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知的回归——王阳明《心学》读后感之三
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如今、已经没有太多的争议，总体来说，她的三个主要来源是：一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宋明时期的程王心学（这里的王，就是王阳明）；二是马列主义；三是西方现代思想。
年轻时代，尚没有接触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受他的恩师、《心学》大师杨昌济的影响，成为王阳明最忠实的信徒，他曾以一篇《心之力》震撼了长沙第一师范。即使在他接受了马列主义之后，王阳明的《心学》的思想方法，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他，贯穿在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整个过程。
《实践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而这篇光辉著作的副标题，是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命名的，由此可见，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是多么深刻地影响着已经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思想。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的第三个中心思想。
这种思想方法，影响了中国明清时代、近代和现代几乎所有的伟大人物，其中包括：明朝的铁腕首辅张居正、清朝的中兴大臣曾国藩、戊戌变法的君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共和革命推翻满清统治的孙中山，结束军阀混战、统一中国的蒋介石，领导中国共产党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毛泽东，甚至于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袖邓小平、第三代领袖江泽民、胡锦涛。
至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依然毫不含糊地倡导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和认识论，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他的著名的《把当前的创新理论变成干部群众的思想武器》一文中，号召全党的领导干部坚持知行合一、内外如一,把德与行统一起来,把学习与改造统一起来,把"立言"与"立行"统一起来。
毫无异议，传承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认识论，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一面鲜红的旗帜！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包含那些内容呢？
在这里、首先要明白的，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与他以前的儒家思想的不同之处。
宋儒论“知”、“行”多主“知先行后”说。
如程颐曰：“不致知，怎生行得？免强行者，安能持久？”
陆九渊云：“吾知此理即乾，行此理即坤，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太始’；行之在后，故曰‘坤作成物’”。
朱熹亦明谓：“论先后，知为先”。
王阳明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如何分得开？”他尤以其“心即理”说为理认前提，批评朱熹“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是导致“知、行之所以二也”的原因，而如果人们“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则势必在理论上失却“知行本体”，在实践上则造成“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的流弊。
所以，王阳明针锋相对地提出“知行合一”说，谓：“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知”，认为知行之体本来如一，“圣贤教人知行，正是安复那本体”在他看来，“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觉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功夫”。
王阳明所说的“知”，主要指对“良知”本体的内在体认和感悟，而“行”则主要指对这“良知”的实践，或指“良知”本体外在的显露。
他说：“如知其为善也，致其知为善之知而必为之，则知至矣。……知犹水也，人心之无不知犹水之无不就下也。决而行之，无有不就下者。决而行之者，致知之谓也。此吾所谓‘知行合一’者也”。
他又具体言道：“温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精粗知温清定省之仪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可见，“知行合一”注重的乃是“行”，所谓“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换言之，王阳明要求人们通过“知行合一”的功夫，加深对“心即理”、“良知”的认识，并更重要的是将这种认识外化为具体行动。
在范畴的使用上，宋儒所说的“知”与“行”既有知识同实践的区别，又分别指求知与躬行两种不同的行为，而王阳明所说的“知”仅指主观形态的“知”，其范围显然较宋儒小；王阳明所说的“行”，则包括着人的实践行为与心理行为，其范围显然较宋儒大。就此而言，由于对“知”、“行”的了解和使用有别，王阳明对宋儒的批评在学理上显得并不太有力。但宋儒所主张的“知先行后”说又确易造成崇尚空论、不重践行之弊。这种流弊反映于社会生活之中，便形成了人格虚伪、道德水平下降的习尚。
王阳明竖起“知行合一”的旗帜，乃是“吃紧救弊而发”，“正是对病的药”，是要扭转当时浅薄的士风，要人们“克服不善的念”，从思想、言论到行为，尤其是行为都符合封建道德的规范，从而使“圣贤之学”真正大明于天下。
王阳明进而指出，“知行合一”虽是针对时弊而发，但绝非只是一种权宜性的说法。他说：“某今说知行合一，虽亦是就今时补偏救弊说，然知行休段亦本来如是”。又说：“此虽吃紧救弊而发，然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也”。
他以为人们之所以会了解社会通行的道德准则而并不依照这种准则去行动、明知为道德律令所禁而仍然违背禁令去做，这乃是由于宋儒、尤其是程朱理学家
知行观的错误引导。
他说：“今天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凭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有一个。若不会偷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又强调指出：“知行合一之说，专为近世学者分知行为两事，必欲先用知之功而后行，遂致终身不行，故不得已而为此补偏救弊之言。”
显然，王阳明更为注重的是通过对宋儒、尤其是程朱理学家“知先行后”说的理论批判，使人们真正知晓“知行本体之宗旨，从而纠正知而不行之弊。
对于王阳明来说，他既注重“知”、“行”概念本身的联结，但更重视“知行合一”内涵的实践精神。他反复指出：“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并不是说“知”与“行”是一回事，而是为了强调“不行不足谓之知”。换言之，所谓“一个工夫”，就是要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毫不间断地进行有意识的道德修养、从事从伦理活动的实践，从而北朝鲜意向的道德性转化为现实的道德性。这样，道德要求与实际行为、理想人格与现实人生便沟通了起来。从儒学发展史角度看，正由于有了王阳明的这种“知行合一”说，儒家伦理才真正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在“知行合一”立场上，善的动机只是完成善的行动的开始，绝非善的完成，甚而言之，不付诸实践而仅有善的意向，就不是真正的善。问题的关键无疑在于“行”。
据此，统治者就应将其“良知”贯彻到政治实践中去，如在“簿书讼狱”中，不可由一己之私念而有喜怒之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而应禀从“良知”执法，一出于公。所以，王阳明认为：“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
他不仅将参与君主政治的具体活动视为体认、实践“天理”和“良知”的理想途径，而且还以一生之力“事上磨炼”，以其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训练民兵及“行十家牌法”、颁布“乡约”，兴办乡学等事功将维护君主政治的道德原则融贯于实践之中。至于对下层民众来说，“知行合一”则意味着要求人们时时处处自觉遵行封建道德规范，“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心要平恕，毋得轻意忿争；不甘落后中要含忍，毋得辄兴词讼。见善互相劝勉，有恶互相惩戒，务兴礼让之风，以成敦厚之俗”。
毛泽东在他的《实践论》中，用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继承和发展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他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