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义法“内涵

为文有法，法无定法——浅谈对桐城派“义法”理论的理解元明清的古文领域，如一潭死水，无重大突破。

文化上独尊程朱理学，文字狱日益严苛，八股文风盛行。

文人们不得不在这样严酷的文化专制下，战战兢兢地挥动手中那支脆弱的笔杆。

而时至清中期，桐城派占领文坛几百年，时有“桐城文章甲天下”之美誉。

自先秦诸子至唐宋八家，谁都没有在为文时一个明确的理论依据。

而桐城派却高举“义法”旗帜，大行其道，为清代文坛注入一股新鲜的气息。

而提出做文章所要遵循的“义法”理论第一人乃属桐城鼻祖方苞。

一、“义法”说的起源及内涵最善于从归有光的创作境界中提炼古文艺术法则的，则以方苞最具理论深度——“义法”。

方苞(1668-1749)字凤九,晚年自号望溪,学者称望溪先生,清江南安庆桐城县人。

方苞早年以文名著称于时,受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获罪后,因“学问天下莫不闻”幸被康熙帝宽宥。

后世尊其为桐城派三祖之一。

所谓“义法”，在他看来，“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1]。

而“义法”一词也并非方苞首创，最早提出“义法”这一概念的可追溯到《易经》。

但“义法”一词最早见于《墨子.非命》：“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

[2]此处“义法”即标准，可见“义法”本义中就已有规范准则之意。

桐城派文人姚永朴在他的《文学研究法》一书的序言中对“义法”一词的渊源作过较为详细的说明：“《易》家人卦大象曰：‘言有物’。

艮六五又曰:‘言有序’。

物,即义也；序,即法也。

”[3]《书·毕命》曰：‘辞尚体要’。

要,即义也；体,即法也。

[4]《礼记·表记》曰：‘情欲信，辞欲巧’。

信,即义也;巧,即法也。

”[5]这里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义”是指就文学作品的内容而言，“法”是指文学作品谋篇布局的形式和方法。

后司马迁又云：“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上记隐，下之哀之获麟。

简述桐城派的文学主张
桐城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于20世纪20年代初在安徽桐城产生并发展起来。

桐城派文学主张主要包括追求自然真实、注重情感表达、倡导文学与生活的结合等方面。

桐城派强调追求自然真实。

他们反对烘托夸张、虚构浪漫的文学作品，主张以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情感来描绘生活。

他们通过对生活细节的观察和描写，力求还原真实的社会场景和人物形象，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作品中的真实性和鲜活性。

桐城派注重情感表达。

他们认为文学是表达情感、抒发内心的艺术形式，追求作品中真挚、深刻的情感体验。

他们通过细腻的描写和精准的语言表达，传递作品中的情感共鸣，使读者能够深入感受到作品中所蕴含的情感力量。

桐城派倡导文学与生活的结合。

他们认为文学应该紧密联系人民生活，关注社会现实，关心人民疾苦。

他们以普通人的视角来创作作品，关注人民的命运和生活，通过揭示社会问题和人民困境，表达对社会不公和不平等的关切，呼吁社会的关爱和改革。

桐城派的文学主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他们追求自然真实、注重情感表达、倡导文学与生活的结合，通过具体的描写和精准的语言表达，传递了真实的情感和社会关怀。

他们的作品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更让人们对社会现实产生思考和反思。

桐城派
的文学主张不仅在当时具有指导意义，也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简述桐城派的文学主张桐城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其文学主张包括了对于文学形式和主题的独特追求。

桐城派的文学主张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情感真实，自然流畅"。

桐城派强调以人为本。

他们认为文学创作的核心是描写和表达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

桐城派作家关注人类的个体感受，注重塑造真实、饱满的人物形象。

他们通过深入人物内心的描写和情感的表达，展现人类的喜怒哀乐，以及对于生活、社会和人性的思考。

在桐城派的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和心理活动是最重要的创作对象，通过对人物的描写来探索和揭示人类的内心世界。

桐城派追求情感真实。

他们强调作品中情感的真实性和真实感。

桐城派作家通过细腻入微的描写和真实的情感表达，使读者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变化和内心的矛盾冲突。

