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现历史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论在美国的兴起》读书笔记《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是美国历史界研究中国历史的新观点,它是对战后美国历史学界费正清、李文森等人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等主流观点的批判。

作者在本书中列举了众多的历史研究观点,就是为了评判在传统史学研究中把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社会看作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的,只有经过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剧变,向近代社会演变的观点。

这本书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到第三部分别是作者对冲击——回应理论、传统——近代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的批评,第四部分则是本书中作者所要阐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观点。

在批判“冲击一回应”理论时,作者指出冲击——回应存在的问题。

在作者看来“西方”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如果没有“东方”或“非西方”和它比较,西方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西方冲击,东方回应这一说法并不存在。

而后作者又列举了十九世纪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来说明冲击——回应理论的不合理之处。

作者通过研究发现,无论是作为叛逆运动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清王朝自强的洋务运动,以及晚清后期的改革运动,其发生的主要动机都不是为了应对西方入侵而做出的反应,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国内的危机问题,统治阶层普遍意识到只有改革才能挽救风雨飘摇的统治。

尽管有些人会反对变革,但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对西方的反,相反,他们从心底里希望改革,只不过是担心改革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因而会对改革进行阻挠。

所以,通过这一个个深入的分析,既可推倒冲击——回应理论。

“传统一近代”模式,认为西方近代社会是当今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源头,因此中国近代史也是按照此模式,从“传统”社会演变为西方的“近代”社会。

该观点完全否定了中国历史的变迁,认为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王朝历史在西方入侵前是停滞不前的,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些微小的变化,只有等待西方的猛烈进攻,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前进。

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作者：李增增来源：《世界家苑·学术》2017年第07期“1934年6月，柯文教授出生于美国纽约。

1953年入芝加哥大学接受本科教育，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John K.Fairbank）教授和史华兹（Benjamin I.Sehwartz）教授，开始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和中西关系史研究，先后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62年至1965年，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安默斯特学院任教。

1965年到麻州韦尔斯利学院任亚洲研究和历史学教授，兼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柯文在1984年出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在美国和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国中心观”是对“冲击——回应”模式的反思。

柯文的另一力作——《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以“义和团”作为路径来认识历史，所用资料都是比较平常的史料，但作者对“义和团”的研究却颇有新意，其对事件、经历和神话的历史的探讨给我们展示了作者严密的逻辑思维和深厚的理论功底。

（一）我们该如何看待历史的“神话”历史是什么？或许在兰克提出客观主义史学之前，人们普遍相信历史学家笔下的叙述就是历史。

然而在后现代主义质疑兰克客观主义史学之时，人们又开始质疑历史就是“真实”的过去。

当这些讨论日臻成熟以后，一些很有影响力的著作便诞生了。

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将历史分为三种：事件、经历和神话，我们所了解的义和团运动，是历史学家重塑的过去，还是人们经历的事件，抑或是被各个神话的当下？我们可以发现，义和团运动并不是作者研究的目的，而是对象，是他认知历史的路径。

“历史三调”的三个内涵并非泾渭分明，他们有很多交集，而且一直或多或少的存在以往的历史著述中。

就其中的“神话”而言，由来已久。

“鉴往知来”一直是我们对历史的普遍认同，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也是本着“稽其成败兴坏之纪”的，司马光《资治通鉴》更是如此。

《在中国发现历史》——关于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感悟近年来，中国历史研究在国内外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其中不乏一些研究者的创新性观点和观念。

柯文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提出了“中国中心观”的理论，并对中国历史研究做出了一系列新的思考和探索。

本文将根据柯文在该书中的观点，从不同角度展开对其中国中心观的感悟。

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明确提出了“中国中心观”的概念，他认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应该回归到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和历史演化过程中，充分挖掘和认识中国文明自身的内在逻辑和特点。

这个观点呼应了当今全球多元文化和文明交融的趋势。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自成体系、拥有完整文明体系的国家，历史上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一直很大，以中国为中心来进行历史研究是符合当今时代的潮流的。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也强调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他认为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应该以全球视野来看待中国的历史。

