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月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Mar.,2001第30卷第1期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S ocial Science )Vo1.30No.1【周秦汉唐文化研究】
收稿日期:1999-10-20
基金项目: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2000Q Y 025)
作者简介:介永强(1969—
),男,陕西彬县人,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唐代行宫文化透视
介永强
(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摘 要:终唐一世营建了许多行宫别苑,而与行宫有关的书法、绘画、乐舞、杂耍、佛教、旅游等
文化现象,使传统文化又有了新的载体,展示了唐文化辉煌灿烂的瑰丽篇章。灿若群星的行宫是唐文化的渊薮,颇具光芒的行宫文化是唐文化的缩影。
关键词:唐代;行宫;唐文化
中图分类号:K24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93(2001)01-0123-08
李唐王朝以西京长安为首都,以东京洛阳为陪都,两城布局之严整、规模之宏大、建筑之雄伟,称誉中外。长安和洛阳的皇宫,尤为豪华奢丽。即便如此,唐代帝王除了拥有日常起居生活和处理朝政的宫城外,大都修建了巡游驻跸的行宫。终唐一世,尤其是唐代前期,营建了许多离宫别苑。帝王行幸主观上是为了游乐,客观上却造就了形形色色的文化活动。唐代行宫为这种文化活动提供了可以凭据的理想场所,同时也使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载体,从而形成了以行宫为依托,融书法、绘画、乐舞、杂耍、佛教、旅游等为一体的社会文化现象。
一、行宫与书法绘画
唐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黄金时代。巍巍行宫,招徕了众多书家树碑书丹,给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书法瑰宝。唐太宗雅好王羲之字,其“书受之于史陵,工隶书、飞白,行、草得二王法”,[1](《宣和书谱》卷1)号为唐代行书第一人。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幸骊山温泉宫,撰文并
书《温泉铭》。[2]《温泉铭》御制御书,碑以贞观中立在华清宫。[3](《类编长安志》卷10)石不久佚,
今仅一拓本留存,末题“永徽四年八月围谷府果毅儿”,故当为唐拓,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旋为法国人伯希和掠去,现藏巴黎图书馆。《温泉铭》曾刻入《绛州帖》,清人吴荣光以《绛帖》摹入《筠清馆法帖》,此即常见之《温泉铭》,[4]由此我们得以窥见唐太宗行书的法迹风貌。《温泉铭》书法二王,圆劲流利,洒脱自然,气度非凡。
初唐书法,如日中天,涌现了四大名家。翰墨之冠欧阳询居于诸家之首。“询初学王羲之
书,后更渐变其体,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人得其尺牍文字,咸以为楷范焉。”
[5](《旧唐书?欧阳询传》)欧阳询誉为唐人楷书第一,他的传世碑刻楷书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邕禅师塔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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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诞碑》、
《虞恭公温彦博碑》等,其中尤以《九成宫醴泉铭》最为著名,后人评为“正书第一”。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避暑九成宫(在今陕西麟游),宫中缺水,据说太宗以杖导地,有泉涌出,因名醴泉。太宗大悦,遂命魏征撰文《九成宫醴泉铭》,[6](《全唐文》卷141)以示纪念。欧阳询奉敕书丹勒石立碑九成宫,原石现藏陕西麟游九成宫遗址,故宫博物院藏北宋拓本,现今多次刊印,欧书风韵神采得以再现。《九成宫醴泉铭》乃欧氏奉诏所书,刚劲险厉,法度森严,历代推为楷书极则,后世奉为学书范本,它是欧阳询的鼎力杰构,是今古嗟叹的佳作珍品。唐高宗李治承其家学,亦善书,对书法有一定造诣。永徽二年(651年)九月,唐高宗改九成宫为万年宫,御撰并书《万年宫铭》,[6](《全唐文》卷15)且勒石立碑于九成宫永光门外。《万年宫铭》笔致生动,有晋人风度。唐代以降,历代文人墨客在唐代行宫里也刊刻了大量碑石。如宋《留题玉华山诗》、
《前坊州太守盛公玉华宫题记》碑(现存玉华宫),明《登翠微山》诗碑(现存翠微宫),宋《龙蛇草碑》、金《疑真大师成道碑》、宋《过临潼三绝句》诗石、金《骊山有感》诗石、宋《游骊山作》诗石、清《乐喜亭碑》(现存华清宫)等等,诸体皆有,风格多样,或苍劲雄健,或秀丽飘逸。这些碑石既存书法真迹,又于研究唐代行宫的历史变迁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有唐一代,不仅书法繁荣,而且绘画隆盛。唐代前期,社会安定,经济富庶,离宫别馆屡有兴作。一些画家和工艺美术家,或承担行宫的建筑设计,或负责行宫的装堂饰壁,反映行宫苑园的画作随之而生。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阎立德,继承家学,机巧有思,在唐代以工艺知名。贞观中,他主持修建了翠微宫(在今陕西长安)和玉华宫(在今陕西铜川)。阎立德是唐代卓有成就的画家,他主持了玉华宫和翠微宫的设计规划与建筑营造,在绘画上则尤精意宫室,
《斗富丽堂皇、气势雄大的《玉华宫图》是其代表作。《玉华宫图》在唐代与《文成公主降蕃图》、
鸡图》并传于世,名噪一时。[7](《历代名画记?唐朝上》)《玉华宫图》五代佚失,今已不存。然而,“立德乃神品”,[8]《玉华宫图》辉映千古。绮罗人物画家杨升,开元中为史馆画真,有明皇与肃宗像,深得王者气度。[9](《宣和画谱》卷5)杨升有《望贤宫图》,[10](《新唐书?艺文志三》)他善画人物,得以供职内廷,有幸亲历帝王巡游,此图为望贤宫的逼真写照。中国山水画在隋唐时期趋于成熟,唐代山水画的代表人物除了王维,便是李思训父子,《旧唐书》本传云:“思训尤善丹青,迄今绘事者首推李将军山水。”大李将军李思训的界画名作《九成宫纨扇图》,整幅图画成功地绘在一把纨扇上。他巧妙地利用地图以大观小的画法,对九成宫的琼楼玉宇、宫阙台阁、山水树石、车马人物作了精妙绘制,用青绿朱砂重彩装饰了整个画面,用白银金粉细致勾勒了整个轮廓,远近山川,咫尺千里,集中地展现了九成宫秀丽壮美的景色,具有“造化入画,画夺造化”的魅力。[9](《宣和画谱》卷10)李思训之子“[李]昭道虽图山水、鸟兽,甚多繁巧,智慧笔力,不及思训”, [8]然而,他“变父之势,妙又过之”。[7](《历代名画记?唐朝上》)昭道有《避暑宫图》,又有《翠微宫图》,“合幅,一幅骑者十四人,步者二。一幅骑者十九人,牧马者十四人。”[11]《翠微宫图》青绿着色,泥金勾描,赤栏桥,青龙舟,妃嫔宫女,可谓“豆马寸人,须眉毕露”,精妙臻密。
行宫图画在气象万千的唐代画苑中虽吉光片羽,但点画皆宝。唐人张彦远谓“山水之变始于吴,成于二李”,[7](《历代名画记?论山水树石》)这充分说明了李思训父子对中国山水画的贡献,从
《翠微宫图》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重要地位。行
《避暑宫图》、
而也就奠定了《九成宫纨扇图》、
《九成宫宫里的书法碑刻,在佳作如林的唐代书法园地里熠熠生辉,至若旷代稀见的《温泉铭》、
醴泉铭》则异彩焕发,誉驰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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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宫与乐舞杂耍
歌舞是人们借以自娱和娱人的重要娱乐方式。行宫是唐代帝王游娱之所,因而有大规模的音乐舞蹈文化活动。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幸庆善宫(在今陕西武功),宴享群臣,赏赐闾里,“帝欢甚,赋诗,起居郎吕才被之管弦,名曰《功成庆善乐》”。[12](《唐会要》卷33)从此,唐代郊庙、享宴皆用《庆善乐》。唐玄宗时根据表演方式将宫廷乐舞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在《坐部伎》燕乐中,《庆善乐》居于第二;在《立部伎》八曲中,《庆善乐》居于第四。唐代《立部伎》八曲,“自《破阵乐》以下,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谷;《大定乐》加金钲;惟《庆善乐》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5](《旧唐书?音乐志二》)《庆善乐》“以童儿六十四人,冠进德冠,紫裤褶,长袖,漆髻,屣履而舞,号《九功舞》。进蹈安徐,以象文德。”[10](《新唐书?礼乐志十一》)唐之自制乐凡三,其一《九功舞》就诞生在庆善宫,唐代乐舞与行宫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
武德三年(620年),秦王李世民率军击败叛将刘武周,军中相与作《秦王破阵乐》曲,在凯旋庆功时演唱。后经不断加工改编,“[贞观]七年,太宗制《破阵乐》舞图”,[5](《旧唐书?音乐志一》)又“命吕才以图教乐工二百二十八人,被银甲执戟而舞,凡三变,每变为四阵,象击刺往来,歌者和曰:‘秦王破阵乐。’”[10](《新唐书?音乐志十一》)《秦王破阵乐》是唐朝宫廷燕乐中的著名乐舞。唐代初年,元日冬至,朝会庆贺,必奏《破阵乐》。可是,“高宗即位,不忍观之,乃不设。”后来,高宗幸九成宫,韦安石上疏曰:“《破阵乐》舞,所以宣扬祖宗盛烈,以示后世,……今《破阵乐》久废,群下无所称述,非所以发孝思也。”[10](《新唐书?音乐志十一》)于是,高宗复令奏之。《破阵乐》是宣扬皇帝战功的大型武舞。可以想见,在九成宫里“声震百里,动荡山谷”的伴奏音乐下,舞者被甲执戟,摆出各种阵势,“发扬蹈厉,声韵慷慨”,[5](《旧唐书?音乐志二》)观者凛然震竦。废弃三十年的《破阵乐》舞,在九成宫得以再现风采,这无疑是唐代乐舞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幕。就在舞毕之后,唐高宗深有感慨地叹道:“不见此乐垂三十年矣,追思王业勤劳若此,朕安可忘武功邪!”