他们注重对情感的刻画和表达，力求使作品中的情感真实可信，让读者能够产生共鸣和情感共鸣。

桐城派作家通过对情感的真实描写，使作品更具有感染力和感人力。

桐城派追求自然流畅。

他们认为文学应该追求自然、流畅的表达方式。

桐城派作家注重语言的选择和运用，力求用简洁明了、自然流畅的语言来表达思想和情感。

他们避免华丽的修辞和繁复的句式，而是倾向于简单直接的表达方式，使作品更加通俗易懂、贴近读者。

桐城派作家追求自然流畅的表达方式，使作品更具可读性和可理解性。

桐城派的文学主张以人为本，强调情感真实和自然流畅。

他们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的深入描写，展现人类的喜怒哀乐和对生活的思考；通过真实的情感表达，使作品更具感染力和共鸣力；通过自然流畅的语言表达，使作品更具可读性和可理解性。

桐城派的文学主张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简述方苞“义法说”
方苞为清代著名散文家，桐城派散文创始人，与姚鼐、刘大櫆合称为桐城三祖。

“义法”一词出自《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是方苞提出的重要散文理论，而后成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基石的一个重要范畴。

桐城派高举“义法”旗帜，为清代文坛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

（1）“义法说”的基本含义。

“义”指文章的内容，方苞主张以儒家经典为宗旨，因此具有明显的服务于当代政治的目的。

“法”指文章的作法，包括形式、技巧问题，如布局、章法、文辞等。

两者关系是义决定法，而法则体现义。

（2）“义法说”的理论要求。

“义法说”要求散文内容醇正、文辞“雅洁”，即用语典雅、古朴、简约，以适应清统治者“清真古雅”的衡文要求，并给古文建立更严格的具有束缚性的规范。

（3）“义法说”的影响。

“义法说”与制举之文相通，有利于维护理学道统，因此受到了朝野的崇奉和欢迎，“义法说”也成了桐城派遵奉的论文纲领。

“义法说”对桐城派其他代表人物刘大魁、姚鼐等人的文风产生了深刻影响，而方苞古文选材精当，其凝练雅洁的行文风格开了桐城派散文的风气。

桐城派以“义法”为基础，发展成具有严密体系的古文理论，切合古代散文发展的格局，最终形成纵贯清代文坛的蔚蔚大派。

继桐城派之后，姚门四弟子继续鼓吹“义法”
理论，使桐城派声势更甚，许多非桐城人亦为“文宗桐城者”，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为我国文学史所少见。

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含义
桐城派，是中国传统文化圈中的一个学派，源于明代的桐城学派。

该派别脱胎
于宋、明两代的程朱理学，并在清朝乾隆年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传承。

桐城派强调道德伦理的修养和研究，提倡怀旧思想和古文经典的研读。

其教育理念主张以经世致用为目标，注重培养人的道德风采和职责意识。

义理，是桐城派非常重要的概念。

义理即义与理，涉及到人与天地之间的伦理
关系和道德规范。

桐城派强调人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提倡遵守道德规范和秉持良知。

而理则是指事物的本理和道理，是指导人们行为准则的原则。

因此，桐城派义理考据就是对于这些伦理与道德的原理进行研究和探索。

考据，是对古籍文献的研究和鉴定。

桐城派注重研读古文经典，对于这些文献
的考据是他们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通过对经典文献的深入研究和鉴定，可以加深对于义理的理解和掌握，进一步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

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就是通过对于经典文献的鉴定和研究，整理、总结并论述了桐城派的义理观点和理论体系。

总之，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是桐城派学者对于义理伦理的研究成果。

通过对古
籍文献的考据和深入研究，桐城派学者们深化了对于义理的理解，并将其应用于实践中，以提升个人和社会的道德素养，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这一研究方向对于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塑造和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试说桐城派的价值观文/徐长才桐城派诞生于清朝初期即康熙帝时期，绵延于民国初期，达二百余年之久。

它是桐枞大地上产生的特有文化，也是桐乡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出来的一支文学奇葩。

桐城派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观。

它的价值观是以桐城派作者间的交往、开展的活动与所写的文章表达出来的。

在笔者看来，桐城派的价值观具体表现与体现在下面十个方面：首先，桐城派视为民立言重于自己的生命。

我国古贤就有“三立”之说，即“立德、立功、立言”；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匈牙利诗人裴多芬有诗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拋。