柯文在书中提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历史交流和文化交融，强调中国历史与世界的互动和交融，这一观点是非常有深度的。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历史研究也必须立足全球视野，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相互贯通，共同构建世界历史的图景。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也呼应了中国自身的历史演进和文明传统。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下为公”的思想，强调天下大同，互相尊重。

柯文在书中也提到了中国古代与其他文明的交往和交流，呼吁人们重视古代中国的对外交流，这一观点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当今世界，一个和谐包容的国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和谐相处、互相尊重的理念对当今世界也有着积极的启示。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还强调了历史研究的当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他认为，中国历史研究不仅关乎中国的自身命运，还涉及到整个世界的未来。

只有通过深入挖掘和研究中国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参考和启示。

中国的历史也是丰富多彩的，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也能够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提供重要的参考。

《在中国发现历史》——关于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感悟柯文（Joseph Needham）是20世纪著名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尤其是对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开创了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之路。

他的著作《科学技术与中国文明》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研究之一。

而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使得对他的研究和敬仰不断加深。

柯文中国中心观是指柯文认为，在古代社会中，中国曾经是全球科技文明发展的中心。

他认为中国在古代的科技水平远远领先于欧洲，而这一观点也引发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科技文明的关注。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西方文化一直主导了对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贡献并不为人所熟知，柯文的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

对于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感悟，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思考：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提出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在当时是世界领先的。

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并不亚于西方文明，柯文的研究挖掘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历史，让人们重新认识和尊重中国古代文明的贡献。

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提出为世界科学技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范式。

传统上，西方世界一直主宰着对科学技术的研究，而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则较少受到关注。

柯文的研究改变了这一局面，为世界科技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让人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了古代科技文明的发展历程。

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提出也引发了对东西方文明的对话和交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对话显得尤为重要。

柯文的研究为东西方文明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新的参照系，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欣赏不同文明的独特魅力。

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提出对于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研究和传承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世界科技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我们应当从中汲取启示，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古代科技文明的优秀传统，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也应当通过对话和交流，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了解和尊重，共同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后感中国的历史开展一直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特别是进入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由封建社会被迫向近代社会国家转型，这是一个举世瞩目而又非常复杂的问题，它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重视，人们纷纷对此进行了探讨研究，其中被人们称之为西方中心论的一些观点如冲击－反响说等最为着名，它认为在19世纪中国历史开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是西方入侵，揭示这段历史可采用西方冲击－中国反响这一公式。

而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那么提出了质疑。

柯文在序言中提到了其写作目的一是想总结美国历史学家论述中国近几年的主要开展阶段。

二是想对这一开展提出带有批判性与解释性的估量，以便在同行中引起讨论，藉以提高整个领域在进行研究时的自觉性的一般水平。

《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中心意思就是批判现存的三种西方中心模式，即：冲击－反响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

柯文认为三种模式对中国近代的历史没有把握住其根本的症结和主要的矛盾，而却片面的、一概而论的将中国近代开展的力量皆归结为外来的力量，却无视和淡化了中国自身的内部力量。

可以说，内部取向是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核心，它的主要内容便是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应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放在外来因素上，鉴别这种新取向的主要特征，是从置于中国史境中的中国问题着手研究。

柯文阐述了中国问题的两重涵义，第一，这些问题是中国人在中国经历的；第二，衡量这些问题之历史重要性的准绳也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

其实，这就涉及到一种研究问题事物怎样选择参照物的问题。

西方中心观的学者认为西方的近代是不断进步文明的，而中国的近代在西方到来之前是落后不动的，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横向的比照，即以西方的近代为参照物，来衡量中国近代历史。

中国中心观那么恰恰相反，柯文首先认为中国外乡社会并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物体，只接受转变乾坤的西方冲击，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

三一文库（）〔在中国发现历史读书报告 2200字〕《在中国发现历史》读书报告张立方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批判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方法。

