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的内涵
【篇一：端午节文化意义】
端午节意义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在荆楚地区是仅次于春节的隆重的传统节日，
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岁时节日。今天端午节的形式与文化内涵，是
历史演变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间的多种文化因子相
复合的产物。它的起源和流变过程，较之其它任何一个节日都要复杂，因此，我们并不打算对其作全面论述，只将端午节在历史发展
变化中文化意义的淘汰与选择，作为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
（一）农历五月五日是端午节，端午节又名端阳节、蒲节、重五节等。《太平御览》卷三十引《风土记》：“仲夏端午，端者，初也。”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一引《岁时杂记》：“京师市廛人，以五
月初一为端一，初二为端二，数以至五，谓之端午。”《月令广义》云：“五月五日为端阳节。”《幼学琼林》又云：“端午却为蒲节。”
仅以所引诸多命名，就可见端午节起源之复杂，但就其命意而言，
则显得极为单一。端午，就是五月初五；端阳，因当日炎阳当空，
故名之；蒲节，也是因荆楚人喜欢于此日挂菖蒲之类的植物以避毒
驱邪而得名。一般来说，年节习俗要具备三个基本要素：一是日期，二是仪式活动，三是叙述这一习俗由来的富有某种文化意义的传说。端午节的日期是每年的五月五日，其活动内容有裹粽子、划龙船、
挂菖蒲艾蒿、饮雄黄酒等，而作为代表其节日文化意义的传统故事
则有多种说法。
以上说法虽然众说纷纭，但以现代大众对端午节所熟知的意义而论，人们大多认为是为了纪念屈原，而我们感兴趣的并非是对端午节的
源流作出考辨，而是考察这种选择是如何发生、演变、归一的，也
就是说，在相关的人物与传说中，这种文化意义的选择、走向和定
型是如何完成的。
闻一多先生详细考证后得出结论，端午节远在屈原出生之前就已存在，而端午节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龙舟竞渡早于屈原时代一千多年，
吃粽子的风俗恐怕在四五千年前就已形成。继而闻一多先生指出，
端午是源于吴越民族的祭图腾龙。在远古时代，龙是人们由产生恐
惧感而产生崇拜信仰的对象，龙舟是想象中的龙的具体形象化，这
反映出尊神的时代，人类对自然认识的程度还很落后，他们无法理
解大自然，只有凭借想象并把想象转化为一种变形的现实。随着时
代的发展，人
们逐渐认识并揭示大自然的面目，于是，龙舟竞渡从对龙的祭祀仪
式演变成了端午节的民众娱乐习俗。然而，一种年节习俗如果逐渐
失去原有的文化意义，如果不被另一种新的文化意义所代替，那么，这种年节习俗就会在时间中消亡，许多古代习俗之所以不再流行于
现代民间生活，也正是因其原有文化意义逐渐在民众中淡忘所致，
至于像寒食节风俗相传是为纪念被烧死的介之推，而现在清明节取
代寒食节，人们在这一天为烈士或去世的亲友扫墓，以表示纪念之情，很自然地完成了其节日的文化意义转换。实际上端午节并没有
因意义转换而流于娱乐性习俗，而是逐渐从对神的崇拜转化为对英
雄式人物的纪念。于是，就有了前面所述几种对人物纪念的说法。（二）在关于端午节纪念人物的说法中，牵涉到五个被纪念对象：
屈原、勾践、伍子胥、曹娥、介之推。当我们考察有关这五个人物
的传说故事时，可以发现两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点：
其一，他们都是悲剧性人物，都带有或强或弱的悲剧色彩，最典型
而悲剧性最强烈的是屈原。屈原寄楚国的振兴于楚王，以图统一中国，他担负着一个体现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大势，而又不得不归于
失败的历史使命。历史的必然要求（统一天下）和承担这个要求的
英雄实际上又不可能将它实现，这使愿望和效果、使命和前途、个
人与历史之间产生激烈冲突。冲突中，屈原对自己的愿望抱着“虽九
死其犹未悔”的决心要将其付诸现实，为自己的“美政”理想上下求索，哪怕是经受无数次的挫折和打击，而始终不渝，这更加重了悲剧的
浓烈色彩。忠臣伍子胥遭受诬陷，自杀身亡，被吴王夫差将尸体抛
入钱塘江，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悲剧，“敌国破，谋臣亡”的悲剧命运
无可避免地落到了伍子胥的身上，以龙舟竞渡的形式来纪念他，表
达了人民对遭受悲剧命运的忠臣的同情。越王勾践体现了悲剧中的
崇高精神，他在国家遭受灭顶之灾的时候，忍辱负重、卧薪尝胆，
体现了人物身处苦难，矢志复仇的韧性美。介之推被活活烧死，本
非晋文公之所愿看到的结果，但有功之臣不被赏，其生命却遭到被
摧残而毁灭的悲剧。曹娥的悲剧色彩相比之下也许会淡些，但不可
否认在她身上也体现出悲剧性，她异乎寻常的执著孝顺曾震撼过许
多人的心灵。选择悲剧性人物作为端午节的纪念对象，暗示着民众
的集体无意识选择和这一节日文化主题的变奏：即由对神性的崇敬
向人性的尊重的转变，由祭图腾龙到纪念世俗性人物的转变。其二，由于
人物的悲剧性品格中加注了新的社会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在历
史嬗变中演化为相对稳固的价值观念形态，而他们正是这些价值观
念形态的现实载体，他承载了历史的文化积淀以具体代替抽象的存在。屈原爱国、忧民，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楷模，可以说，在中国
历史上没有第二个诗人像屈原那样被人们热爱过，这种热爱的前提
来自屈原对人民、对国家的强烈热爱之情。在爱国忧民前提下寄希
望于君王的忠臣形象也适合了统治者的心态，在封建权力话语系统
和民众话语系统中都占据着显著的地位。伍子胥的忠诚、勾践的奋
斗精神、介之推的至死不渝、曹娥的孝顺，历来都是为人们所称颂的。在民众心中，人物成为某种价值观念的同位语，人物所固有的
可感性和形象性有利于普通民众的理解和接受，这就使端午节文化
意义的转换与选择显得非常顺利。
然而，当端午节的文化意义转换过程完成之后，它不可能容纳形形
色色的传说故事，文化意义的归一化趋势必然出现。既然上述人物
都象征着某种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和历史社会以及传统文化紧
密相联系，体现出极强的价值张力，那么，它必然最大限度地融汇
各个时代对此种价值观念新的理解和看法，为适应归一化的趋势，
每个与端午节相联系的人物之间，也必然产生其所象征的文化意义
的竞争、淘汰与选择。
上面已经论述到，屈原最突出的精神品格是爱国忧民，这种精神品
格是建立在广泛而坚实的民族性基础之上的。上自以帝王将相为代
表的统治阶层，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自然地接受了屈原并加
以褒扬，占统治地位的权力话语，对于加强和巩固屈原在端午节文
化意义中的地位，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下至庶民百姓同情屈原的
不幸遭遇，充分接受并赞扬屈原，是因为他代表了民众内心深处对
自己所属民族的依恋与热爱，以及彼此之间的信赖和帮助，屈原爱
国忧民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成为唤醒民众对这类情感体验的催化剂。作为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者，他也自然受到了历代儒生的大事宣传
阐扬，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对屈原的崇敬与赞扬成为了深入人心的
千古定论，屈原精神已化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真、善、美，代表着崇高与伟大。
我们再来看其他几位人物。伍子胥最突出的精神品格是忠，但是，
我们看到这种忠是建立在对封建君主的愚忠之上的，他的忠指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