[10](《新唐书?音乐志十二》)
唐玄宗“性英断多艺,尤知音律”,[5](《旧唐书?玄宗纪上》)他“于梨园自教法曲,必尽其妙”。[3] (《类编长安志》卷9)梨园是宫廷燕乐的音乐机构,唐代有西京太常梨园别教院和东都梨园新院等。华清宫也有梨园,“在荔枝园东,梨园弟子按法曲处。”[13](《明皇杂录?辑佚?梨园弟子》)史载,“帝(玄宗)幸骊山,杨贵妃生日,命小部张乐长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曰《荔枝香》。”[10](《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在华清宫不仅有新曲《荔枝香》的酝酿产生,而且常有尽人皆知的盛唐乐舞《霓裳羽衣舞》的精彩表演。唐人张继《华清宫》诗谓“玉树长飘云外曲,霓裳闲舞月中歌”;[14](《全唐诗》卷242)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二)》谓:“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14](《全唐诗》卷521)《霓裳羽衣曲》“其音清而近雅”,舞者头戴步摇冠,上穿羽衣、霞帔,下着霓裳彩裙,服饰典雅华丽,舞姿轻盈柔慢,“飘然有翔云飞鹤之势”。[15](《唐语林》卷7)那种在骊宫宛若在仙境,既虚无飘缈又迷人传情的景象可以想见。唐玄宗又好羯鼓,常称“羯鼓,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方也。”[10](《新唐书?礼乐志十二》)玄宗对羯鼓的如此推崇,使得羯鼓成为众乐之冠。华清宫“羯鼓楼高俯渭河”,[14](《全唐诗》卷242)“在朝元阁东,近南缭墙之外”。羯鼓“其音太镞一均”,其声“透空岁远,极异众乐”。[16]唐人崔道融《羯鼓》诗所谓“华清宫里打撩声,供奉丝簧束手听”,描写的就是华清宫里演奏羯鼓时的动人场面。
击鞠(打马球)是唐代颇为盛行的一种体育活动。唐代宫廷、京都及大城市均建有马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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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宫亦然。华清宫“宜春亭北门外曰球场,其西曰小球场”,[17](《长安志》卷15)唐人阎宽《温汤御球赋》云:“广场惟新,扫除克净,平望若砥,下看犹镜。微露滴而必闻,纤尘飞而不映。”天宝六载(747年)孟冬十月,唐玄宗幸华清宫,在此大、小球场走马打球,“……球珠忽掷,月杖争击,并驱分镳,交臂叠迹,有骋越材,专二接来。未拂地而还起,乍从空而倒回……”[18](《文苑英华》卷58)唐代斗鸡之风大盛,京师长安设有鸡坊,华清宫有斗鸡殿,在观凤楼之南。据《东城老父传》记载,每当清明节和千秋节,唐玄宗率皆在华清宫,各种娱乐活动竞相举行,尤以斗鸡最为精彩。“是日,万乐俱备,六宫毕从。[贾]昌冠雕翠金花冠,锦袖绣襦裤,执铎拂导。群鸡序立于广场,顾眄如神,指挥风生,树毛振翼,砺吻磨距,抑怒待胜,进退有期,随鞭指低昂不失。昌度胜负既决,强者前,弱者后,随昌雁行,归于鸡坊。”[19](《太平广记》卷485)华清宫里这种大型斗鸡活动,其水平和技艺之高,在古代实不多见。在华清宫斗鸡殿之北又有舞马台。舞马是唐代宫廷燕乐中十分壮观的散乐节目。“玄宗尝以马百匹,盛饰分左右,施之重榻,舞《倾杯》数十曲,壮士举榻,马不动。乐工少年姿秀者十数人,衣黄衫,文玉带,立左右。”[10](《新唐书?礼乐志十二》)行宫里的杂耍并非只在华清宫。福昌宫(在今河南宜阳县西)就有一种奇特的杂技叫“斗瓮”。“以百余瓮贮水,驾将起,所宿内人尽倾出水,以空瓮两两相比,数人共推一瓮,初斫且摇之,然后齐呼扣击,谓之斗瓮。”[20](《南部新书》卷己)考隋有“夏育扛鼎,取车轮、石臼、大瓮等各于掌上跳弄之”,[21](《隋书?音乐志》)可知斗瓮亦乃呈力伎,以大力为表演特色。在福昌宫,“又宫人浓注口,以口印摹竿上,发后,好事者乃敛唇正口,印而取之”,[20](《南部新书》卷己)以为笑乐。
唐代行宫里的杂耍百戏纷然杂陈,远非仅止于此。统治阶级行幸畅游,耽耳目之玩,穷声伎之巧。不过,丰富多彩的唐代娱乐文化从行宫里亦可略见一斑。唐代文舞《功成庆善乐》在庆善宫酝酿诞生,武舞《秦王破阵乐》在九成宫重振雄风,法曲《霓裳羽衣舞》在华清宫尽态极妍,它们风采独具,鼎立舞坛,冠压群芳。唐代艺苑中的乐舞享有历史盛名,行宫功莫大焉。
三、行宫与佛光禅影
有唐一代,寺院林立,僧侣无算,宗派众多,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终唐之世,佛教广泛流行,禅宗弘传甚盛,在唐代行宫里因而也闪耀着迷离惝恍的佛光禅影。
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下诏在庆善宫为穆太后建慈德寺,为太子承乾建普光寺,并敕沙门法常居内,为太子授“菩萨戒”。[22](《续高僧传》卷15)贞观十三年(639年),又因皇储之请,以沙门慧净为普光寺主授戒。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六月,唐太宗巡幸玉华宫,敕召玄奘法师赴宫。太宗询问玄奘正在翻译的《瑜伽师地论》,太宗详览完毕谓侍臣曰“佛教广大”,“因敕所司简秘书省手写新翻经论为九本,与雍、洛、并、兖、相、荆、扬、凉、益等九州,展转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禀未闻之义。”[23](《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玄奘盛请太宗为之作序,太宗撰《大唐三藏圣教序》成,[6](《全唐文》卷10)皇太子李治又作《述圣记》。[6](《全唐文》卷15)时京城众僧请将序记镌于金石,藏之寺宇。此乃怀仁《集王圣教序》、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和《同州圣教序》。成于玉华宫的《大唐三藏圣教序》不惟以其后来的碑石书法而闻名古今,而且以它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名
《菩萨藏经》等,译毕篇而著称于世。玄奘此行在玉华宫达四个多月,他完成《六门陀罗尼经》、
《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于当年十一月才随唐太宗返回长安。[23](《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7)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四月,唐太宗至翠微宫避暑养病,召玄奘同往,为说佛法及五印度见闻,太宗深以不得“广兴佛事”为叹。唐太宗病逝翠微宫,此后再无皇帝幸临翠微宫。然而,天子不621
去,僧人仍来,翠微宫中的佛事活动依旧进行。时至今日,在翠微宫旧址尚有舍利塔残体、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相佛像等佛教遗物。[24]史载,贞观八年(634年),文德皇后从唐太宗幸九成宫,染疾病危,太子承乾请大赦度僧,“后固止之”。[5](《旧唐书?文德皇后传》)可是,事隔不到20年,永徽四年(653年),其子高宗李治即在九成宫附近雕造了慈善寺石窟。慈善寺石窟坐西向东,自北向南依次分布三窟,各有坐立主佛、陪寺菩萨数尊;石窟南部有摩崖大小龛共计19所,龛内造像组合以一佛二菩萨居多。窟龛造像工巧绝妙,带有高宗年间佛像注重刻划形体健美写实的新特点,具有鲜明的唐代艺术风格。[25]除了慈善寺石窟,在九成宫周围,规模较大的摩崖造像还有麟溪桥摩崖造像、西郊石佛崖造像和喇嘛帽山摩崖造像。麟溪桥摩崖造像现有19龛,大约开凿在高宗和武周时代。[26]唐代长安寺院现在大都唯余废址,九成宫周围的摩崖造像和石窟是唐代帝王行幸九成宫时从事佛教活动的历史见证,更是弥足珍贵的佛教实物资料。
唐高宗李治对法师玄奘恩宠不减其父当年。显庆二年(657年)二月,唐高宗“驾幸洛阳宫,法师亦陪从……安置积翠宫”继续译经。同年四月,“车驾避暑明德宫,法师又亦陪从,安置飞华殿”。[23](《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9)显庆三年(658年)二月,玄奘随高宗返回长安,七月,敕居西明寺。京城人众竞来礼谒,玄奘深恐译事无成,显庆四年(659年)十月,“法师从京发向玉华宫并翻译大德及门徒同去,到彼安置肃成院焉”。[23](《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0)此后五年,玄奘没有离开玉华宫,在此展开了他翻译经论、弘扬佛法的伟大事业。玄奘在玉华宫云光殿编译了法相宗的代表著作《成唯识论》,在玉华殿首译了《大般若经》,在嘉寿殿翻译了《辩中边论》,在庆福殿翻译了《异部宗轮论》,在明月殿翻译了《大毗婆娑论》,在肃成殿翻译了《唯识论》。[22](《续高僧传》卷4)终因力疾译经,多年劳累,麟德元年(664年)二月五日,一代名师玄奘圆寂于玉华宫。玄奘译经玉华宫,在这块平凡的土地上留下了他那神奇的足迹。据说,在圆寂一个月前即麟德元年(664年)正月三日,玄奘亲往兰芝谷礼辞俱胝佛像,这就是今天玉华宫遗址北区兰芝谷悬崖石窟。窟内有佛龛八处,石穴一段;两龛之间的石隔墙上刻有莲花、菊叶、缠枝卷叶、执戟力士、骑士等浮雕,虽经风化,但浮雕轮廓依然清晰可辨。[27]石窟内原有石刻佛像座和佛足印各一件。石刻莲花形金刚座,上雕莲瓣装饰纹样,侧刻“唐高宗龙朔二年三藏法师敬造释迦佛像供养”十九字,传说是释迦牟尼于菩提树下成佛时所坐,能“上达地面,下据金轮”,被视为佛门世代虔诚礼拜的圣物,系国宝级珍贵文物。石刻佛足印,佛足长50cm,宽20cm,据说是玄奘法师从印度拓印回来,请名匠仿制而成敬奉供养,这是中国最早的佛足造像。[28]女皇武则天特重佛法,对于禅宗首领神秀,“则天闻其名,追赴都,肩舆上殿,亲加跪礼,敕当阳山置度门寺以旌其德。时王公以下及京都士庶,闻风争来谒见,望尘拜伏,日以万数。”[5](《旧唐书?神秀传》)由是禅风大著。圣历三年(700年)七月,武则天幸三阳宫(在今河南登封),“有胡僧邀驾看葬舍利,上许之,千乘万骑,咸次于野。”[12](《唐会要》卷27)二圣以降,除了玄宗崇道和武宗灭佛之外,唐代诸帝大都媚佛,其于行宫中亦多有显现。至德二载(757年),“[唐]肃宗诏沙门百人入行宫,朝夕讽呗,以祈佛佑,令新罗僧无漏至行在,及不空至,遂并留之以祈福。”[29](P206)长庆二年(822年)十一月,唐穆宗命景王率禁军五百骑侍从皇太后幸华清宫石瓮寺。石瓮寺即福岩寺,位于骊山东绣岭。寺西半山,悬泉流水,水滴石穿,其形如瓮,故称石瓮寺。石瓮寺,“开元中以创造华清宫余材修缮,佛殿中玉石像,皆幽州进来”,叩之如磐,精妙无比,“寺僧于上层飞楼中悬辘轳叙引,修笮长二百余尺以汲,瓮泉出于红楼乔树之梢”。[14](《全唐诗》卷567)华清宫石瓮寺在唐代烟火极为兴盛,至今佛门信徒仍时去朝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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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学士寻幽探胜,蹑足行宫佛寺,或游览,或访僧,或读书,或隐居。华清宫石瓮寺就曾经是唐代文人学士的常去处。郑隅自谓:“常得闲暇,下帷于石瓮寺僧院,而多闻宫中陈迹焉。”
