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的人群绝望的生存
——卡夫卡小说中的异化主题分析
[内容摘要］：卡夫卡在小说中以怪诞的笔法为人们展开了一个离奇诡异的世界，以小说的形式对现代人的异化现象进行了剖析和探讨，本文依据其文本探讨了卡夫卡小说世界中人的生存异化现象的种种形态，通过危机四伏的生存、物质对人的异化、社会对人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个人自我异化等方面的分析努力对卡夫卡笔下的异化主题做出较系统的探析。
［关键词］：卡夫卡；生存；异化
卡夫卡生活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这是一个“焦虑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从物质上毁灭了欧洲而且从精神上动摇了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文化大厦。对理性的怀疑，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失落，对大规模战争的恐惧，对经济危机的焦虑，对现代生产中人的异化的担忧，这一切汇合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潮流荡涤着昔日的一切，倾斜了人们所有的观念、信仰、思考和结论，“欧美社会的现实矛盾使现代西方人动摇了传统的真、善、美的观念，动摇了宗教信仰，对人类的本性产生了怀疑，对未来的命运与前途深感悲观和焦虑。”［1］现代人的焦虑感、孤独感、隔离感、恐惧感，是社会科学家们包括作家们思考的主题和源泉。“上帝死了”“打倒偶像”“一切价值重估”等口号影响了深深影响了一大批现代主义作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改变了“人是以理性为主的生物”等传统观念，其对潜意识、本能的肯定对现代主义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处于这一文化转型期的现代主义作家而言，文化批判、对人的异化的表现、对人的心灵的探索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卡夫卡(1883——1924)一生时间基本上都居住在布拉格，当时的布拉格属于
奥匈帝国(19l8年瓦解)，奥匈帝国生产方式上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但政治上却实行君主立宪。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持下如一只硕大无比的怪兽，既使人兴奋激动又吞噬着无辜的一切，物质极大的丰盛了，人的自由度却降低了，人们在精神上的异化则加深了。而君主立宪的国家政权对外侵略扩张，对内奉行高压统治。奥匈帝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参与者，在大战中无数的生命殒落，人们的生命前所未有的脆弱，这使人们的精神受到巨大冲击，生命的稳定感和安全感被破坏了。内部的强权高压统治，与所有专制制度一样强调对权威的无条件服从，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已经觉醒的个体的人在强大的政权机器面前感到渺小无比，生命的尊严遭到践踏，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受到束缚，精神和肉体遭到摧残。卡夫卡的家庭生活对他的个人性格及写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贫寒中白手起家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坚强、健康、食欲旺盛，声音洪亮、能言善辩、高人一筹、坚忍不拔、沉着镇定、通晓人情世故，有某种豪爽的气度”，［2］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父亲，对子女极为严厉，常常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子女，粗暴地干涉子女的生活，从不肯设身处地为子女着想，他对卡夫卡的行为总是满腹狐疑、冷嘲热讽。与强壮自信的父亲相比，卡夫卡则更多地从母亲那里继承了神经过敏、多愁善感的性格，从小就是个“听话、顺从，文静、内向”［3］的乖孩子，父亲粗线条的教育方式想将卡夫卡培养成一个强壮、勇敢的年轻人，事实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卡夫卡在父亲的训斥下形成了优柔寡断、自暴自弃的性格，他的个性遭到了扼杀，他的自信被彻底地粉碎了，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就我的经历而言，学校和家庭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扼杀我的个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从来不能从我的个性中得到某些好处，也就是说我从来没有持久的自信心。”［4］作为对父亲的反抗，从中学开始，便开始断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游离于社交圈子之外，转而专注于人的心灵和灵魂。在社会与个人生活中，
卡夫卡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也可以说是社会与人、人与人之间关系异化的世界)，并对这种异化有切肤之痛，这使异化成为其小说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他在小说中所敞开的异化世界是一个令人恐慌、不安而绝望的世界。他通过令人窒息的富于力度的语言，触及到了新的真实，把人类生存环境的悲剧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他的小说与现实相差甚远，是虚拟的，极端的，他把平和的现实撕开，展示出它狰狞的一面。人类的生存
是悲惨的，绝望的，充满异化的，而毁灭则是无意义的、不可抗拒的。
危机四伏的生存。作为生物，生存是一切活动的基础，是第一位的，然而，卡夫卡以他怪诞的小说放大了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是这个世界中，生存时时受到威胁，这种威胁来自每一个角落，甚至来自主体内心，而死亡则随时随地吞噬着人们，在朝不保夕的恐慌状态下，人们又如何享受生命，如何实现自我? 《在流放地》勤务兵因为值勤时睡着了，没有在每小时打钟的时候向上尉的门口敬礼被判处死，却连辩护的机会也没有。《判决》中乔治·本德曼因为父亲的判决而投河自尽。《诉讼》中约瑟夫·k不知为何被捕了，四处求告申辩无门，在一年后的一个夜晚，被两个穿大衣的人带到城郊一个荒凉的采石场象一条狗一样被处死了，《地洞》中“我”辛苦建立了庞大的地洞以躲避天敌的侵袭，寻求生命的安全感，这里有完美的伪装，有完善的防御设施，有四通八达的通道，有充足的食物，有随时可以逃生的出口。然而，死亡的阴影从未离去。因为那些“我”．从未见过的、甚至传说都无法描述的生物，“我”一直生活在对死亡的恐慌中，并在恐慌的驱使下徒劳地将食物反复疏散又集中，对地洞不停地改造，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恐慌万分，它虽然暂时还活着却永远无法享受生命。这种生存的焦灼感、忧患感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比比皆是，表现了一战后西方人普遍的对安全感的缺失。
卡夫卡的小说世界中更多的是己生存状态的异化。在社会发展的初始阶段如
古希腊，人的发展是自然的，多元的，关注于人本身的，而当社会日趋复杂，物质日渐丰富时，人受到外界的挤压逐渐失去了人本身，正如马克思所说“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5］尤其是在工业革命后，社会分工更趋细化，“物的世界”空前丰富，而“人的世界”更趋狭小。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异化便不可避免的成为工业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卡夫卡不是一个社会学家，而是一个小说家，他在小说世界里以人类扭曲的生存形象表现了对“人的异化”的观察和忧虑，以及对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所有关系的抨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