主要针对三种种族中心或西方中心的模式：（1）“冲击—回应”模式，（2）“传统—近代”模式，（3）帝国主义模式。

这几种模式都夸大了西方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他们都认为十九、二十世纪中国所可能经历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只能是西方式的变化，而且只有在西方的冲击下才能引起这些变化，这样就堵塞了从中国内部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自身变化的途径，把中国近代史引入狭窄的死胡同。

在批判的基础上，柯文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即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研究研究中国历史；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史的研究；把中国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下层社会历史的撰写；注重借用其它学科的知识。

柯文注重对中国历史作精细化的描绘，特别强调“区分”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这样能够认清中国历史的真面目。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现实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的实质和规律可以通过人们的实践和理性分析得到正确的认识。

一句话，历史是可以被人们认识的，但实际情况往往不是这样，历史是复杂的，多面向的，而历史是由历史学家书写的，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掺进历史学家自己的主观情感和经验体会。

西方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曾提出这个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历史是用当代人的思维和观点为当代人书写的，这是典型的历史相对主义。

胡适也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因此柯文指出：历史的真相终究无法探知。

中国中心观提出的移情方法，要求史家摒除作为“局外人”的种种“偏见”以便进入“局中人”的世界。

他认为尽量寻回过去是史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另一方面，柯文又支持关于历史真理的相对主义观点，认为这个过去最终是无法探知的。

柯文也采取了折衷的态度。

他强调：“限定真理并不等于取消真理……所有人，只要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认真地对待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设法减弱其影响。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这本书较全面地介绍了战后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成果与趋向。

全书共四章先后着重讨论了近代中国在政治、思想、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涉及的美国当代史家、学者一百二十余人，对其中的代表人物进行了详细评介。

中文版前言“中国中心观”：特点、思潮与内在张力（译者代序）前言序言第一章“中国对西方之回应”症结何在？第二章超越“传统与近代”第三章帝国主义：是现实还是神话？第四章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附录《在中国发现历史》新序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作者姓名汉译表百度了解这些历史学家：柯文周锡瑞魏斐德杨连升葛兆光费正清茅海建评《在中国发现历史》“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作为一个中国人读了一个美国历史学家写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上面那句话最先蹦入我的脑海中。

这句话出自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萨义德将其引用，放在自己《东方学》一书的开头。

马克思似乎是用这句话来凸显无产阶级没有“话语权”，而萨义德则借此痛斥西方殖民者对近东、中东地区的历史以及伊斯兰文化的歪曲表述，揭露隐藏其后的权力支配关系。

他们二人在自己的著作中似乎都摆出了一副为无法自我表述者代言的架势，可现实却十分吊诡，马克思的那套宏伟理论似乎很难得到当时广大无产阶级的响应，直到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们“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被伯恩斯坦们“修正”为社会民主主义后，才真正开始在现实中发挥重大影响；当然，马克思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影响最大的后代倒不是共产党国家的那一套教条，反而是以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们为首的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出来的社会批判理论，而这套理论也没有鼓动起工人运动，反到是在１９６８年煽动起资产阶级的儿子们造自己老子的反。

萨义德的阿拉伯、伊斯兰兄弟们则似乎对他的反美反殖作派更感兴趣，至少他的大多数著作目前还无法在自己所“代言”的地区出版，其声誉更多是来自西方学术界的热烈反响。

在我阅读《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过程中，我深深地被这本书的内容所吸引。

这本书是美国汉学家柯文教授撰写的一部在汉学学术界颇有影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论著，由中华书局出版。

它不仅帮助我打开了知识的大门，更让我知道了中国的悠久历史。

这本书的内容很吸引人，里面有许多历史故事，比如晏子相齐、风流才子司马相如、周武王伐纣等故事。

这些故事有的充分体现了古代人民的足智多谋，有的表现了友谊的珍贵，还有的是讲一些尔虞我诈的故事。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煮豆燃萁》这个故事了。

