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荆轲刺秦王的几点讨论荆轲不是凡夫俗子，他具有政治价值观和抱负的理想主义者，他超越物欲，将个人价值的实现放在国家民族、自由正义等形而上的信念上。
但作为理想主义者，要想在社会上建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功业，必须要具有勇气和智慧。
所谓勇气就是那种明知行动会招致自身的伤亡，也要以微弱的自身与强大的对方挑战的只知正邪、不计损益的高于常人的气概。
政治事业是对大道高义的奋争，是拯济天下的伟业，它需要那种“虽千万人，我往也”的执着和勇气，需要那种舍身取义、杀身成仁、论万世不管一生，论顺逆不管成败的节义。
真正的政治家是无所畏惧的理想主义者，他不是政客，他要为某种价值观而献身。
没有这种勇气、节义，政治家就会成为投机分子，在事业关头权衡个人的利益得失，将一己之利置于政治事业之上。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发生在战国末期的公元前227年，即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六年。
当时，秦于公元前230年灭韩，又于公元前228年破赵(灭赵是公元前222年)，秦统一六国的大事已定。
在方时的形势下，即便是行刺成功，也无法阻挡秦国统一天下的脚步，所以荆轲舍身行刺从一开始就注定这是一个悲剧。
就如同是蚂蚁和大象，蚂蚁是斗不过庞大的大象的。
然而面对秦军的屠刀，像荆轲那样的侠士谁愿意伸出脖子等敌人来砍？哪个有血性的男子不拿起武器反抗？正因为荆轲明知赴秦的路上有去无回，却依然慷慨赴死，笑面死亡，更加反映出他品格的高尚。
荆轲那种舍生忘义，不畏强暴的精神感动着历史。
说他扶弱济贫，可事实上荆轲受到燕太子丹的恩惠和优待，刺秦王是为了报恩，没有济困之说。
至于他对于秦王政，他并未受到秦王的迫害，原本对于政事也并无兴趣，只是一介武夫，又哪里能说他反对强暴？至于说他说他刺秦是为了到达政治目的，更是无稽之谈，上面说了，他只是为了报答恩惠才受命去刺秦王，一切只是燕太子丹的谋划，他只是实施者。
何况燕太子丹未登大位，荆轲即使刺秦成功，他也是必死，怎么到达政治目的？所以，可以说，荆轲只是有着个人的武者节操，受人点滴，报以涌泉。
他的身上表达的是大勇的精神，杀身未成仁，却也到达了自己的精神境界，实践了自己的信仰。
无可奈何的荆轲，为燕太子丹、田光、樊於期所裹挟的荆轲，心情复杂地迈出了西去刺秦王的步伐，但他心里没有任何把握，也深知此去凶多吉少，所以，当他面对送行的人群，在易水河畔，情难自已，发出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苍凉感慨。
这与其说是荆轲的豪言壮语，不如看做是荆轲绝望心情的写照。
对于“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大家一定不陌生，即使我们没有读过司马迁的原著，但我们一定也听说过一个成语——“图穷匕见”，这已经是汉语成语里很常用的一个词语了。
即使我们不是十分清楚这个成语的来历，我们依然能十分熟练地使用这个成语。
近年来，有三位顶级导演先后以自己的理解和才华，演绎过这个故事，他们分别是1995年周晓文的《秦颂》、1998年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后来还拍过电视连续剧《荆轲传奇》。
同一个历史故事被反复搬上银幕，这在电影史上估计是很少见的现象。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喜欢英雄，说明我们尊敬英雄，说明我们崇拜英雄。
从喜欢到尊敬再到崇拜，也说明可能英雄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其实不仅仅是当代人喜欢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古人同样也喜欢讨论这个故事。
很多大名鼎鼎的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都涉及过这个故事，譬如陶渊明、王昌龄、柳宗元、苏东坡的父亲苏洵、苏东坡、朱熹、梅尧臣、龚自珍可能有一点大家没有注意到，这些诗人们旗帜鲜明地分为两派，并且是反方占了绝对多数。