[14](《全唐诗》卷567)唐人范朝、马戴游览石瓮寺,各有《题石瓮寺》诗一首。诗人王建曾游石瓮寺,亦有《题石瓮寺》,储光羲、权德舆各有《石瓮寺》诗一首,当是游览石瓮寺之作。寺院僧舍禅房常是游人投宿之处。大历十才子之一卢纶曾经投宿石瓮寺,其《宿石瓮寺》诗云:“殿有寒灯草有萤,千林万壑寂无声。烟凝积水龙蛇蛰,露湿空山星汉明。昏霭雾中悲世界,曙霞光里见王城。回瞻相好因垂泪,苦海波涛何日平。”[14](《全唐诗》卷279)早年为僧的“苦吟诗人”贾岛曾往石瓮寺访僧,其《寻石瓮寺上方》诗曰:“野寺入时春雪后,崎岖得到此房前。老僧不出迎朝客,已往下方三十年。”[14](《全唐诗》卷884)也有学子以华清宫石瓮寺清幽静谧前来读书,王建《秋夜对雨寄石瓮寺二秀才》诗说:“夜色秋雨滴空廊,灯照堂前树叶光。对坐读书终卷后,自披衣被扫僧房。”[14](《全唐诗》卷301)文人学士蹑足行宫佛寺,为唐代行宫佛教文化增加了新的内容。
李唐之世,佛教大盛,其于行宫,唐代帝王或开窟造像,或兴建寺庙,或舍宫为寺,广做佛事。三藏法师玄奘于翠微宫、玉华宫潜心译经,在唐代行宫里谱写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灿烂篇章。唐代皇家行宫与梵宇寺庙并蒂相连,交相辉映,映射出缕缕佛光禅影。
四、行宫与人文旅游
行宫与旅游有着不解之缘。唐代行宫自古就是旅游胜地。无论帝王巡游,官宦仕游,抑或文人漫游,僧侣云游,行宫是当时全国重要的旅游地。时过境迁。当年巍峨堂皇的行宫今天或残破不堪,或仅留遗迹,或荡然无存。但是,充分利用文化遗产和考古发现,唐代行宫旅游资源的开发前景仍然十分广阔。
行宫是唐代历史文化的结晶,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融文学、书法、绘画、金石、雕塑、建筑等艺术为一体的人文旅游资源。唐代行宫多有碑铭、石刻、楹联、匾额等,其文源于名人名篇,言辞隽永,其书也必艺法精湛,叹为观止。它们既是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又是宝贵的书法艺术遗产,是颇具文化特色的旅游资源。翠微宫的舍利塔和释迦牟尼佛像,玉华宫的兰芝谷悬崖石窟,九成宫周围规模较大的摩崖造像和石窟等等,唐代行宫的摩崖造像、佛教石窟,融雕塑、绘画、建筑艺术为一体,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其中不乏宗教艺术瑰宝,是历代游览观赏的重要对象,更为今人所神往,是发展行宫旅游的重要资源。古建筑是发展旅游的重要物质基础。唐代行宫建筑早无踪影了,但是,从一些行宫的遗址来看,还可以推想出整个建筑的规模和布局。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修复行宫建筑,在一定范围内重现唐代建筑风貌,也是行宫旅游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之,行宫都与当时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紧密相关,从而提高了唐代行宫的知名度,增强了对游人的吸引力。
大凡唐代行宫,率皆建在山形水胜之地,风光旖旎。唐代行宫,物华天宝,自然风光兼备文物古迹,自然旅游资源与人文旅游资源紧密融合,历史文化积淀雄厚,尤以人文旅游资源最具特色。旅游活动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积极发掘唐代行宫人文旅游资源,大力开展行宫文化旅游,不仅可以丰富旅游内容,而且可以拓宽旅游领域。闻名中外的华清池,就是在唐代华清宫的遗址上,经过多次整修扩建起来的旅游胜地。飞霞殿、沉香殿、宜春阁等数十处宫殿是1959年按照唐代风格修建的。华清宫温泉,流量大,水温恒止43℃,富含碳酸钙、碳酸锰、二氧化硅等多种矿物质,适宜沐浴疗养。1959年仿建了九龙汤、莲花汤、海棠汤等浴池,如今号称821
“天下第一汤”。沉睡了1200多年的唐华清宫皇、妃汤池遗址的发现,经过考古学家的多方论证和古建筑学家的精心设计,整修复原建成了“唐华清宫御汤遗址博物馆”,1990年10月对外开放,接待游客。昔日华清宫如今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和文物保护区,是举世瞩目的旅游胜地。隋唐避暑胜地九成宫,山清水秀,风景绮丽,且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九成宫遗址周围的慈善寺佛教石窟和麟溪桥摩崖造像颇具盛唐风格,《九成宫醴泉铭》是楷书艺术的代表作,宫院南侧的水井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且保存完好的古井,尤其是九成宫37号殿址的发现,填补了中国建筑史上隋唐皇家园林建筑的空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教授指出这个遗址是通过考古学证实的最早的皇家园林,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总工程师认为这个遗址应该下大气力保护开发。”[30]九成宫足堪建成避暑风景旅游地。充分利用九成宫的文化遗产和考古发现来发展旅游,昔日九成宫将会重放异彩,再现辉煌。唐翠微宫遗址位于西安市南约27公里的秦岭北坡,地近都市,环境幽雅,而且作为唐太宗的寿终正寝之地,更显示了它在唐代几大行宫中的特殊地位。翠微宫旅游资源的开发,为秦岭综合游览区可以增添一处重要景点,将会吸引更多的游人前来参观揽胜。玉华宫是初唐三皇的行宫,在历史上有过辉煌的一页。尽管唐玉华宫建筑距今年代已久,但现在仍有一些独特的人文景观,正宫石窟佛龛之间的莲花、菊花叶、缠枝卷叶、执戟力士、骑士等浮雕图案清晰可辨;石窟内原有的佛足印、佛像座是国宝级珍贵文物;出土的鎏金观音像,颇具盛唐风格。权威专家评价结论:“玉华宫景区具有独特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旅游资源丰富,有旅游观光、避暑度假、科研教学三大价值,可建成多功能森林旅游区。”[31]1990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命名玉华宫森林景区为陕西省十大名胜区。1992年,陕西省林业厅批准建立玉华宫森林公园。唐玉华宫森林公园的旅游开发,不仅有利于弘扬祖国的灿烂文化,而且必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综上,唐文化在行宫中的显现,林林总总,洋洋大观,举凡文学艺术、书法绘画、音乐歌舞、体育杂耍、佛教禅风、建筑艺术、人文旅游等皆有涉及,洋溢着宫廷风致,呈现出皇家气魄。行宫文化缘于行宫,唐代行宫多有兴衰变迁,作为它的文化却能长久流传,永不泯灭。灿若群星的行宫是唐文化的渊薮,颇具光芒的行宫文化是唐文化的缩影。唐代行宫以其独特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将人与自然、现实与历史紧紧地融合在一起,其在旅游上具有的综合性功能和多方面意义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为了很好地充分利用这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必须首先对所要开发的行宫的旅游资源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和全面科学的评估。同时,要切实加强行宫自然环境和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大力推进行宫旅游的开发,以助推动经济发展,以助弘扬民族文化,这正是唐代行宫文化研究的意义所在。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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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许正文]
A Thorough Cultural Analysis
of the T emporary Imperial Palaces of the T ang Dynasty
J IE Y ong2qiang
(Conti nui ng Education College,S haanxi Normal U niversity,Xi’an,710062,Chi na) Abstract:The present paper exhibits the magnifiscent and splendid pages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Tang Dynasty in terms of the temporary imperial palaces of historical value,a vehicle of the Tang culture,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such cultural phenomena concerning these palaces as calligraphy,paintings,music2accompanied dance,vaudeville,Buddhism,tourism and so forth.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ose miscellaneous temporary imperial palaces dotted widely are the sources of the Tang culture,whose culture mirrors the rich and profound Tang culture.
