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哲学简史》有感
《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将人生划分为四境界。
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我个人觉得，现实生活中我们大部分人都处于功利境界。
即我们所做的事都是出于利己考虑，尽管结果可能会对他人产生有利的影响。
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为自己谋取利益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同时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难免对他人的利益造成或多或少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
其中关键的是这种影响引发了人与人之间一系列的问题，对此我有几点粗浅的想法。
一、人与人之间信任在逐步减少，诚信危机不容小觑。
现代社会的人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有时掌握信息资源的多少会直接影响人在社会中的利益分配，因此，人与人之间慢慢就会产生欺骗，从而减少信任感。
再者，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人在各种利益的驱使下，难免会心理扭曲，为谋利益不择手段，直接导致诚信危机。
二、人与人的关系受利益因素影响增强。
人们由于在社会中的分工不同，进而引发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别，而人总是向往好的事物的。
处于底层的人为获取相对高的社会地位，处于高层的人为保住既得利益。
总言之，人际关系、人际交往大部分是掺杂着利益的。
纯粹的亲情或友谊正在流失。
三、人际交往处于一种矛盾状态。
一方面现在的人都渴望得到别人的真心对待，对纯粹的亲情和真诚的友谊即人与人之间的纯真是向往的；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对他人处处设防，为防受到伤害而谨小慎微的保护自己。
简言之，现在的人总是在互相依赖与互相提防中小心协调。
我认为不论是孟子的“人性本善”还是荀子的“人性本恶”都不足以解释当
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分子，我真心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达到人生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会真正的成为名副其实的和谐社会．．．．．．
实际上，中国文化几千年来，所循循教导的是“道”与“德”，帝王之家讲求的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普通交际中，也以忠义为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这种思想的灌输可通过许多的途径，即使大字不识一个，那你总会听说过岳飞的故事吧，岳飞其实此时也成了中国儒学所颂扬的道德的载体。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历来被认为可以和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拟的。
哲学这门科学并没有在中国古代被命名过，但是他潜移默化地入侵着人们的思想。
在中国，哲学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关切的领域。
从前，一个人如果受到教育，首先就是受哲学这方面的启蒙教育。
即使现在也为
大家所熟知的《三字经》，它是孩子们刚学认字所通用的课本，每三个字为一组，每六个字成一句，偶句押韵，朗读时容易上口，也便于记忆，而《三字经》的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便是孟子哲学的基本思想。
更无须多论“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都是读书人的必学教材，它们实际上就
是老子，孔子这些哲学家们的哲学著作。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不可小觑。
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人的生活襂透了儒学思想，儒家俨然成为了一种宗教——儒教。
我从某一角度看来，中国之所以在过去被称为“礼仪之邦”，要诚心地感谢这种精神教导。
中国无论哪一派哲学，都直接或间接地关切政治和伦理道德。
因此，它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而不是宇宙；关心的是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而不关心地狱或天堂；关心人的今生，而不是来世。
它有一心教导人向善去恶，何为“君子之道”，如孔老夫子“仁”的实践包含了为他人着想。
“己欲立而立仁，己欲达而达人”，“己之所欲，施之与人。
”这是“仁”的积极方面，尽己为人谓之忠。
“仁”的含义还有一方面“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两方面合起来，称为“忠恕之道”，孔子认为，这就是把仁付诸于实践的途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恕之方”。
不禁想到了在文革时期，一向被尊为圣人的孔子，成了被打倒，被唾弃的孔老二，他那些已被传诵千古的言论，也成了“四旧”，随带着“忠恕”之心也在人心中消散了，揭发与被揭发，诬告与被诬告，诚信成了奢侈品。
这种现象爆发得突然，想来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当一个朝代被另一个朝代推翻时，就要打破旧的思想体系，掌控人民的思想领域就显得犹其重要，要让共产主义成为唯一的信仰才是硬道理，而这么彻头彻尾地否定过去的一切，不免有失偏激。
所以现在教育重拾儒学经典，取其精华，实为明智之举，也是对历史的纠正，对人心的拯救。
回归而言，按照中国传统，学习哲学不是一个专门的行业。
人人都应当读经书，正如在西方传统中，人人都应当去教堂。
读哲学是为了使人得以成为人，而不是为要成为某种特殊的人。
因此，中国实际上没有专门的哲学家；非专业的哲学家自不认为自己要写专门的哲学著作。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专门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专门著作的哲学家，为数多得多。
这就使中国哲学家的言论著述，表
面看来似乎不相连贯的原因。
而读中国哲学书的情趣也在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不会如阅读黑格尔大作般，让我昏昏欲睡或是不知所云。
如《庄子》书中充满了趣味性的寓言和故事。
即使在中国哲学家中以说理见长的孟子和荀子，把他们的著作和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相较，其中的格言、比喻和事例也比西方哲学著作中要多。
格言总是简短的，而比喻和事例则总是自成段落，与前后文字不相衔接。
富于暗示而不是一泻无余，这是中国诗歌、绘画等各种艺术所追求的目标。
在诗歌中，诗人往往意在言外。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一首好诗往往是“言有尽而意无穷”。
正如，现在我们会无病呻吟地喊叫着：“郁闷！烦着呢，别理我！”古人却很优雅地发泄出情感“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因此，一个慧心地读者，读
诗时能从诗句之外去会意，读书时能从字里行间去会意。
这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情趣，它也同样成为中国哲学家表述思想时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