批评荆轲刺秦王的人很多，其中不乏著名人物——柳宗元如此质疑荆轲：“造端何其锐，临事竟趑趄。
”意思是开始的时候你是多么雄心勃勃、锐气逼人，为什么到了关键时刻，却步履不稳、不能一击致命呢？北宋苏洵更是出语尖刻，他咄咄逼人地对荆轲的行为做了盖棺定论：“始速祸焉。
”意思是，荆轲刺秦王的行动加速了燕国亡国的速度。
苏东坡和父亲的观点有些相近，只不过他更愿对荆轲等人的英雄气概进行品评：“荆轲不足说，田子老可惊。
燕赵多奇士，惜哉亦虚名！”苏东坡的话说得更刻薄，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他由荆轲说开去，直接否认了传说中“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说法，不留情面地说他们“惜哉亦虚名”。
持这一观点的人还有很多，譬如南宋鲍彪为《战国策》作注时说：“轲不足道也。
”譬如朱熹认为：“轲匹夫之勇，其事无足言。
”相比于柳宗元、苏东坡，李白的观点稍稍中立一些：“荆卿一去后，壮士多摧残。
”李白仅仅说了荆轲之后英雄的悲剧结局，并没有对荆轲本人做出过多的评价。
赞扬荆轲的是少数，陶潜、龚自珍是赞扬派的代表人物。
陶潜如此说：“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这一评价里显然充满了敬佩。
龚自珍则称荆轲为“江湖侠骨”。
龚自珍在诗里这样议论荆轲：“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
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相关的评析、吟咏还有很多，但不管正方、反方还是中立方，他们的论点基本上不脱一个套路，就是对荆轲刺秦王的性质和影响进行探讨，其分析和评论往往都是从很宏观的角度来考虑的，这就是所谓的“宏大叙事”第二便是他的侠肝义胆，他虽然谋略不行，但是十分有胆识：荆轲明明早在易水河畔慷慨悲歌时就早已知道自己的下场，他“心知去不归，徒有世后名”可是他依然义无反顾，为了自己的国家慷慨赴死，这样的侠肝义胆难道不是可歌可泣的吗？壮士荆轲有一种像革命先烈一样的要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虽然他的做法并不可取，不值得我们学习。
可是他的精神应该为我们所称道！我们应该做一个像荆轲一样能为祖国付出一切的爱国者！“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易水畔的这首悲壮的歌至今传唱不衰，荆轲作为一名勇士而被世人颂扬。
荆轲刺秦未遂的历史事件，千百年来都为文人们深感遗憾，无数的诗词文赋，都是以暴君来形容秦王，而肯定荆轲的英雄行为和侠义精神。
然而从战国历史中政治成败的角度去审视这个历史事件时，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的值得思考的东西。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前人误入失败的陷阱，可作为我们今天行事的前车之鉴；而前人获得的成功经验，可作为我们继续前进的路标。
学习了荆轲刺秦王这篇文言文，我的感触非常深，我被荆轲那种爱国精神和对国家勇于献身的精神深深的感动，他面的这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在对手面前从不低头，他的心中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自己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高于自己的生命，为国献身，无怨无悔。
有大家，才有小家，如果国家都灭亡了，有何谈小家那，何谈自己的幸福那？只有国家富强，自己的小家才会更加的幸福，只有自己的国家更加的强盛，自己才不会成为亡国奴，成为了为来国家的奴隶，就会失去人人平等的生存环境。
如果自己的国家没有像荆轲这样为国家勇于献身的英雄，那么自己的国家又何谈兴盛，又何谈走向世界各国前列，成为世界强国？荆轲以他勇于献身精神证明了这一点，要想强国，就必须进行斗争，就一定会有人为之流血牺牲，他们的死，重于泰山，中国古代伟大的文学家文天祥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荆轲之死，对于燕国来说，他之死重于泰山，他是为国家人民之利益牺牲了自己，他是以个国家的英雄，他理应受到国家每一个人的尊重。