K ey Words:the Tang Dynasty;temporary imperial palaces;the Tang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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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州名的来源透视美国历史和文化 地名志或地名研究（Toponymy）属于历史语言学范畴。历史语言学家对地名的来源作了相当的研究。美国内务部曾汇集了一批能干的语言学家，成立了专门机构，其任务是对美国的地名来源进行研究，给以准确的解释。 在美国的地名中，一半以上始源于印第安语。其余的始源于欧洲，如纪念皇帝皇后，或某一特殊地区，还有是为纪念历史重要人物及记载历史活动的。 由于语言和文化是休戚相关的，人们通过研究地名的始源，可以了解关于这个国家的背景。历史活动，甚至价值观。 我们从不同的资料汇集了美国洲名的来源，供学习研究英语、美国历史与文化的人们参考。 ALABAMA（阿拉巴马）： 来源于巧克陶印第安语，意思是“thicket-clearers”或者“vegetation-gatherers”，“拓荒者”或者“打草人”。 AlASKA（阿拉斯加）：来源于阿留申语，意思是“great land”或“that which the seas breaks against”，“伟大的土地”或“分割海的地方”。 ARIZONA（亚利桑那）：来源于印第安语“Arimnac”，意思是“hule spring”，“小泉水”。 ARKANSAS（阿肯色）：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a breeze near the ground”，“靠近地面的微风”。 CALIFORNIA（加利福尼亚）：来源于法语“Califerne”，是一部11世纪法国史诗中所想象的地方。 COLORADO（科罗拉多）：来源于西班牙语，意思是“ruddy”或“red”，“红色的”。 CONNETICUT（康涅狄格）：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beside the long tidal river”,“在长长的潮河旁”。 DELAWARE（德拉华）：纪念托马斯·魏斯特爵士“Sir Thomas West, Lord De La Warr”，德拉华河和德拉华湾也以此命名。 FRORIDA（佛罗里达）：来源于西班牙语，意思是“feast flowers(Easter)”，“花的节日”，即复活节。 GEORGIA（乔治亚）：纪念英国的乔治二世皇帝。In honor of George II of England. HAWAII（夏威夷）：来源不确定。这个群岛可能是以其发现者夏威夷·罗亚(Hawaii Loa) 命名，也可能
Unit1 种族或民族的传承就如性别和社会等级一样对塑造身份很重要，并且种族还能影响一个人的生活质量、教育机会和职场晋升。长期以来美国社会挣扎着去面对和克服基于民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问题。远在内战开始前，美国各反奴隶制群体就开始反对奴役美国黑人并致力于废除全美奴隶制度的工作，不光是美国黑人因肤色和民族而遭受不公的待遇和歧视，这些群体还包括：19世纪被运到美国修建穿越全美铁路的中国人，19世纪后期为了寻求更好生活的欧洲移民，20世纪为了养家而赴美做苦力的日本人以及从北部移居美国的拉美人。由于人们对种族，阶级和性别之间相互影响的意识增强，从小学到研究生各个层次的学校课程都包含了关于种族、等级和性别的内容或者说开设了致力于我们个人身份和个人历史重要成分的整套课程。 UNIT 2 毋庸置疑，语言也是一种政治工具、手段，以及权利的证明。它是个人身份的最鲜明而又最重要的特征: 它揭示了个人身份，使一个人与公众或社区的身份相关联或分离。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讲某种语言是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再或者，一个人也许和其他人说同一种语言，但是他说话的方式会使他的家世被暴露，或（也有可能正如他所期望的）被隐藏起来。这一点在法国如此，在英格兰也更是如此： 在那个潮湿小岛上的（占主导地位的）方言，使得英格兰人完全理解英格兰岛上所使用的英语，但对于其他岛外的人来说，却完全无法理解这种语言。在英格兰开口讲话，就相当于（如果我可以用一句黑人英语来说的话）”把你的一切公诸于世”： 你已经对人坦白了你的父母双亲，你的青年时代，你的教育背景，你的个人收入，你的自尊，甚至还有你的前途。 UNIT
4.除了立法之外，国会听证会在没有来自市民的群众团体的压力下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的。最终，你的信件、电话和传真才能成为反抗电视暴力的最好武器，并可以抑制犯罪，保障你在宪法第二修正案中的权益。当你在电视节目中看到一些毫无意义而又不必要的暴力时，给相关的电视网络管理人写信，让他们了解你的感受。更好的方法是记下在暴力节目播出的间隙有哪些产品和服务在广告中播出，并且对那些公司的领导讲出你的愤怒和不满。最后，只有作为消费者、电视观众和选民的你，可以要求消除那些使我们社会的充满血腥暴力的电视节目。如果所有的美国来福枪协会成员和持枪者在这场反抗中能尽到他们的本分，我们就可以消除那些威胁到孩子和我们的权利法案的电视暴力节目。 UNIT 5 我父亲是芝加哥学派的一名经济学家，所以我的儿时记忆都是有关科斯定理，施蒂格勒经济法则和买卖排放权的重要性等内容。当其他孩子还在地毯上玩耍，对怪兽充满恐惧的时候，我却在和那些貌似浮动而实际上很稳定的竞争性货币打交道，还时不时地做着有关美联储将要破坏商业周期的噩梦。我是女生的这个事实从未被真正提到过，就像拥有一双蓝眼睛也仅仅是我的一个事实一样。有时，我会把作为女孩当作是一种特殊的奖励： 比如说成为啦啦队队员，被带去参加正式舞会。对于我来说，参加所谓的“女性”活动并不意味着我受到了某种压迫或是这类活动阻碍了我的思想或妨碍了我做其他我想做的事。毕竟，当我从舞会回来的时候，可以为自己所做出的任何选择与父亲一起讨论。事实上，我也听到过一些人说作为一名女性并不都意味为着享受快乐和游戏，但是这些人一般都被称作女权主义者，正如每个新进的保守派所知道的那样，女权主义者往往都是夸张的。 实际上，也正因如此你才能分辨出他们是女权主义者——因为他们一直都在夸大其词。不要问我如何知道的这些或是这些对于我思想有什么影响。正如任何一个有自己思想体系的人所知道的那样，你不是在提出问题而仅仅是在为你的信念寻找证据。拥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指的就是这个。 UNIT
网络语言文化透析及其语言规范标准 江西农业大学肖崇藻 2010年11月10日，网络语“给力”一词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网友惊呼“太给力了”。在高考作文中也出现神马、伤不起、有木有等网络语言。这类语言的出现与传播主要寄生于网络人群，聊天里经常能出现“恐龙、美眉、霉女、青蛙”等网络语言。 网络语言是伴随着网络的发展而新兴的一种有别于传统平面媒介的语言形式。它以简洁生动的形式，一诞生就得到了广大网友的偏爱，发展神速。久而久之，网络语言就形成特定语言了。 在网络语言风靡全国的浪潮中, 一场关于网络语言是忧是喜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一些语文教师认为，网络语言冲击、解构和颠覆了既有的语言规则，与传统语言文字相比，网络语言大量地使用缩写、错字、别字，显得很不规范。但也有不少人对网络语言的立法禁用嗤之以鼻，认为这有些矫枉过正。汉语有其广博的包容性，网络语言带来的冲击不仅不会触及汉语根本，反而会为其注入新的活力，更加丰富汉语的语言词汇。 笔者认为：首先，认识到网络语言的两面性、内在矛盾是语言学者必须有的哲学素养，认识到语言的发展是由于社会发展因其内部体系和功能的矛盾而导致的语言变化,也是我们对待文化的首要态度。语言不仅反映语言本身，更反映了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伴随着改革开放思想的解放、科技进步、
市场经济发展、创新的逐步展现引发的创新形态、社会形态变革及其带来的社会大众道德观念、爱好趣味、价值审美等变化，出现了网络语言这一语言文化现象，这个文化现象我们称之为“草根文化”。草根文化是属于一种在一定时期内由一些特殊的群体引发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潮流现象，它实际是一种“副文化、亚文化”现象。它具有平民文化的特质，属于一种没有特定规律和标准可循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一种动态的、可变的文化。 再次，哲学家黑格尔曾说:“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文化现象，在文化领域中既要鼓励语言文化的创新也要加强语言规范工作。 具有革命意义的创新性是网络语言最大的特点，在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最自由的空间里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出每个人在语言上的创造力，对于形成独立、自由、创新的学术氛围和创新型国家都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要积极地鼓励语言的创新，引导网络语言的发展，而不是一味打压、禁止。 同时，规范的语言文化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之要，是文化创新的时代要求，是我们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加强文化传播的必备条件。现代各种语言的标准语的功能日益扩大，为了适应这一趋势，政府应制定正确的语言规范政策，因势利导，以维持语言的统一，保持语言的纯洁和健康。国家语言改革工作委员会一位负责人表示对网络语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和认识，然后才能决定何时规范，怎样规范。词典室助理研究员张铁文认为：“网络 2
