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守自盗》：关于金融海啸的审问和反省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这样写道：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愚昧的年头；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失望的冬天；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用此来形容人类从工业时代至今的历史发展状态和轨迹是再好不过的总结了。特别当新一轮的金融危机爆发，更引发了人们对自己所处社会和未来命运的思考。除去宏观的和长远的考虑，近观近忧，谁都在困惑和疑问——金融危机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意味着什么？《监守自盗》似乎以“末日审判”的审讯眼观，“刨根问底”的坚决态度和“路在何方”的反思精神，探索金融危机爆发的本质所在，为我们解疑答惑。
影片自身的成功之处
作为一部纪录片，我想《监守自盗》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三点——
第一是在选择题材上。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意义上度过，其影响仍在，以社会大众和新闻媒体广泛报道和议论的金融危机作为题材，既照顾了大众口味又极具探索空间，可以说新闻价值、学术价值和商业价值兼具，颇显独到新颖。另外，这类报导纪录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的纪录像片，虽然它的性质与新闻片相同，但报导范围局限性更小，叙事结构完整性更强，也就决定了其视角和深度都是不同的。
第二是在“写作”方式上。《监守自盗》放到文章写作中去应该归纳到议论文一类。影片共分为五章，分别是“HOW DO WE GOT HERE？（何以至此？）”；“THE BUBBLE（泡沫显现）”；“THE CRISIS（危机降临）”；“ACCOUNTBILITY（责任追究）”；“WHERE ARE WE NOW？（现况如何？）”【自己翻译，仅供参考~~~】在逻辑上，大致是遵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怎么做”的思路，但是在某些方面有所调整和侧重，比如影片并没有明确指出我们该怎么样去应对金融危机，解决哪些人和事的问题，在这一点更多的像是感叹句，为的是提醒注意、引发思考。
这是其一，也即在谋篇布局上周全而精巧。其二，在“议论文”中必备的三要素上，论点是潜在的，没有直接地提出，既避免了影片的生硬，又在影片的讲述中可以轻易地明白。论据翔实具体，既有历史的图表文字和视频资料，又有现实中在政治、经济领域著名的学者专家和政府官员的给力出镜（尽管一部分人是在自扇耳光），极大的增强了影片的可信度、感染性和说服力。在论证上深入浅出，科学严谨，比如因果论证贯穿始终，在第二、第三和第五部分可以明显感受到；事实论证上，例举了在美国历史上有关法案的诞生始末、各方势力在利益上博弈争斗前后；对比论证，如Brooksley被对待的方式和其他赞同金融衍生品不受监管合法性的人的仕途的对比，最终让我们看到一群“精英”们的自残行为。
第三是在拍摄手法上。作为纪录片最大的原则就是客观，但是影片反映的内容再怎么具体真实，如果导演占据的立场和选择的角度不一，也会在“编码（从制作上看）—解码（从观众上看）”过程中发生信息的失真，这恰可以为导演所用，引导观众的情感和思绪。于是我们看到，部分受访者在正式回答问题前的状态被纪录下来；在受访过程中的愤怒、紧张和窘态纪录下来了，包括要求关掉摄影机、直接警告记者只有3分钟的剩余时间；拒绝接受访问的重量级人物名字也历历在目，借此收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之神效，此种真意不言自明。除此之外，从冰岛的美丽风景和国家破产开始，案例选择典型并有意味。而在第四部分中，在马特·达蒙沉稳慢速的旁白解说下，用一组镜头展现评估机构各方自我辩解的说辞，是那么的滑稽可笑，颇有点娱乐和嘲弄的色彩。片尾曲同样精彩非凡。点滴之间让《监守自盗》这部严肃的纪录片平添了几分趣味，更具可观性。
影片带来的延伸思考
通观全片，可以总结出来导致金融危机产生大致是“政策偏差”、“法律漏洞”、“政商勾结”、“企业责任”、“商业阴谋”“学术腐败”，因为那些可控不可控的因素，政界、商界和学界三足的全面溃败形成的。这是比较抽象的概括，如果看了全片，用获益匪浅一词形容是不为过的。对于电影，我选择的标准之一就是希望让我的大脑合着地球旋转的节拍舞动。《监守自盗》让我感受到了这点，给了我们很多激发思考的机会和空间。
我想关于金融危机的原因，用韩非子的“人性好利论”完全可以解释一切。韩非子以人性本恶作为理论基础【恰好也对应了基督教中有关人类原罪的说法】，认为任何人的行为“无免于欲利之心”人们皆“计利而行”。这正是政府愚弄民众、企业欺诈顾客、学者忽悠草根的原动力、出发点和落脚点。
看到美国的特殊情况，让人想到这背后还有社会思维的影响。实用主义在20世纪的美国成为一种主流思潮，对法律、政治、经济、教育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市场份额不可估量。实用主义把实证主义功利化，强调“生活”、“行动”和“效果”，它把“经验”和“实在”归结为“行动的效果”，把“知识”归结为“行动的工具”，把“真理”归结为“有用”、“效用”、或“行动的成功”。也就是说有用的就是真理。
反映在伦理观上，实用主义以行为的实际效用为善恶标准，把道德看作是应付环境的工具。道德理论只能从每个具体的道德境遇中产生出来，而且任何道德理论也只是行为的计划和假设，是个人应付具体情境的临时措施。他们把道德原则和规范看作是个人自由选择的障碍。那些下定了决心要推行“金融衍生品不受监管合法化”法律规定、热心推动放宽政策、颁布“利富”的税收政策、刻意逼迫放弃对某些公司追责的官僚；那些把顾客的储蓄存款当作风险投资，狠心推销反投保的有价证券的投资银行、信贷机构和保险公司；那些为了获得高额报酬而书写虚假文章的专家学者。都在印证着实用主义的影响，“把道义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如同《变相怪杰》中说的“戴着面具生存”，这一点他们做得相当到位吧。】因为考虑所谓的公众利益就会阻碍自身利益的获得，而又因为自己站在强势方，对信息的掌控决定了“我为刀俎，人为鱼肉”，结果可想而知。
而我们为什么会被欺骗、愚弄和控制？？？《君主论》给出了答案，“革新的记忆与原因，由于统治已经年代久远并且连绵不断而消失了。”人们一旦习惯了某种统治秩序，他们的反抗意识就会处于惰性状态。这对统治者来说，是最安全的。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一是封闭信息，二是“洗脑”。有时咱不得不中招，不得不佩服，也许在高端人士看来普通民众是一群可以伤得起的人。
这班企业家、政府高官完美演绎了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这样一种观念、一种奇特的伦理、一种精神气质。把赚钱本身当作一种目的，当作一种职业责任，被看作是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
所以，他们不缺乏知识和技术，但是缺了应有的信仰和理念，起码是那种作为普通公民期望和要求的。
但是对于这一点——我们、他们要怎么做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监守自盗》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在不缺乏技术性的手段前提下，或者说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的假设下，我想社群主义和儒家思想能够给我们点启示。
社群主义者认为，个人主义关于理性的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的前提，是错误的或虚假的，理解人类行为的唯一正确方式是把个人放到其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背景中去考察。所以社群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强调社群对于自我和个人的优先性，于是在“正当与好”（或理解为“正义与善”）的价值判断中，社群主义将整个人类的幸福（好或善）融入了自己信仰的体系。这与儒家思想中重视伦理道德的作用、崇尚仁义，认为“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