荆轲，燕之伟人，燕之英雄，燕之智人，燕之勇人，荆轲名之垂史，荆轲以之鲜红的血液，渲染着燕国人的灵魂。
荆轲：杀手乎？侠客乎？《史记》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韩兆琦教授的意见是：“荆轲不是杀手，而是一个侠客。
” 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本是卫国人，其先人乃是齐国人，后来秦灭卫国，他逃亡到了燕国。
在燕国，荆轲不被当局者重用，整日在市井放歌纵酒，酒醉之后往往与好友高渐离等相对而泣，旁假设无人。
根据史料的记载，荆轲“好读书击剑”，“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也就是说，荆轲是一个有学问的沉稳之士，决非一介山野莽夫。
至于他在刺秦王之前是否操过杀人的营生，历史上是毫无记载的。
后来燕太子丹找人行刺嬴政，首先找到田光，田光因年老力衰，故而推荐了他门下的荆轲。
荆轲起初推辞过，但太子将他尊为上卿，给予他极为优厚的礼遇。
荆轲本打算再等一个能助其一臂之力的朋友共赴秦国，但因太子催之甚急，只得带领秦舞阳离燕赴秦，慨然践诺。
在很多人的眼里，荆轲是一个具有大侠胆识，又浑身充满正义感的英雄。
但在史学家眼中的荆轲并非如此简单，文学史家和史学家对这个人物的评价也是不大相同的。
韩兆琦认为：“荆轲是一个武艺高强、侠肝义胆的勇士，他刺秦的义举来自他对强秦的国仇家恨，也是他争取自己的生存权的最后一搏。
他与燕国不沾亲带故，如果说燕太子丹要刺杀嬴政有其报私仇的成分，那么，荆轲的目的则更是出于为救六国人民的侠义之心。
”史学家张大可更是以“反暴”一词来诠释荆轲的行为。
“太子丹开始并没有重用荆轲，甚至后来让他去刺秦，也没有完全理解和信任他，”韩兆琦解释说，“所以，荆轲并非要‘为知己者死’，他的行为的价值不在于个人义气，而在于他代表了广阔人民的抗暴之心。
”北大历史系教授、秦汉史专家张传玺说：“荆轲处在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他被一种‘义’的观念所驱使，虽然他确实勇敢，但他的‘义’毕竟是个人的小‘义’，而秦始皇的统一大业才是大‘义’。
因此我认为不必要把他拔高到英雄人物的高度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人员陈成军有着更为有趣的见解。
他根据《战国策·燕策》中的相关记载认为，荆轲根本就不是一个擅长打斗的武士。
他说：“荆轲甚至是不具备作刺客的能力和本领的。
事实上，荆轲应该更是一个战国时期常见的纵横之士，他喜欢读书，善于游说，有一定的学问，可以说他是个侠士，但他不是一个武夫。
”根据这个观点，陈成军合理地解释了荆轲为什么开始婉拒太子丹让他刺秦的要求，后来又一拖再拖。
“他是在等一个真正的刺客，一个有能力行刺的武士。
但是太子丹不容许他再等下去了，所以他只好和舞阳一起去，而舞阳只是一个在市井中杀人的小角色，到了秦王大殿里自然吓得变了色。
而荆轲只得自己来扮演这个他并不愿意扮演的角色。
”陈成军进一步说：“战国时候这种侠士很多，遇到国家有难就挺身而出，但他们多是有助手的。
荆轲自己作了刺客，我个人认为他实在是死不得其所。
”。
”韩兆琦也说：“我们肯定秦始皇的统一，但同时也要肯定荆轲的精神，荆轲是个抗暴的英雄和勇士，他刺秦不为报私仇，也不为太子丹个人，而是为了所有深受战争灾难的人民。
就像在拿破仑发动的战争中，拿破仑推进文明的进程，但反抗拿破仑的人同样也是民族英雄。
文革时期，因为批儒评法，颂扬秦始皇这个大法家，人们就批判荆轲，其实这是不对的。
秦顺应历史潮流，但荆轲并不因此就算反动，他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我认为荆轲行刺秦王是极端错误的。
当时是战国时期，战国七雄互相争斗，战争的乌云笼罩了整个中原，许多百姓葬身于水火，流离失所，百姓哀声载道，和平和统一的心愿冲彻了人们的心。
而这时秦国的实力雄厚，严明法纪，依法治国，这就比其它六国有着明显的优势，成为七国之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