视觉文化 一、视觉文化研究的历史语境 视觉文化并非一个新问题。因为自从有了摄影与电影这种艺术形式之后，西方一些学者就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反思。 1936年，本雅明曾分别写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与《讲故事的人》两篇论文，在前一篇文章中他指出摄影、电影出现的意义，于是光晕的消失、震惊体验、展示价值等等便成为解读新型的视觉艺术的重要范畴； 他又在后一篇文章中认为，对讲故事和小说构成冲击乃至破坏的力量来自于新闻报道，因为新闻报道和小说一样，“都是讲故事艺术面对的陌生力量，但它更具威胁；而且它也给小说带来了危机”。 面对新视觉艺术和旧文学样式，本雅明总会呈现出一种进退两难的矛盾状态。而这种矛盾或许在以下表白中体现得更加充分：“有人曾说：‘将来的文盲并非不懂阅读与写作的人，而是不懂摄影的人。’但是一名摄影者若不能解读自己的照片，岂不是比文盲更不如？对图片的说明与描绘会不会变成摄影最重要的部分呢？” 本雅明并未用过“视觉文化”（visual culture）的概念，但他实际上开启了人们在视觉文化的问题框架之内思考文学与视觉艺术之关系的先河。此后，西方一些学者均不同程度地触及过这一问题。比如，在海德格尔那里，他曾关注过“世界图像时代”的到来问题。匈牙利电影美学家巴拉兹·贝拉（Béla Balázs）虽然并未对视觉文化做过充分论证，但他却享有这一概念的发明权。而此概念经过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等人的阐释之后，既被人们广泛接受，也受到了学界的青睐。 早在1970年代，丹尼尔·贝尔就已指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一变革的根源与其说是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和电视，不如说是人们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经历的那种地理和社会的流动以及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美学。乡村和住宅空间开始让位于旅游，让位于速度的刺激（由铁路产生的），让位于散步场所、海滨与广场的快乐，以及在雷诺阿、马奈、修拉和其它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画家作品中出色地描绘过的日常生活类似经验。”与此同时，西方学者也开始使用与视觉文化相类似的表达，以指认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比如，在波兹曼（Neil Postman）那里，印刷文化背景下的“阐释年代”消逝后，紧随其后的是“娱乐业时代”；米歇尔（W. J. T. Mitchell）则干脆把它叫做“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以此对应西方哲学界广泛谈论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此外还有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仿像”说，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电信时代”说，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软件启动硬件的时代”说等等。这些说法汇聚在一起，就构成了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示意图。 中国的情况 在国内学界，虽然视觉文化一词的使用早在1981年便已出现，而现在能查到的第一篇全面介绍视觉文化的文章亦发表于1988年，但到目前为止，视觉文化真正进入研究者视野也就是十年左右的时间。 1998年，花城出版社编辑钟洁玲与其丈夫钟键夫为推出“红风车经典漫画丛书”，便硬造出一个“读图时代”的词予以宣传。现在看来，这个硬造之词不仅成为此套丛书成功的出版营销策略，而且在短时间内风靡文化界与学术界，并成为“视觉文化”之说的中国式表达。由于此概念首先诞生于出版界，后来者在使用中又让其涵义延伸于电子、数字媒体生产出的视觉艺术产品，所以，这一概念也暗示出纸质、电子和数字媒体全面向图像时代位移的信息。世纪之交以来，视觉文化的译介与研究也日渐增多。比如，随着《文化研究》第3辑（陶东风等主编，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对“视觉文化研究”专题的集中介绍，随着《视
中国古代死刑的文化透视（一） 2011-09-16 21:57:38 姜晓敏 死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因而又称生命刑或极刑。它在中国古代社会源远流长，作为最重的刑罚而备受世人关注。钱穆先生曾言：“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1]“我认为今天以后，研究学问，都应该拿文化的眼光来研究。每种学问都是文化中间的一部分”[2]。笔者深深认同钱先生所指出的文化视角对于研究学问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方法论意义，因此不揣浅陋，在本文中尝试从文化视角解读中国古代的死刑问题。死刑首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次才是一种法律现象；中国古代的死刑是由中国传统文化塑造出来的，只有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照，才有可能使死刑问题得到更准确、更深层次的阐释。本文将着力从思想文化的视角，探析中国古代死刑的如下问题。 一、死刑的起源 死刑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它不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而是随着原始社会公有制的解体，阶级斗争的激化，从复仇的习俗中蜕变而来的。但古人的认识与此不同，对死刑的起源有多种主张。如大家熟知的刑始于兵说[3]、刑源于天说[4]、刑起于苗民说[5]等，都包含着人们对于死刑起源的认识。一般说来，刑始于兵说有其合理之处，战争本身即带有翦灭、屠戮的性质，与死刑的致人于死地有相通之处。这一说法揭示了中国古代各部落之间频繁的战争对死刑产生过巨大影响，强调死刑是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而启动的，它最早的用武之地是在金戈铁马的战场上；或者说，死刑最早是从军事领域走向全社会的。刑源于天说反映了古代的天道观，强调死刑是上天意志的体现，人间的帝
王是代天作罚，从而赋予死刑一种神圣性。它显然是古代君王为神化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而设置的托词，作为刑罚思想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但并不能真正解释死刑的起源。刑起于苗民说，将刑罚的发明权赋予苗民，不过是借批判苗民的暴虐统治，以美化华夏先贤，但也只是回答了哪个民族最先创设死刑的问题而已。 死刑是最古老的刑种之一，是人类社会应用最久的刑罚。早在自由刑和罚金应用以前很久，死刑就存在了。《说文解字》释“死”为“澌也，人所离也”；“澌，水索也”。《方言》释“澌”为“尽也”；《辞源》释“澌”为“解冻时流动的冰，事物破灭溃散也称作澌灭”。死刑剥夺犯罪者的生命，其作用在于永远消灭了他再次犯罪的能力。对单个罪犯来说，死刑是最彻底、也是最极端的解决办法。第一个发明死刑的人，有可能是在捕猎中射杀野兽或从战争中手刃敌人而得到启发的。死刑的产生有可能与原始的活人祭祀、血亲复仇等活动有关，它可能用来处罚那些触犯了传统禁忌的罪人，以平息神灵的愤怒；或被用作复仇手段，以安定社会秩序，等等。中国古代的刑罚体系惯称“五刑”，无论是奴隶制“五刑”还是封建制“五刑”中，死刑都是最严厉的一种刑罚。 刑罚与犯罪是彼此对应的一对范畴，刑罚是以犯罪人为对象的制裁措施，刑源于罪，没有死罪，也就无所谓死刑。从刑罚理论来讲，死刑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它避免了无节制的滥杀，有利于保护社会生产力。古人对此也有朦胧认识。特别是战国时期的法家，已能从经济方面的原因去解释罪与刑的关系。如强调刑罚的功能是“翦乱诛暴”、“定分止争”[6]，将其看作是铲奸除恶、卫护良善的一种正义力量。他们不太热衷于刑出自天的说教，而宁愿相信刑罚就是国君的创造，死刑亦是如此。但法家学说毕竟只是历史上的昙花一现，待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学说盛行后，死刑又被涂抹上神秘的油彩。封建正统思想的奠基人董仲舒就将之解释为：“大辟，法水之灭火。”[7]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古人还不可能从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和对立等方面来认识死刑的起源。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独特的“象刑”之说，为死刑的起源平添了不少浪漫色彩。“象刑”一词最早见于《尚书?舜典》的“象以典刑”及《尚书?益稷》的“方施象刑惟明”。因词意简奥，历史上有关象刑的含义，历来是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象为象征说，即象刑是一种象征性刑罚，上古尧舜时代没有肉刑，只通过对犯罪人加以特异的衣冠服饰来象征刑罚[8]；象为图象说，即象刑