”桐城派在做人处世之中，侧重于为民“立言”。

在这方面，他们做得十分出色。

他们为了为民立言，而把生命放置于另一边。

戴名世与方苞因《南山集》案被清廷打入死牢。

就在这生死悠关之时，戴名世与方苞不为面临问斩而萎靡而怕死。

而是面不改色，更不哭哭谛谛，只是一股脑地抓紧时间著书立说，多留点文字在世间。

他们的这种所为，是一般人万万想不到、做不到的。

方苞也是因为书读得多、学问渊博、文章写得好，再加上重臣李光地的保荐而有幸不仅免于一死、还被康熙帝恩准在南书房行走为官为学四十余年。

其次，桐城派把为民办好事、做实事放在第一位。

吴汝纶在河北冀州、深州为官时，大力倡导和认真指导当地官民兴修水利，开荒种地，扩大耕地面积，让当地农民增地、增产、增收，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质量。

他还在当地积极兴办学堂、书院，提高教育质量。

在他看来，只有让当地官民子弟多读书，多学点文化，才能挖掉当地穷根，才能有效改变当地落后面貌。

吴汝纶可谓是当年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良官贤吏。

再者，桐城派把为官清正廉洁作为做官之道的典范，桐城派中不少人在全国各地为官，这些为官者都具有亷洁奉公的优良品格。

在二百余年间，桐城派没有出现一个贪官污吏。

这一点，颇值得当今桐城人民自豪与骄傲。

第四，桐城派极其珍惜声誉。

生怕自己做错了事或做了坏事，生怕自己写了不好的文章与诗歌，败坏了自己的名声。

方苞“义法”说述评作者：张永久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1年第05期摘要：清代风靡全国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出现，开创了清代散文超越元明、比肩唐宋的暂新局面。

桐城派三祖之一的方苞提出了以“义法”为中心的散文理论，成为桐城派文论体系的发端和纲领，可谓功不可没。

鉴于此，本文试通过对方苞“义法”说的述评，以探讨方苞的历史地位及其当代影响。

关键词：方苞；桐城派；“义法”说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5-0021-01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也是散文的国度。

在清代出现了一个显赫一时、风靡全国的散文流派——桐城派。

正是由于它的出现，清代散文才能取得超越元明、比肩唐宋的暂新局面。

由于该派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因而世人把他们及其追随者统称为“桐城派”，而尊方、刘、姚为桐城派三祖。

其中，方苞在文论方面提出了以“义法”为中心的散文理论，成为桐城派文论体系的发端和纲领。

本文试通过对方苞“义法”说的述评，以探讨方苞的历史地位及其当代影响。

方苞作为桐城派的创始人，为桐城派文论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他在汲取同时代作家、学者的文论成果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义法”说，把前人创立的文论思想加以具体化、理论化。

大致来说，方苞“义法”说的主要内容是：首先，“义法”是指文章体裁对写作内容的要求和限制。

方苞从文学自身的主体性出发，在文章内容方面，强调“言有物”，在文章形式方面，强调“言有序”，并且认为是内容决定形式的逻辑关系。

他评析、考察前代作家的文学作品，发现各种文体在创作上是有着不同要求的。

方苞在评论前人作品时说：“记事之文，惟《左传》、《史记》各有义法”，文脉通畅而不可增损，并且前后相应，或隐或显、或偏或全、变化随宜而“不主一道”。

这就是说写作的内容须符合文体要求，也就是方苞所说的“夫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

根据这一“义法”说的要求，创作出来的文章就可以戒空戒浮，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

桐城派古文及其他㈠桐城派康熙年间由桐城人方苞开创，同乡刘大櫆、姚鼐等继承发展，成为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

桐城派以“义法”为基础，发展成具严密体系的古文理论；姚门之后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四大弟子”。

⑴先驱：戴名世为桐城派理论的发轫，主张：⒈为文以“精、气、神”为主，“言有物”为“立言之道”（《答赵少宰书》）。

⒉“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而不可谓之文也。

”（《己卯行书小题序》）⑵奠基者：方苞（1668—1794）⒈“义法”说，言之有物而文有条理；分开来说：“义”指文章内容，以儒家经典为宗旨，具服务于当代政治的目的；“法”指文章作法，包括形式、技巧问题，如布局、章法、文辞等。

