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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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的教育思想
洛克(1632——1704)是英国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早年在牛津大学研究哲学和医学;曾参加辉格党政治活动,“光荣革命”后,任贸易和殖民地事务大臣。他继承和发展了培根和霍布斯的思想,反对“天赋观念”说,主张后天获得的经验是认识的源泉,但又认为心灵本身的活动所产生的内部经验或“反省”也是认识的源泉,主张培养有“文雅态度”和“善于处理事务”等品质的“绅士”。分教育为三部分:一曰体育以健身为健心之宿,故奖励体育,注重儿童个性,重家庭教育;二曰道德教育,儿童最宜鼓舞其名誉心;三曰智育,注重实利主义。主要著作有《政府论》、《教育漫话》、《人类理解论》等。
牛津求学
约翰·洛克于1632年8月29日出生在英国灵顿的一清教徒家庭。父亲拥有少量土地,当过自由派律师。洛克10岁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战争爆发,父亲弃家从军,加入克伦威尔军队,同王党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也使家庭生活陷入了困境。小洛克和母亲相依为命,共渡难关,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洛克深受父母影响,从小性格温和,意志坚强,善于吃苦,敢于主持正义,坚信人格独立和政治自由,立志为民主平等而斗争。这些都对他一生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646年,洛克由父亲所在部队军官介绍,入理查德主办的威斯敏斯特学校求学。该校以教学严格著称于英国,且膳食条件良好。洛克在校学习刻苦,学业优异,为升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652年,洛克考入牛津大学的基督教教会学院,毕业后因成绩优秀和知识渊博而留校任教,开授希腊语、修辞学和哲学等课程。1660年英国皇家学会在牛津成立后,他获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
在牛津学习和工作期间,洛克对开设的课程极为不满,对经院哲学深恶痛绝,认为经院哲学迂腐无用和夸夸其谈;而对当时涌入大学的各种新科学、新哲学书籍颇感兴趣。他广泛阅读了培根、霍布斯、笛卡尔、伽桑狄等人的著作,潜心研究了物理学、化学、气象学等自然科学,尤其对医学有很深的研究,造诣甚高;曾在讲课之余在别人开设的诊所里行医,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广结良友
洛克善于处世,广结良友。他曾与牛顿、波义耳、塞登汉等名流过从甚密,结为莫逆之交。据说,洛克的藏书中,有60多册波义耳的著作,大多数为波义耳亲手所赠。
洛克对波义耳运用经验方法所取得的成就钦佩不已。他后来提出的哲学主张和观点不少都得自波义耳的启发。同时他对医学家塞登汉也大加赞赏。塞登汉提倡要象画家不放过模特身上一颗小痣那样去观察描绘对象。洛克对这种观察法的严密性非常欣赏,把塞登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人格视为榜样。
启迪洛克走向哲学道路的是笛卡尔。洛克曾对友人说过引起他对哲学发生兴趣的第一本书,就是笛卡尔的著作。在最初读到笛卡尔著作时,洛克就发现它与众不同。他认为笛卡尔的著作极富明晰性,具有自由思考的独立精神。
洛克广结名流和科学界泰斗,从他们的思想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自己的学识和主张。更重要的是,他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了科学的认识方法,并以此来设计自己的人生蓝图。
知遇勋爵
洛克在牛津时,曾拜塞登汉为师,对医学造诣很深。他精通医理,医术高明。只因他在哲学及教育学上的名气委实太大,医术之事倒鲜为人知。
1666年的一天,艾希利勋爵(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即后来的辉格党的领袖莎夫茨伯利柏爵)旧病复发,危在旦夕。经友人介绍,勋爵家人请洛克出诊。洛克从人道主义出发,急病人之所急,应允马上出诊。经认真检查,诊断为肝脓肿。洛克当即施行外科手术,并对症下药,终于使勋爵康复如初,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真可谓妙手回春。、
勋爵感激不尽,器重洛克才华,二人建立了终生友谊,这偶然的机会,使洛克的生活道路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洛克跟随艾希利走上了政治舞台,使他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有了可能,这也决定了他一生的政治态度。洛克把艾希利看成自己政治理想的化身,称赞他是英国完美无缺的政治活动家。二人对思想自由的共同向往、政治见解的惊人一致,使他们的友谊进一步增强。
1667年,洛克受勋爵之聘,迁入埃克塞特庄园(勋爵邸宅)毒担任他的私人秘书和医学顾问,并兼做其子的家庭教师。从此,洛克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
家庭教师
洛克在勋爵庄园,酝酿着自己的政治、哲学和宗教主张,他的思想和教育实践也深深影响了这个家族。
洛克主张,应该使受教育者成为“理智”而有才干、“机敏”而有“预见”、态度“优雅”而“善于处事”的人,即有“德行、有能耐而又具有礼貌与取好教养的人”。他对勋爵之子进行体、德、智的系统教育;教导有序,训练得法,成效显著。这使他获得了教育实践的第一手材料。但是,第二伯爵当时业已成人(15岁),其教育只涉及较高年龄阶段的某些侧面,而未涉及早期教育的实践活动。
洛克在教完勋爵之子后,接着又负责勋爵之孙(莎夫茨伯利第三伯爵)的家庭教育。他从早期教育入手,对其严格训练,获得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教育实践经验。第三伯爵在洛克的谆谆教导下,后来成为英国著名的伦理学家。从他的伦理学著作中,可以看出洛克闪光的思想火花。可以说,洛克对他的成长,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洛克可谓两代人的宗师。他的教育思想发轫于勋爵之子,验证于勋爵之孙,成书于《教育漫话》,其理论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
家庭教育的实践也使洛克自觉见识浅。1670年冬,在艾克塞特庄园,洛克和“五六知己”讨论“道德与宗教原理”,发现自己各方面的知识不足,常使讨论陷于停顿。因此,他计划花些时间,做些必要的研究,探索一下“人类理解的范围”。于是这一研究“开始于偶然,因友人的请求而坚持了下来,写作时常断断续续,不甚连贯,又每每搁置数日,随后又兴会所至,机缘所致,才又重新拾起”。遂奠定了他20年后《人类理解论》这一巨著的基础。因此,不少研究者把这一时期看作洛克一生的另一个重大转折。
洛克涉猎广泛,学识渊博,但自觉识浅,孤陋寡闻。这种谦虚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为人们树立了榜样,这种严谨的治学作风和律己品格成为后世的楷模。
流亡51外
洛克的命运与艾希利勋爵息息相关。
1672年,艾希利勋爵任商会主席和大法官,洛克协助他处理公务。繁重的工作使洛克积劳成疾,身患疾病。后来,勋爵失宠去职,洛克便去法国医治休养。在法国,他广交知名.人士,商讨政治主张,构思《政府论》的框架。
1679年,艾希利出任英国枢密院议长,位升伯爵,洛克应邀回国,继续协