Part I Wisdom and Beliefs Unit 1 Confucian thought on heaven and humanity Confucius (551-479 BC), known in China as Kongzi, given name Qiu and alias Zhongni, was a native of Zouyi (present-day Qufu in Shandong Province) of the State of Lu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476 BC). A great thinker, educator and founder of Confucianism, Confucius is an ancient sage to the Chinese people. His words and life story were recorded by his disciples and their students in The Analects (Lunyu). Confucius on Heaven: the source of Everything In the Shang (1600-1046 BC) and Zhou (1046-256 BC) dynasties, the prevalent concept of “Heaven”was that of a personified god, which influenced Confucius. Generally, however, Confucius regarded “Heaven”as nature. He said, “Heaven does not speak in words. It speaks through the rotation of the four seasons and the growth of all living things.” Obviously, heaven equaled nature, in the eyes of Confucius. Moreover, nature was not a lifeless mechanism separate from humans; instead, it was the great world of life and the process of creation of life. Human life was part and parcel of nature as a whole. Confucius on People: ren and li Ren and Li are the two core concepts of Confucius’s doctrine about people. When his students Fan Chi asked him about ren, Confucius replied, “love people”. This is Confucius’ most important interpretation of ren. Love for the people is universal love. Confucius further emphasized that this kind of love should “begin with the love for one’s parents”. He believed no one could love people in general if they did not even love their own parents. Confucius regarded “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duty”as the essence of re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Zhongyong) quotes Confucius as saying, “ The greatest love for people is the love for one’s parents.” He also said, “Children should not travel far while their parents are alive. If they have no choice but to do so, they must retain some restraint.” He did not mean that children should not leave their parents at all. What he meant was that children should not make the parents anxious about them while away from home. Confucius said again, “Children should think often of the age of their parents. They should feel happy for the health and longevity of their parents. They should also feel concern for the aging of their parents.” By ren, Confucius meant universal love based on love for one’s parents. How should people love one another then? Confucius said, “One should be aware that other people may have similar desires as oneself. While fulfilling one’s desires, allow others to fulfill their desires as well.” He further said, “Do not do toward others anything you would not want to be done to you.” Thus from oneself to one’s family, from family to society, one should extend love to all people. Mencius (c. 372-289 BC), a great Confucian scholar, best summarized ren as, “loving one’s parents, loving the people, loving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Li refers to rituals, traditions and norms in social life. Of these, Confucius regarded burial rituals and ancestral worship rituals as the most important, because they rose from human feelings. He said, “A child should not leave his parents’ bosom until he is three years old.” He naturally love his parents. The ritual of wearing mourning for a deceased parent for three years was an expression of the child’s love and remembrance. Confucius on the State of life
文化大繁荣背景下的国学热现象的透析 法学院10级1班学号：1002010119 摘要:国学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传承着我们民族 的优秀思想和文化传统。而现在国学热提示着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体现了民族自尊与自信的高扬，开启了民族文化的自觉。当然，对国学也同样有个扬弃的问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国学热的讨论，是今天我们应有的正确态度。 关键词：国学国学热传统文化 最近几年，大家都在谈国学，这已经成了一种趋势。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率先成立了国学院，很多高校也成立了国学研究机构，或教学组织，厦门大学则于2006年恢复了创建于1926年的国学院，《光明日报》也开设了《国学》专版……我们称之为“国学热”。在当今国学热潮下，许许多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各种各样的国学班里，背诵“人之初、性本善”，背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穿汉服、学经典……，而在目前文化大繁荣的背景之下出现国学热现象，我们则应该理性的思考其出现的原因并且应该坚持辩证的观点来正确的对待。 我认为当前“国学热”现象主要以下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引发了国学热。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人们的思想走出了过去封闭保守的僵化状态，国家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与国际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人越来越迫切需要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越来越需要展现中华民族文化中所具有的独特价值的东西，这就激发了中国人复兴传统文化的强烈愿望。当人们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能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和象征时，挖掘传统文化及儒家思想中有价值、有益的思想资源就成为顺其自然的事了，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这或许就是当今“国学热”产生的一个原因。 第二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宣传和鼓励。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提倡的以德治国、依法治国、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等。而国学热现象与之有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因为这些思想本身就是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内容。另一方面是因为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当代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而综合国力则主要包括了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这里的软实力则主要是文化软实力。文化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之一, 文化的力量, 深深熔铸在民族