义决定法，法体现义。

⒉讲文章作法，或侧重“虚实详略之权度”，或追求“首尾开合，顺逆断续”之“脉络”，或提倡用语“体要”、简洁，偏重文法；但认为“义”在其中。

⒊要求内容醇正，文辞“雅洁”，使古文用语典雅、古朴、简约，适应清统治者“清真古雅”的衡文要求，并给古文建立更严格的具有束缚性的规范。

⒋由于与制举之文相通，利于维护理学道统，所以受到朝野崇奉和欢迎，“义法”说也成了桐城派遵奉的论文纲领。

⒌创作：选材精当，以凝练雅洁见长，开桐城派风气。

⑶刘大櫆（1698—1780）上承方苞、下启姚鼐，是桐城派“三祖”之一。

⒈对“义法”理论进行拓展，以“义理、书卷、经济”的“行文之实”扩大“言有物”的内容，是姚鼐“义理、考据、词章”说的先导。

⒉认为“行文自另是一事”，“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对“行文之道”的“神”“气”“音节”等要素给予重视，突破“言有序”的范围。

“神”、“气”是作者精神气质在文中的表现；“神”是首要的，居于支配地位；“气”是贯穿文章的气势韵味；“神为主，气辅之”。

⒊为使“神”“气”易于掌握，提出因声求气说：由字句求音节，由音节求声气，音节是行文关键，诵读能体会文章的“神”“气”，为探寻“义法”奥妙揭示出门径和方法，也使理论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关于“桐城派”‚桐城派‛是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散文流派。

主要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而得名。

桐城派古文作品选材用语只重阐明立意，而不期堆砌材料，因而文章一般简洁自然，但缺乏生气，代表作品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论，是从方苞(1668-1749)开始建立的。

方苞字凤九，号灵皋，又号望溪。

他继承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的主张：‚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也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望溪先生文集〃又书货殖传后》)。

‚义法‛是方苞论文的唯一标准。

他所谓‚义‛，指文章的中心思想，实际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家思想出发的基本观点。

他所谓‚法‛，指的是表达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运用材料、语言等等。

桐城派基本理论，是从方苞开始创建的。

他在作品和理论上，虽无重要的建树，但他是姚鼐的老师，因此，在桐城派他是承先启后者。

刘大櫆着重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探求散文的艺术性，并提出了‚因声求气‛说。

他说：‚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

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

‛所谓‚能事‛，主要是指文章的‚神气‛、‚音节‛问题。

他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

‛‚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

‛（《论文偶记》）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

他一方面针对当时‚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的弊病，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为贵‛（《惜抱轩文集〃述庵文钞序》）;另一方面,又发展‚神气‛说，他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

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

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他把众多不同的文章风格，归纳为‚阳刚‛、‚阴柔‛两大类，实际上他们多数人的创作，是偏于‚阴柔‛之美的，所以又以为‚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海愚诗钞序》）。

《文学争辩法》：桐城派文章理论的总结《文学争辩法》：桐城派文章理论的总结上个世纪八十年月以来，桐城派的争辩渐渐焕发诞生气，对五四时期严峻而有失偏颇的批判有所修正，并摆脱了以政治标准来评判文章的批判模式，对于桐城“三祖”、曾国藩时期的“中兴”都有较为深化的争辩，对桐城文章理论的阐发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但是，姚永朴的《文学争辩法》作为桐城派文章理论的结穴之作，在理论整合方面有较大贡献，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

作为姚鼐世父姚范的五世孙，姚永朴“恪守姚氏家法”，以桐城派晚期名家的身份论述本派文章理论，所见自然较为真实而少隔膜，也更能反映桐城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作出的应对与调整。

一、整合桐城派文章理论桐城派是一个持续时间很长的文学流派，几乎与清朝统治相始终，在不同的阶段，各有别具特色的文章理论应运而生。

其中较突出者，如方苞所提倡的“义法”说、“雅洁”说，刘大魁所主见的“神气”说，姚鼐所推阐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以及“刚柔”说，曾国藩所补充的“经济”说等等，都在特定时期发挥过确定文章风格、规范文章创作等重要作用。