《煮豆燃萁》这个故事讲述了三国时期，曹植为了争夺王位，与他的兄长曹丕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在这个过程中，曹植的才华和机智使他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但同时也引起了他兄长的警惕和猜忌。

最终，曹丕下令煮杀曹植，这个故事深刻地表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和人与人之间的背叛。

在阅读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我深深地被这个故事所打动。

这个故事不仅表现了古代人民的智慧和勇气，更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内心的欲望和情感。

同时，这个故事也让我思考了权力、忠诚、友情等主题，这些主题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了历史故事之外，这本书还深刻地探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作者通过对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和观点，比如“中国是一个历史的停滞地区”、“中国缺乏近代化因素”等等。

这些观点虽然有些争议，但也不无道理。

作者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分析，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总的来说，《在中国发现历史》是一本非常值得阅读的书籍。

它不仅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中国历史和文化，更让我们深入思考了人类内心的欲望和情感。

同时，这本书也让我们认识到了历史的重要性和价值，提醒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

历史学论文-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最近，应英国出版社RoutledgeCurzon的邀请，我在我过去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发表的文章里，挑选出一部分，准备出版一部论文集。

这是一次很奇妙的经验。

首先，我重新阅读我某些尘封已久的文章，他们提醒我在治学的历程中，曾经走过怎样的路，身处过什么地方，如今回想起来，有些文章让我感到快慰，有些却不然。

其次，这次经验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当我自己的历史家，在自己的写作生涯中，找出一些一开始便存在的主题，也找到一些在半路中途才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想法。

换句话说，这次选辑的工作帮助我了解自己的思想经历了什么转变，同时也明白自己始终保持不变的想法是什么。

本文是这部选集的导言。

尽管我大部分的学术研究都集中在十九、二十世纪的历史，因此也无可避免地探讨着中国与西方的互动（或者是中国与一个备受西方影响的日本的互动），但我始终坚持的，是我探究中国内部的决心。

也就是说，我始终认为，根据中国人自己的经验而非西方人的想法去重构中国历史，是至为重要的。

简言之，我希望摆脱欧洲或西方中心先入为主的假设来审视中国的过去。

我的第一部著作《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 inese Antiforeignism），便是体现这种想法一个早期的尝试。

在该书的前言中，我开宗明义地说，我不会走过去研究中国传教团的路子。

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研究的是"传教团的历史，而非中国的历史"。

随着二次大战后中国研究在美国兴起，西方中心观的缺失越觉明显，人们开始提倡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我的导师费正清(John K.Fairbank)是倡导这种方法的先锋之一--也就是说，应该"更注意理解和评价基督传教团在中国历史所扮演的角色"。

我在《中国与基督教》一书中采取的正是这种方法。

从柯文的相对主义看中国中心观杨剑利20世纪80年代，美国史学家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概括并阐发了一种以中国为出发点和准绳来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主张，即“中国中心观”。

或许是暗合中国史学传统的内部取向，中国中心观一经译介到中国便流行开来。

不过，中国中心观并不是那么完美，其论证是相对主义的，当中隐含了一些颇具反讽意味的悖谬。

认识这一点，于中国史家理性对待外来理论，摆脱对“中国中心”的迷恋，也许会有所裨益。

柯文相对主义的史学基调柯文在书中开篇指出，历史研究无不要引入大量主观成分，尽管要忠于事实，但“选择什么事实，赋予这些事实以什么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和我们进行研究的前提假设是什么，而这些问题与假设则又反映了在某一特定时期我们心中最关切的事物是什么”。

从柯文的历史相对主义来看，史家一般是从过去杂陈的事实中选择自认为较重要的一部分进行研究，并以此来“塑造”过去发生的变化。

柯文明确表示，他在这一问题上“崇奉一个信条”，即事实或变化的重要性“归根结底是相对的，它取决于生活在某一特定社会的某一史家在某一特定时刻刚好认为哪些事物才是重要的”。