珠海历史文化遗产现状透视 “只用了短短数年时间，珠海从一个偏僻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了今天的现代化都市……”回顾珠海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时，也许这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话了。 然而，在文物保护工作者的眼中，珠海绝不是曾经的小渔村。“早在五千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便有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近代这里更是名人辈出之地。”市文化局文物科科长潘恒动情地告诉记者：“珠海有近３００处文物，这些都是先民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也是珠海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见证！” 文物资源印证时代变迁 对珠海境内文物进行地毯式普查工作始于１９５７年。广东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珠海进行考古调查，采集到一批陶器、石器。１９８２年，由市文化、规划、建设和民政等１１个部门组成的“珠海市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文物全面普查工作。经过３年深入细致的调查、勘察，基本掌握了全市２００多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等文物点的分布情况，既摸清家底又收集到一批文物，为我市文物工作奠定了基础。 随后，我市又有重点地进行了数次考古发掘，有人用“遍地是金”来形容那时的情形。１９８５年，淇澳岛东澳湾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１９８９年，淇澳后沙湾遗址联合发掘；１９９２年，大虎水井口遗址；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０年，高栏岛宝镜湾遗址进行多次考古发掘，揭露面积５００多平方米……一次又一次考古上的重要发现让大家喜出望外。“每一次发掘的成果都印证着时代的变迁，”潘恒说：“这些成果对探讨这一时期珠三角地区特别是滨海地区和海岛上的古代人类生活面貌有重要意义。” 最关键的工作是保护 从新石器时代到先秦时期的高栏岛宝镜湾遗址、淇澳岛东澳湾沙丘遗址、三灶草堂湾沙丘遗址，到距今三千多年的高栏岛宝镜湾摩崖石刻画；从明清时期的南门菉猗堂、北山杨氏大宗祠、梅溪牌坊等古建筑，到卢慕贞、唐绍仪、苏兆征等一批近代历史名人的故居，每一处文物古迹都是珠海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见证。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最关键的工作是保护。如何更好地保护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也成为近年来文化部门努力的方向。 １９９８年，《关于做好我市文物保护工作的议案》被列为市四届人大六次会议议案。当年，市政府决定从旅游专项经费中划出１００万元、此后五年每年由市财政拨款５０万元、作为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专门用于文物保护工作。多年来，文保部门精打细算先后抢救维修了唐家唐绍仪故居（含共乐园、望慈山房）、淇澳苏兆征故居、拱北莲花亭、前山寨城墙、三灶万人坟、前山梅溪牌坊（含陈芳故居、家族墓园）、淇澳天后宫（含白石街）、南屏甄贤学校、东澳岛东澳铳城、前山苏曼殊故居（含办理苏社添祖居产权过户）、三灶高栏宝镜湾岩画（含遗址考古发掘）、山场石溪摩崖石刻群、斗门张世杰墓、金鼎卢慕贞故居等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与开发并重的有益尝试 从２０００年起，我市开始对城中旧村进行改造。在城区２６条旧村中，其实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物。 “对旧的建筑绝不能一拆了事！”为做好城中旧村的文物保护工作，按照市政府的要求，文化部门成立了旧村文物调查专责领导小组，组织文博系统的业务骨干，对２６个城中旧村，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实地调查，基本掌握了这些城中旧村的文物、古迹分布情况。调查结果表明，旧村中有大量极具价植的文物。文化部门提出，对于其中别具岭南特色，有较高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如翠微韦鲁桐旧宅等四处古建筑典型代表单位，提出原地保护意见。 单纯地对文物进行保护并不是惟一的办法。在文化部门的组织、指导、协调下，珠海梅溪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首期投入近千万元，将梅溪牌坊（含陈芳故居、家族墓园）建成以古建、园林、民俗、观光休闲为一体的文物旅游景点，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我市的文物保护开发利用作出新尝试。
Review Outline for "English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Course" Overview & Introduction: See the picture on the right, and describe them in English. Video: This is China BBC: Wild China Full Name of China: PRC-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Flag: the red five-star flag Party in power: CPC-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PCC-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National Emblem Key words: Forbidden City/ Imperial Palace; Temple of Heaven; Summer Palace; Ming Tombs; The world-renowned Badaling section of the Great Wall; to be added more... Enjoy videos: NBC北京奥运会片头 《北京欢迎你》 Geography Location Southeast Asia , the Pacific Ocean, the world‘s third largest country. million square kilometers, 18,000 kilometers, a rooster. northern end: Mohe, Heilongjiang Province, south: Zengmu Ansha west: Pamirs east: the conjunction of the Heilongjiang (Amur) River and the Wusuli (Ussuri) River. Boundary East: Korea North: Mongalia Northeast: Russia Northwest: Russia, Kazakhstan, Kyrgyzstan, Tajikistan West & Southwest: Afghanistan, Pakistan, India, Nepal, Bhutan South: Myanmar, Laos, Vietnam