姚永朴的《文学争辩法》对桐城派不同时期的理论都有所吸取，充分吸取了其中的合理内涵，加以整合，反映了桐城派文章理论在调整中不断进展的面貌。

对于方苞、刘大魁、姚鼐、姚范以及曾国藩等人的评文之作，《文学争辩法》予以大量征引，并以此作为其观点的基础，充分体现了此书的桐城派文章学属性。

姚永朴首先强调了入门须正。

在《起原》中，他指出：“欲从数百千万卷中，撮其英华，去其糠秕，非知所选择不行；欲知所选择，非有真识不行；欲有真识，非有师承不行。

盖有师承而后有家法，有家法而后不致如游骑之无归。

”在学文之初，就应当明确学习的方向，遵循确定的方法。

姚永朴重点推举了两部古文选集，即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与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认为两书“鉴别皆极精审，吾人从事兹学，自当先取派正而词雅者师之，余则归诸涉猎之中，又其次者，虽不观可也。

1.明代文学的论争有何特点？（1）他们各有一套较为明确的文学主张，其结合不是停留在创作实践上的趣味相投，而是趋向理论观点上的人以群分，完成了从文学实践的流派向文学理论的流派的过渡；（2）他们不论高喊“复古”的口号，还是打着“反复古”的旗帜，主观上都有比较强烈的革新意识，希望能革除前弊，使文学创作符合各自心目中的规范。

（3）但晚明的时代风貌，使得多数文人缺乏学养和胸怀，在一些文学问题的论争上舍本逐末，拘泥于细枝末节；同时，为标新而故意立异，矫枉过正，陷入极端片面化的境地；在作风上党同伐异。

这使明代本来应该具有的一种学术自由争论的空气，被自以为是、相互攻击、抹煞一切的风气所污染。

2.“前七子”的文学复古有何主张？（1）复古论：因不满文坛萎弱卑冗的格局，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借助复古的手段达到变革的目的。

（2）主情说：贬斥文学“主理”现象，提出文学应重视真情表现的主情论调；认为“真诗乃在民间”。

这些都在强调文学自身价值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学观念与创作体持怀疑，具有某种挑战性。

（3）过多的重视古人诗文法度格调，强调“高古者格，宛亮者调”的诗歌审美标准。

3.李东阳的茶陵派有何文学主张？（1）针对台阁体卑冗委琐的风气，李东阳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宗法杜甫，“轶宋窥唐”。

（2）在对待如何学古的问题上，李东阳强调较多的是对法度声律的掌握。

（3）这些主张从文学本身立场出发去探讨文学的艺术审美特征，当时无可厚非的。

4.什么叫“八股文”？它的体裁特征是什么？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如何？（1）八股文是明代官方规定的科举应试文体，“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2）八股文的体材特征是对偶性。

（3）影响：八股文作为一种特殊文体而存在，是无可厚非的。

它的一些表现手法及理论曾对明清两代的散文、诗歌、乃至小说、戏曲的创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浅谈《左忠毅公逸事》之“义法”说【内容摘要】方苞是桐城派的创始人，“义法”是其文论的思想精髓，也是桐城派文章创作的基石。

本文以《左忠毅公逸事》为例，从言有物、言有序等方面,具体阐述对方苞“义法”说的内涵的认识以及“义法”对当代散文写作所具有的价值。

【关键词】桐城派方苞义法雅洁桐城派初创于方苞,姚鼐将之发扬光大,又极盛于嘉道之际,绵延至同光年间,屹立于文坛二百余年,桐城派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而桐城派创始人方苞的“义法”说,从内容和形式上指导了后来者的古文创作，构成了桐城派古文创作体系的起点和基石。

一、“义法”说的精髓关于“义法”说，方苞在他著名的《又书货殖传后》中这样解释“义法”的来源及含义：“《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

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

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

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1] 这段话集中概述了义法说的源流、内涵及意义,是方苞义法说的纲领性阐释。

方苞以为“义法”源于孔子之《春秋》，发明于司马迁之《史记》，是一种源于经，见于史，经纬与文，源远流长的述作传统。

对于重在评判、略于记事的《春秋》笔法，方苞不仅了然于心，更难得的是他将通过研读《史记》等大量文学经典而获得的文章创作原则和笔法，移植应用于古文写作，赋予义法说以深广的内涵，并使之成为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基石。

