把文史等多方面的知识积累融入了感性的叙述中，写了徐光启的文化性格，上海的历史等，无不成为余秋雨恰如其分地阐释构建上海文明新形态这样一个主题思想的生动、形象的材料。其他如《千年庭院》、《进士》等都是以思想的线索贯串全篇，并注意运笔的轻重浓淡，抑扬张驰，在波起云涌的变化中间取得结合的形神的统一。
3、理与情的融合统一。余秋雨用一种抒情散文的形式普及文化，通过抒情散文来唤醒人们的生命意识、历史忧患意识的民族意识，并对读者起到浸润作用。他能用散文般流利的语言叙述艰涩的哲理问题，把智性的议论和诗性的抒情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使深奥的理论包含着情感色彩，情与理统一了起来。理中有情，情中有理，情理合一。他的《戏剧审美心理学》和《艺术创造工程》，就是这样一种枯燥学说的诗意范本叙述，让人喜欢读，喜欢看。论述诗意化，灵动活泼，思想当然易于接受，理与情融合统一，理便获得了诗性表现。同样，把这种学理的功夫用在散文之中，把知性融入感性，情中寓理，于是散文就格外深情活泼起来。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正是体现了这种情中寓理、情理合一的功夫。
余秋雨的抒情，主要表现了一种低徊、感伤的历史情怀。余秋雨最初的散文诞生在大西北，这是中国最古老文化中最粗犷最苦涩、最苍凉的地域之一，从这里的文化起笔，也就无形中定下了余秋雨全部散文的那种宏大、苦涩、沧桑的艺术情调。早有相当多的评论家和读者认为，余秋雨散文的最大特色除了它浓郁的学术味和文化味外，便是那种诗意的写作风格，而构成这种诗意风格的，恰好就是那种雅致高贵的忧伤，神驰古今的浪漫，充满终极关怀的文化品位。在《文化苦旅》的每一篇，我们几乎都可以看到一个哲人瘦瘦的影子，背着手，低着头，皱着眉在慢慢踱步，或自言自语，或宣泄倾诉，或捕捉外界刺激下感觉心理的微妙动荡，或以“情”景化，或以“景”情化，或精细地把捉隐而无形的潜意识、幻觉……，都让读者听到了哲人那种低徊、感伤的历史心音。如《道士塔》开头一段：“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朔风凛冽的莫高窟，孤独、悲哀、寂静地耸立在一片大漠之中，这不是一般的风物描写，而是作者将自己的感受、思考都倾注其中，在这无言的莫高窟中寄寓了他强烈丰富的思想感情。这种历史沧桑感与悲剧效果，使得全文有了一种诗的意韵。这，应该是《文化苦旅》广为畅销的奥妙所在吧。
4、多种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引证丰富，立论高远，结构匀称，落笔如行云流水，舒卷之间灵性激溅，既有博雅的文化内涵，又无一般学者文章大掉书袋的生涩，笔端饱蘸着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可是却不偏激，字里行间充溢着越迈千年的睿智哲思与平易朴实，那些灰黄的故纸残篇一经他的妙笔点染，浩瀚的时空中立刻充满五颜六色栩栩如生的江山人物。这与他在散文中娴熟地利用丰富多样的表达方式是分不开的。
余秋雨在一种诗意的叙述风格中，综合地运用了描写、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还采用了小说笔法、戏剧笔法、故事传奇、镜头特写、典故引证等多种手法，这些别具一格的写作手法对于烘托主题、使文章内涵更深刻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他的散文写得既好读又耐读。如他的散文都以议论文的章法来结构，一二三四，起承转合，少见散文应有的那种轻松，这是议论话语式的大胆引进，使文章具有很强的行文气势和艺术感染力。
叙事的小说化传奇化特点。余秋雨很了解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希望找到一个可以依赖的脉络，能抓住读者的阅读兴趣，而小说就有这样的功效。小说的要素之一是故事。就文学常识而言，我们都知道，散文是一种轻松、自由的问题，只要是主题需要、写作的需要，适当地进行虚构是可以的。余秋雨比较善于构建故事，他的散文里就有很多传奇色彩很强的故事，简单如《道士塔》，通篇写的就是本世纪初敦煌文物被外国人骗买的故事；复杂一点的如《风雨天一阁》、《苏东坡突围》，前篇写明清数百年间宁波一座私人藏书楼的传奇故事，后篇写苏东坡写出《念奴娇》、《赤壁怀古》之前的一段遭遇故事，都是极有味儿的小说素材。余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