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的传奇故事，细细品
这一次去采访程乃珊，是约在她富民路上的家里见面。富民路闹中取静，靠近静安寺的中心地带，却是窄窄的一条马路，两旁植物繁盛，光影斑驳，在正午时分特别浓烈的大太阳底下，很有点时光交错的意思。但这些只是序曲，当我坐在程乃珊家的客厅里时，才真正有了时光倒流的感觉，因为在这间客厅里，无论是那张殷实饱满的橡木餐桌，还是那架朴实低调的褐色钢琴，甚至是钢琴上那座所有的指针都停了脚步的老式座钟……它们，都实实在在是“百岁高龄”了。而当客厅的女主人程乃珊挽着长围巾坐到我对面的时候，我很肯定，今天的采访会有很多关于老上海的好故事。
一条银行家的庭训
而事实上我们的开场真的是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卖豆腐的老人。在很多年前老人还是青年的时候，他通过卖豆腐起家，一点点从豆腐摊做成了豆腐铺，从小门面做成了连锁店。老上海总是有这么多白手起家的传奇故事，但程乃珊说的这一个，重点不在传奇，重点在——“你晓得么，就是这样一个卖豆腐的行当，它们都有自己的行业组织，它们都有自己的行规，口口相传。在这个过程中，小至行业的传统和道德，大至社会的传统和道德都得以存续，而这些所谓庭训、门风、家规、家传、家教、家学、家史……这些文化传承中细小却关键的纽带，我们今天还留下多少呢？”程乃珊略有些无奈地说。
之所以说给我听这个“豆腐行规”的故事，是因为我问到了她最新的写作计划。程乃珊说，她正在写一部纪实体的小说，想以一个大家族中小孩子的成长故事，纪录一个家族里几代人的变迁和经历。是的，这个小说的原型，正是她自己家族的故事。“我的祖父母早已去世多年，我的父母也去世了，而我自己也做了祖母。可是有一天，我忽然发现，我们家族的第五代孩子，他们完全不了解自己家族的事情，也根本没有兴趣知道。”这个发现让程乃珊有一点遗憾，但更多的是忽然涌起了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作为和祖父母生活最久的孙女，是最了解家族故事的人，更从祖父母那里直接得到了关于家族的很多资料和照片，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写一本家族故事，让后辈们能更了解自己家族的历史——要不然，他们肯定连我们家族的庭训都不知道了。”
好吧，我承认我被震慑了一下，“庭训”这种东西，现在又有几家还有存留呢？“那……你们家族的庭训是？”我真的很好奇。程乃珊不假思索地说：“当你身上有10块钱的时候，你只能表现出5块钱的身家，而且只能花两块钱。”看我听得有点发愣，程乃珊笑着解释道，“这大约与我爷爷从事金融业有关吧。”
是的，关于程乃珊的家族史，那又是另一个老上海的传奇故事。程乃珊的祖父程慕灏老先生是一位著名的银行家，当他只有16岁时就背着一个小包裹，只身从浙江桐乡的乡间小道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滩谋生。他凭着自己的勤奋、才智和毅力站稳了脚跟，自谋职业进入大清银行做练习生，用最短的时间熟悉了银行各种业务，并显示出卓越的才能，得到了上司的器重。他曾担任日本神户中国银
行副主任，上海中国银行国库主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中国保险公司监察人等职。1946年，当他的小孙女程乃珊呱呱坠地时，他已是上海乃至全国金融界的巨子之一。之后，他的事业发展到了香港。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金融界的前辈、原中国银行总行常务董事、香港中国银行原总经理，之后的一生都在为香港的金融界服务，直到晚年仍担任着香港中国银行的顾问。
对此程乃珊曾经说过：“我祖父的一生，是一部历史，也是一部多卷集的长篇小说。我一直在搜集、记录他的传记资料，想好好地写出来。”而程乃珊虽然出生地是上海，两岁的时候她就和父母亲去了香港，在那里度过了她金色的童年，一直读完小学四年级才跟父母一起回到上海，那是1956年，那年她正好10岁。可以说，程乃珊从小在上海、香港两地长大，既有对上层工商、金融界生活的丰富感受，又经历过“文革”10年的变故和磨炼，同时，长期在平民区教书的经历和体验，又使她能够用另外一种眼光看待自己的家庭所在的那个社会圈子，这一切都为她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她的第一篇小说《妈妈教唱的歌》发表于《上海文学》1979年第7期，从此开始了她的文学生涯。
一间命运里的房子
在程乃珊的文学创作生涯中，虽然在后期已经趋向于纪实写作老上海风情录，她本人也渐渐成为老上海风情人物的一个鲜活符号，成为很多场合里最有资格点评“上海女人”、“上海老克勒”的盛世遗民，但相信大多数人都不会忘记她在文学创作初期写就的那本小说——《蓝屋》。而那间承载着大时代里小人物的悲欢命运的漂亮建筑之所以让人难以忘怀，除了屋里那些人的命运让人感慨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间“蓝屋”在现实生活中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它的颜色其实是绿色。
