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分布和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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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分布和结构特征

人口的流动也是一种重要的人口地理现象,它和人口迁移的区别在于它不改变户籍登记地,因此可以把流动人口定义为在本地居住3日以上,不具有本地常住户口的暂住人口和常住人口,以及在旅途中周转的人口。

关于流动人口的总量,很难进行精确的统计。由于在现代社会中,越出“本地”的人口流动基本上全都要使用交通工具,而人口流动量比人口迁移量总要大出许多倍,所以一个地区的客运总量大致可用来反映其人口流动的规模。

新中国成立以后,除60年代曾出现下降和停滞外,全国客运总量一直是迅速上升的。据此推算,1950~1988年间全国人均每年流动次数增长了18.5倍,全年人均旅行距离也延长了11.6倍,表明人口的流动性显著增大了(见表69)。近两三年来,全国客流量有所减小,1990年人均旅行距离比1988年缩短了11%;究其原因,主要有二:①治理整顿抑制了经济过热;②客运价格在稳定多年后首次大幅提高,从而抑制了一部分非必要性人口流动。

中国人口的流动性虽比过去显著增大,但与一些外国相比,差距仍很大:人均旅行里程在80年代中期仅为日本的1/20,不及美国的1/30。事实上,不仅中国的乡村人口,即使是城市人口,也有很大一部分人终生很少离开常住地外出流动,他们的活动范围就是住家周围几公里为半径的狭小圈子,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人口分布的相对凝固化。

人口的流动性主要取决于经济水平,应该说它在某种意义上是生活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而经济部门和地域结构的改善,也必然要在人口流动上有所反映。1989年,辽宁省人均旅行1043.9公里,西藏仅139.2公里,二者相差6倍以上;同年浙江省人均流动7.3次,安徽省仅2.6次,都反映出经济水平的差距。但流动人口的分布还与政治和交通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一些水陆空交通枢纽,如北京、南京、沈阳、武汉、上海、广州等,本身就是特大城市兼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有庞大的中转客流,成为具有全国意义的流动人口聚会焦点。如1989年南京市市区铁路、公路和水运的客运量分别达到1119万人、1539万人和2519万人,合计达5177万人,相当于市区人口每人流动21次。而广大农村经济水平低,有的地理位置也很偏僻,外来人员少,流动人口就少得多。其中中国东部各县1年人均流动约数次,如辽宁省岫岩县1987年为5.49次,安徽

省望江县为2.44次,中国西部各县则较低,有一些远离交通干线的县尚不足1次,如四川省阿坝县为0.26次,陕西省横山县仅0.13次。但西部的某些地区,因淘金、采药等经济原因,也会吸引数量可观的季节性流动人口,如青海省玛多县,常住人口仅约1万人,而夏季涌入的淘金者可达2万多人,到新疆富蕴县淘金的也达万人以上。

除各种经济原因外,人们在文化或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也会引发大量的人口流动。例如在宗教信徒中,朝圣或朝觐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活动。每年的年末年初,藏族同胞往往成群结队不远千里到拉萨、日喀则等地朝佛。西藏萨迦县人口仅3.8万人,但该县有“第二敦煌”之称的萨迦寺每年接待的香客却达10万人之多。此外随着生活的现代化,近10余年来中国旅游业飞速发展它和其它原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一些旅游热点已拥挤到摩肩接踵的程度。如北京,1987年仅定陵和八达岭长城接待中外游客即分别达到660万人和500余万人。同年西安、杭州、广州、苏州、无锡的游客均超过1000万人,桂林近600万人,秦皇岛490万人,兴城350万人,大连300万人,泰山200多万人,曲阜和蓬莱各150万人承德和衡山各100多万人,雁荡山75万人,千岛湖70万人,黄山66万人,张家界60万人,武夷山45万人,敦煌30万人,……均对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极大影响。但旅游人口季节性很强如庐山牯岭常住人口不到0.8万人,盛夏时每天游客可达10万人,冬季则为数很少。

表70中的数据在各城市之间不一定完全可比,但基本趋势是

清楚的。从流动人口的相对规模来看,属于大交通枢纽、行政和商业中心、旅游胜地或周围地区人口稠密、商品经济发达者,相对规模就大,反之一般就比较小。

用人口普查有关户口状况的数据也能反映人口流动的部分情况。1982~1990年间中国常住地与常住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13%升至2.61%,表明流动规模扩大了。人户不一致的普查数据反映了外地人口对本地区的流入,其规模和增长速度与经济的发达或活跃程度,即对流动人口的需求或吸引力关系密切。广东省8年中

人户不一致的人数猛增了6.6倍,大大超过其它任何省区,其比重达到6.04%,居全国首位。同期内增长幅度大于2倍的有广西、海南、北京、江苏等省、市、区,而小于1倍的则有新疆、黑龙江、甘肃、贵州等省、区。从人户不一致的比重来看,最低的四川省仅为1.52%,湖南省为1.53%,云南、贵州、甘肃、河南、安徽等省也低于2%,与经济发展确实有着明显的正相关。

人户不一致的人口主要集中于城市。在深圳市这类人占到总人口62.2%,为全国最高。珠海市和东莞市也分别达到26.8%和26.0%。海口市该比重超过全省平均数11个百分点,兰州市超过6个百分点,嘉峪关市超过8个百分点,……其它城市情况也基本类似。在城市中,人户不一致的人口主要分布于市区,但近年来由于市区住房困难等原因,这类人已明显向近郊区或城乡接合部集中。典型的如北京市,1982~1990年间东城、西城、崇文、宣武4个城区的人户不一致的人口数合计只增长0.9倍,而由朝阳、丰台、海淀、石景山4区组成的近郊区却猛增了4.4倍,其比重也大大超过了城区。现在,几乎每一个大城市的边缘都围上了一个“流动人口圈”。

同人口迁移一样,人口的流动对一个地区而言也有净流入或净流出的问题。用人口普查中下列两类人口数进行对比,就可以对此作大致的推算,这两类人是:①有本地常住户口,但外出1年以上;②常住本户口在外地,已离开户口登记地1年以上。

从表71可见,上海、天津、宁夏人口大量净流入,浙江有少量净流出,四川则有大量净流出,这与得自其它资料来源的结果是很吻合的。

当然,无论是客运量还是人口普查的户口状况数据,反映的只是流动人口中的一部分,要取得更全面的精确数据,就只有进行典型调查了,北京市在1985年4月20日,上海市在1984年8月10日、1985年9月12日、1986年8月27日以及1988年10月20日都进行过这样的典型调查,从中获得的大量数据,可以使读者对全国人口流动状况有更深入的了解。

例如,1988年10月20日上海市外来流入人口共209万人,其中通过陆路、水路、航空等进出上海市境的为68.3万人,占总数32.7%;在上海居住、滞留的为124.6万人,占59.6%,其余为各县内跨乡镇和农贸市场当日往返的流动人口。在上述124.6万人中,市界以外流入的为105.8万人,占84.9%。调查当日上海市已流出人口共34.4万人,其中流出市界的为16.2万人,占47.1%。流入流出相抵,上海市净流入89.6万人,约相当于当时全市户籍人口数的7.1%。

在暂住、滞留于上海市的124.6万人中,居住在集体户和家庭户中的占60.9%,住在旅馆的占16.5%,住在水上船舶中的占6.3%,其余16.2%即总数的1/6住在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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