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类博物馆与历史学和考古学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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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类博物馆与历史学和考古学发展的关系

近几个世纪以来,博物馆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博物馆蓬勃发展,而人文类博物馆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发展始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国的博物馆绝大部分是历史类博物馆,博物馆藏品的来源,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发挥都渗透着历史学和考古学。

一、博物馆离不开历史学、考古学这两门学科的指导。

依据我国国情,从过去到现在建立的博物馆中,历史类博物馆占大多数。在这些历史博物馆里,收藏陈列的多以考古藏品。要想高质量、高水平地发挥历史类博物馆的作用,不仅需要用博物馆学理论进行指导,而且必须用相关学科(历史和考古)的理论和实践指导。王绵厚同志在《博物馆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代序)》一文指出:“作为博物馆虽然与多处学科发生联系,但是一般看来,博物馆学与历史学、考古学的关系,这是在大部分博物馆中最亲密的两个学科。无论是中国通史博物馆,还是地志性或遗址性历史博物馆,都离不开历史学、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指导。而且由于大部分历史博物馆的工作者,都出身于历史、考古学者,如同中国的近代工人,大部分来至农民一样,更加深了历史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的‘血缘’关系。对这三门学科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打一个不一定完全贴切的比方,就如同一个人,历史博物馆考古藏品好比骨头和肉,历史唯物论观点好比血液,在外边包裹着骨肉和血液的皮肤就如同博物馆。也就是说,在历史博物馆里,收藏和陈列着历史材料和考古实物,同时也贯串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是历史博物馆存在的最基本条件。正是这些基本条件,共同实现着历史博物馆的功能,去说明历史,表现历史的进程和规律。因而,要想把历史博物馆办成高水平、高效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地,除了发挥基础作用外,还要深人研究历史学、考古学,研究博物馆与这两门学科的内在联系,研究这两门学科的理论和实践,以便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博物馆的工作进行全面指导。

二、博物馆与历史学。

众所周知,我国的博物馆学起步很晚,它从一开始就隶属于史学家整体的史学体系。博物馆的本质是什么?这里所用的提问方式是史学的,回答的正确与否,也一直以史学标准衡量。从博物馆学所确立的基本问题上,已清楚地显现出博物馆对史学的依附。这一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而且将来也未必有明确的答案,以至于这个问题被大多数博物馆学者所放弃。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向题本身的难度,而且因为这个问题即便被解答也缺乏现实的意义,缺乏面对现实的力量,似乎只是在玩一种逻辑游戏。史学家对博物馆的关注是因为博物馆对他们治史有益,他们只是史学家而不是博物馆学家。迄今为止,博物馆未能有独立的形态。传统的惯性使博物馆一如既往地随着史学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历史学者分析某些史事偏重于选择史的原因是处于“人类经历的各条道路的起点上”,“处于根源部位上,处于人类与万物混杂中感受到自己与世界的亲密关系这一点上。”毫无疑问,史学一直影响着博物馆学,对博物馆研究大有裨益。然而,如果博物馆只是生来就为史学服务,去达到史学所要达到的目的,又何必要费劲把博物馆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呢?博物馆只是反映论的一部分。博物馆对经济的依附等诸如此类的命题,令人对博物馆学顿生轻视之心。如此简单地套用反映论,正证明了史学理论的苍白。反映论的合理性和应有域限需要博物馆去证明,但博物馆对反映论的套用却使自身丧失了本性。

博物馆似乎只是为着史学而生存着。其陷入困境是必然的。对博物馆的本质作没有结果的探讨,由于是一种探素,是对智慧的追寻,是对现存事物秩序的认识,因而具有了价值。然而,在讲究实用,注重功利性的今天,那种没有结果的探讨是不可能具有价值的。对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或社会伦理方面特别有价值的东西,在这种伦理型文化氛围中生长的中国人,对学问、知识的选择往往出于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功利目的。诸如“我为什么要参观博物馆”,“博物馆于发展经济有什么用”等等问题及其对博物馆冷漠、陌生、与市场经济直接相关,但同时反映出博物馆依附于史学的结果是远离现实,成为空中楼阁。因为史学的目标与博物馆的目标并不一致。何况现代博物馆也已走出空洞的思辨,直接参与现实和生活。所以,长期以来博物馆对史学的依附是使博物馆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

三、博物馆与考古学

考古学是用实物资料研究历史的学科,而博物馆是文物的收藏、宣传教育和科学研究机构,它们涉及的对象都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当然博物馆也搜集近、现代文物),所以,我国博物馆一般都设有考古部门或有专职的考古工作人员。如何处理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博物馆中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考古学通过文物的征集、陈列、讲解、保管为博物馆服务考古学如何为博物馆服务,这在研究博物馆的有关著作中曾提到过,即“考古发掘是博物馆藏品的重要来源之一。”严格说来,得之于科学的考古发掘的文物,才具有更大的历史价值,因为它们有明确的出土地点,时代比较准确,有一群共存的器物,能够较全面地反映文物制造时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面貌等。而流散文物,尽管也有相当大的价值,但有些不免显得孤单,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甚至其时代也混淆不清。如美国佛里尔艺术馆收藏的中国玉器,曾被看作是夏代、汉代甚至明清时代的艺术品,经过同考古发掘的良渚文化玉器进行对比,发现那是公元前二千多年的良渚文化的遗物。总之,正如《博物馆学概论》中指出的那样,“博物馆离开了考古发掘材料,仅限于征集地面上的流散文物,不能够建立起真正的历史陈列,也不能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必要的材料”。下面就考古学在博物馆文物的征集、陈列等方面的作用略抒管见。

博物馆中的考古学设立在博物馆中的考古部门,既要为博物馆的文物征集、陈列、讲解等作出自己应

有的贡献,同时也要注意本学科的发展。作为一门科学,考古学有自己的学科要求和发展规律,忽视这些,对考古学本身和博物馆有关工作都会带来不良影响。一个博物馆如果把它的考古工作视为一件技术工作,只重发掘,不重研究,势必会削弱它自己的基础,从而降低这个馆的陈列、宣传教育效果,进而影响到有关学科研究在全国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说,博物馆内的考古人员必须从事理论研究,它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其一,有利于发现文物,提高发掘的动性。其二,有利于陈列。陈列要运用文物表现历史等内容,就必须首先用文物研究历史等学科,有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陈列才能更上一层楼。其三,有利于文物的断代和文化系统的划分,从而提高文物的价值。博物馆的考古学研究,最主要的应是用考古学资料探讨地方史以及考古学本身的文化发展序列等,这不仅是博物馆内考古部门的任务之一,也是博物馆本身的职能之一。

结语:人文类博物馆的发展与历史学、考古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博物馆的发展既不能过分依赖历史学和考古学,但又要找出并分析它与这两门学科的内在联系,使三者相辅相成,促进博物馆的长足发展,使博物馆更好地发挥其为社会服务和教育的社会化和专业化的双面职能。

参考文献:

苏文,《博物馆与考古学》,《中国博物馆》,1987年,第3期。

盘福东,《重视博物馆自身存在的价值》,《中国博物馆》,1995年,第4期。

高荣斌,《试论历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之间的关系》,《辽海文物学刊》,1997年,第2期。

尹相新,《浅谈博物馆几大观念的更新》,《博物馆研究》, 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