读过小说的人都知道，《蓝屋》的原型便是位于北京西路铜仁路拐角的“绿屋”。而这栋昔日曾被誉为“远东第一豪宅”的绿墙圆形建筑背后所承载的沧桑历史和
凄美传奇，也一点都不输给小说。“绿屋”是由曾经的“颜料大王”吴同文所建，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他靠开发军绿色颜料起家，绿色自然成了他的幸运色，于是他决定造一座绿色的“城堡”来做自己的家。房子是由当时著名的建筑师邬达克为其亲自设计，总共四层并配有电梯，说起来还是上海私人住宅里第一家装电梯的。电梯的门是弧形的，阳台上却没有一根柱子，这样别出心裁的造型在1930年代的中国是非常独特的。据说，1938年“绿屋”竣工之日，邬达克曾对吴同文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可以向你保证，即使再过五十年，这幢房子的现代感仍然是超前的，哪怕再过一百年，我相信她仍不会Out。”
一百年虽还没过，但至少在现在看来，“绿屋”仍然很In，绝不Out。可惜完美的屋子里也不总是演绎完美的故事，文革开始后没多久，吴同文就因经受不住打击而同姨太太一起在房子里牵手自杀了，据说待到被发现时，两个人的手已无法分开。虽然曾经发生过那样的悲剧，但这丝毫不会影响“绿屋”的吸引力，程乃珊的童年是在南京西路、陕西北路的花园公寓度过，而她每次经过那幢铜仁路上的绿房子，都会被它深深地吸引，在她的童年记忆中，“绿屋”给她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孰能料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她结婚之时却忽然发现，原来她所嫁的良人居然就来自这座神奇的老洋房，他便是吴同文的后人，严尔纯。从童年时就爱上绿屋，到后来嫁给绿屋主人的后代，再根据绿屋的故事背景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而这部作品又获得了文学奖，让她的文学创作达到了颠峰。这一切仿佛一个不真实的故事，让人不得不相信冥冥中的“缘分”二字。
一本记录传奇的笔记
除了“绿屋”，另一处在程乃珊的生命里留下痕迹的屋子，便是伴随了她几十个年头的“花园公寓”。忆及在花园公寓里度过的童年，程乃珊的语气充满欢乐：“我们里弄的孩子从小都接受良好的教育，文化氛围也很好。那时候我们女孩子学钢琴、芭蕾，男孩子学小提琴，唱的儿歌里除了沪语童谣外也经常会出现《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这样的英文童谣。这样的里弄啊，既是一个多层面的小社会，又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大家庭。”而如今，这座承载着程乃珊童年记忆的公寓早已物是人非，在曾经动荡的年代里，一些原本的主人被批斗赶了出去，本来一家一户的房子也被塞进了许多层次低杂的新住客，还有一些屋主的后人去了海外定居……童年的伙伴消失在了日新月异的城市中，童年的回忆也越发的无处寄托，这一切都让程乃珊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惆怅，她想做点什么，为了自己记忆里的上海，可是又没有头绪。
1990年，由于祖父的原因，程乃珊一度移居去了香港。事实上，香港对于程乃珊而言就仿佛第二故乡，在她心中有着特别的地位和感觉，因为那里同上海一样，也曾留下过她难忘的童年回忆。而这一次的返港给她带来了灵感，程乃珊说：“在我看来，香港和上海就像是一对门当户对的恋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香港，仿佛是旧上海繁华如梦的一个延续，一个平移。事实上，解放前夕也确实有大批老上海的名流迁往香港，为香港带去了崭新的资金、理念以及先进管理经验，促进了香港明日经济的繁荣。而这一批老上海人虽然日后都成为了香港的精英代表，可那种深入他们骨髓的老上海格调和情怀却始终没有改变。只要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动作，你就能一眼将他们从人群中辨识出来——啊，他是上海人。”
这一点触动了程乃珊，她忽然觉得自己有必要为海派文化的传承做些什么。于是，从2000年起，程乃珊开始正式涉足与老上海有关的纪实文学写作，她深入上海的各个阶层，笔耕不辍，写出了一批有口皆碑的代表之作，如《上海探戈》《上海Lady》《上海Fashion》《上海罗曼史》等。“我要做的，就是将老上海那些被时间蒙尘的传奇发掘和再现出来，让更多的人知晓并且记住。”程乃珊坚定地说。
为了达成这个心愿，程乃珊四处寻找上海老人，听他们讲述关于老上海的故事。她还养成了一个职业习惯，就是随身携带一本笔记本。如今，程乃珊的手头已经有了一个长长的名单，都是老上海各行各业里的见证人，他们的年纪都已经很大，所以程乃珊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必须要趁他们脑子还清楚的时候，把他们叙述的故事都记录下来。“我知道有人说我总守着老上海，写作没有时代感，但我不怕别人说我写作面窄，”程乃珊坚定地说，“因为，我心中的老上海写也写不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