方苞别出心裁地使用来自《易经》、《易传》中的内容来界定义法的基本内涵：“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

[2]简言之，“义法”要求文章内容充实，讲究章法，语言雅洁。

二、谈《左忠毅公逸事》的“义”“文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3]，这是桐城派散文的理论基础。

《左忠毅公逸事》的“义”体现在内容上的“言之有物”，有效利用事例充实文章。

作者运用对比等手法，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一个铁骨铮铮、大义凛然的高尚形象。

首先，作者从正面叙述了左忠毅公的事迹，主要有以下事件：一是左公以京城地区学政官员的身份，在“风雪严寒”的恶劣天气中不畏艰辛，微服私访，为国选拔人才。

桐城派“义法”说的内涵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规‎模最大、声势最大、影响最深、绵延最久的‎文学流派，其文学理论‎即方苞的“义法”说是其美学‎思想的新起‎点。

“义法”说是桐城派‎重要的文学‎理论，是其古文理‎论和创作的‎核心性纲领‎，且自始至终‎贯穿于桐城‎派的文论发‎展。

下面就谈谈‎“义法”说提出的原‎因、出处、内涵、影响和地位‎。

一、义法提出原‎因：清朝建立后‎为稳固政权‎，大力推崇程‎朱理学，直接导致当‎时重道轻文‎局面的形成‎和恶化，文坛上部分‎作家紧承明‎末风气，复古模拟剽‎窃成风，内容空洞无‎物或者无病‎呻吟，很少有自我‎独创。

黄宗羲就哀‎叹过：“世无文章也‎久矣。

”方苞也说：“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

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

”因而，方苞本着救‎治文坛时弊‎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提出“言有物”“言有序”等文体观试‎图重新正体‎，纠正当时文‎风，为创作寻求‎寻求新的突‎破。

二、义法出处及‎内涵“义法”说滥觞于戴‎名世。

戴名世针对‎明末空疏剽‎窃的坏乱文‎风，为拯救唐宋‎八家以来古‎文之衰，提出了“言有物”为“立言之道”，主张“修辞立其诚‎”、“率其自然”、“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而不可‎谓之文”。

其中“道”“法”“辞”直接影响方‎苞的义法说‎。

于是，方苞从《春秋》、《史记》等经典著作‎中提炼、概括出“义法”，他在《又书货殖传‎后》中写：“《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

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

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义”即言有物，是就文学作‎品的内容而‎言，要求文章有‎充实、有意义和可‎以致用的内‎容；“法”即言有序，是指文学作‎品谋篇布局‎的形式和方‎法。

桐城派名词解释桐城派，又称“桐城诗派”，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一个诗派。

桐城派的核心人物有高启、谭嗣同和刘师培等。

桐城派的产生和兴起标志着中国近代文学的新篇章的开启。

桐城派的名字来源于诗人高启的故乡桐城，他们通过诗作表现了对故乡的深情厚谊。

桐城派诗人重视古典文学的传统，注重对古典诗句的研究和领悟，同时兼顾现实生活的感受和表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

桐城派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桐城派强调取材广泛。

他们善于通过繁杂的生活琐事和社会现象来表现自己的感悟和思考。

他们的诗作中既有关于家乡、自然山水的描写，也有对社会问题的反映和人生哲理的思考。

其次，桐城派注重修辞技巧。

他们针对不同的主题和情感，巧妙地运用修辞手法，以丰富的想象力和诗意的语言来增强诗作的感染力。

他们在古典诗词的传统上进行创新，形成了独特的诗歌风格。

第三，桐城派追求意境的表达。

他们在作品中注重意境的营造，通过情景描写和细致入微的感受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体验。

他们以清新素雅、自然质朴的方式来展现作品的内涵和情感。

第四，桐城派注重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

他们善于运用韵律和音韵的变化，使诗作具有动听的声韵之美。

他们注重节奏的把握，使诗句的排比、对仗和重复更具有韵律感。

最后，桐城派对古典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他们虽然受到古典文学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僵化地沿袭古典的诗歌形式和题材，而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和创新，与时俱进地打破了传统束缚，创造出了独具个人风格的新诗。