他借用了一个比喻的说法来为这一信条论证，即过去的事实就像散落在大海中的鱼，史家捕到什么鱼主要取决于他选择的海域和捕鱼的工具，而这又取决于他想捕什么样的鱼，不是史家想要的鱼即使被捕到也会被认为不重要而遭舍弃。

历史研究是主观的，衡量历史重要性的标准是相对的，这是柯文的史学观，也是他为中国中心观论证的基点。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文异曲同工，认为每一代史家都要重写前人写过的历史。

在他看来，费正清和李文森等前一代美国史家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模式，不论是“冲击—回应”模式还是近代化模式，抑或其后的帝国主义模式，都是“西方中心”的，这些模式都采用了“西方”的尺度来事先界定近代中国发生的变化哪些是重要的，从而歪曲了历史。

按柯文的理解，中国历史研究的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在中国经历的，尽管可能受西方影响，但不管怎样，衡量其历史重要性的准绳都应是中国的，而非西方的。

读书报告：《在中国发现历史》之第一章作者：柯文旅游学院10历史师范班24号蔡冰珍全文主题：“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一直是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

”（序言·P·1）柯文反对史家夸大西方对中国的作用，放弃西方的准绳与西方衡量历史重要性的标尺，认为中国应是植根于中国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

第一章《“中国对西方之回映”症结何在?》主要阐述了“冲击—回映”模式；介绍了这一理论框架模式依据的前提假设，举例出其代表性的著作，如邓嗣禹与费正清合写的《中国对西方之回应》等，这些著作都把研究视角注意力过多集中局限在中国对“西方挑战”之回应上，带有非常明显的主观性，没有把其思想所能概括的范围交代清楚，并不能说明全部的问题，很容易使读者和史学家陷入认识与理解上的错误境地。

作者以晚清历史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如叛逆运动、改革运动、抗外运动）入手反驳该模式。

他提出了从事件本身着手进行研究的观点。

第一章开头作者提出费正清等美国史家对晚清历史的认识借助“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但作者认为冲击－回应取向对晚清历史虽然可以说明某些问题，但并不能足以说明全部问题。

由此作者从三方面解析这一问题。

第一，在冲击－回应框架存在的问题上，作者认为其一在谈到“西方冲击”时，人们往往忽视近代西方本身就带有扑朔迷离，自相矛盾的性质；其二史家在讨论”中国回应“时往往过分抽象化。

就像作者所说的，鸦片战争时中国所遇到的西方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时对中国思想、政治生活发生如此重大影响的西方，同样都是”近代西方“，但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巨大差别。

鸦片战争时中国的根本制度没有动摇，中国还是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制，经济基础占主导的依然是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西方虽然以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但受到中国传统的抵制。

西方冲击中国，只是加快中国近代化的步伐，这一时期发生的事情与西方冲击并无关联或关联甚少。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崛起》读书报告1984年，美国著名中国学家柯文的代表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崛起》一书在美国出版。

1985年，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林同奇着手翻译了此书。

笔者读的是由中华书局2002年8月出版发行的中文版本。

本报告拟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主要内容本书中文版的副标题并未直译，原英文原标题是“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柯文用了“the Recent Chinese Past”的说法，而不是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之类，因为柯文是反对将中国分为“传统—近代”的单纯二元模式的。

也就是说，柯文特意回避使用当时美国学界主流认可的“近代”这一概念，而强调了中国的历史本身。

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柯文的严谨学风与历史观。

总观副标题，本书应既有对前人“书写”方法的总结，也有对新方法的论述，是美国对中国的“历史叙述”的概览。

正如柯文在“中文版前言”中所说：“其目的一是想总结美国史家论述中国近几百年历史的主要发展阶段。

再则也想对这一发展提出带有批判性和解释性的估量，以便在同行中引起讨论，藉以提高整个领域在进行研究时的自觉性的一般水平。

”1这也基本概括了本书的意旨。

本书正文部分分为四章。

其整体结构乍看为“先破后立”，实则为“破中有立、立中有破”。

也就是说，书中对其它三种研究模式并不是完全否定，而是批判性地指出其局限；同时，正是在这些局限中，“中国中心观”也渐渐浮出水面，露出真容。

冲击—回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及帝国主义模式的主要局限就在于它们均认为西方的介入是近代中国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与直接原因，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