进入新世纪，李白研究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专题探索正向纵深掘进。在近几年李白研究的众多成果中，何念龙研究员的专著《李白文化现象论》[1]比较突出。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该书以宽广的学术视界、新致的思维路向和包容性理论建构而引人关注，标示着该研究领域的重要进展，其学术探索和研究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从思维论着眼，精心创建新的理论架构 该著扎实厚重，内容丰富，洋洋44万字，共分5章25节，以建构论、特质论、再塑论、比较论、本质论等为结构框架维度，各自相对独立又密切关联。该著着眼于学术思维路向的变更，在学界首次使用“李白文化现象”理论话语并加以全面深入阐解。作者认为，李白其人其诗及历代相关的史传记载、诗文评论、文艺作品和故事传说，构成了一个多姿多彩、长盛不衰的“文化特异景观”。其生前社会轰动效应和死后巨大深远影响无人能与比肩，历代士人群体和普通民众不断地对李白进行解读、评论和再塑，在中国古代经典作家接受史上空前绝后而成为独特的文化现象。李白文化现象的基本内涵包括作者本人、作品文本、巨大影响三个基本建构维度，具有独特性、雅俗共赏性和历史积淀性三个主要特征。这一现象的成因主要源自于其人其诗本身特异性、盛唐时期的精神孕育、士人阶层的心理诉求。这一现象的本质和核心是“李白文化精神”，即高度的人文关怀精神、极度的自由狂放精神、强烈的反权贵精神、淋漓酣畅的诗酒精神[2]（382）。作者对此特异现象的内涵构成、基本特征、生成机制进行了细致深入的阐析，使读者对于这一现象有了整体的理解和把握。作者还以“三型李白”论作为透析此一现象的“锁钥”，力求对“李白文化现象”做出深刻的解读。 “李白文化现象”命题和“三型李白”论，是该书对李白研究所提出的创意性的理论架构和全新的学术话语。回顾已往李白研究，基本上一直沿袭既定套路和阐释传统，即关于家世出身、生平经历、思想精神、交游行踪、艺术风格、创作特色、历史影响等传统研究内容和单向性、分解式研治思维，仿照史料汇编、作品集注、诗文系年、史实考证、文本诠释等惯常路数。从思维论视角来看，作者经过长期学术积累和多年不懈探索，以卓然独立学术姿态，锐意创新，突破了该研究领域那种单维度、线性型、平面化的思维定势和操作惯性，致力于系统集成的逻辑建构，使对李白的研究更具完整性和立体感。在李白问题上，将宏观观照与微观解析、历时性审视与共时性剖析相结合，高屋建瓴，整体在握，显示了开放性和生发性特征，强化了系统性和立体化色彩，具有很强现代学术品格。这种理论构架，为李白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利于更全面、更深刻地研究李白。 二、从重点论着力，深度透析两个重要问题 李白是超迈绝伦的特殊性存在，对其现象史问题研究需要将整体把握与重点阐解结合起来。作者突出重点而深度阐析，紧紧抓住两个最重要问题， Vol.33No.11 Nov.2012 第33卷第11期2012年11月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Soc.Sci） 李白研究领域的新开拓 —— —何念龙研究员新著《李白文化现象论》读后 谈晓明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56） 摘要：“李白文化现象”和“三型李白”论（“历史原型李白”、“诗艺造型李白”、“传说塑型李白”），是《李白文化现象论》对李白研究所提出的创意性的理论架构和全新的学术话语。《李白文化现象论》突破了该研究领域那种单维度、线性型、平面化的思维定势和操作惯性，有助于探索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迷踪谜案，从而为李白研究的深化奠定了的基础。 关键词：李白；李白文化现象；三型李白论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2）11-0098-02 98 --
Unit1 Close reading Exercises Ⅰ. 1.between.2,from,to,of/in.3.from/in ,to,in,with,behind.4.to ,for Ⅱ. 1.Who among those fiery sons, with their eyes showing anger and confusion, really communicated with his father? 2.Who even knew ,not to say admired, what the father did in his not-so-well-understood world(or his self-enclosed city)? 3.whether he was considered a father or not depended on whether or not he could bring home income 4.It meant either shouting or that troubling silence most deeply hidden in the soul of any real American boy 5.I wish there were something else in the file folder, some story, some positive example that you could uphold. 6.they go through the files on the subject in their minds 7.there is even an occasional full-time father-who makes the same kind of mistakes as full-time mothers would make 8.he wants the kind of relationship that is (only) intimately involved with the family’s daily routines that require time and practice
2009年6月 第6卷第6期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un.2009Vol.6No.6 从原始宗教文化的起源即原始社会人类敬畏大自然、崇拜大自然的祭祀活动和原始人维护男女有别、扶老携幼的天然人伦秩序的需要以及祖先“灵魂不灭”的思想看，礼仪的本质是“敬”。远古时代人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单一，为了生存要形成一定规模的群体才能适应严酷的生存环境，在共同的劳动、共同的生活中，思想、情感和行为上必须步调一致，形成良好的协作关系，这种关系使人们在平时的交往和劳作中必须互相平等互相尊敬互相爱护，这就形成了原始文化现象中的礼仪文化。在原始社会中、晚期（约旧石器时期）出现了早期礼仪。例如，生活在距今约1.8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他们用穿孔的兽齿、石珠作为装饰品，挂在脖子上来装扮自己。山顶洞人在去世的族人身旁撒放赤铁矿粉，举行原始宗教仪式，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葬仪。同时原始人已经懂得尊卑有序，例如在半坡遗址和仰韶文化时期，发现了生活距今约五千年前的半坡村人的公共墓地。墓地中坑位排列有序，死者的身份有所区别，有带殉葬品的仰身葬，还有无殉葬品的俯身葬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早期礼仪包含原始社会人类生活的若干准则，又是原始社会宗教信仰的产物。另外，从“神农尝百草”、“舜躬耕畎亩”、氏族首领“身执耒臿，以民为先”等故事，都反映了原始礼仪文化“敬”的内涵。 一、从原始宗教文化的起源———崇拜大自然的祭祀活动，说明礼仪的本质是“敬” 从繁体字“禮”的结构来看，左边是“示”字，意为祭祀敬神，右边是祭物，表示把盛满祭物的祭具摆放在祭台上，献给神灵以求福佑。据《辞海》注释:“礼”的本意为敬神。这是因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类处于原始、蒙昧的状态，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海啸、山崩、地裂等自然现象无法理解，由此对自然界产生了一种神秘感和敬畏感，从而形成了对大自然的崇拜，并按人的形象想象出各种神灵作为崇拜的偶像。例如照耀大地的太阳是神，风有风神，河有河神……因此，他们敬畏“天神”，祭祀“天神”。同时，由于原始人对自身的梦幻现象无法解释，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进而产生了对民族祖先的崇拜。自然力量和民族祖先一直是原始社会最主要的两个崇拜对象。对两者的崇拜，主要以祭祀的方式表现出来。人类通过祭祀活动，表达对神和祖先的敬仰、崇拜，期望人类的虔诚能感化、影响神灵和祖先，从而得到力量和保护。在他们祭祀天地神明以求风调雨顺、祭祀祖先以求多赐福少降灾的过程中，原始人虔诚地向这些“神灵”和“祖先”打恭跪拜，表示崇拜、祈祷、致福。祭祀活动日益频繁，原始人的“礼”便产生了。已有3800年上下之久的武夷山景区北部边角、中部九曲溪两岸的悬棺这个独特的葬俗就是古闽人留下的“闽”葬俗文化。在武夷山千仞绝壁上发现的悬棺的年代（大约在夏代之前），经碳14断代测定，一号船棺距今3840年，二号船棺距今3450年。悬棺葬这种方式是把死者棺木放置在悬崖绝壁上，保护死者死后不受到任何侵犯，让死者的灵魂继续保护他的子孙后代，悬棺葬礼俗表现的是孝敬、祖先崇拜和灵魂不灭的观念。整个丧葬仪式体现的对已故先人的崇敬“礼”是如此的天然和虔诚。以此也可以完全诠释古闽人丧葬礼俗体现的孝道、对祖先崇拜、先人死后灵魂不灭的天然的“敬”的礼文化思想内涵。从原始礼仪文化的最初“根”的开始就是敬自然、敬民族祖先，所以礼仪的本质是“敬”。 二、维持群体生活需要的“天然人伦秩序”，是礼仪本质“敬”产生的最原始动力 原始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在与大自然抗争的同时，也要处理好人与人、部落与部落的内部关系。而在群体的共同生活中天然的存在着一种人伦秩序，那就是：男女有别、老少各异、扶老携幼。这也正是《三字经》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的写照。男性和女性是有区别的，在原始社会初期，男性的主要工作是出门去打猎；女性留在部落里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女性最伟大的是具有繁衍后代的生育能力，因此在原始社会初期（母系氏族社会）这种天然的人伦秩序本能地决定了女性处于领导的地位。这就是男性尊敬女性的思想体现。老少各异、扶老携幼，同样原始人类天然的认识到老人和孩子不同，老人体弱不能出门打猎要瞻仰老人，孩子年龄小需要照顾，在部落里打来的猎物老人和孩子和其他人一样都有同样的一份，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老人和孩子是同样受尊敬和照顾 从原始文化现象透析礼仪的本质 来玉英 （武夷学院中文系，福建武夷山354300） 摘 要：本篇文章从原始宗教文化的起源、维持群体生活需要的“天然人伦秩序”，原始人类与自然抗争的过程 中相互形成的互助和谐的原始礼仪文化现象，以及原始首领“爱民”、“敬民”的和谐政治思想四个方面的原始文化现象，透析了礼仪的本质是“敬”。目的是通过它来告诉现代人，人与人相互尊敬的思想从原始社会初期就已经存在，而在现代社会，礼貌、礼节的缺失令人堪忧，人们需要相互尊敬、相互友善、相互帮助。本篇文章通过原始文化现象来透析礼仪的本质，对社会现实及和谐社会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原始文化；现象透析；礼仪本质 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