他们在写作中既有自身的特色，又注重与传统的连续性和创新性。

总的来说，桐城派的诗人们在诗歌创作中兼顾了古典诗词的传统和现实生活的体验，通过独特的诗歌语言和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考。

他们以细腻、深入的观察力和感悟力，以及对美的追求和对人生的思考，开创了中国近代诗歌的新局面，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左忠毅公逸事》的“义法”所谓“义”即“言之有物”;法即“言之有序”。

“义”即内容,“法”即形式,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这就是桐城派散文的理论基础。

方苞的散文《左忠毅公逸事》真正体现了桐城派行文讲究“义法”的特点。

《左忠毅公逸事》的“义”体现在内容上“言之有物”,材料翔实丰富。

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一个品格刚毅、正义凛然的高尚形象。

首先从正面刻画左公忠毅的特点。

在正面刻画中主要写了两件事。

一是左光斗作为学政官员,在“风雪严寒”的恶劣天气里,不畏艰辛,微服私访,为国家寻找人才。

当他在古寺中偶遇伏案而卧的史可法,在阅读完史可法刚写成草稿的文章时,“即解貂覆生”,其爱才之意流露其间。

当在考场中看到史可法时,“瞿然注视”,“面署第一”,可见其爱才之深。

最后把史可法引入府中,希望史可法能继承他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中的志向,表现其誉才之情。

这件逸事体现了左公慧眼识英才。

另一件是当左光斗被阉党陷害,身陷囹圄之时,史可法早晚都在狱门外探听消息,当他听说左光斗遭受炮烙之刑、生命危在旦夕之时,史可法想方设法潜入了监狱,希望探望狱中的左光斗,可是却受到了左公的怒斥。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体现了左公对形势的分析,对奸人的洞悉,对门生的信任以及对人才的厚爱。

其次从侧面来表现左公忠毅之影响。

左公的忠毅影响了史可法,作者通过史可法的两件逸事从侧面刻画来左光斗。

一件史可法奉檄守御之事。

史可法身为凤庐道,率先垂范、身先士卒,一方面体现了左光斗具有知人之明;另一方面从史可法“吾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也”的言谈中也体现了左公之忠毅对史可法影响之深。

还有史可法敬事长辈之事。

史可法带兵往来桐城能“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于堂上”,这件事表面在写史可法代左公行孝道,其实从侧面表现了左公之忠。

在此左光斗、史可法两个人物形象交相辉映,越是描写史可法,就越能体现出左光斗的光辉形象,从而收到水涨船高的艺术效果。

章学诚对桐城派古文的批评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一、批评桐城派古文文统“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

”桐城派在清代古文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游国恩称桐城派是“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散文流派”。

桐城派集程朱道统与韩欧文统于一身，其派创始人方苞自称:“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

”姚鼐则以古文正统自居，正式举起桐城派的旗帜，其辑《古文辞类纂》，先录唐宋八大家文，次录明归有光文，再录清方苞、刘大櫆文，由此，姚鼐厘清了桐城派文统之传绪，即由明归有光通往唐宋八大家，并进一步与秦汉古文传统相接续。

其文统发展先后经历了秦汉古文—唐宋八大家文—明归有光等唐宋派文—清桐城派古文几个阶段。

章学诚则建立了浙东史学的学统。

浙东学术，源远流长，南宋时期吕祖谦的文献史学，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的经制之学，陈亮等人的功利之学，均对浙东学术产生深远影响。

清浙东学派更是名家辈出，他们普遍聚焦史学，主张经世致用，有益社会。

“到有清一代，有创见、有影响的史学家，大多出自浙东学派，如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等。

尤其是黄宗羲，他不仅是清代浙东史学的开山祖师，也是有清一代史学的鼻祖。

因此浙东之学，在清代主要是指浙东史学。

”章学诚在晚年所作的《浙东学术》，确立了浙东史学的学统，其云: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行，故不悖于朱子之教。

至阳明王子揭孟子良知，复与诸子抵牾。

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

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之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

……世推顾亭林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

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虽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

可见，章学诚隐然以黄宗羲所开创的浙东史学的继任者自居，其学统发展序列为:朱熹、陆九渊—袁燮父子—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