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分析
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分析
中西方法律文化由于历史发展背景和发展水平不同而体现着各自独有的特质，但是客观地说，中国法治现代化确实是在西方法律文化冲击下起步的，因此，百年来一直存在着中西两种法律文化的冲突。
一、法的本位不同
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之一是法的本位不同，中国传统的法律是以集团为本位的，而西方法律则是以个人为本位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远古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是“个人的集合”，我们将这种以团体为中心的社会称为集团本位社会。在中国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中国法沿着宗族制度发展的轨迹形成，由部族集团本位法逐渐演变为宗族集团本位法。春秋战国之后，儒家和法家对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最具有影响力。首先，儒家对宗法制度中的“忠”与“孝”两个基本原则的关系的解释，弥补了宗法家族与政治国家分离的空缺。而法家的国家主义政治法律观，是以国家为主位的，由于其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宗族社会相抵触，最终没有成功。儒家吸收了法家的国家本位思想，创建了家族本位本文由收集整理与国家本位共存的理论，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法律本位走的是从部族到宗族再到国家与家族共同的集团本位道路。而且，从汉代以后，中国传统法律本位着重于国家本位优于家族本位，在清末“变法修律”之后，随着近代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逐渐增加，家族制度的影响逐渐退出了国家法律的舞台。国家本位根据社会的发展的需要逐
渐被强化，由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其后的法律中深刻体现着集团本位。集团本位法的实质是义务本位法，这种法律意识集中体现出的法律是保护统治者的利益不受侵犯，而公民个人利益受到限制。
在西方法律史上，古罗马法由氏族法过渡为家本位法，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建立起了以个人为本位的法律制度。以氏族为本位的罗马法是以维护氏族利益为目的的，随着罗马氏族的解体，罗马法中的氏族本位也瓦解了。作为农业罗马社会的产物，家本位的法律填补了这个空缺，家本位法表现为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至上及夫权主义。罗马不断对外扩张，由于社会性质的转变，以个人为本位的法律制度取代了家本位法，表现为罗马万民法的产生和发展。日耳曼人建立国家以后，所设立的日耳曼法是以氏族集团为本位的法，同时其制度法又以上帝的意志为指导，即上帝本位。文艺复兴通过古典自然法学说提倡反神权的个人本位法，批判神本位的法律思想。人权开始取代神权成为自然法的基础，思想家们认为人权是人的基本权利，这种思想使得西方的个人本位法有了重大发展。个人本位法从其本质上说是权利本位法，注重于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强调个人利益。
二、法的精神不同
法的精神最本质的表现为人治与法治。人治的前提是社会上存在着为政治所需的德行兼备的贤者，其在理论上是虚幻的，因为统治者的统治行为具有随意性，因此人治必然会向独裁暴政转化。法治来源于西方的法律文化，亚里士多德曾给“法治”下过定义：“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经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
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 法治的基础是民主政治，并且与宪政有密切的联系，没有宪政就没有法治。法治是以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目的的，法律高于当权者的个人意志。
对于传统中国法的人治精神，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理解分析。首先，在立法权方面，中国自古是皇权至上，所以制定出来的法律反映的是皇帝及其所代表的统治集团的意志。另外，在司法权和行政权方面，在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权，司法与行政是合一的，皇权就是最高的行政权。从皇权与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间的关系体现出了传统中国法的人治精神。传统中国并没有分权，皇权控制着立法、司法及行政，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体现着皇权的意志。在封建君主专制的制度之下，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传统中国人治的趋势也随之加强，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统治国家的权利，这种权利超越了一切法律。
西方法的传统精神是法治，法治的重要标志是一切国家机关都要服从于法律，受法律的制约。无制约的权力都是具有破坏性的，通过对权力本质的这种认识，西方的法治精神就应运而生了。在专制的社会中，如果没有限制权力，人权会遭到践踏，想要维护人权，就必须改革当前的权力结构，废除专制的方法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由此所引出的法律制度或者说治理模式就是法治。西方法律思想发展史中最著名的改革权力结构的方案就是“三权分立”，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权分立，这种方案有利于保障人权，实现法治。西方法治的物质基础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法治社会的文化基础是产
生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契约观念、自由平等观念、主体意识及权利意识等。法治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促进了西方社会的现代化。
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中西方的法律文化也在不断的发生交流和碰撞。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移植了大量的西方法律文化，在移植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冲突，为了解决这些冲突，就要对中西方的法律文化进行分析研究，了解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我们在移植西方的法律文化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我国的本土因素，在处理外来的法律文化和传统的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时，应当注意通过比较分析，找到更适合中国法律发展的框架，吸收借鉴西方法律文化中的经验和制度，根据中国法律自身的特点，进行法律改革，构建适应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法律文化，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