这种局限导致的后果就是“剥夺了中国历史的自主性，使它最后沦为西方的思想附属物”1。

中国近代史可参考的书目（桑兵）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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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中华书局，1984年）孔飞力着，谢亮生、杨品泉、谢思炜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90﹞萧公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长沙市：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新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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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罗荣渠着：《现代化新论续编：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作者：陈君静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2697 更新时间：2005年08月02日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所提倡的“中国中心观”，不仅仅是一个史学方法论问题，更是一个深层次的史学理论问题；尽管它仍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但对于克服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弊端，具有重要的意义。

The China-centered approach,advocated by Paul A.Cohen in his work Discover ing History in China,is not only a problem in historical methodology but a d eep one in historiography.Albeit with flaws,it is still of great importance in overcoming American Westcenterism defect in their Chinese history study.美国卫斯里学院历史学教授柯文(Paul A.Cohen)所著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出版后，在国内外中国史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学术界围绕书中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Chi na-centered approach或译“中国中心取向”)的方法论意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对蕴藏于其后的历史观——传统与现代性问题的基本看法，却未能作更进一步的剖析。

① (注：有关这方面的评论主要有：M.Gasster 认为，“中国中心观”提出了“我们应发展什么样的分析工具来调和中国的多样性和统一性”问题。

见M.Gasster“Discovering H istory in China:Some Comments on Paul Cohen's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The American Asian Review(Summer 1987)，5.2:151。

在中国发现历史1、元朝建立的这个制度，不仅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国家统一，而且对中国行政区划的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个制度是（）[单选题] *A．郡县制B．刺史制度C．三省六部制D．行省制度(正确答案)2、27．在抗击新冠肺炎的日本援华物资上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字样。

据考证这与唐朝高僧东渡日本的故事有关。

这位高僧是[单选题] *A．张骞B．玄奘C．鉴真(正确答案)D．晁衡3、73．元朝在地方实行行省制度，行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但地方官吏的选用主要由中书省和吏部负责。

这表明元朝[单选题] *A．地方拥有适度权力(正确答案)B．地方缺乏实际权力C．行省权力集中专断D．君主专制得以加强4、南宋有位诗人曾写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写作该诗的主要目的是（）[单选题] *A．赞美杭州的繁华B．讽刺金朝统治者的醉生梦死C．咏写了西湖秀色与人的关系D．讽刺南宋统治者苟且偏安江南(正确答案)5、出版社要出一本名为《开国皇帝》的书，你负责隋朝部分，需要收集以下人物中有关谁的资料（）[单选题] *A. 嬴政B. 刘邦C. 杨坚(正确答案)D. 杨广6、小明同学代表小组发言时说:“这是个独特的民族,它是战争狂徒,用战车把宗教传播到西亚、北非等地,穆斯林的足迹从此遍及四方;它又是文明使者,用嘴巴将东西方文化传承、传播,某种数字因此冠上它的大名。

”这个“独特的民族”是( ) [单选题] *A.大和民族B.华夏民族C.日耳曼人D.阿拉伯人(正确答案)7、公元6世纪前期,东罗马帝国组建了一个法典编纂委员会,收集自2世纪初以来历任罗马皇帝颁布的法令,删除其中相互矛盾的条例,编成了一部法律文献。

其名称为( ) [单选题] *A.《汉谟拉比法典》B.《拿破仑法典》(正确答案)C.《新法典》D.《查士丁尼法典》8、下列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说法，错误的是（）？[单选题] *A. 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B. 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C.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正确答案)D. 对东西方文化认识存在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9、23．“翻倒，翻倒，喝得醉来吐掉，转来转去自行，千匝万匝未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