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阶层已逐渐固化
茅于轼
和贫富差距同样重要，但不被关注的一个指标是社会的垂直流动性，即低收入阶层是
否容易进入中高收入阶层。收入差距大，但是垂直流动性很高，未必都是坏事，它能鼓励低收入者奋发图强进入中高收入阶层。相反，绝对的收入差距虽然不大，但是垂直流动性很差，会造成社会发展的停滞，和低收入者的愤愤不平，这对社会是危险的。
特权让垂直流动性变差中国在改革初期，有较高的垂直流动性。那时候阶级斗争对社
会一部分人的歧视逐渐取消，一些久被压迫的人，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焕发出极大的热情。他们中有不少人通过跑单帮，做买卖，搞发明创造，发奋读书成为万元户、企业家、学者。
但是近年来由于利益集团的逐渐形成和巩固，特权者彼此勾结，外面的人很难进入。
某些行业的平均工资比市场水平高出一倍，外面的人是进不去的，只有靠特殊关系才能够获得这种非市场的待遇。中国的官本位制，不同级别的官享受不同的待遇，而且这种待遇可以传给子女，所以会有“我爸是李刚”的发威声。现在和过去相比较垂直流动性大大地降低了。
中国的户口制度也妨碍了垂直流动性。移民进城的打工者不能获得城市户口。连他们
的子女，虽然出生在城市，是城市里土生土长的人，还不被认同是城市居民。在高考，购房，买车，办证（如申请护照，办理出国）等方面都受歧视。户口变成了一种身份歧视，而不是对居住的管理。这和改革前阶级划分没有什么两样。父亲或祖父是“剥削阶级”，儿子，孙子也还是剥削阶级。相反，一些处于权势地位的人，尽管出了事，摇身一变继续能留在权势阶层里。有些当官的因为犯错误被记过或降级，不久又能异地官复原职，靠的就是特权。
美国一直保持较好的垂直流动性。比尔·盖茨就出身平凡；奥巴马是一个黑人，也能当
上总统；前国务卿赖斯也是黑人；再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是来自东欧的移民。在那里权势人士的子女未必权势，里根总统的儿子失业只能排队领救济金。美国也有一些大富豪由于资产管理不善，几天之内变为穷人。他们没有固定的特权可以依靠，所以流动性很高。美国是一个贫富差距大，而垂直流动性也大的社会。不少外国人愿意去美国谋发展，就是因为垂直流动性高的缘故。
要改善垂直流动性需要普及教育，消灭特权，发展社会公益，信息畅通无阻，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中国在这些方面，只有基础教育普及做得较好，其他方面都是问题重重。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垂直流动性很难能得到改善。
收入差距扩大较好的垂直流动性，能使社会富有活力。但是并不能解决贫富差距造成
的种种问题。所以即使有了较好的垂直流动性，减少贫富收入的过分差距仍然是必要的。美国最近发生的占领华尔街活动说明了这个道理。美国也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美国政府不但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险来调节收入差距，还鼓励社会公益组织的发展，专门帮助低收入家庭。中国的税收只对工薪阶层有累进制，对靠资本获利的根本就没有累进税，更不用说有些特权分子连税都不交。中国政府也不鼓励社会公益组织的发展，这些组织在注册登记方面非常困难。所以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一直没有明显的改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收入差距不能没有。否则大家吃大锅饭，彼此搭便车，社会的
生产力会极大地被破坏。我们应该消除非市场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严格讲，所有的初次分配都应该从市场得到，或者说按要素所得分配财富），同时对市场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要加以限制。
纺锤形社会收入差距容易被观察，也有较多的统计数据，所以大家研究得比较充分。但垂直流动性很难被观察，更难去研究。所以特别值得我们注意。要比较垂直流动性的变化，
可以在某一特定时期对高阶层人士作抽样调查，看他们的父辈是做什么的，然后比较不同时期的流动性。也可以每五年作一次收入五分制下每一层的人数变化，以观察财富在社会中分配的变化状态。
但是也要注意，垂直流动性是一个中性的指标。它只是说明了一个社会是否有变动，
这种变动的机会大小。它并不能说明垂直流动性高就一定好。这要看是什么原因造成流动性，和流动的方向朝好还是朝坏。在战争年代或革命动乱时垂直流动性很高，但是对普通百姓并不好。在制度稳定，百姓安居乐业时垂直流动性比较低，这也不是坏事。在非战争年代，尽管没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如果底层中黑社会盛行，高层中特权膨胀，也会造成垂直流动性加快。在上面说到的按收入五分制统计的各层人口数的变化，可以看出垂直流动性对社会的影响。如果最穷和最富的人数减少，中间收入的人数增加，是一种好的垂直流动性。此时社会朝更公平的方向发展，结果是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收入分配社会。相反中间层向两头流动，表明收入差距在扩大，基尼系数会变大。
在没有特权，充分竞争的市场分配制度中，收入分配和人的才智、体力相关。而人的才智、体力是服从正态分布的，是两头小中间大。因此纺锤形的收入分配社会是比较自然的。但是对低收入人群的扶植还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对自然的必要干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